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伯苓：學行合一
張伯苓（1876—1951），原名壽春，字伯苓，天津人，著名教育家、西方戲劇以及奧運會在東方的最早倡導者，被譽為“中國奧運第一人”。他一生致力於教育救國，創辦了南開中學、南開大學、南開女中、南開小學和重慶南開中學，接辦了四川自貢蜀光中學，先後培養了大批人才，被譽尊為“中國現代教育的一位創造者”。
我以為最低限度，即使“行”不比“學”更重要，也應當“學”“行”並重，不可偏廢。
上期周刊登了陶行知先生為本校教職員演講的一篇稿子，題目是《教學合一》，大家想都看過了。陶先生的意思，說教學應當合一。他的理由是：一、先生的責任在教學，在教學生學；二、教的法子必須根據於學的法子；三、先生不隻是教學生學，並且同時自己也要學。我對於他第一個理由，還有些意見，陳先生已約略地寫了幾句登在周刊上。現在，用這幾十分鍾，我再和大家講講。
我的意思，以為以前的“教書”、“教學生”，固然是不對；但是“教學生學”就能說是已經盡了教之能事了嗎？這個，據我看，還是不夠，應該再進一步，“教學生行”。中國古代的教育的特點，“教學生行”也可算是一個。我現在可以舉幾個例，來證明孔子的“教學生行”。
《論語·學而》章有幾句話：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裏所謂的“孝”、“弟”、“謹”、“信”、“愛眾”、“親仁”，不都是關於“行”的方麵的嗎。你看他底下接一句說，“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他對於“行”，是何等的重視！反觀現在的知識階級裏的人，多半是學有餘力，則
以求行；隻顧求學求文，反把“行”一方麵視為次要，甚且毫不注意。這是什麽道理呢？難道說古人須講“行”，而今人可以不顧嗎？
再看《中庸》上的一段話：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這幾句話將我們求學的步驟指點得清清楚楚。我們要博學，但是僅僅聽受得很多，而不加以討慮，他人怎樣說，我們怎樣聽，沒有絲毫懷疑、思索和辨明的功夫，那又有什麽益處？所以那“審問”、“慎思”、“明辨”三步是必需的了。這幾步功夫都有了之後，可以說聲“知道了”就算完事嗎？僅僅“知道了”有多大好處？所以“明辨之”之後，接著就是“篤行之”。著重還是在一個“行”字。
再舉一個例來說吧，《論語·雍也》篇說：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
哀公問的是誰好學，孔子答了顏回好學，似乎就可接說“不幸短命死矣”。可是他卻插入“不遷怒，不貳過”兩句，這是論他的“行”的。由此可見孔子心目中的好學，乃學行並重，而不是死捧書本的。
有些人以為“教學生行”很困難，在現在這個時代，無從著手。譬如你教代數，教他行x呢？還是行Y呢？並且，現在學科這麽繁多，顧功課還來不及呢。誠然，現在的社會，比從前的複雜得多。一個人的知識，也應當比前人的多，才能處在社會裏頭。所以“知”的方麵的科學等等，應當多多教授。但是，僅僅得了許多的知識就能滿足了嗎？“學”的一方麵即使十全十備，而“行”的一方麵絲毫不注意，這樣能算是個完人嗎？這當然不對。所以，我以為最低限度，即使“行”不比“學”更重要，也應當“學”“行”並重，
不可偏廢。
“學行”並重，我們知道是應該的了。但是，怎麽“行”呢？是否教工程學的除了課本上的知識而外，還教學生實地練習就叫做“行”？這個，並不是我所謂的“行”，也不是古人所謂的“行”。我所謂的“行”，是行為道德。提起道德，我又有些意見。近來一般人以為人類是動物的一種，他能夠生存，他當然不免有欲望；可是一人能力有限，要合多少人，才能使生活的欲望滿足；在這共同的努力的關係上，發生出公共的道德信條。這種說法，是從利害上著眼的，而不是從是非上著眼的。現在的人，可以說他們是智者，因為“仁者安仁，智者利仁”，他們都是從利害方麵去觀察的。這個，固然也是一時的潮流所趨，不易避免。但是我們既然覺出他的錯誤，就應該力自拯救像《論語》裏曾子所說：“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那麽自己監督著自己。對於學的一方麵，也同樣的重視努力，使學行兩方，平均發展。世界上的人全能如此，那麽，現在的那些奇形怪狀的事情，早就不致發現，而我們的生活也早就安寧而美滿了。
時間匆促，不能多說。現在，讓我把我的意思總結起來說吧：現在社會上的變遷很大，而多流於偏廢，隻重物質，不重道德。盡管“學富五車”，而行為可以私毫不顧。這種錯誤，我們既已覺察出來，就應極力矯正，學行並重，才可免畸形發展的弊病。所以，現在的教育者，不但是不能以“教書”、“教學生”為滿足，即使他能“教學生學”，還沒有盡他的教之能事。他應該更進一步，“教學生行”。“行”些什麽？簡言之，就是行做人之道。這樣，才能算是好的教育。
（《南開周刊》第1卷第16號，1925年12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