我們應該永遠記著，在“優待條件”中有這樣一條，雖然朝廷可以暫時繼續留在紫禁城，但清朝皇帝的永久居所是頤和園。外國人把皇室的這個鄉間居所稱為夏宮。
從我擔任帝師的第一年起，就不斷提請王公、內務府以及皇帝本人，要注意這一條款，敦促他們主動履行。我之所以讚成自願退居頤和園的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到目前為止，民國履行這些條款規定義務的方式仍有諸多不足之處，皇室卻不能以此為由不遵守契約。確實，除了袁世凱，民國還未正式要求皇帝履行第三條，從紫禁城搬到頤和園去。而且，隻要皇帝不直截了當地拒絕履行該條款，他便不可能被判定違約。然而，他“暫居”紫禁城的時間已經延長至12年（1923年底）了，而且皇室還沒有表現出任何搬遷的意向。這很容易成為一個嚴重的投訴理由，成為指控皇帝的依據，即他即便沒有在文字上違約，但在精神層麵他已經違反了退位協議。那些希望協議取消的人（他們中有一大批是非常活躍且惡毒的反滿政治家，還有越**動的學生），自然會樂意把取消協議的責任從他們自己身上轉移到皇帝身上。如果皇帝不遷到頤和園，而他們又找不到更好的證據來證明皇帝不遵守協議，那麽毫無疑問，他們定會利用這一事實來發難，宣布協議無效是合情合理的。
其次，我認為滿族宮廷在頤和園的生活方式一直比在紫禁城簡單得多，所以搬過去就有可能大幅度削減開支，甚至能給皇帝積累一些儲備金，幾年後就足以使他不再依靠目前不穩定的收入來度日。遷居過去，還可以大幅裁減服侍人員，並會出現撤銷閑職的絕佳機會。
這一論點直擊要害，朝廷官員及其同黨極為反感。1923年，我記得我曾就這個問題與耆齡進行過一次長談。他反對皇帝遷入頤和園，主要理由是那裏的居住麵積太小，無法滿足內務府官員的需要。當我指出頤和園有足夠的空間可以容納皇室、所有的朝廷官員和仆人時，我遭到的隻是斷然拒絕。他認為，我所說的與皇帝搬遷的事情間沒有任何關聯。裁減現有工作人員的做法是不可行、不可取的。我建議大幅削減朝廷開支，這樣就有可能積累一筆財政儲備，供皇帝在不久或很遙遠的將來陷入困境時使用，但他對我的這一建議也絲毫不感興趣。
我經常和耆齡的同事們討論這些問題，他們的態度和他如出一轍。他們的國君可能會陷入絕望的隕滅和悲劇中，但他們無論如何也不願用自己的飯碗把他從災難中救出來。裁減工作人員、薪金或額外津貼，取消閑職，以及撤回迄今為止一直用於維持一個龐大而毫無用處的機構的資金，都將遇到他們的憤怒阻擊。而這些隻在嘴上忠於皇帝的人，必將不惜一切代價地予以抵製。
除了皇帝身上與他們息息相關的利益外，他們對皇帝的命運漠不關心。我也就不指望他們會注意到我的第三個主要論點了，即換個生活環境對皇帝的身心健康非常有利。在這一點上，我很難想象會有多大的分歧。一個人，但凡知道皇帝從小到大生活的紫禁城有多麽不利於健康，意識到他在頤和園工作和玩耍的氣氛又多麽有益健康，在選擇這兩處哪一個更適合他安家的時候，是不會猶豫的。在我看來，當張勳（無疑是在許多利害關係人的迫切請求下）勸阻袁世凱不要要求皇帝遷去頤和園時，他的忠誠用錯了地方。而皇帝接受並利用張勳的幹預，同樣也是錯誤的。
