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是抱著這種氣哼哼的心情和滿肚子仇恨到了日本侵占下的旅順，而當上了敵人股掌之上的所謂“寓公”的。
但他在這段“寓公”期間內，也並沒有老老實實地來當他那關起家門的“王爺”，仍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分子的玩弄和操縱下，去幹那唯恐國家不亂的陰謀顛覆活動。
其中最突出的罪惡表現是，在日本大隈重信組閣的時代，由大隈替他勾搭上當時的財閥大倉喜八郎，替他拿出一百萬日元的組織叛亂經費。於是，就在這位肅親王善耆和恭親王溥偉以及前清的陝甘總督升允三人的聯合行動下，收買了蒙古族的敗類巴布紮布，使他率領著攜有山炮兩門和日本人八名參加的千餘名匪徒，高舉著前清的黃龍旗從哈爾濱的河畔侵入了海拉爾，一直打到了郭家店，才被當地的討伐隊給頂了回去。最後是以巴布紮布為他部下的起義士兵所殺而告終。這次的武裝叛亂事件一直鬧了一年左右。在這次叛亂之中，善耆曾把他的第七子憲奎（金璧東）和巴布紮布的兩個兒子——甘珠爾紮布和正珠紮布互相交換以為“人質”。後來，善耆的第九子憲貴又和巴布紮布的女兒結了婚。這就是善耆和日本帝國主義互相勾結利用，犯下危害祖國人民嚴重罪行的概略經過。
最無恥的是，據說大倉喜八郎之子喜七郎，在偽滿賣國漢奸政府成立以後，曾一度親身到東北來找當時的關東軍，還厚顏無恥地來索取他父親的那一筆血腥的一百萬日元的欠賬呢。結果是，他因此竊取了我國東北的不少非法利權。
從這件事中，不獨可以看出封建王公的反動罪惡本質，同時也可看清日本帝國主義的為侵略不擇手段的卑鄙貪婪本質，還可以由此看出資本主義財閥的唯利是圖、無孔不入的吸血本質來。不但如此，我們還可以從中看出封建殘餘勢力和帝國主義事事狼狽為奸的同一反動階級本質來。
至於那個恭親王溥偉，也是和善耆一樣，始終對我國的辛亥革命抱有頑強反對態度。據說是清朝封建勢力已處於總崩潰的前夕，溥偉仍是和善耆站在一起，在當時的隆裕太後親自主持的“禦前會議”席上，對於讓出政權一事，做了極端的反對。後來由於我父親以及慶親王以次的各宗室王公，都在人民革命力量麵前低了頭，又由於袁世凱暗殺手段的厲害，他於是也賣身投靠到帝國主義的懷抱裏去而脫出了北京。不過他投的不是日本而是德國帝國主義，所以他就到青島去做德帝勢力下的“寓公”去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日本帝國主義就趁著德帝國主義無暇顧及東方的機會，抄了德帝的後腿，而把青島又攫竊在自己的勢力下。這在溥偉看來，隻不過是又換了一個新主人而已，於是，便又立即倒向日帝的懷中。等到青島在我國人民的正義力爭下，物歸原主的時候，這位恭親王便在這塊祖國領土上立不住腳，於是也就立即跟著他的主子退到了大連，而和善耆一樣受著日帝的長期豢養。他在這段被豢養的期間，也曾給他的主人，賣了一些力氣。他還和善耆組織了一個“宗社黨”，專門計劃推倒民國、進行複辟的陰謀活動。最突出的除了“巴布紮布事件”，就是在“九一八”時，他曾在日帝浪人的操縱之下，想要和我分一杯羹，嚐一嚐當漢奸頭子的滋味哩。
那就是在日寇於一九三一年侵占了我國東北之後，他也大肆活躍起來，例如，組織“四民維持會”和換上了前清親王的禮裝拜祭沈陽的北陵東陵，等等，足足也大鬧了一氣。後來雖然是由於沒有我的“道行”大，沒有得中日寇“最高利用品”之選，但也一直到他死時為止，每年都在受著由日帝方麵供給他的萬餘元的特別豢養津貼呢。
至於其他在北京的所謂一般前清王公，其絕大多數都在過著花天酒地的闊人生活。有的因為揮霍過度債台高累，致盜賣祖墳，而做了囹圄之中的貴客；有的甚至拉上了洋車或是變成了煙客和嗎啡鬼。隻有極少數潔身自好的人以及少數雖然是循規守法、安分守己地過著並不能算壞的生活，但由於貴族習氣猶存，不能從事正當工作，隻靠著典當押賣來過那有今日無明日的“信天翁”式日子，致變成為無數落魄公子，這便是前清王公的歸趨的概略。
以下我想再談一談所謂的“大臣”。
“遺老”和“大臣”在其反動本質上，並沒有什麽嚴格界限，隻是在舊社會裏所謂地位和影響上，有著大小不同的差別。所以，在這裏隻把所謂“大臣”中的一個特別的例子，作為聊供類推的重點介紹。
在一些前清的大官之中，最被認為頑固到底至死不變的典型人物，就得算是升允了。他在辛亥革命時，曾身任陝甘總督的要職。他聽到武昌起義後，便帶領著他手下的傾巢人馬，舉起了“勤王”的大旗，開到了陝西。這時清朝退位的“詔書”也來到了這裏，他便跪在“詔書”的前麵，大哭了一場，離開了軍隊，隻身取道帝俄的邊境逃到哈爾濱，然後就在日帝既扶植袁世凱又扶植清朝反動統治殘餘勢力的兩麵手法侵略陰謀政策下，和日本的浪人工藤鐵三郎和齋藤源內等互相勾結起來，亡命到日本去了。他就在這段所謂亡命的時期內，曾作了一首既博得日帝浪人間的傳誦又贏得“遺老”們讚歎的所謂“詠誌”的詩：
“老臣猶在此，幼主竟如何？倘射上林雁，或逢蘇武書。”
後來他便從日本回到了天津，在羅振玉等的扶助下，過了不少年老不安分的日本租界寓公生活，一直到他死為止。
像是爾後羅振玉和工藤鐵三郎的互相勾結，以及在“九一八”事變前後他們的非法陰謀活動，等等，窮本溯源，都是由這個升允的一脈貫串的頑固反動思想而來的。如果是在“九一八”當時，他不病死在天津的話，那麽他一定會成為大漢奸中的一個有力分子的。關於和他的反動思想相輔相成而來的一些後話，當在後項中再做縷述，現在姑且把它介紹到這裏。
四、太監
