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日本公使館住了幾個月之後，羅振玉又來建議說，這裏不是我久居之地，主張我應該挪到天津去住，以便將來能赴日本留學。我遂同意了他的這一意見。他還說，最好是在天津日本租界裏找一個住處，於是就使朱汝珍到天津去物色，結果他看中了“張園”。
“張園”是清末官僚張彪的房子，張在清末任湖北省提督——第八鎮統製，當辛亥革命武昌起義時被趕下台，把搜刮來的民脂民膏蓋了一個遊園出租，來過他的富家翁寓公生活。
我得到了朱的報告後，就把我想要到天津去住的意思，告知了芳澤，他也表示了同意，他更把我想要移住天津的事情，告知了當時的執政段祺瑞，段表示：在我移住天津時，途中他可以酌派兵力進行保護。我聽了這一回答之後，便又和羅商議，結論是：段執政他哪裏來的兵，還不是得用馮玉祥的軍隊？於是便又害起怕來。後來我和羅與芳澤商洽，芳澤就決定派幾名日本警察和日本駐津領事館的警察署長秘密把我護送到天津日本租界去住。
我臨出發赴天津之前，曾到芳澤夫妻處去告辭，並對他們表示了感謝之意，最後還同他們夫婦一同幹了杯。
我回到我住的小樓後，便聲言要往英國公使館去看跳舞會，於是便在日本公使館參讚池部和上述日本警察的“護衛”下，從公使館的後門溜出去，步行到了北京東車站，上了一輛三等兵車，我這時為了怕被別人識破，便把平素決不輕易摘下來的眼鏡也摘了下來，並把我那頂常戴的獵帽也深深地往下戴了又戴。這都是我害怕自己的同胞，猜疑自己的同胞，並且還要遠遠離開自己的同胞，所以才這樣鬼鬼祟祟地做出了許許多多騙人的花招的。
當我們這一幫人上了這節車廂之後，池部便用中國語向車中的人說：“這些都是日本人。”這就是他預先設好的“防禦線”。從他這短短幾個字的一句話中，是可以使人感到有一種日本人對中國人的無比優越感的。因為是日本人，便可以隨便進入人家軍用的車廂裏，因為是日本人，就可以使人奈他們不得。在他的這句話中，是充滿了狡詐和威壓之感的。而我呢，也就混在日本人堆裏，拿著猜疑和恐懼的心情來對待自己的祖國同胞；相反地，是拿乞憐感激以及信賴的心情，在祖國同胞麵前，貼在日本鬼子的懷抱裏。回想起當時自己的卑鄙無恥心情時，不但自己也覺得有一種莫可名狀的羞愧與悔恨的心情，並且還覺得自己對自己的過去，簡直是要嘔的。
在這列車尚未開動的時候，忽然有一位中國軍人對我們這幫牛鬼蛇神道：“這是兵車，請你們到別的車廂裏去吧！”於是我又和這幫鬼子在一起，上了另一輛二等車，進入到這節車廂之後，不料那個羅振玉和他兒子羅福葆早在這裏坐著呢！這時占據了這節車廂的，有我和羅氏父子以及我帶來的三個用人。其餘則是那個日本警察署長和那些日本公使館警察了。池部看到我已在位子上坐好之後，便回去“交令”去了。
當這趟列車快到天津之前，每到一個車站，就有一兩名日本警察進入車中，所以，當我到了天津車站時，在車中已經有了相當數目的日本警察。在我正要下車的時候，站台上有很多自己祖國的同胞要上這輛車，這時，那幫日本警察便又把他們的統治者威風拿了出來，不分青紅皂白便向那人群中橫衝直撞過去，而讓我優先地下了車。
當我在這幫鬼子前簇後擁下，下到站台時，在站台上早已站滿了日本帝國主義分子，其中有當時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吉田茂和領事、副領事並天津日本駐屯軍的軍官以及日本警察等數十名。吉田茂還走過來和我握了手，更表示了所謂的歡迎，以及要對我加以“保護”的意思。在站外，他們還給我準備了汽車，把我送到了“張園”。不料到了那裏之後，大門還在關著，於是便臨時改住日本租界的“大和旅館”。過了幾天之後，羅振玉來告訴我“張園”已經租妥，我遂移到那裏去住，開始了天津日本租界裏的“寓公”生活。我的妻子婉容和文繡等，也都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挾持下到了天津，和我又聚到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