內務府對皇帝遷入頤和園的想法持有強烈的敵意，他們想盡辦法發揮所有的影響力，阻止皇帝去頤和園，甚至連去那裏看看都不行。他們想讓皇帝相信，頤和園已經破敗不堪，根本入不了皇帝的眼，更不用提居住了。他們還斷言頤和園附近有大批強盜出沒，如果皇帝離開城區那麽遠，他的生命就有危險了。這些威脅如果不是來自土匪，那麽就是來自政治陰謀家，或者是來自那些“愛國者”。他們認為隻要皇帝還活著，就會對民國構成威脅。
在我看來，讓皇帝盡可能長久地留在紫禁城，正當理由隻有一個，那就是要把這麽多的珍寶和價值連城的藝術品搬到頤和園去不太現實，而如果把它們留在紫禁城，就意味著它們會立即被民國當局查收。我同意，如果這些珍寶留在紫禁城，皇帝可能就再也見不到它們了。他的所有權可能會引起爭議，或者更有可能被忽視。然而，在我看來，所有權的問題應該徹底解決清楚。如果皇室對紫禁城的珍寶把持得太緊、太久，皇族最終將被強製剝奪所有東西，這是顯而易見的，而且可能性越來越大。然而，如果皇室表現出妥協的意願，主動建議委任一個聯合調查委員會，把那些可以合理視為國寶的物品分配給民國，那麽皇室就可以在毫無爭議的情況下占有剩餘的。
鄭孝胥被任命為內務府總管，這給我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把這些問題提出來，並進行了比以前更充分的討論。我很欣慰地發現，雖然他和我在一些細枝末節上意見不同，但在總的原則上是一致的。他同意我的意見，認為應該做好準備，履行“優待條件”的第3條，讓皇帝自願遷入頤和園。但他堅決認為，籌備工作需要一些時日。而且，首先應該改革和重組頤和園及其周邊廣闊土地（包括一些耕地和玉泉山一帶）的管理工作，將數量龐大而無用的工作人員削減至可管理的範圍，還要對頤和園進行一些修葺和改建，並有序安排宮廷的財產。
到目前為止，頤和園一直由內務府管理。現在，鄭孝胥向皇帝舉薦，任命我做欽差大臣，全權負責頤和園各項事宜，並直接向皇帝本人匯報。因此，1924年初內務府受到嚴重打擊，這可與此前廢除宦官製度、任命漢人為內務府總管相比了。他們竟然被置於漢人的統治之下，這在大清曆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他們看來這糟糕透了。現在更糟糕的來了，相當一部分宮廷管理權將完全脫離他們的掌控，落入一個西方野蠻人的手中。也許最苦的部分，是我的任命聖旨必須經由內務府傳達給我。下麵是這份前所未有的文件原文：
內務府信箋
敬啟者本日總管內務府大臣麵奉諭旨：著派莊士敦管理頤和園、靜明園、玉泉山事務，欽此！用特肅函奉聞，即希遵照可也。專此藉送時綏。
內務府啟
內務府體驗了禍不單行的痛苦。頒發這道聖旨的第二天，又有一道霹靂落在他們中間。在與我進行了簡短磋商後，皇帝宣布他和皇後打算當天對頤和園進行首次參觀。他命令準備好他和皇後的車，兩小時後出發。此前，皇帝最遠的旅程是到達父親的住所，即位於京城北部的北府。他從未走出過北京的城牆。內務府說盡了所有可能發生的禍事，誘使他改變主意，但皇帝不為所動。這時，名義上的內務府總管邵英請求我勸阻陛下不要進行這一魯莽的冒險。我回答說，我完全讚成這次冒險。他怒火衝天，威脅我說，如果皇帝陛下受到任何傷害，我將負全責。對此，我唯一的回答是，這個責任我樂於承擔。