太監這種存在，就是中國封建專製製度的一種最不人道的產物。在古代所謂的“寺人”“閹人”“閹宦”“宦官”，都是對受過“宮刑”的罪人的一種稱呼上的沿革。在古時是使用這些人來做那些看門或是灑掃苦役的。後來由於帝王宮中的後妃、嬪嬙、姬妾、宮女之類愈來愈多，使用一般男子充當仆役，便有了很多不便之處，於是便逐漸廣泛地使用起太監來。到了這個時候，當太監的人，已經不再是那些受過“宮刑”的人，而是由普通的人來充當了。有的自幼就為貪圖富貴而不顧兒子終身幸福的父母所摧殘，也有的是自己本人為了要向上爬，致不惜殘害自己肢體去找那尋求富貴的捷徑，而甘心去當太監的。
不過是當了太監，也不能百分之百地享到自殘生理的所謂“酬報”。有的當了一輩子太監，卻永遠處在層層壓製之下，去過那牛馬一般的苦生活，也有極少數的人，憑借著偶然的僥幸機會，得到了皇帝等統治者的看中，而去過那富比王侯的生活。像是在清宮中，曾和那小德張一同進宮的洪蘭泰，就是當了一輩子的苦太監，最終潦倒而死的一個實際例子。
據說在明朝曾是太監極盛時代，太監的數目，最多時竟達到十萬名。像是在明朝的有名太監魏忠賢、劉瑾、王振之輩，都是在當時不獨威震宮內，而且是威震全國的人。他們都有操縱皇帝生殺大權的莫大勢力。
清朝的太監雖說較明代為少，但在最多時亦曾達三千餘名，盡管清朝鑒於明季寵任太監的流弊，曾由曆代君主三令五申地嚴戒太監的幹預政治，但在慈禧時代的皮硝李（李蓮英）和隆裕時代的小德張，卻也都是結交大臣、貪贓納賄的有名太監，都曾鬧得烏煙瘴氣，一塌糊塗。總之，因為那些當太監的人，他們是有機會能夠每日接近君主，而收到近水樓台之利的，並且他們的思想知識，又都是在普通人的水平線下的居多，所以他們的假勢欺人、營私舞弊的事，是自然會不斷發生的。
在清代宮中的太監，也是和封建專製製度下的其他階層一樣，是有著嚴格的等級製度。例如，“都領事”（即都總管），他便是統轄宮廷中的四十八個單位的太監頭子。據說清代皇帝在祭天上表文時，照例在表上要寫上皇帝和最高級大臣以及都總管的名字，並說這是意味著“一君一臣一奴”的意思，也就是代表全般社會的意思。在都總管下，尚有大總管、二總管、帶班首領、禦前小太監、殿上太監、一般太監和最下層的“地方打掃處”太監等之分。總管便有權責打其管下首領以次的太監，依此類推，也是和封建社會中的其他階級一個樣，都是在寶塔形的一層壓一層的等級製度下，顯示出家長宗法製觸須的到處延長。現在想講一下，關於從我眼中所看到的，我耳中所聽到的關於太監的幾個實例。
（1）“錢糧名字”和“禦製名字”
從前在宮中的太監額數，雖然有固定的限額，但在無形之中，仍是有一種嚴格的自然限製，那就是認師父的製度，一般是在入宮時須得認一名宮中在職的太監做師父，自己再以徒弟身份拿出一些傾家之有無的錢來，買個名字而進入宮中。所以，在當時的宮中，例如有一個叫李德順的太監，他的本來姓名根本就不是李德順，而是王慶平，而現在他所頂替的這個李德順的名字，甚至是幾十年或是百年前的一個人的姓名。他既是頂替這個有名無人的姓名入了宮，他便得丟掉自己的真姓真名，而以這個沿用已久的舊姓名，變成為有冊可稽的宮中太監李德順了。當時把這種名字叫“錢糧名字”。其次是“禦製名字”。這是當某一太監，能夠在偶然幸運下，被選中為伺候君王的“禦前太監”時，那麽，他就有可能得到皇帝的賜名之恩。當時把這種名字叫作“禦製名字”，不過是當時過境遷老病物故之後，這個“禦製名字”便又成為供後來者“冒名頂替”的所謂“錢糧名字”了。
再者當太監在宮中當差時，固然是有著凜然不可侵犯的尊卑上下之分，但是在宮外，他們卻有一種“行會”式的互相扶助組織，在這種組織中，也有相當的公積金，供作他們之間的養老、埋葬之用。這是本著他們之間的“同類愛”而做出來的互助義務組織。都是在有錢者多攤，無錢者少攤或不攤的精神下，積年累月設置起來的。例如，在北京西郊海澱附近，就有一個“太監公墓”。其中所埋葬的並不隻是清朝時代的太監，還有不少明朝太監的墳墓也在其中。不過是，闊太監的墳要大些，墓碑也講究些，而一般的太監則是按照個人的身份財力各有大小之不同而已。並且在那裏還有專門負責看守墳墓的人（不是太監），一直到了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仍是如此。
（2）“替僧”“打手”和“牢獄”
在清朝舊製中，每一代皇帝，照例要有一名太監替皇帝去當喇嘛。這種“太監而喇嘛”的人，當時叫他作“替僧”。凡是當了“替僧”的人，雖然不能套用“太監而喇嘛”的公式而去享有太監加喇嘛等於皇帝的“福分”，但是他卻有太監加喇嘛加皇帝等於“替僧”的資格。所以，凡是選中為“替僧”的人，他便可以經常在相當優厚的待遇下，過他那一輩子不勞而食的寄生生活。我在宮中時，就有一個照例的“替僧”。他的任務是除了按照規定一個月念上幾遍藏經，其餘的日子就是以“替僧”的資格，身上穿著喇嘛的服裝，手中提著鳥籠子，到街上遊逛消遣的。
宮中還有一個專門保管內廷檔案，抄繕年節等日的禮節單子並掌管打人的單位，叫作“敬事房”，除了普通的師父打徒弟用不著勞這幫正規化打手的大駕，像是總管責打其管轄下的太監時，特別是君王責打太監時，照例就得勞他們親自下手了。例如，皇帝發出厲聲“傳敬事房”的口頭命令時，這些專業打手便“雄赳赳”地把滿裝竹竿或竹板的黃布口袋拿了來。當聽到責打多少的吩咐後，挨打的人，便須柔順地趴臥地上，高聳雙臀恭敬候打。而“敬事房”的太監這時便“狐假虎威”地從袋中抽出打人的工具，同時更叭的一聲，把滿盛笞具的布袋用力摜在地上。然後便按照吩咐下來的數目，用力笞在受笞者的雙臀上麵。同時還有人站在一旁高聲“一、二、三、四……”地喊出笞打的數目。這就是清宮中以太監打太監的概略情形。
