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聖陶：獨善與兼善

葉聖陶（1894—1988），原名葉紹鈞、字秉臣、聖陶，江蘇蘇州人，現代作家、教育家、文學出版家和社會活動家，有“優秀的語言藝術家”之稱，著有《隔膜》、《線下》、《倪煥之》、《腳步集》、《西川集》、《稻草人》等。

做個民主國家的公民，必須隨時隨地實踐，隨時隨地顧到共有的這份公產，才能使國家真個成為民主國家，自己與他人並受其益。

古人談立身處世，有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說法。窮並不是說沒有錢用，沒有飯吃，而是說得不到時君的看顧，就是不能夠得君行道。那時候隻好自顧自，勉力做個好人，這叫做獨善。達是窮的反麵，就是讓時君看上了，居高位，做高官。那時候你有什麽抱負可以施行出來，使民眾得些好處，這叫做兼善。古代的知識分子，除開那些沒誌氣的不說，單說那些極端有誌氣的，他們隻能在窮啊達啊獨善啊兼善啊兩條路上走一條，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因為從前所謂天下是皇帝的私產，誰要對天下做什麽事務，必須得到皇帝的任用，至少也要得到皇帝的默許，否則就無法做，硬要做就是違礙，非遭殃不可。譬如著書立說，啟迪民眾，也算是一種影響到天下的事務，如果你循規蹈矩，不違反皇帝的利益，皇帝就默許你，由你去著書立說，不來管你；如果你要說些不利於皇帝的話，皇帝就不能默許，於是焚稿、劈板，殺頭、戮屍，種種的花樣都來了。你覺得如果碰到這一套挺麻煩，就隻好把要說的一番話藏在肚腸角裏，隱居山林，詩酒自娛，實做個獨善其身。眼見生民塗炭，天下陷溺，也隻好當做沒有看見，哪怕你心熱如焚，實際上還是形冷如冰。從來真有誌氣的人往往不得誌，看他們寫些詩文，往往透露出一腔牢騷，其故就在於此。再說那些達的，可以舉曆代得位當政的一班政治家為例，他們未嚐不做些好事，使民眾得些好處，但是也不過像牧人一樣，好好看顧牛馬，無非為了主人，使主人可以多擠些牛馬的奶汁，多用些牛馬的勞力罷了。無論他們怎樣存心兼善，民眾還是離不了牛馬的地位，如果認定牛馬的地位說不上什麽善，那麽兼善簡直是空話。說句幼稚的話，古代要行兼善隻有皇帝才行得通。他若不把民眾放在牛馬的地位，他就兼善了。但是，不把民眾放在牛馬的地位，他皇帝怎麽做得成？有那樣的傻皇帝嗎？至於知識分子，注定的隻好獨善，沒法兼善。並且，要能獨善，總得有田有地，有

吃有穿。得到那些供給，或由祖宗遺傳，或由自己弄來，似乎毫無愧怍；可是踏實一想，無非吸了牛馬的血汗，與皇帝大同而小異。那麽，獨善果真是“善”嗎？看來也大有問題。

到如今，皇帝的時代過去了，所謂天下是民眾的公產。對於這份公產，大家自己來管理，大家共同來管理。就自己管理而言，見到民主的精神。就共同管理而言，見到組織的重要。“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情感，在從前是隻屬於倫理的，如今因為共有一份公產，從實際生活上見到彼此的相需相關，倫理的之外又加上經濟的，關係的密切簡直達到沒法分開的地步。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事情幹得好大家好，幹不好大家糟，沒有什麽獨善可言。也可以這麽說，即使你喜歡獨善，也得通過兼善才做得到真個獨善。如今時代與從前不一樣，如今是獨善兼善混而不分，而且非“善”不可的時代了。如今無所謂窮，唯有知能不足，不懂道理，辦不了事，那才是窮。那樣的窮，獨善兼善都談不上。如今也無所謂“達”，懂得道理，辦得了事，獨善兼善雙方顧到，也不過是盡了本分，沒有什麽所謂“達”的，雖然沒有什麽所謂“達”的，兼善卻萬萬不可放鬆。如果一放鬆，你就是拆了大家的台，使大家吃虧。並且大家之中有個你在，也就是使你自己吃虧。自己吃虧是最為顯而易見的，除了傻子誰願意？