內務府致莊士敦函
內務府仍不甘心，繼而同民國政府進行溝通，希望他們駁回皇帝去頤和園的計劃。他們的這個打算也未能得逞。隻是，民國當局派了一支由六輛汽車組成的“護衛隊”，護送皇帝進行他大膽的旅程。毫無疑問，民國此舉是為了確保皇帝不會在中途突然改變目的地，去參觀使館區而不是頤和園。內務府另外租了六輛車供自己使用，其中包括紹英本人。就這樣，我們便在預定的時間從神武門出發了。我們排成了一個十四輛車的車隊，我和皇帝坐在領頭的車裏，後麵跟著皇後和淑妃的車。
撇開內務府，不論從哪個角度看，這次冒險都相當成功。皇帝初次到鄉下，更是第一次來到頤和園，他非常開心。園子本身並沒有變成廢墟，遠遠高出了他的預期。他滿心歡喜，在園中漫步，在許多分散的建築物間穿梭。皇帝遊覽了一座座亭台閣樓，又登上了萬壽山頂。之後，我們上了一艘船，皇後、淑妃和侍女們乘另一艘船緊隨其後，去探訪龍王島，那裏可是頤和園的一顆明珠。
就在同一天，我正式走上了新崗位，與眾多頤和園的官員進行了初步麵談。他們當中有許多官階很高的人，現在都成了我的直接下屬。從那時起，我的時間幾乎全在紫禁城和頤和園裏度過了，隻是偶爾去我的四處居所之一的櫻桃溝待一會兒，那裏最能讓我心情愉悅。從那以後，皇帝頻繁地出入頤和園，每次都有官員和士兵組成的車隊陪伴，但這樣的安排純屬多餘，還要花費錢財。有時，他作為我的客人，在頤和園同我共進午餐。就這樣，他結識了我的許多外國朋友和一些謹慎挑選出來的中國人。
1924年8月，我陪他第一次在山間漫步。他參觀了西山山坡上的八大處寺廟群，其中一座是他的先祖乾隆帝最喜歡去的地方。
頤和園中的昆明湖裏泊著的船個個都很笨重。置辦的這些船本來是給慈禧老佛爺和她的太監們使用的，所以對於一個想學劃船的年輕皇帝來說，幾乎沒多大用處。當然，對於我這個打算教皇帝劃船的外國人來說也是一樣。為了皇帝的利益，也為了我自己，我分別在天津、煙台和上海建造了三艘船。一隻帶有滑動座椅的舷外支架，我給它起名“愛麗兒”。另一艘是有固定座位的小劃艇，名字叫“阿特拉斯的女巫”。第三隻是個獨木舟，當時已經完工，隻是還未送至紫禁城。但1924年11月發生的事讓我在頤和園的職務走到了頭。“愛麗兒”和“女巫”，尤其是前者，在宮裏的工作人員中引起了極大的驚奇，他們以前從沒見過這樣的船。起初，當他們看到天子完全可以把劃船這種辛苦而卑賤的工作交給水手，卻偏偏自己動手時，他們的驚奇中又帶著一絲恐懼。
由於我可以自由選擇在頤和園的住處，便首選了龍王島。但我發現這個宜人的地方不適合處理公務，就搬到了一個僻靜的花園。四周圍牆環繞，有亭台樓閣，還有一條小溪潺潺流過，這處美妙的隱居叫“湛清軒”，它是與之風格相似的“諧趣園”的一部分。
盡管我的辦公環境十分宜人，但我所從事的工作卻很艱難，我很少能從中感到“和諧的快樂”。有些人總覺得自己的利益受到了“新人新政”威脅，我與他們的關係也是一言難盡。我在北京的一些歐洲朋友祝賀我可以把愛好當工作了，但他們根本不了解這份工作有多乏味，我每天要遭受多少嫉妒和敵視，我每次嚐試改革中國宮廷管理體製的固有弊端，人們會多麽憤怒地反對。宮廷官員表麵上彬彬有禮，但對我的實際幫助卻很少，尤其是在我完成一項極其棘手的任務時，即通過裁員和調整薪俸來削減開支。在夏天，一位宮廷要員去世了，我很快就收到了許多關於晉升的推薦信。當我宣布這個職位純屬多餘、將被取消時，大家公開表示了對我的厭惡。