在宮中除了“敬事房”這幫禦用打手，還有一個更進一步的懲罰機關，就是在內務府大臣管轄之下的宮廷專用監獄——“慎刑司”，凡是被認為應從重嚴辦的太監，便交到這個“慎刑司”裏去加以審訊、監禁和行刑。“慎刑司”這三個字從表麵上看來仿佛是個好字樣，因為慎重用刑誰能說不好呢？不過這也如同在過去專製時代從那嗜殺成性專製魔王口中所喊出來的“刑期無刑”一個樣，其表麵的字句和內容是完全不相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就拿“慎刑司”來說吧，它並不是什麽“慎刑”，而是專門看著主人的顏色，秉承主人的意旨，而專門**人權和草菅人命的機關。當然，在那清朝統治的二百餘年之中，隻由於專製君主的一喜一怒一愛一憎而在這“慎刑司”中受過**威濫刑的太監等，真可以說是不計其數的了。
（3）“燈火小心”
在那人間天上的“紫禁城”中，每當夕陽西下，暮色蒼茫的時分，便可以在那靜悄悄的“乾清宮”周圍，聽到一種神秘而帶有淒厲的呼聲，那就是從康熙時代起，每日無缺地一直狂喊了一百多年的一個同樣聲音。所喊的內容是“搭閂，下錢糧，燈火小——心——”九個字。“搭閂”就是說要在門上搭閂，“下錢糧”就是說要把門上了鎖，“燈火小心”就是提醒注意火燭預防火災的意思。因為按照清宮定例，每天到了天色黃昏的時候，除了各處的太監和在乾清宮東側“日精門”值夜的侍衛並值夜“侍醫”，其他一切男性工作人員，都須完全退出“乾清門”之外。到了這個時候，便有一名“敬事房”的太監繞著“乾清宮”的周圍走廊一周，邊走邊喊上記的九個字。並把“小心”兩個字的聲音特別拖長，於是各處的太監（如“上書房”“南書房”“懋勤殿”“日精門”“月華門”……等處的太監之類），每處都有一名太監站在自己單位的門口，當“敬事房”太監走了過來喊到“心”的時候，他便也隨聲附和地喊出一個“超長音”的“心”字來。這便是他們一天最後的一次照例“差事”。
這種定例，據說是創始在康熙時代。
有一天康熙曾吩咐太監到了晚間關門時，必須各自點查一下門上好了閂和鎖沒有，並須加意預防火災。於是便相沿成風，經過了一百多年，雖然是每天晚上都照例實行，從無一次間斷，但卻愈來愈形式化了。到了後來，簡直變成為一種完全形式上的滑稽行動。隻是隨幫唱影地喊出一個“超長音”的“心”字來，便算是完成了“門禁”和“防火”的任務，至於什麽“閂不閂”“鎖不鎖”的問題，反倒成為次要的東西了。
從這裏不獨可以看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的家長製度的遺風來，同時也可以看出清朝統治階級，不但是在政治生活上已經腐敗得到了臭不可聞的程度，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也同樣是腐朽到了隻剩下一個形式上的空殼的地步。從前對於推陳出新曾有“化腐朽為神奇”的讚詞，但是這裏卻可以拿“變腐朽為滑稽”來作為結論了。
（4）受過我連累的可憐的太監們
在我小的時候，有一天在禦花園和隆裕太後一同散步。那時當太後走路時，照例得有兩名太監分為左右攙扶著她。不過是，我在這裏非要附帶加幾句注解不可——太後既非老態龍鍾也非腿上有毛病，而是由於以下兩種原因：其一是清朝貴族中的一種慣性排場，其次是滿族婦女都穿有奇厚的鞋底，沒有人攙扶可能會有跌倒的危險。這時，我也在太後的身邊走著，攙扶著太後前進中的兩名太監中之一，名叫陳德的人，一個不小心踩了我的腳，我便哭了起來，於是這位“愛子心切”的太後，便喚來敬事房，即刻責打了他幾十大板。
陳德固然是不幸，但由於他的粗心，踩了皇帝的腳，挨了幾十板子，在那封建專製的清宮中，姑且可以算是尚屬說得過的事情吧？可是還有比他尤其不幸的太監受過我的連累呢！
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我漸漸地懂得愛起時髦來。於是，我就經常令身邊的兩個姓李的太監，到街上店鋪裏給我買些洋襪子、皮鞋之類的東西。不料事被端康太妃知道，她認為皇帝穿洋襪子、皮鞋那還了得，於是把我叫了去，大聲訓斥了半天。這還不算，她更把給我買東西的兩個人，每人重責了二百大板，直把他們打得皮開肉綻不能行動，並且還把他們從我身邊攆走，罰在“地方”充打掃苦役。
（5）我曾收拾過太監的“殘局”
我由於年歲的增長和所受的唯我獨尊空氣的“潛移默化”，我的脾氣也就與日俱增起來。因之任憑自己的喜怒責打太監的事情，也一天天地多起來了。同時，曆代專製君主所經常愛犯的“獨夫疑心症”，我也未能例外，發完脾氣之後，隨之而來的便是疑心生鬼，總害怕受到責罰的人會懷恨和圖謀報複。於是，就在察言觀色之下，我越發覺得自己是一個孤獨者，真是除了自己，差不多到了別無可信之人的程度。
後來，在一九二三年夏初某夜晚，在清宮西北角方麵發生了很大的火災，就在幾小時之內，便把“建福宮”附近的“靜怡軒”“慧曜樓”“吉雲樓”“碧琳館”“妙蓮華室”“延春閣”“積翠亭”“廣生樓”“凝暉堂”“香雲亭”等地方都燒成一片焦土。
雖然在當時隻以“失慎”二字了事，甚至還有人認為是由於我在“建福宮”西花園內“敬勝齋”小戲台內看了電影，所以才使電線走的火。但是我已經多少年沒有在那裏看電影，而且平日又不開電燈怎麽會有漏電之可能？所以，我總疑惑是有某些太監盜竊了其中的古物珍品之後，為了滅跡才放的火，所以盡管在當時並沒能夠究查出什麽原因來，但我對於太監的疑團卻愈積愈深。
