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友蘭：為政者要賞罰必信
馮友蘭（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陽人，當代著名哲學家、教育家，被譽為“現代新儒家”。他的著作《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簡史》、《中國哲學史新編》、《貞元六書》等，均為20世紀中國學術的重要經典，另有代表作品《新原人》等。
當首領的人，如欲以賞罰為“二柄”，則必須信賞必罰。賞而不信，罰而不必，其鼓勵或警戒，是不會有很大的效果的。
首領是有權者，權之表現為賞罰。法家謂賞罰為二柄。這是當首領的人驅使群倫的兩個工具、亦可以說是一個工具的兩方麵。作首領的人，譬如一個趕西洋式馬車的人。他高高地坐在車上，讓馬拉車走。他看那馬走得慢，就打它一鞭。看見那馬走得快，晚上就多與它一點草料。他所作的事，隻是如此。他用不著下車來幫馬拉車。他若下車來幫馬拉車，所加的力量有限，而拉車的幾個馬，反因沒人指導，而走亂了步驟，拉錯了方向。中國舊日稱皇帝治天下為禦天下。因此凡皇帝的一切舉動，皆稱為“禦”。禦者，趕車也。可見上所說比喻，是很合適的。就拉車說，馬是有為，趕車的人是無為。趕車的人坐在車上趕馬，是“用天下而有餘”。他下車來幫馬拉車，是“為天下用而不足”。
當首領的人，最困難的事是用人。我們常說“為事擇人”，這是不錯的。但是有個什麽方法，可以擇出適當的人呢？儒家的人向來認為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所以說：“知人則哲。”孟子亦說：“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但是，照法家的看法，“為事擇人”，並不是困難的事。當首領的人，隻要能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這種似乎是困難的事，自然不困難。譬如一個當首領的人，要找一個人做某事。他隻須說：“我現在要一個人作某事，你們自覺有辦這種事的能力的人，都可以來試一試。不過我預先聲明，試的結果，成績不好的，我一定砍他的頭。如果真是這樣作了幾次，沒有辦某事的能力的人，自然不敢冒充有能，而真有辦某事的能力的人，自然有機會辦某事了。”《莊子·天道》篇亦如此說。《天道》篇說：“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在賞罰不明的地方，作事成績好者，不必得賞；成績壞者，不必得罰。於是不能作事者，可以隨便混充；能賢事者，亦無以自見。但在賞罰分明的地方，這種情形，自然沒有。能力大的人，自然有機會辦大事；能力小的人，自然隻辦小事。當首領的人，不必用別的方法“為事擇人”，而各種事已自然為其自己擇人了。法家及一部分的道家的這種看法，雖或者過於簡單，我們雖或可以對這一班人說，問題沒有這麽簡單，但他們的這種說法，是有一大部分的真理，他們的這種辦法，在大多數情形下可以適用，這是我們所必須承認的。
賞罰的最大的功用，並不僅在於鼓勵或警戒當事的人，而且在於使一般人知所鼓勵，知所警戒。當首領的人，必須使其所統率的人，皆知如何如何必得賞，皆對於如何如何必得賞，沒有一點懷疑的心；必須使其所統率的人，皆知如何如何必受罰，皆對於如何如何必受罰，沒有一點僥幸的心。如此則賞罰的功用，始能充分顯著。所以當首領的人，如欲以賞罰為“二柄”，則必須信賞必罰。賞而不信，罰而不必，其鼓勵或警戒，是不會有很大的效果的。
以上所說，大致是法家及一部分道家的意思。上無為而下有為，即所謂“主逸臣勞”。這個逸應該隻是“無為”的意思，而“無為”的意思，又應該是如以上所說者。有一部分的
法家，以為當帝王的人，能夠用他們所說的這種辦法，則即可以終日享樂而治天下。既然什麽事都由臣下辦了，則為君者，聲色遊田，皆可隨便。他們這種說法，不是為奉迎當時國君的喜好，即是把人與人的關係，把當首領的方法，看得太機械了。把人與人的關係，看得太機械了，是不對的。把當首領的方法，看得太機械了，亦是不對的。所以我們講當首領的方法，除了說無為一點外，還要再加上三點，即無私，存誠，與居敬。
我們於上文說到信賞必罰。信賞必罰，需要當首領的人的大公無私。
當首領的，對於他的下屬，要真正的“鑒空衡平”。對於他的下屬，他所要的，是他們的作事成績。成績好的，雖仇必賞；成績壞的，雖親必罰。賞不避仇，罰不避親，這樣才可以使賞罰有最大的功用。這一點本是法家及一部分道家所亦常說的。朱子說：“前輩言，做宰相隻要辦一片心，與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哪個是賢，哪個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做宰相“隻要”此，其餘皆可“無為”也。心公即此所說之無私也。
當首領的人用人，除了以其能為標準外，不應該有別的標準。現在有些作大官的人，專用他的親戚，或專用他的同鄉。這些人都是作官，不是作事。他們的錯誤，是不待言的。還有些首領，是真心要作事，但卻於其下屬中，分別誰是他的嫡派，是真心擁護他的，誰不是他的嫡派，不是真心擁護他的。這亦是有私。他既有這種私，他的心即不能如鑒之空，於執行賞罰的時候，自然亦不能如衡之平。如此則賞罰的功用，即不能顯著了。如此，則事不能為其自己擇人，而為首領者不免為人擇事。如此，則此首領的大事，必要失敗。例如明朝的皇帝，總以為他的宦官是真心擁護他的。重要的事，都交宦官辦。崇禎皇帝，鑒於魏忠賢之禍，原是下決心不用宦官的。但不久即又變卦，末了還是吃宦官的虧，弄得國破家亡。這都是由於有私的緣故。
