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墨子尚賢
所謂的“賢士”就是具有墨子或墨家的道德標準的人。賢士的標準，《尚賢下》說：“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墨子在《魯問》篇中說：“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意思是說國家政治昏暗紛亂之際，就向國君宣傳“尚賢”、“尚同”的重要意義。《尚賢》、《尚同》篇是墨子爭取改善小私有者社會地位的綱領。
墨子在《尚賢》中提出任用、選擇賢士的一係列綱領性意見。春秋末期，世襲貴族宗法製度的基礎已經開始動搖，當時各諸侯國政局動蕩，政治昏暗，世襲貴族為了挽救自己的滅亡的命運，開始招納人才。而當時的手工業者、小私有者，由於生產的發展，在經濟上逐漸取得更多的獨立地位。他們獲得的自由越多，生產積極性也越高。這一變化，在墨子的時代，就是“士”的地位提高，“士”的階層擴大，要求過問政治。這就是“尚賢”說產生的客觀原因。
在春秋初期、中期，世襲貴族的統治占主要地位的時候，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係建築在宗族血緣關係上，君臣的關係、大夫家臣和人民的關係，是宗族血緣關係的擴大。富者與貴者是統一的，貧者與賤者也是統一的。富貴與貧賤的身份幾乎生來就是決定了的、不可改變的。因此，這時期不發生“尊賢”或“尚賢”的問題，隻有“親親”的問題。所謂“周道親親”，其實就是用宗族關係作為人與人之間聯係的紐帶。
孔子時代已提出了“舉賢才”的主張。當時，世襲貴族為了加強他們的統治，需要找一些幹練的、有能力統治人民的人物。最初選拔的“賢才”絕大多數是從沒落的、失勢的、被壓抑的世襲貴族中間選拔。到春秋末期，開始真正選拔那些非世襲貴族出身的“賢才”
。根據書傳記載，當時，孔子的弟子，真正出身於貴族的隻有兩人。墨子的弟子，從他們從事手工業的技能和他們吃苦耐勞的精神來看，絕大多數應當是出身於勞動者階層的。墨子一再提出：“農與工肆之人”，隻要他賢能有才，也可以參加政治。這種思想和要求，並不是他的空想，而是在當時的客觀情況下有了實現的可能才提出的。
墨子提出“尚賢”的主張，在當時對於世襲貴族的特權，在客觀上起著瓦解的作用。墨子說，“欲國家之富、人民之眾、刑政之治”，隻有“尚賢”。“尚賢”是為政之本，他認為要使國家得治，首先在於網羅賢才：
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眾（“眾”是加多、聚集的意思）賢而已。（《尚賢上》）
墨子並且主張用提高賢士的物質待遇和社會地位來招納天下的賢士，使他們有參與政權的機會。他提出為賢士尋找政治出路的主張，具體地說，就是為那些部分反映小生產者、小私有者的利益的“士”開辟政治道路。
所謂的“賢士”就是具有墨子或墨家的道德標準的人。賢士的標準，《尚賢下》說：“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也就是那些“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尚賢上》）具有墨家政治觀點的有學識的知識分子。
墨子不但提出賢士的標準，而且提出選拔賢士的具體辦法。這在當時，對於世襲貴族製度是一種相當激烈的改革性的見解，因為他的選拔賢士的主張是針對西周幾百年的舊習慣、舊製度提出的，是為那些素無社會地位的“農與工肆之人”出身的知識分子爭取參與政治活動的。墨子假借古代聖王的名義，宣傳他的任賢使能的主張，他說：
故古者
聖王甚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富貴，不嬖[bi必]顏色，賢者舉而上之，富而貴之，以為官長；不肖者抑而廢之，貧而賤之，以為徒役。（《尚賢中》）
墨子在這裏正式提出改革世襲貴族製度的要求，隻有對“賢者”，才可以“富而貴之”，隻有對“不肖者”，才可以“貧而賤之”。賢者為官長，不賢者為徒役。而在過去，隻有富貴者才能任官長，貧賤者隻能當徒役。
在墨子的“尚賢”主張中，還提出初步的法治思想，給後來的法家韓非一派準備了思想條件。他說：
聖人聽其言，跡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尚賢中》）
墨子已把尚賢使能的範圍擴大，哪怕是貧且賤者，隻要他是賢士，墨子就認為他有資格去做官。賢士所做的官可以小到“治邑”，大到“治國”。他以堅決的、嚴格的態度提出：
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
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
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以上引文均見《尚賢上》）
正如以上所講過的，墨家主要代表當時逐漸抬頭的小私有者的利益和希望。他們要求在社會的大變動中獲得政治參與權，取得一些政治地位，以保護他們自己的經濟利益。墨子認為隻有像墨家所承認的那些賢者當了“治國”、“治邑”的官長以後，才能實現他們的政治理想，解除天下的公患，使得“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
（任繼愈著《墨子與墨家》，商務印書館1998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