不久，又在我所住的“養心殿”東套院的東廂房“無逸齋”的窗戶上，有人在夜間塞上了一團棉花，點上了火，幸被另外的太監發現，立即把它撲滅，未致延燒成災。這時越發使我認為這是太監因為懷恨而幹出來的。
不料卻又聽到一種完全出我想象之外的怪話：有些太監竟在我背後偷偷傳說這次的火，是我自己放的。我聽了這樣的話以後，已不是再生太監的氣，而是害怕起太監來了。我想：太監既是把我恨到這種程度，誰敢說他們不能聚眾謀亂或是對我施行暗害呢？我更想：既是如此，倒不如先發製人，把太監一齊驅逐掉。
在我想要決心驅逐太監的前兩三天，我真是愈想愈怕、愈怕愈想，簡直弄得我連睡覺也睡得不安穩。於是我便對我妻子婉容講，叫她在夜間不要睡覺，要坐在屋中看守著我，並叫她注意聽風，如有什麽風吹草動，就要立時喚醒我。我還在我床邊放有一件應變的武器——木棍以備萬一，這時我的庸人自擾已經到了草木皆兵的程度。
於是，我就在這兩三天的“杯弓蛇影”之後，終於在某一天下定決心，就以看我父親載灃為名，到當時的醇王府去搬救兵去了。當我把這一決意告訴了我父親之後，這個膽小怕事的醇親王，在一起初，大搖其頭，隻是拚命地勸我先回宮去，慢慢再做商量。於是在他那滿頭大汗、氣急敗壞的神情中，我看出了他的弱點，原來他所怕的，就是我賴著不走啊，我就以“如不答應即日驅逐太監，我便待在這裏，決不回宮”來做要挾，結果，他屈服了，就由“內務府大臣”通知了當時的京畿衛戍總司令王懷慶和步軍統領聶憲藩以及警察總監薛之珩。他們來了之後，我就請求他們幫助進行遣散太監的工作。他們便都應允了我的要求，表示準備在必要時幫助宮中護軍維持秩序和協助辦理遣散太監回家的工作。於是，就在當日一天之內，除了在三位太妃及我妻子處留有少數太監，把宮中幾百名太監都遣散了。至於他們被遣散之後，如何還鄉和維持目前的生活，我是連想也沒有去想，隻是把他們一概逐出宮門完事。我等到太監都已遣散完畢後，才如釋重負，回到宮中。後來由於三位太妃對我說太監太少不夠用，我遂把三位太妃處的太監，每處更多留下三十餘名。
不料我這種神經質的疑神疑鬼病所引起的驅逐太監的這件事，卻被當時各報紙當作一種引人入勝的好材料，竟自把它大加美化，做了好些不符實際的渲染和讚揚，差不多都刊出大字標題，寫著“廢除了幾千年以來太監製度的英明舉動”等的字樣。真是天知道！我的內心深處所藏的東西，是和這些“英明”之類的字句無有任何相同之處的。可是在當時，我對於這種預料之外的不虞之譽，絲毫也未感到什麽受之有愧，反而竟自我陶醉在這些讚揚詞句之中。居然也竟自恬然無恥地大得其意，認為自己的這一手，幹得很“漂亮”，自己確是一個了不起的“維新人物”。
五、我的結婚
在談我的結婚以前，我想先從我訂婚時的情形談起。
在談我的訂婚情形以前，我認為還應該和光緒訂婚時的情形做個對比才行。
光緒在訂婚時，首先是由西太後從無數候選對象中，給選出幾個人來，然後再讓光緒自己從中挑選。挑選的方法是叫這些候選的對象都到宮中來，像是一批商品一樣，一個一個擺在光緒的麵前。這時光緒手中拿著一柄“如意”（玉飾物），看中了誰，便把這個訂貨票式的如意遞到誰的手中，那麽，這個被貼上訂貨票——被遞給如意的女性，便算是中了選而成為皇後了。
在我訂婚的時候，因為在那時，已經由“大朝廷”收縮成為“小朝廷”的局麵，不可能再去擺像過去那樣“大朝廷”的架子，不過是，在一些滿蒙族的過去大官之中，就連退了任的中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先生也不能例外，他們都是衷心願意使他們的女兒，也能嚐一嚐當皇後的滋味，哪怕是廢帝的皇後也好，對於這一點，他們卻是不以為意的。所以就得將就一些，委曲求全地稍微變通一下辦法。因為，在那時已不可能把誰家的“千金閨秀”當作當麵任憑挑選的“商品”來看，於是就“通權達變”地拿她們的相片來供我隨意選擇。這種“新式”的挑選方法，是把征集來的一些候選對象的相片一張一張地擺在我的麵前，並把那種如意，也變成了一支普通的鉛筆，隻要我隨心所欲地在那張相片的旁邊或後麵，記上一個隨意的符號點，也可圈圈，那麽，這個“訂貨”的符號，便可以等於親手把如意遞過去一樣。這樣便算是“良緣”已定，“佳偶”到手。
我就是在十六歲的時候，使用了這種新方式訂的婚。我把這個符號，畫在文繡的照片上了。可是我在當時所認為的這個“良緣”卻被某一太妃的“母權”給衝散。她不滿的理由是：文繡家既貧寒，相貌又不怎樣。於是，這次的“貼票訂貨”便被宣告無效，還得重新把那些照片攤開再擺一次。於是，我也就得放棄成見，重新另挑一次。這次我的鉛筆則是落在郭布羅·婉容的相片上了。論家底，論容貌，這位太妃滿意了，可是卻又有一位太妃提出了一個“公平合理”的折中新方案來。那就是：“文繡既是一度中選，豈能遺棄，可納她為妃！”於是我就平白地有了“一妻二妾”，也就是婉容當上了皇後，文繡做了淑妃。
我的結婚是在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那年我是十七歲。婉容和我同歲，文繡則是比我小兩歲。
按照清朝的舊製，妃是要比皇後先一天入宮的。為什麽我不知道。隻能以“這是舊製”四個字來回答。
我的結婚儀式，不用說，全都是些封建和迷信相結合的無數繁文縟節，也就是幾百年來相沿成風的所謂古禮。真是既麻煩死人，又沒有什麽意義，既虛靡浪費又惹是生非。總而言之，都是表現封建統治階級奢侈腐敗本質的一些“活廣告”而已，我想也用不著糟蹋時間來描述那些，隻把其中能夠看出一些當日問題的事情擇要加以敘述就夠了。
（1）“小朝廷”的興風作浪
自從辛亥革命以後，除了“張勳複辟”的幾天“熱鬧”，就要算這次我的結婚為最“熱鬧”的了。