關於不同建築的修繕問題，我提出的方案同樣遭到了堅決反對。他們給我提了附近海澱村兩個承包商的名字，並向我保證，在過去的許多年裏，頤和園的修葺工作都是委托他們完成的。我向這兩個人詢問價格時，結果高得出奇。於是，我便在北京城秘密投標找承包商。這一操作引起了不小的波瀾，以至於中國報界都進行了評論。結果，這項工作得以有效完成，所需費用還不到那兩個承包商報價的七分之一，而我的下屬還曾試圖說服我他們的報價是合理的。
漸漸地，我成功說服了幾位比較有頭腦的下屬，使他們相信改革和緊縮政策是有可取之處的。我們應該盡己所能為皇上服務，這是我們的共同責任。他們中的一些人開始對我正在做的工作產生了興趣，開始與我合作。成功來得沒有我希望的那麽快，但在夏天結束前，我對結果已經很滿意了。頤和園過去一直都在大量消耗皇帝的資金，現在它可以自給自足了。收入來源包括農田租金，頤和園和玉泉山的開放日門票收入，出售湖裏的魚，以及當地某些企業的利潤分成，如玉泉山上的一家酒店、一家蘇打水廠、幾家茶館和一家攝影店。
這幫人不擇手段地想讓我辭職的行為略顯幼稚。1924年，我收到了許多恐嚇信，其中有一封據說是出自某個對我極為尊敬的人之手，他認為有責任警告我，有人要謀害我的性命。有人雇了一幫土匪，準備在我往返紫禁城和頤和園的途中（我通常騎馬）槍殺我。事實證明，這幫土匪肯定是些笨手笨腳、優柔寡斷的家夥，根本不夠資格。因為我騎馬往返頤和園的次數太多了，可他們一次都沒有利用好。
我所承受的反對和敵意，不僅源自紫禁城裏內務府和頤和園裏那群無用食客的嫉妒，更有來自新聞界由學生把持的某些報紙刊物。那個時期關心政治的學生，很大程度上受到了與蘇聯大使館有密切聯係的極端激進政治家的影響。代表他們觀點的報紙歡迎任何攻擊“帝國主義”（尤其是英國報紙）或皇帝（他們總是輕蔑地稱之為“溥儀”）的機會。1924年，他們發現了許多一石二鳥的好機會。至於他們如何做到這一點的，下麵這個例子便是很好的說明。
1924年9月初，北京一份叫《大晚報》的報紙登載了一段極其下流的話：據說，“溥儀”的英語老師動機不良，把自己的女兒帶進了紫禁城，介紹給了“溥儀”。她很漂亮，“溥儀”都看呆了。英語老師出於某種考慮，便把她交給了“溥儀”。
即便是用英文寫出來，這些話也是相當無禮的，原本的漢語措辭更是不堪入目。要是我認為有必要對皇帝和我自己受到的卑鄙指控做出回應，我可能會訴諸各種辯護的說辭。但其實隻需說出一條便已足夠，那就是我根本沒有女兒。
胡適博士在給我的信中，表示了對北京新聞界竟能淪落到這類下賤的地步深表遺憾。1924年10月10日，他在信中寫道：
無論那些小人如何不擇手段地抹黑你在皇宮的工作，但我相信，相比現在流傳的謊言和攻擊，更有遠見的人終究會認可和欽佩您的工作。隻不過，現在的中國人還缺少敬佩騎士精神的勇氣罷了。
