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佛法應務，即同老、莊

若專用佛法去應世務，規劃總有不周。若借用無政府黨的話，理論既是偏於唯物，方法實在沒有完成。唯有把佛與老、莊和合，這才是“善權大士”，救時應務的第一良法。

佛法本來稱出世法，但到底不能離世間法。試看小乘律中，盜金錢五磨酒，便算重罪，也不過依著印度法律。大乘律脫離法律的見解，還有許多依著尋常道德。這且不論，但說三界以外，本來沒有四界，雖說出世法，終究不離世間。精細論來，世間本來是幻，不過是處識種子所現，處識見《攝大乘論》。有意要離脫世間，還是為處識幻相所蔽。所以斷了所知障的人，證見世間是幻，就知道世間不待脫離。所以“不住生死，不住涅槃”兩句話，是佛法中究竟的義諦。其中還有一類，《大乘入楞伽經》喚作菩薩一闡提，經中明說“：菩薩一闡提，知一切法本來涅槃，畢竟不入。”像印度的文殊、普賢、維摩詰，中國的老聃、莊周，無不是菩薩一闡提。這個菩薩一闡提發願的總相，大概是同；發願的別相，彼此有異。

原來印度社會和平，政治簡淡，所以維摩詰的話，不過是度險穀、設醫藥、求饑饉幾種慈善事業。到東方就不然，社會相爭，政治壓製，非常的猛烈。所以老、莊的話，大端注意在社會政治這邊，不在專施小惠，振救貧窮。連兼愛偃兵幾句大話，無不打破。為什麽緣故呢？兼愛的話，這是強設一種兼愛的條例。像《墨子天誌》篇所說，可以知其大概。若有一人一國違了天誌，這個人就該殺，這個國就該滅，依然不能純用兼愛。又像那基督教也是以博愛為宗，但從前羅馬教皇代天殺人，比政府的法律更要殘酷。所以莊子見得兼愛就是大迂。又說“為義兵”，就是“造兵之本”。這真是看透世情，斷不是煦煦為仁，孑孑為義的見解了。大概世間法中，不過平等二字。莊子就喚作“齊物”。並不是說人類平等、眾生平等。要把善惡是非的見解，一切打破，才是平等。原來有了善惡是非的見，斷斷沒有真平等的事實出來。要知發起善惡，不過是思業上的分位。莊嚴論說的“許心似二現，如是似貪事，或似於信事，無別善染法”。至於善惡是非的名號，不是隨順感覺所得，不是隨順直覺所得，隻是心上先有這種障

礙，口裏就隨了障礙分別出來。

世間最可畏的，並不在“相”，隻是在“名”。《楞伽》、《般若》多說到字平等性、語平等性。老、莊第一的高見，開宗明義，先破名言。名言破了，是非善惡就不能成立。《齊物論》說的：“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是以無有為有。”分明見得是非善惡等想，隻是隨順妄心，本來不能說是實有。現在拿著善是非的話，去分別人事，真是荒唐繆妄到極處了。老子說的“常善救人，故無棄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並不是說把不善的人救成善人，隻是本來沒有善惡，所以不棄。但這句話，與近來無政府黨的話，大有分別。老、莊也不是純然排斥禮法，打破政府。老子明明說的“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又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聖人在天下，歙歙為天下渾其心，聖人皆孩之。”意中說隻要應合人情，自己沒有善惡是非的成見。所以老子的話，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無政府，隻看當時人情所好，無論是專製，是立憲，是無政府，無不可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話，應機說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話，並不執著一定的方針，強去配合。一方說：“以道蒞天下，其鬼不神。”是打破宗教；一方又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又是隨順宗教。所以說“不善者吾亦善之，不信者吾亦信之”，並不是權術話，隻是隨順人情，使人人各如所願罷了。

再向下一層說，人心雖有是非善惡的妄見，惟有客觀上的學理，可以說他有是有非；主觀上的誌願，到底不能說他有是有非。惟有無所為的未長進，可以說是真善真惡；有所為的長進，善隻可說為偽善，惡也隻可說為偽惡。照這樣分別，就有許多判斷，絕許多爭論，在人事上豈不增許多方便麽？

兄弟看近來世事紛紜，人民塗炭，不造出一種輿論，到底不能拯救世人。上邊說的，已略有幾分了。最得意的，是《齊物論》中“堯伐三子”一章“：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麵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草木皆照，而況德之

進乎日者乎！”據郭象注，蓬艾就是至陋的意思。物之所安，沒有陋與不陋的分別。現在想奪蓬艾的願，伐使從己，於道就不弘了。莊子隻一篇話，眼光注射，直看見萬世的人情。大抵善惡是非的見，還容易消去。文明野蠻的見，最不容易消去。無論進化論政治家的話，都鑽在這個洞窟子裏，就是現在一派無政府黨，還看得物質文明是一件重要的事，何況世界許多野心家？所以一般輿論，不論東洋西洋，沒有一個不把文明野蠻的見橫在心裏。學者著書，還要增長這種意見，以至懷著獸心的強國，有意要並吞弱國，不說貪他的土地，利他的物產，反說那國本來野蠻，我今滅了那國，正是使那國的人民獲享文明幸福。這正是堯伐三子的口柄。不曉得文明野蠻的話，本來從心上幻想現來。隻就事實上看，什麽喚做文明？什麽喚做野蠻？也沒有一定的界限，而且彼此所見，還有相反之處。所以莊子又說沒有正處，沒有正味，沒有正色。隻看人情所安，就是正處、正味、正色。易地而施，卻像使海鳥啖大牢，猿猴著禮服，何曾有什麽幸福！所以第一要造成輿論，打破文明野蠻的見，使那些懷挾獸心的人，不能借口。任便說我愛殺人，我最貪利，所以要滅人的國，說出本心，倒也罷了。文明野蠻的見解，既見打破，那邊懷挾獸心的人，到底不得不把本心說出，自然沒有人去從他。這是老、莊的第一高見。就使維摩詰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張這種議論，發起這種誌願，斷不是隻說幾句慈善事業的話，就以為夠用了。

若專用佛法去應世務，規劃總有不周。若借用無政府黨的話，理論既是偏於唯物，方法實在沒有完成。唯有把佛與老、莊和合，這才是“善權大士”，救時應務的第一良法。至於說到根本一邊，總是不住涅槃，不住生死，不住名相，不生分別。像兄弟與諸位，雖然不曾證到那種境界，也不曾趣入“菩薩一闡提”的地位，但是“聞思所成”，未嚐不可領會“；發心立願”，未嚐不可宣言。《維摩詰經》所說的“雖觀諸法不生而入正位，雖攝一切眾生而不愛著，雖樂遠離而不依身心盡，雖行三界而不壞法界性”。難道我輩就終身絕望麽？

（中國哲學編輯部編《中國哲學》第6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1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