到了我結婚的那一天，多年散居在全國各地的所謂“大臣”“遺老”“遺少”之類，就如同驚蟄後的蟲豸一樣，都從冬眠中醒了過來，紛紛擾擾地來“上表稱賀”，也有的把他們在過去所刮到的民脂民膏，也都“慷慨”地拿了出來，作為對我的“賀禮”，真是從圖書古玩之類起一直到銀圓金鎊止，應有盡有，紛至遝來。其中還有從來未曾見過麵的人，或未嚐聞過名的人，也都從全國各地麇集到“小朝廷”中來，做了一次辛亥以來未曾有的大規模“朝賀”。
滿族王公不用說，就是蒙古族王公等，也都不遠千裏而來參加了這次的“典禮”。
因為，這次前來“朝賀”的人數過多，所以，他們隻能按照過去的官職等級依次排列起來，從“乾清宮”的所謂“丹陛”上一直排到“乾清門”外，在後半部的人，不用說看不到我的臉，就連“乾清宮”也看不見，隻是在遙遠的地方瞎磕一頓頭而已。
就是當時的大總統黎元洪，也曾為了我這一婚禮忙得不可開交，在結婚前既派專人把一份厚禮送到婉容的家，另外還派總統府大禮官黃開文為專使，在陸軍中將王恩貴、韓澤暐以及陸軍少將和上校各一名的隨同下，向我做了照例對外國君主之禮的正式賀禮。
這時各外國駐我國的公使以及館員等差不多也全來湊個熱鬧，紛紛以觀禮和祝賀為名來看中華民國時代的這種不倫不類的怪現象。那幾天真是把整個的北京城給鬧得烏煙瘴氣。雖然在當時，也有不少遠見之士，認為在中華民國已經成立多年之後，這個“小朝廷”反倒一天天囂張起來，竟致不安分到了這樣的程度而表示了不滿和憂慮，但是在當時這種滿城風雨的情勢下，也隻能皺起眉頭歎息一聲道“這樣豈不有些喧賓奪主，實在太不像話了，太不像事了”而已。
一方麵在我結婚典禮中，也是鋪張得到了過分的地步。那一天不但是在“神武門”上彩棚高紮，警衛森嚴，就是在“神武門”附近也是車水馬龍擁擠不堪，就是在當時的“北上門”（現在景山公園正門）內也有很多武裝軍警排列待機。同時，還有臨時派來的崗哨幾步一崗地在馬路上持槍警戒。無怪在當時的天津《大公報》上，會發出了“……這些站崗兵，仿佛是一種陳設品似的。或者因為苦人太多，怕鬧事？故特地叫來彈壓亦未可知。”的疑問來了。
結婚儀式的具體經過：
十一月三十日午時為“淑妃”妝奩入宮。
三十一日醜時“淑妃”入宮。
十二月一日午時為“皇後”妝奩入宮。
同時，寅時“皇後”入宮。然後行“皇後淑妃的冊立禮”。
二日我和我妻子（淑妃在當時由於嫡庶的關係，她卻無權參加）一同到景山內的“壽皇殿”向曆代祖先行禮。
三日午時我在“乾清宮”受賀。
從我結婚的第二日起，接連在“重華宮”中“漱芳齋”演了三天戲，當時在京的有名演員，差不多都被邀參加。
這便是我結婚的全部經過。
（2）當時的幾項瑣記
皇帝的結婚在當時叫作“大婚”，定親叫作“納采”。在拜天地之後，尚有所謂“冊立”之禮。皇後所坐的花轎叫作“鳳輿”。娶親的叫作“迎親大使”——有正副二人，正大使為“慶親王”，副大使為“鄭親王”。他們都穿著清代舊日禮裝，手中執節，如畫中蘇武所執的一樣，騎在馬上，由宮中捧著所謂“聖旨”，在中華民國政府所派來的步軍統領衙門馬隊、警察隊馬隊、保安隊馬隊的簇擁保衛下，向婉容的住宅進發。更有兩班軍樂隊走在前麵。後麵是黃緞銀頂轎一頂。其後還有無人乘坐的三頂黃緞銀頂車。此外還有包括龍鳳旗傘和鸞駕儀仗共七十二副，後麵還有四架黃亭，其中裝有印璽和“皇後”禮服之類，還有宮燈三十對。其中最鮮明而又滑稽的對照則是既有完全清代服飾的所謂“清室官員”，又有中華民國政府派去的穿戴著軍警製服的人員，既“嚴肅”又“和諧”地在首都北京大馬路上並肩走著，如果是在現在的人看來，除了做夢，是再也看不到這種離奇現象的了。
此外，像是我的嶽父榮源和婉容的一個哥哥和一個弟弟，在所謂“迎親正副大使”尚距其家門很遠的時候，他們父子便都早已跪在胡同裏的家門外，在人山人海看熱鬧的市民環睹之下，跪候著“聖旨”和“聖節”的到來。這種奴才心情，也是現代人所絕對不能了解的，隻是因為社會製度的不同，人們對於光榮和恥辱的看法，也完全相反了。從這裏還可以認識到舊社會製度麻痹人的力量，實在是到了怎樣可怕的程度，竟至把是非邪正好壞黑白都能給顛倒過來。尤其是像我這樣從舊社會中漂流過來的人，撫今追昔，真使我不寒而栗。
六、宮中的皇帝生活瑣記
辛亥革命以後，雖說是清朝封建統治者在政治上的反動勢力已被徹底推翻，但是在當時“紫禁城”的小圈子內，我仍舊算是一個至高無上的封建專製大家長。因為，在那小朝廷內，依然是我說了算。我一直就是在那種唯唯諾諾的聲浪中，在那人莫予違的日常生活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像是北京人所愛說的“紈袴習氣”或是東北人所常說的什麽“秧子脾氣”之類，還都不足以拿來形容我過去的一切一切。如果想要形容得更確切一些，說我是個“紈袴之中的大紈袴”和“秧子之中的大秧子”，那倒還有些貼題。我現在想把我那過去的驕縱**的幼時生活，分期擇尤地記述如下。因為，從這裏不但可以找出我在那以後的病根所在，同時也可以看出封建製度的腐朽實質。這就是我不怕繁碎雜亂，特意要寫出這項生活瑣記的緣故。
（1）戲侮人的例子
在前麵已經說過，在那專門給我看病的“太醫院”中就有一百幾十名的大夫。我對於其中的大夫們，差不多都沒有見過麵。因為每當我有病時，我總愛找“永和宮”端康太妃處的大夫給我看，因為那裏的大夫都是過去曾在太後那裏做過工作的人，比我這裏的大夫要高明得多。
不過是，我雖不讓我這裏的大夫給我治病，但卻時常把他們兩個兩個地叫來給我診脈，既不是為了要考驗一下他們的醫道如何，也不是叫他們來給我檢查一下身體的健康情況，我的目的隻是要看一看他們長的都是什麽樣而已。