在這封信裏，胡適博士不僅提到了北京下流報刊上那些卑鄙的垃圾，他還很擔心政治圈子裏對我進行的各種攻擊。在中國一群聲名狼藉的議員中，最腐敗的政客不止一次對我進行譴責。某集團的領導人或發言人叫李燮陽，他聲稱我把頤和園的收入都積攢下來，準備支持皇帝複辟。這些攻擊同那些發表在不知名晚報上的不同。在我看來，我需要做出公開的回應。我的回應寫得很長，並以中英雙語發表，還引起了《華北每日郵報》的以下評論：
皇帝和國會議員：
李燮陽議員曾對清朝皇帝和莊士敦先生本人進行過毫無根據的誹謗，我們今天就發表莊士敦先生做出的最有趣和最尖銳的回應。隻要讀過這篇文章的人，都不會後悔在這裏所花費的時間。而且，大家一定覺得，莊士敦先生完全有必要做出這樣的回應。就中國目前的情況，李先生對他人進行的攻擊惡毒無比，不可能不引起注意。如果群眾情緒高漲時，聽到這樣的指控，人們隻會牢記於心。這樣一來，皇帝的生命很容易受到威脅。人們不禁會想，李先生借當時的政治形勢做出這等攻擊。隨著民國政權（或在中國假借此名的某個政權）的失敗越發明顯，人們的思想越來越傾向君主製，認為那是擺脫難以忍受的無政府狀態的唯一途徑。凡是有關宣統皇帝的傳聞，都使人們對這位清朝末代皇帝產生了同情。就像在砍了查理一世的頭後，彌爾頓不得不規勸那些陷入悲傷、無法釋懷的人們一樣，或許李燮陽也認為自己被選中，要盡其所能抹黑皇帝的人格來惡心全中國人民。讓我們即刻在此聲明，我們並不是要強迫皇帝陛下或任何其他皇帝接受中國的統治。我們隻是想弄清楚李先生的動機是什麽。不論他的動機是什麽，他已經犯了不可原諒的誹謗罪，把很容易查明的真相藏起來，亂說一通。同時還侮辱了莊士敦先生本人，在中國人麵前汙蔑他利用職位謀劃帝製複辟。除了我們從莊士敦先生那裏得到的消息，再沒有其他更能說明問題的證據了。現在李先生隻剩下作為一名國會議員該做的事情了，那就是為他毫無根據的指控公開道歉，正如他曾大張旗鼓地公開指控一樣。
無須多言，他自然沒有作任何道歉。不過兩個月後，一位中國朋友在我的建議下，把我帶到了一個私人宴會上，讓我與李燮陽先生當麵交談。大概是在別人的壓力下，他親自向我承認他受到了誤導。
可見，內務府（除鄭孝胥外）和頤和園的多數官員定會對我冷眼相待，甚至充滿敵意。不過，中國媒體和政治圈對我持續進行的惡毒攻擊，我很難理解。直到1924年10月初，一個中國朋友才把這件事弄清楚。他向我透露，有人設計陰謀要把我趕下帝師的職位，不管是通過正當途徑還是不法手段。10月4日，我在給另一位中國朋友徐良的信中提到了這件事，徐良是康有為的狂熱信徒，對皇帝忠心耿耿。這封信也許值得引用，尤其是我用斜體書寫的最後那句話，以及一個月後發生的事。
有一位朋友昨天來看我，告訴我一些國會議員和參議員正在密謀把我從宮裏趕出去。他們在報紙上開展了一場造謠中傷我的運動，並準備指控我為陛下服務而成了百萬富翁。當然，他們的最終目的是要毀掉皇帝本人，把他趕出皇宮，剝奪他的財產。
在1924年的夏秋兩季，我並不是唯一遭到謠言和謾罵攻擊的人，我的好朋友兼同事鄭孝胥也是受害者，隻不過他最大的那撥敵人在紫禁城內部。他不顧內務府和幾位最有影響力的滿族王公的堅決反對，英勇無私地鬥爭了幾個月，進行了各種大刀闊斧的改革。有段時間他感到非常沮喪，所以1924年年中他申請無限期休假。其實他無意放棄自己的任務，也無意讓年輕的皇帝獨自麵對迫在眉睫的困難和危險。
