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釗：東西文明根本之異點

所謂本身之覺醒者，即在東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東西文明有根本不同之點，即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是也。溯諸人類生活史，而求其原因，殆可謂為基於自然之影響。蓋人類生活之演奏，實以歐羅細亞為舞台。歐羅細亞者，歐亞兩大陸之總稱也。歐羅細亞大陸之中央，有一凸地曰“林地”（Table-land），此與東西文明之分派至有關係。因其地之山脈，不延於南北，而亙乎西東，足以障阻南北之交通。人類祖先之分布移動，乃以成二大係統：一為南道文明，一為北道文明。中國本部、日本、印度支那、馬來半島諸國、俾路麻、印度、阿富汗尼斯坦、俾爾齊斯坦、波斯、土爾基、埃及等，為南道文明之要路；蒙古、滿洲、西伯利亞、俄羅斯、德意誌、荷蘭、比利時、丹麥、士坎選拿威亞、英吉利、法蘭西、瑞西、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奧士大利亞、巴爾幹半島等，為北道文明之要路。南道文明者，東洋文明也；北道文明者，西洋文明也。南道得太陽之恩惠多，受自然之賜予厚，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和解、與同類和解之文明。北道得太陽之恩惠少，受自然之賜予嗇，故其文明為與自然奮鬥、與同類奮鬥之文明。一為自然的，一為人為的；一為安息的，一為戰爭的；一為消極的，一為積極的；一為依賴的，一為獨立的；一為苟安的，一為突進的；一為因襲的，一為創造的；一為保守的，一為進步的；一為直覺的，一為理智的；一為空想的，一為體驗的；一為藝術的，一為科學的；一為精神的，一為物質的；一為靈的，一為肉的；一為向天的，一為立地的；一為自然支配人間的，一為人間征服自然的。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物產之豐，故其生計以農業為主，其民族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賜予甚乏，不能不轉徙移動，故其生計以工商為主，其民族為移住的。惟其定住於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處也，故其家族簡單。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義；家族簡單，故行個人主義。前者女子恒視男子為多，故有一夫多妻之風，而成賤女尊男之習；後者女子恒視男子為缺，故行一夫一妻之製，而嚴尊重女性之德。農業為主之民族，好培種植物；商業為主之民族，好畜養動物。故東人食物，以米蔬為主，

以肉為輔；西人食物，以肉為主，以米蔬為輔；此飲食嗜好之不同也。東人衣則廣幅博袖，履則緞鞋木履；西人衣則短幅窄袖，履則革履。東方舟則帆船，車則騾車、人力車；西方舟則輪船，車則馬車、足蹈車、火車、電車、摩托車。東人寫字則用毛筆硯池，直行工楷於柔紙；西人寫字則用鉛筆或鋼筆，橫行草書於硬紙。東人講衛生，則在鬥室靜坐；西人講體育，則在曠野運動。東人之日常生活，以靜為本位，以動為例外；西人之日常生活，以動為本位，以靜為例外。試觀東人西人同時在驛候車，東人必覓坐靜息，西人必來往梭行。此又起居什器之不同也。更以觀於思想：東人持厭世主義（Pessimism），以為無論何物皆無競爭之價值，個性之生存，不甚重要；西人持樂天主義（Optimism），凡事皆依此精神，以求益為向上進化發展，確認人道能有進步，不問其究極目的為何，但信前事惟前進奮鬥為首務。東人既以個性之生存為不甚重要，則事事一聽之天命，是謂定命主義（Fatalism）；西人既信人道能有進步，則可事一本自力以為創造，是謂創化主義（Creative Progressionism）。東人之哲學，為求涼哲學；西人之哲學，為求溫哲學。求涼者必靜，求溫者必動。東方之聖人，是由生活中逃出，是由人間以向實在，而欲化人間為實在者也；西方之聖人，是向生活裏殺來，是由實在以向人間，而欲化實在為人間者也。更以觀於宗教：東方之宗教，是解脫之宗教；西方之宗教，是生活之宗教。東方教主告戒眾生以由生活解脫之事實，其教義以清淨寂滅為人生之究竟，寺院中之偶像，龕前之柳，池中之水，沉沉無聲，皆足為寂滅之象征；西方教主於生活中尋出活潑潑地之生命，自位於眾生之中央，示人以發見新生命、創造新生命之理，其教義以永生在天靈魂不滅為人生之究竟，教堂中之福音與祈禱，皆足以助人生之奮鬥。更以觀於倫理：東方親子間之愛厚，西方親子間之愛薄；東人以犧牲自己為人生之本務，西人以滿足自己為人生之本務；故東方之道德在個性滅卻之維持，西方之道德在個性解放之運動。更以觀於政治：東方想望英雄，其結果為專製政治，有世襲之天子，有忠順之百姓，政治現象毫無生機，幾於死體，依一人之意思，遏製眾人之願望，使之順從；西方依重國民，其結果為民主政治，有數年更迭之元首之代議士，有隨民意以為進退之內閣，政

治現象，刻刻流轉，刻刻運行，隨各個人之意向與要求，聚集各個勢力以為發展。東人求治，在使政象靜止，維持現狀，形成一種死秩序，稍呈活動之觀，則詆之以搗亂；西人求治，在使政象活潑，打破現狀，演成一種活秩序，稍有沉滯之機，則摧之以革命。東方製定憲法，多取剛性，賦以偶像之權威，期於一成不變，致日新之真理，無緣以入於法；西方製定憲法，多取柔性，畀以調和之餘地，期於與時俱化，俾已定之法度，隨時可合於理。此東西文明差異之大較也。

東西民族因文明之不同，往往挾種族之偏見，以自高而卑人。近世政家學者，頗引為莫大之遺憾。平情論之，東西文明，互有長短，不宜妄為軒輊於其間。就東洋文明而論，其所短約有數端：（一）厭世的人生觀，不適於宇宙進化之理法；（二）惰性太重；（三）不尊重個性之權威與勢力；（四）階級的精神視個人僅為一較大單位中不完全之部分，部分之生存價值全為單位所吞沒；（五）對於婦人之輕侮；（六）同情心之缺乏；（七）神權之偏重；（八）專製主義之盛行。而其所長，則在使彼西人依是得有深透之觀察，以窺見生活之神秘的原子，益覺沉靜與安泰。因而起一反省，自問日在物質的機械的生活之中，紛忙競爭，創作發明，孜孜不倦，延人生於無限爭奪之域，從而不暇思及人類靈魂之最深問題者，究竟為何？

東西文明之互爭雄長，曆史上之遺跡，已數見不鮮。將來二種文明，果常在衝突軋轢之中，抑有融會調和之日，或一種文明竟為其他所征服，此皆未決之問題。以餘言之，宇宙大化之進行，全賴有二種之世界觀，鼓馭而前，即靜的與動的、保守與進步是也。東洋文明與西洋文明，實為世界進步之二大機軸，正如車之兩輪、鳥之雙翼，缺一不可。而此二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須時時調和、時時融會，以創造新生命，而演進於無疆，由今言之，東洋文明既衰頹於靜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於物質之下，為救世界之危機，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不足以渡此危崖。俄羅斯之文明，誠足以當媒介東西之任，而東西文明真正之調和，則終非二種文明本身之覺醒，萬不為功。所謂本身之覺醒者，即在東洋文明，宜竭力打破其靜的世界觀，以容納西洋之動的世界觀；在西洋文明，宜斟酌抑止其物質的生活，以容納東洋之精神的生活而已。

（《守常文集》，上海書店出版社1989年版）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