按照宮中的慣例，醫生當給太後或皇帝等診脈時，在病人麵前要放一個小茶幾，幾上放置兩個小枕頭。病人就坐在炕上把自己的左右兩手分放在兩個枕頭上。這時兩個大夫便須分左右跪著各診一脈。診完一脈之後，這兩個大夫便一同站了起來，彼此交換一下左右的位置，再跪在地上一同診另一手上的脈，等到把左右兩脈交替診完之後，更須跪著不動，一同說明診查出來的病狀，然後才一同走出，共同開方。
我雖然根本沒有病，但是這些大夫一來是看不出我究竟是否有病；二來他們都是“誌在當差”，所以就不能不謅出一些不關痛癢的病情來，而且還得裝模作樣地共同開出服之無害的藥方，這樣才能算是差事完畢，一同退去。當然他們所開的方子，我是不能用的。這隻是我在平日閑居無事，偶爾拿他們開開心罷了。我曾這樣地叫過他們有十幾次，每次都是兩個大夫一起來，可是竟沒有一次碰到過同樣的大夫，足見在當時“太醫院”內的賦閑醫生是怎樣多的了。
還有一次，我叫了兩個大夫給我診完脈以後，便命太監把這兩位“禦醫”帶到“養心殿”的“西暖閣”內，並從外麵關上了門，因為，在“西暖閣”內有許多拐彎抹角的小房間，都是富有變化猶如“迷宮”一般的地方，於是，這兩位大夫，便在東拐西轉、左衝右突的屢次碰壁中，完全成了迷途的羔羊，最終在呼籲無門的情況下，忘卻了自己的“太醫”身份，其中一個竟致急得哭了起來。我聽到哭聲才覺得滿了意，於是就讓太監給他們開了門，把他們領了出去完事。
還有一天，我曾半開玩笑地對一個“毓慶宮”的太監綽號叫“和尚”的人說：“你不把這塊幹狗屎橛子吃下，我就打你！”乃沒有想到他真的從地上撿了起來放在嘴上咬了一口。我不但沒有同情他的心，反倒認為他太“埋汰”，就從此不屑理睬他了。
在我小時，曾買有很多的傀儡劇用的木偶，還有一個演傀儡戲的小舞台。這時有一個“殿上太監”會耍木偶，在他演完之後，我便“賞賜”他一盒子油糕，不過是在給他以前，我曾主張從我練習力氣用的鐵沙子口袋中，取出一些鐵沙子來偷偷放入油糕裏給他吃，為的是要看他崩牙的狼狽情況。但由於我那好心腸的乳母提出了“折中案”，才改在油糕裏放些生綠豆進去。這樣，才既達到了我取笑的目的，又免了鐵沙子崩壞牙齒的危險。
我還做過這樣的惡作劇：因為我聽說當時在宮中曾任總領事的張德安，平生非常吝嗇，我便有時帶著一群太監到他住的地方去，故意嗾使大家狂喝他的茶，為的是叫他看著心痛，有苦說不出。這還不算，有一次我在茶壺中放入自己的小便，倒出來讓他喝，他認為是茶，便不辨滋味地一飲而盡。
（2）無軌道的日常生活
在我小的時候，吃飯睡覺，還按定時，到我稍稍長大以後，便完全任意而行，想怎樣便怎樣，於是寢餐行止便沒有一定的規律了。
那時，服侍我的“禦前小太監”，照例分為東西兩班隔日輪流交換。西班裏的太監一般都比較拘泥老實些，我便不願意和他們玩耍。因此每當他們上班時，那天我睡覺的時候必早。至於東班的太監們，因為他們比西班活潑有趣些，所以每當他們值班的那一天，我便盡興地玩鬧。例如，夜間帶著他們在“養心殿”外，中央“抱廈”上，用繩子把許多氈毯之類紮成很多的小房間，並在其中擺上種種陳設和器具，然後讓太監在“養心殿”內用火爐做菜和調製點心。有時還向端康太妃的廚房要菜來吃。直到深夜還帶著他們狂嚼大餅和種種的炒菜，飽餐之後，有時還同他們化裝遊戲，如穿上買來的軍裝，手提棍棒和舞台上的刀槍之類，亂殺亂砍一氣，有時則拿著玩具馬槍，到各處亂跑亂鬧，有時化裝成婦女，有時帶著他們“捉迷藏”……一直鬧到淩晨三四點鍾才肯睡去。第二天早晨還須早起赴“毓慶宮”讀書。請想這樣的生活中，還能安心讀書嗎？
在夏天大雨過後，我還有時帶領著太監把院中各個溝眼全部堵死，並和他們輪流地用水龍帶抽出井水，使院中積水達到半尺以上，我則穿上皮靴在院中蹚水為樂。
我在十二三歲時的日常生活，差不多就是這樣的。
固然是在當時的宮中，有四位太妃做我的母親，可是真正的家庭溫暖滋味，我卻一點也沒有嚐受到。盡管每天我都要到四位太妃處去問安，但是在我們母子見麵以後，身邊的空氣卻總是冷冰冰的、空虛的和寂寞的。我耳中所能聽到的，也隻限於半固定性的什麽“皇帝歇得好”（即睡得好）和“皇帝進得香”（即吃得好）以及“今天冷應當多穿點衣服”之類的寒暄語。至於我呢，則除了“嘛嘛，是是”，也隻有問一問“皇額娘歇得好”和“皇額娘進得香”而已。除去這樣的談話材料之外，也實在找不出什麽可談的話題來。過了這樣枯窘無味的幾分鍾之後，照例便會聽到“皇帝玩去吧”的吩咐。於是我便告別了“慈母”而又回到自己說了算的小天地裏來，也就是說回到自己所率領的那群太監堆中去。不但我如此，就是我那四位母親又何嚐不如是呢？還不都是各自帶領著自己的一群太監宮女各自過著獨立自足的生活！同在一個桌子上吃頓飯，是除了逢年過節和辦正壽很難碰到的“家庭盛事”。
這就是宮中的所謂家庭生活，也就是我在童年和青年時代的生活。所以我從幼時起，就習於毫無紀律的放縱生活，所以我從幼時起就成為一個“小朝廷”內的“暴君”，所以我從幼時起就被培養扶植成為一個驕奢**逸、狂妄無知的加料大寄生者。還不是這個家庭這種製度給帶來的。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李時珍》的影片。看到李時珍給一個王爺的兒子治病時，那位“王爵的世子殿下”雖然不過是一個十歲上下的孩子，卻也居然旁若無人地坐在擺滿山珍海味的食桌前麵，許許多多的男仆女婢都爭先恐後地在侍奉著他的情形，我愈看愈覺得和我小時候的情形差不多。總之，不管是明代王爺的府中也好，或是清朝皇帝的宮中也好，也不管他們之間的規模大小如何，反正是那種驕傲自大、徒食自享、頤指氣使、愚昧狂妄的情形，就如同天下的烏鴉一般黑一個樣，都說明該階級的醜惡本質。我還在《宋景詩》的偉大曆史影片中，看到了同治和東西兩太後坐朝聽政的一個場麵，更是使我對於自己的過去，有了進一步的深刻認識。真覺得那種場麵，等於兒戲，也是一場噩夢。同時也深自慶幸自己能夠趕上了新中國的新時代而感到驕傲。