無須多言，鄭孝胥及其兒子鄭垂是頤和園最受歡迎的常客。我們的兩位學者朋友王國維和羅振玉也很受歡迎。我在前麵提到過，他們在南書房享受榮譽職位，在歐美為所有認真研究中國曆史和考古學的學生所熟知。他們在拯救大量極為珍貴的未出版的曆史材料方麵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材料記錄的是清王朝早期發生的事件，民國當局曾打算將其銷毀或當成廢紙賣掉。他們急於找到一個安全、方便的地方來存放、研究和編輯。聽說我手裏有幾棟空閑的房子可以很好地滿足他們的需求，而我也很願意提供幫助，他們高興極了。他們和我在頤和園待了一天。我帶他們去了玉泉山西側的一幢大屋頂式建築，那是乾隆時期修建的，成功地在至少兩場大火中保存了下來。他們同意我的看法，認為在北京城內或附近再也找不到比這更合適的場所了。回到頤和園後，我們在湖邊坐了一陣兒，愉快地討論了一個項目：把玉泉山上那個浪漫的地方變成一個偉大的曆史和考古研究中心，以及各國學者和學生的集合點和避難所。但這終究隻是一個從未實現的夢想。
那天，坐在湖邊的三個人中，有一個正在為皇帝服務，他對皇帝一直忠心耿耿，目前在“新滿洲國”的樞密院任職。而我本人目前在倫敦大學陰鬱的穹頂下教授中文。第三位是一個紳士兼學者，1927年6月2日，他獨自一人又去了頤和園，去了三年前三人曾討論計劃和夢想的湖邊。他看到的隻是中國和皇帝的未來漆黑一片，因此他生命中的光明也完全熄滅了。那天下午晚些時候，有人在湖中發現了他的屍體，並打撈了上來。
在我接手頤和園時，就開始記錄整理自12世紀以來中國皇帝在頤和園及其附近修建的各種建築和遊園的起源和相關曆史的大量文獻。其中一份可以解釋頤和園起源的文件，涉及到了慈禧老佛爺以及她與其侄子德宗皇帝（光緒）的關係，因此我翻譯了幾頁。這是光緒皇帝在1888年大婚不久頒布的詔書，當時慈禧已經放棄攝政，準備移居別殿。據說建造（或者說是重建）頤和園的想法是由光緒本人提出的，因此他要為這種不必要的浪費負責。顯然，這裏也有掩人耳目之嫌，以對外消除關於斥巨資這件事的問題。其文件引用了慈禧太後頒布的一項敕令，表明她半推半就接受了頤和園這份禮物，以及對她那充滿感激和愛心的侄子的迫切懇求的寬厚回應。
光緒十四年戊子二月癸未朔
上詣儲秀宮問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後安。至辛亥皆如之。諭內閣、朕自衝齡入承大統，仰蒙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後垂簾聽政，憂勤宵旰。十有餘年。中外奠安，群黎被福。上年命朕躬親大政，仍俯鑒孺忱，特允訓政之請。溯自同治以來，前後二十餘年，我聖母為天下憂勞，無微不至，而萬幾餘暇，不克稍資頤養。撫衷循省，實覺寢饋難安。因念西苑密邇宮庭，聖祖仁皇帝曾經駐蹕，殿宇尚多完整，稍加修葺，可以養性怡神。萬壽山大報恩延壽寺，為高宗純皇帝侍奉孝聖憲皇後三次祝嘏之所。敬踵前規，尤徵祥洽其清漪園舊名。