有人說《水滸傳》寫宋江，是借宋江以罵曆朝的太祖高皇帝。這話不必是。宋江的行為，很有些與曆朝的太祖高皇帝相同。但這不必是施耐庵有意如此寫。宋江的行為，有些是當首領的人的行為；曆朝的太祖高皇帝的行為，有些亦是當首領的人的行為。既都有些是當首領的人的行為，則其有些相同，是當然的。《水滸傳》又寫一個王倫。王倫是個失敗的首領，宋江是個成功的首領。《水滸傳》說，林衝要殺王倫，“王倫見勢頭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哪裏”，他要把山寨裏人分為心腹與非心腹，這就證明他不能為全山寨的首領了。他既然把山寨裏人分為心腹與非心腹，他對待非心腹的人，當然不免歧視。所以林衝罵他，說“：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妒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到這時候，王倫“雖有幾個身邊知心腹的人”，又有什麽用處呢？宋江便不是如此。宋江無論見什麽人，總叫他覺得宋江以他為心腹。他看見人，總先上去拉著手。金聖歎說：“宋江一生，以攜手為第一要務。”他能叫人都覺得，宋江以他為心腹，他即可叫人作他的心腹。他若能叫全山寨的人都是他的心腹，他即可穩坐山寨的第一把交椅。
王倫與晁蓋等七條好漢送行，隻拿出五錠大銀（金聖歎批說：“醜！”）。而宋江見人，動手即拿出大把銀子。這亦是一個失敗的首領，與一個成功的首領的不同之處。就曆史上的人物說，這亦是項羽與漢高的一個不同之處。人有功，當封爵者，項羽“印刷敝，忍不能予”。這心理，正是王倫拿出五錠
大銀的心理。漢高對於功臣，封爵裂土，毫不在乎。這心理，正是宋江見人即拿出大把銀子的心理。王倫與宋江，項羽與漢高的這種分別，亦是有私與無私的分別。
有私的首領，如王倫、項羽之流，因有私，壞了自己的大事。無私的首領，如宋江、漢高之流，因無私，一個得了梁山，一個創了帝業。王倫常使人覺得，他以梁山泊是他的，結果梁山泊不是他的。宋江常使人覺得，他不以梁山泊是他的，結果梁山泊卻是他的。這證明了《老子》的話：“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老子》又說：“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又說：“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又說：“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先民、上民、為長，都是作首領。宋江見人即攜手、送銀子、說好話，使人覺得，他以為什麽人都比他自己重要，都比他自己強。普通人都要使人覺得，無論什麽人都沒有他自己重要，都沒有他自己強。宋江能反乎眾人之所為，這就是他超乎眾人的地方，這亦是他所以能坐第一把交椅的原因。坐第一把交椅，居眾人之上，本是惹人反感的事。宋江能使人常覺得他以為什麽人都比他自己重要，都比他自己強，則可使人樂於推戴。《老子》說：“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處上而能不使人有反感，則可以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了。如果大家都以他為厭物，他如何能坐第一把交椅呢？九天玄女與宋江的天書上，未必講這些道理，不過宋江所行，很有些合乎這些道理。
林衝罵王倫說：“你也無大量大才，做不得山寨之主。”有大量，亦是作首領的必要條件之一。俗語說，“宰相肚裏撐下船”，言其度量之大也。一個作首領的人，賞不能避仇，罰不能避親，又要如宋江之流，見人說好話，送銀子。行事如不得人的諒解，則毀謗集於一身。凡當大首領的人，當他生時，都是“譽滿天下，謗亦隨之”。如不是一個大量的人，恐怕隨時都可氣死。俗語說：“當家人是汙水缸。”《老子》說：“能受國之垢，是為社稷主。”汙水缸正是“受國之垢”者。能受國之垢者，始可為社稷主；受國之垢，非大量人不能。
我們以上引宋江作例，或未免似乎可笑，或將以為我們意存諷刺。其實我們並沒有這個意思。以宋江為例之所以似乎可笑者，因照施耐庵所描寫，更加以金聖歎所批評，宋江的行為，顯然是造作的、虛偽的。而曆史上真的大首領的行為，或不必全是造作的、虛偽的；或其是造作的、虛偽的，未必如此顯然可見。作首領的人，如欲免除宋江之似乎可笑，則須使其這一類的行為，都是真的。此即我們所謂存誠。所謂都是真的者，即於其不分派別，不用私人時，並非以為，如此乃可以得全體下屬的擁護；而乃“有天下而不與”，視第一把交椅之得失，為無足輕重，故不必自養心腹，以擁護自己。其拿大把銀子，並非以為，如此乃可以收買人心；而乃出於憐才好士，不能自已。其使人覺得，他以為什麽人都比他自己重要，都比他自己強，並非以為，如此乃可以減少人的反感；而是確實自然謙衝，如我們於第五篇所說者。他的大量，並不是他勉強容忍；而是實在覺得，些須小節，無足計較。這是真的無私，真的善下，真的大量。《老子》所講的，都是這些真的。真地無私者，才能真成其私；真地善下者，才能真居人上；真地不爭者，才能真使人莫能與之爭。所以於這些都是真的者，才能當真的大首領。
（馮友蘭著《新世訓》，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