在我結婚以後一直到一九二四年，我十九歲為止的宮中生活，雖然在其本質上和我童年時代並無什麽差別可言，在其外形上則是更染上了一些光怪陸離的新顏色，也可以說是隨著年歲的增長，所沾染上的毒素也就與日俱增起來。本來麽，在那種腐敗愚昧的家庭環境中，是隻有每況愈下，斷不會有什麽好轉或是醒悟之可能的。
例如，當我把那些慣於欺上壓下、逢迎諂媚的太監去掉之後，代替太監的卻又是一幫普通的“男仆”，在我的**威之下被逼著來給我當奴才，所差的，僅僅是他們不是太監而已。
當然，隨著我年齡的增長，我的心情是會有些改變。例如，我這時已對搭小房間和玩槍弄棒不感興趣了，那時認為有興趣的則是購買樂器、組織樂隊和率領著這些仆從練習腳踏車和上房爬牆之類的“新消遣方法”。特別是對於腳踏車最為愛好。曾把當時在北京騎車有名的李學勤（小李三）邀入宮中，並求他加以指導，甚至為了使自行車可以在宮中暢行無阻，竟致把很多門檻都用鋸鋸掉。後來還在宮中的“東長街”附近，練習過開汽車哩！
還有時通過我那英文教師莊士敦，把英國美國公使館的軍樂隊招到宮裏去有三四次，每次都是使他們在院中吹奏。每次演完之後，便在院中拿酒肉點心之類慰勞他們。我雖不親自出席招待，但也頗以此為樂。
莊士敦也曾把英國司令官帶到宮裏來參觀並訪問我，也曾把印度的詩人泰戈爾和當時被稱為“詩聖”的徐誌摩等帶來見我。此外，如上海的猶太人大資本家哈同夫婦等，也曾在端康太妃的招待（因為哈同和端康太妃母家有來往）下和我見過麵。曾給西太後畫過像的美國老姑娘柯爾也到我這裏來過好幾次。
從上記的零星片段中，也可以看出在我當時的生活中，已漸漸有了一些變化。那就是在我那滿腦袋的封建專製思想意識裏，已經漸漸添入了一些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成分了。
這時，我已漸漸對那種宮廷小圈子生活感到厭倦，總想看一看“紫禁城”外的新鮮景色。但由於陳規舊矩處處拘束著我，有一次我的老師陳寶琛病了，我便以正正堂堂地探問師病為理由，嚐到坐汽車走大街的快樂滋味。於是我就一步一步地試探著擴大訪問的範圍，如探望我的父親以及我的叔父等，最後則是把範圍擴大到遊頤和園和玉泉山了。當然我每次出門，都得編成一列幾十輛的小汽車隊，並且每一次的開支也是大得驚人。但是我不去管它，目的不是開開眼界麽，達到了這種願望，便心滿意足了。最滑稽的是有一次我赴頤和園時，曾命司機把汽車加速開駛，在我屢次催促之下，竟達到每小時60—70公裏的速度。這時可把隨我出遊的“內務府大臣”紹英老先生給嚇壞了，據說嚇得他在車中緊閉雙目，雙手合十，高聲大念“南無阿彌陀佛”不止。
（3）我的“疑病”和“治病”
在宮中時，因為我身邊既有很多古代醫書，又有許多大夫和專供我用的現成藥房，所以我就不知不覺地對“治病”這件事，感到有興趣。對於那些艱澀難通的古醫書之類，我隻不過是在無事之時不求甚解地去閱覽它，倒還沒有給我以怎樣的影響。後來因為得到了一部通俗易懂的《驗方新篇》，不料它卻坑害了我。不知道是什麽緣故，自從看到了那些駭人聽聞的奇病異症之後，便引起了我想入非非，神經過敏，常疑心自己有病，愈疑心就愈害怕，愈害怕也就愈疑心，總覺得自己身上這裏有病那裏也不舒服，簡直把我折騰得不亦樂乎。例如，有一次我手上長了一個小瘡，我便自起矛盾地認為這確是“疔毒”無疑，於是便拿紅線把手腕緊緊捆牢，一麵就按照書上所載的專治疔毒症的“**飲”或是什麽“護心散”之類，把藥抓好煎服。也時常無緣無故地找大夫來看。我的漢文老師朱益藩頗通漢醫醫術，我更是尊他為“儒醫”而經常找他給我診治。有一次我覺得小腹有些痛，便認為這是“受了寒”，便在深夜用電話叫他快來，一方麵更叫“內務府大臣”下緊急開“紫禁城門”的命令。像是這樣一點小病便采用這種緊急求救的方式，也不止這一次，而是多少次地這樣來做，既不論三九嚴寒，也不管三更半夜，隻要是我的“疑心病”一發作，便總是這樣迫不及待地去飛調他來。
我的那位朱老夫子，有一次竟給我開了一個“破釜沉舟”的猛方，叫我服用爆竹裏的火藥，並說這是專治受寒的。我雖然既怕病又衷心敬服我這位老師的高明醫道，但是我怕死的心更強於怕病的心，因為我知道火藥的厲害，所以這次沒敢照方服用，更“福至心靈”地現出了“寧可犧牲別人，也要保全自己”的反動階級本色來，就命兩個太監本著“君藥臣嚐”的儒家古訓精神，先替我嚐一嚐這火藥的滋味。後來這兩隻“替罪羊”齊聲來報告我說：“吃了以後，肚子裏難過得很。”因此我也就在“惜命”的前提下，把我那塊“疑心病”算是暫時給壓下去了。
還有一次，我因為覺得有時候喉嚨中有痰，便又害怕自己要得“緊痰絕”，遂趕緊找來“太醫院”的大夫給我醫治。這位大夫在“望聞問切”的診斷以後，也就毫不客氣地給我使用了祛痰劑的王牌猛藥“礞石滾痰丸”作為藥引，還配合著使用了不少的漢藥藥材，另外還讓我喝竹瀝水。就是在這位醫生的猛攻猛打的治療方法下，連續醫治了約一個半月。
後來聽人說，幸虧我身體平素算是不錯，所以才經得起這種猛治，否則非把身體弄壞不可。
像是這樣的事情，尚不隻我幼時在“清宮”中如此，就是到了天津以後，以及後來在偽滿時代的十四年間，我一貫總是在疑心著自己有病和不斷地在中西藥雜進下，過著“鬥病”的生活，至於注射等，還未把它包括在內哩！
