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中國傳統道德的繼承問題

任繼愈（1916—2009），字又之，山東平原人，著名哲學家、佛學家、曆史學家，曾任國家圖書館館長、名譽館長，師從湯用彤、賀麟。他致力於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佛教史和中國哲學史，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哲學史論》、《任繼愈學術文化隨筆》、《老子全譯》、《老子繹讀》等，另主編有《中國哲學史簡編》、《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宗教詞典》、《中國哲學發展史》等。

以道德教育人民，社會才能更健康地往前發展。

道德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才會產生的社會意識形態。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是靠了群體的力量，單憑一個孤立的個體，在嚴酷的自然條件下，無法戰勝外來的各種侵害。在群體生活中，自然形成了社會習俗，為了種族的繁衍，為了群體的發展，逐漸形成了許多規定和禁忌。習慣性地約定哪些行為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比如婚姻問題，族內雜交是當初的群婚習俗，不存在道德問題。在群婚條件下，人們逐漸發現，長期近親繁殖對種群不利，這才有了部落內部不許婚配的禁忌。近親不婚也還不是出於道德問題的考慮。後來，隨著社會進步，才有了近親不婚的理論，就是古人所謂“禮”。“禮”對已發生的事實，在理論上做出了近親不婚的解釋。社會發展總是行為在先，理論在後，形成係統的理論更晚一些。

人類在地球上占主要地位，很重要的原因是由於人類善於處理個體與群體的關係。人的社會關係十分複雜，主要的關係是個體與群體的關係。個人與群體的協調關係就是“道德”的範圍。處理個體與群體關係的總原則，是使個體的生存發展適應群體的生存發展，而不是相反。因為削弱了群體，個體也無法發展，甚至無法存在。所以每一個社會成員不能隻為個人打算，而要對整個社會群體有所奉獻。舊社會學和馬克思主義社會學都企圖解決這個問題，雖然不同的理論有不同說法，但歸根到底都是關於個人與群體關係的學問。古人稱為“義利之辨”。“義”一般指符合群體利益的思想言行，“利”一般指符合個人利益的思想言行。擺正義和利的關係，即符合道德規範。人們根據自覺的判斷，采取行動，有選擇的自由。但一定的社會中存在的道德規範，不能自由選擇，隻能遵循。隻有自覺地全麵、深刻認識這種關係，道德才能逐步趨於完善；以道德教育人民，社會才能更健康地往前發展。

今天，道德問題被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主要的原因就是今天的中國麵臨著一個改革開放的時代。曆史上，每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變革時期，道德都是先受衝擊的一個領域。社會變革之後，人際關係發生變化，從社會發展的角度看，人類交往日益複雜和頻繁。中國傳統的自然經濟，一家一戶間極少交往。後來商品經濟發展以後，出現了新的道德問題。例如中國傳統的“孝”的觀念，就與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有直接的關係。一個家庭的主要男勞動力維持著整個家庭的生活，養老育兒，他擁有生產權和財產分配權。經濟關係決定了非有家長製不可。“孝”的觀念在中國如此之深，就是由於小農經濟社會維持的時間相當長。直到鴉片戰爭時還是這個格局。當小農經濟的社會發生變化，就相應地出現了新的道德問題。隨著社會交往不斷擴大，社會分工不斷發展，個人自食其力，原有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自然就會有所疏遠。現代社會“孝”的觀念的淡薄，同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社會變革有關係。養育老人和撫育幼小，過去完全由家庭承擔，今天有一部分責任轉移到由社會保險承擔。社會變革隻能是向前發展，不會倒退回去，所以不能簡單地說“現在人心變壞了”。

在不同的曆史階段，因為有不同的社會需要，也就會有不同的道德規範。中國封建社會關於君臣、父子、夫妻關係的傳統道德規範“三綱”，對於維持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封建社會是必需的，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對於維護社會的穩定和發展生產，是有一定曆史進步作用的。但在進入新的曆史時期後，原有的封建主義道德規範就會成為社會進步的阻力。“**”的教訓，就是以小農經濟中的家長製代替社會主義的民主製。社會主義時期，應該有社會主義新的道德規範。

進入近現代社會以後，道德觀念必須與法製觀念相配合，共同推動社會發展，這樣也有助於道德自身的發展。道德觀念與法製觀念在總的精神上是一致的，都是強調個體與群體關係的和諧，要求個人維護群體的整體利益，接受群體觀念的約束。真正的法律是符合道德精神的。道德是內在的，它的標準是要求人們自覺地對集體有所奉獻。法律是外在的硬性規定，它強製性地要求個體不得危害群體的利益，否則就要加以處罰和限製。既然是強製性的，即使有人不懂法，一旦觸犯了法律，也要受到法律的製裁，而道德因為是指導人類行為的內在要求，哪些事該做，哪些事不該做，對違反規範的人，道德多采取寬容教化的態度。這是道德與

法律的區別所在。道德觀念與法製觀念是相輔相成的，過去中國封建社會也把“禮”與“法”兩者並提。隻有法律，不講道德，人完全是被動的，在法律沒有規定的時候就會無所適從；道德如果沒有法律的輔助作用，也不能夠有效地推廣，為多數人所接受，也會造成講理的人吃虧，不講理的人占便宜的情況。道徳與法律就像雙輪車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我們提倡社會主義新道德的同時，也要大力倡導加強人民的社會主義法製觀念，普及法製教育，提髙人民知法、守法的水平。

要有效地普遍提髙道德水準和國民的整體素質，從根本上講在於文化教育的普及。教育是立國之本，教育水平上不去，其他一切都無從談起。科技要靠教育，經濟要靠教育，道德、法製觀念的普及也要靠教育。愚昧的民族談不上有什麽道德問題。現在世界上有些原始民族的語言中，有大小、長短、好壞等名詞，但沒有仁義、道德等名詞，沒有這種詞就是沒有這種觀念。衡量一個人的行為是否符合道德精神，要看他是否有道德觀念並且自覺地遵守，否則即使做了，其道德價值也不大。原始的絕對的“純樸”不屬於道德範疇，價值有限。過去有人向往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的上古三代，事實上是不現實的。在當今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相當發展的社會中，我們應該普及教育，在廣大人民群眾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基礎上，反複進行道德教育，自幼灌輸道德觀念，養成一種自覺的道德習慣，而不是靠強迫。愛國主義、集體主義教育都是道德教育中很重要的內容。這些都要靠文化教育來提高認識水平，要靠平時長時間的培養、訓練，不是一蹴而就的。

中國是世界上幾個文明古國之一，她擁有曆史悠久的輝煌燦爛的古代文化傳統。這筆極其寶貴的文化遺產，內容是很豐富的。儒、佛、道三教是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載體。以前人們看到《論語》為曆代儒生誦習，便以為儒家孔子影響中國文化幾千年。中華文明固然多得力於孔子，但光講孔子是不夠的。比如，在講到人類群體生活與自然環境的關係時，孔子講得少，老、莊反倒講得多些。他們認為，人類取之自然應該有個尺度，掠奪性地征服自然不行，既要發展自己，又不能損害自然。再如舍生取義、吃苦耐勞等道德，墨子講得比較多，老、莊講得少。這些都是我們寶貴的文化財富，是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精華，應該努力吸取，同時要拋棄其中封建性的糟粕。

（《竹影集——任繼愈自選集》，新世界出版社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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