謹擬改為頤和園。殿宇一切亦量加葺治，以備慈輿臨幸。恭逢大慶之年。朕躬率群臣同申祝悃，稍盡區區尊養微忱。籲懇再三幸邀慈允。欽奉。懿旨：自垂簾聽政以後，夙夜祗懼，如臨淵穀。今雖寰宇粗安。不遑暇逸之心，無時少弛第。念列聖敕幾聽政，問民疾苦。凡苑囿之設，搜狩之舉，原非若前代之肆意遊畋。此舉為皇帝孝養所關，深宮未忍過拂。況工用所需，悉出節省羨餘，未動司農正款，亦屬無傷國計。但外閑傳聞不悉，或竟疑圓明園工程，亦由此陸續興辦則甚非深宮兢惕之本懷。蓋以現在時勢而論，固不能如雍正年間之設正朝，建公署。即使民康物阜，四海乂安，其應仰紹前猷。克光令緒者，不知凡幾尤當審時度勢，擇要而圖。深宮隱願所存，豈在遊觀末節，想天下亦應共諒。惟念皇帝春秋鼎盛，此後順親之大，尤在勤政典學，克己愛民；不可因壹意奉親，轉開逸遊宴樂之漸。至中外大小臣工，尤宜忠勤共勵，力戒因循浮靡積習。冀臻上理庶不負深宮殷殷求治之苦心。實所厚望，欽此。朕欽承慈訓。惟當祗服懍遵，不敢稍涉侈縱。諸臣亦應仰體聖慈諄勉至意，各勤職業，共讚昇平。現在西苑將次告竣。謹擇於四月初十日恭奉皇太後鑾輿駐蹕。其一切直班守衛事宜，均照王大臣等前奏章程。敬謹辦理將此諭令知之。
很難想象，還有什麽比這份文件更能揭露滿族宮廷的虛假和偽善。我們可能很想知道，既然這兩項詔令都不是以皇室的名義頒布的，那究竟是為了欺騙誰。慈禧老佛爺並非頭腦簡單之人，絕不會輕易相信她的侄兒光緒帝對她的忠誠和深情關懷，會像他的話裏所說的那樣深刻。皇上也不至於蠢到以為皇太後真的不願接受以賀壽為名送她的這座漂亮園林，或拿她關於修建費用的懿旨當真。
不過，慈禧確實厭倦了在荷花中假扮慈悲觀音、時不時幹涉朝政的日子，她期待能在隱居的生活中頤養天年。毋庸置疑，皇帝熱切地盼望著那一天早點到來，盼望著她離紫禁城遠遠的，不管是在人間還是天堂。
這兩項詔令名義上的起草者，以及宣讀它們的部門官員，都不太可能理解它們的字麵意思。或許這隻是一個官方解釋，在國家和財政困難時期，宮廷為何會為了一己私利而建造一座嶄新且昂貴的宮殿。詔令中沒有任何內容暗示真相，即這座宮殿是挪用中國海軍的軍費建造而成。相反，正如我們所看到的，上麵謹慎地解釋說，所有開支是用以前節儉的盈餘支付的。那麽朝廷是否曾經試圖節約出這筆錢呢？當然沒有。從偉大的乾隆時代起就不曾有過，如果節儉，他便會被指責為吝嗇。
如果說老佛爺沒有為中國海軍做過任何事情，以回報挪用其資金修建頤和園，這是不公平的。至今仍矗立在昆明湖邊的那艘大理石舫，就是她對中國海軍的貢獻。當中國艦隊全部慘死於威海衛時，這座石舫注定會在中日戰爭和大清王朝的曆史中幸存下來。不幸的是，這座石舫根本無法體現老佛爺的審美能力，更不用說愛國情懷了。
慈禧太後倚著自己的性子，在頤和園留下的當然不止大理石舫這一處遺跡。
在湖邊老佛爺的會客廳“仁壽堂”（她習慣在這裏進行必要的正式召見）的正後麵，矗立的是光緒皇帝在頤和園的居所，更確切地說是他的監獄，即玉瀾堂。我在前麵說過，那碧玉般的湖水輕拍著囚禁光緒的牆，但他的耳朵聽不見這水聲，眼睛也看不見那碧波**漾。