總之，在我前半生，凡是所到之處，隨時都貯存著不少的中西丸散膏丹之類，差不多用不著赴街上去買，都能自給自足。尤其荒唐的就是有時當我找來大夫看病之後，經常把大夫的處方，任憑自己的主觀願望隨意予以增減。甚或有時不問大夫就一麵翻著藥書一麵自行醫治，直到偽滿垮台為止，我一向都是如此。
七、我母親為我自殺了
我從三歲起，就離開了我的母親，一直到了我十一歲，我母親才被允許一年進宮來看我兩三次。雖然每次少則必住上四五天，多則八九天才回去，但是我對她的感情也不過普普通通，並沒有對她感到什麽特別親熱。因為我們母子二人之間的骨肉情分，早已被那冷如冰的封建專製製度給一刀兩斷了。即使說尚沒到一刀兩斷程度，也是被這段難以逾越的“君臣關係”鐵牆給兩下完全隔絕了。我母親是在一九二一年我十六歲的時候死去的。而她的死，則是與我和端康太妃的爭吵有關。
在我十四五歲時，端康太妃由於我追逐時髦，狠狠地訓斥了我一頓，並打了兩個太監每人二百大板。自從發生了這件事之後，她便效仿了西太後對待光緒的老辦法，每天派她宮中的六七名太監，輪流地來“服侍”我，其實就是派他們來做監視我的“特務”。我在當時的環境下，當然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了，我就這樣地忍耐了不少的日子。有一天，我真覺得有些按捺不住，便抓一個題目和她派來的太監大鬧起來，當然一個當太監的，盡管他有多硬的靠山，在這種情勢下，是不能不向我磕頭賠罪的了。而太妃呢，也知道我是對她的一種“取瑟而歌”的間接示威，便也知趣地把這個太監叫了回去，不久把那幾個“特務太監”也都撤走了。
我想順便在這裏概略敘述一下我這四位母親的各自的性格。
端康太妃不但是所使用的太監很多都是曾在太後宮裏使用過的人，就連她那裏的大夫以及廚房裏的工作人員，也差不多都是太後所遺留下來的一些基幹人員，而她的一舉一動，也就在有意無意之中，模仿起西太後、隆裕太後來。因此，在她所住的那個“永和宮”的勢力圈子內，是經常飄**著一種和那三位太妃迥然不同的濃厚專製氣氛的。
敬懿太妃，因為我幼時曾住在和她的“太極殿”相銜接的“長春宮”的關係，所以我幼時對她的感情，總比和那三位太妃要親近些，就是她對我也是在無言之中，似乎更關切些。她對端康的驕傲跋扈的平日行動，也頗為不滿，隻不過是麵和心不和地過著表麵平靜的生活罷了。
榮惠和莊和兩太妃，平日也是很老實和藹的。不過她們二位都有著不少迷信和忌諱。例如，榮惠太妃最忌諱說“醋”字，在吃飯的時候，她那裏的太監都不能說出“醋”字來，而隻能給它起個代名詞，把“醋”叫作“忌諱”。而莊和太妃那裏的忌諱尤多。如不許人說“吃梨”，因為“梨”字和“離”字同音，須說吃“平安果”。還有“完了”二字，也是在忌諱之列的。如果問您吃完了嗎的時候，須說您吃得了嗎。其他尚有許多，舉一以概其餘吧。
這就是我那四位母親的脾氣、作風各自不同的地方，跟著我要說我和端康太妃翻臉的經過。
關於這次爭吵的直接導火索，是因為有一天，端康下了一道命令，把太醫院的禦醫範一梅開除了。我聽到此事後感到非常氣憤，當然這也和我平日對她的種種不平不滿有關。我就想：過去隆裕太後在世的時候，我和太後坐在一起吃飯，她不是還拿一個“瑾妃”資格，站在地上吃的嗎？……我於是就給她下了個結論：她本是一個妾的身份，而不是妻的身份，並不能算是我的母親。現在她既這樣對我毫不客氣，我為什麽要怕她呢？於是我愈想愈覺得可氣。但是在那家長製度凜然不可侵犯的宮廷中，我還不敢下定決心，當麵向她去做質問，便把此事告訴了陳寶琛，並和他做了一番商量，而他居然會讚成我這樣做，同時在我身邊的大總管張謙和也慫恿我這樣做。於是，我就鼓足了勇氣，到她那裏質問她為什麽開除了範一梅。當然她是不會向我讓步的，於是我們母子便鬧翻了臉爭吵起來。我更粗暴地揚言不承認她是我的母親。我表明了這種決裂態度之後，便憤憤地回去了。
端康太妃便在盛怒之下，急時抱佛腳地把我的祖母劉佳氏和我的生母瓜爾佳氏叫到宮裏來，並遷怒於她們，對她們做了嚴厲的斥責。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也隻得向太妃賠了禮，但太妃還不甘心，更把我父親載灃和各王公大臣連我的老師們也在內，全都叫進宮來，大約也是想套用一下西太後降服光緒的老辦法來壓製我吧。於是她便把我如何對她無禮的情形，聲淚俱下地宣布了出來，但是這些王公大臣已不再是當年的榮祿或是袁世凱，對於我們母子之間的家務爭吵，又有什麽解決的妙法，隻能是對她做了一陣不關痛癢的安慰。而我呢，也不肯對她示弱，便也把這些“宗親國戚”（除我父親）等叫到我這裏來，我也同樣對他們嘵嘵不休地講了一大篇我的道理。當然，他們對於我也是毫無辦法的，也不過是唯唯諾諾地說出一些不解決問題的調停話而已。最後，我還是在我祖母和母親的努力說服下，才勉勉強強地到端康麵前下了一跪，並且認了錯，這場風波才算是在我和端康之間平息下來。
可憐我的母親在她臨回家去的頭一天，還來看我，並諄諄囑咐我爾後千萬不要再做這樣魯莽的事，我也對她表示了今後一定不再如此。
我卻萬萬沒想到。我的母親在回家之後的第二天就吞服鴉片自殺了。此事發生以後，我父親等並沒有對我表示，我母親的死是因為我而自殺，隻說是得了一個“緊痰絕”的急病死了。我聞知這一噩耗之後，便連忙到我母親家中去哭奠。這是我自從三歲入宮以來，頭一次出“紫禁城”，也是頭一次回到了生身父的家中，不過是這次的回家，卻不是什麽愉快的事，而是和我那生身母做了人生的永別。
我母親的自殺，還是在她死後多少日子由我弟弟對我講了才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