以上的話雖屬抽象，對於如今的知識分子卻有些關係。本誌的讀者是中等學生，在知識分子的範圍裏，所以我們要在這兒談這個話。我們以為如今的知識分子固然要繼承從前的文化傳統，但是繼承必須是批判的而不是盲目的，值得繼承的才繼承，否則就毫不客氣，拋開完事。關於立身處世的傳統，像“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的說法，就非拋開不可。若不拋開，就將一塌糊塗，做不得民主國家的公民。你講“窮”“達”，無異承認社會上有個排斥你賞識你像皇帝那樣的特權階級，而這個特權階級非但不該有，假如實際上有也要把它打倒，如何能加以承認呢？你講“窮則獨善，達則兼善”，無異說你有燮理陰陽，治民濟世的大才，你沒有看清如今做事，為自己也為大家，為大家也為自己，並沒有一種特別叫做治民濟世的事，這個錯誤又如何要得？認識一錯，全盤都錯，你受教育就不明白為什麽受教育，你做事就不明白為什麽做事，你成了個古代的知識分子，距離民主國家的公民卻有十萬八千裏。我們想，如今的知識分子第一要不把知識分子看得了不起。知

識分子了不起乃是知識封鎖時代的現象，民主國家知識公開，知識共享，人人有了知識，人人成為知識分子，也就無所謂知識分子了。第二，要在實際生活中貫徹著“四海之內皆兄弟”的感情，真正見到彼此同氣，不能分開，於是各自去參加“大家自己來管理，大家共同來管理”的某項事務。見解如此，才算脫去了古代知識分子的窠臼。

單管認識與見解，不顧日常的實踐，還是不濟事。做個民主國家的公民，必須隨時隨地實踐，隨時隨地顧到共有的這份公產，才能使國家真個成為民主國家，自己與他人並受其益。譬如政治，就不能不管，有些人以為政治是罪惡的淵藪，管政治是卑瑣齷齪的勾當，不去管它才是清高。其實這是古來知識分子的想頭，與如今全不相幹。按如今的說法，管政治並不等於做官（進一步說，官也可以做，隻要明白做官是為公眾辦事，並不是去作威作福，魚肉公眾，就好了），隻是管理自己與公眾都有份的事而已，那些事太切身了，非管不可。選舉保長鄉長了，知道這關係到一保一鄉的福利，就不該隨便填個人名了事，更不該放棄選舉權，不去投票。見到了什麽意思，或者是積極的建議，或者是消極的指摘，知道不建議不指摘將會壞事，就不該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讓見到的意思在頭腦裏消失。諸如此類，不能盡說。總之，凡是該管的樣樣都認真的管，才是實踐。又如與大眾為伍，要真個感到彼此為一體，這種習慣也不能不努力養成。從前的知識分子大多抱個人主義，喜歡超出恒流，即或有所交往，也隻限於同輩，對於操勞力耕的工人農人，就看作下賤之徒，避之若浼，民胞物與，隻在談道學的時候那麽說說，在作文的時候那麽寫寫而已。如今彼此既同為國家的主人，無所謂高貴與下賤，而實際生活中又必須相濟相助，攪在一起，所以文藝作者有深入民間的切需，知識青年有回到鄉村的必要。其實說深入似乎未妥，深入了可能還有出來的時候，如果出來，豈不是仍在民間之外？若說沒入民間，像一滴水，順著江河歸於大海，永不複回，那就更妥帖了。說回到鄉村，也不是回去調查調查，考察考察，或者勸說一番的意思，大致也在於沒入，鄉間比之於大海，回去的青年就是一滴水。要真個做到如此地步，必須脫胎換骨，把沾染在身上的從前知識分子的壞習氣完全消除，向大眾學習，與大眾共同學習。這又是非實踐不可的事。

（《葉聖陶隨筆：生活教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