在我掌管頤和園期間，有幾處宮殿是不對遊客開放的，玉瀾堂便是其中之一。它的內外門都被封了，通過封條上的日期顯示，這裏已有好幾年沒打開過了。自從前任皇帝居住以來，這裏就沒有再使用過。我上任幾天後便著人把封條撕了下來。穿過大門，走進一個鋪著石板的大院子。正對著的是正殿，兩側有配殿。正殿裏有四個房間，中間的一間本應是皇帝的接待室或王座大廳，但實際上是他唯一的起居室。不過，裏麵還是有一把龍椅的，按照慣例朝南放置。龍椅兩旁各有一門，西邊的直通皇帝的臥室。這是一間通風不良的屋子，東西寬十二英尺三英寸，南北寬十六英尺八英寸。其中一麵牆上掛著徐良平的風景畫和黃際明的鹿鶴同春圖。
龍椅東側的門通向另一間臥室，裏麵有徐會灃的書法作品和沈師橋的一幅精致的花鳥圖。會客廳兼臥室的西邊還有一個房間，內有吳石仙先生的刻印，牆上掛著一件精美的黑檀木雕刻的風景畫。
接下來說說兩個配殿。如果老佛爺的俘虜光緒帝能夠使用這些房間的話，那供他使用的空間還會多一些。解封並打開這些房門時，我大吃一驚。原來在兩棟配殿的內部，各有一堵堅固的、密不透風的內牆。在牆和朝著庭院的門窗之間，隻有幾英寸的間隙，門向內根本無法打開。隻有打開大門，才能從院子裏看到這兩棟建築的內牆。本來從西配殿皇帝可以看到湖麵上**漾的漣漪，但這兩堵內牆擋住了他的視線，使他看不到東西兩麵的任何景色。而他自己的住處和院子前麵那扇鎖著的門，同樣有效地擋住了南北方向的視線。
我向宮裏的工作人員詢問過這些牆壁的由來，它們是老佛爺有趣而巧妙的策略，目的是讓光緒帝意識到他是一個囚犯。這些牆的存在，一來讓裏麵的空間完全不能用作住宅或其他任何實際用途，二來時刻提醒光緒帝，他隻是一個俘虜罷了。關押他的慈禧殘忍、報複心強，於是想出了這個建造內牆的主意，以加深他的痛苦和恥辱，同時也剝奪了他的活動空間，使他看不到鄰近的美麗湖水。
如果慈禧的用意僅僅是阻止他和外界聯係，從而讓自己得到滿足感，她本可以把麵朝湖水和宮殿的窗戶堵起來，那至少他還能把兩棟房子用作起居室。但這無法滿足她惡毒的心思，她的目的是將光緒帝幽禁起來。想到他每打開一扇門便有一麵白牆擋在麵前，她的心裏肯定會無比舒暢。
我對這一發現有了新的啟示。在光緒帝生命的最後十年，慈禧對他的仇恨可見一斑。我把這一發現告訴了宣統帝，他也是頭次聽說。再次去頤和園時，宣統帝和我來到玉瀾堂，他直愣愣地盯著那些幽閉的牆看了良久。
頤和園曾被民國政府沒收，我不確定這些牆還在不在，有沒有被管理當局拆毀。如果它們還在，那但願它們能夠完好保存，以永久昭示一個偏執和報複心強的女人的仇恨和怨恨。她不僅毀了皇帝的生活，葬送了一個王朝，還應該對過去二十年來遭受戰亂之苦的中國人民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莊士敦在頤和園住所裏的花園
頤和園光緒皇帝玉瀾堂中的覲見室
頤和園石舫
玉瀾堂被圍牆封堵的房間
如果人們打算準備一卷榮譽冊，來紀念為中國政治和社會改革事業而獻身的烈士，那名列卷首的，非不幸的光緒帝莫屬，因為他的父輩把他交給命運，讓其承受了太多苦難。而今天的中國青年愛國者，卻很少有人對他說一句表示尊敬或同情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