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庸1901年-1981年是奉係軍閥馮德麟長子。張作霖與馮德麟為至交，馮庸與張學良同年1901年，清光緒二十七年出生，兩人曾結拜兄弟，並同取字“漢卿“。
其父馮德麟，又名麟閣，字閣忱，1868年生於奉天海城。民國時期擔任盛京副都統、奉天軍務幫辦、三陵承辦、陸軍第28師師長。早年投身綠林，為張作霖前輩，後成為清朝左路巡防營統領。1916年，馮德麟與張作霖共同驅趕奉天督軍段芝貴，把持東北大權。1917年，支持溥儀複辟，被段祺瑞擊敗俘獲。經張作霖運作，獲釋。晚年投身創辦實業。1926年，逝世於北鎮，從南門凱旋門出殯。
一般來說，馮庸及其父親雖部分人視為軍閥，不過，馮庸自費創辦的馮庸大學，不但為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且完全免費，他這義舉也因此頗為東北人所景仰。
馮庸大學為中華民國第一所西式大學，也是中華民國第一所
擁有軍用教學飛機及機場的大學。分設工學院、法學院、教育學院。
1920年，他從北京陸軍講武堂畢業後，在東北軍任職。曆任東北航空處上尉參謀、少校參謀、中校參謀處長，少將航空司令、裝甲部隊司令等職。
由於家庭出身和社會影響所致，馮庸很早就從戎，曆升官階，但他誌不在此。他與社會民眾頗多接觸，深感民眾生活艱苦。當直奉爆發第一次戰爭時，身在其中的馮庸對內戰殃民有深深的痛惜之心。馮庸曾這樣剖析自己的心態:“我個人19歲的時候就出去做事，在軍隊裏服務，彼時抱著一種直線的思想，打算做一個愛國的軍人，把從前軍閥官僚的惡習氣，統統打倒。不過到了民國十一年1922年戰爭的時候，我受了一個很大的打擊，就是有許多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學，都因為戰爭而犧牲了，他們的壯誌不但沒有做到半點，而且早早就把性性命喪掉，實在可惜之至。我因為受了這種重大的打擊，知道戰爭的確是殘酷的，也實在是以亂亡國家的，所以我就改了一種方針。“
在馮庸看來，偌大一個中國，內憂外患頻仍，國勢漸趨衰微，
主要原因是工業落後，要想改造這個混亂的社會，就得發展民族工業，培養大量的工業人才，走工業救國、教育救國的道路。
1926年，其父馮德麟病故後，馮庸退出軍界仍保留軍銜，準備興辦學校。馮德麟作為奉係軍閥早期將領，20多年間，累積了龐大的家產。馮庸召集欠債的人，當眾焚燒債券;又召集典押土地的人，當眾歸還地契，銷毀借據;再召集家人宣布，將馮家全部財產310萬銀元捐作馮庸大學的校產。當時人們對馮庸的義舉讚不絕口，有詩讚其“翩翩濁世佳公子“。
1927年春，馮庸大學破土動工，“晝夜加工，經之營之“，僅用四個多月的時間，即建成一座布局獨特，有教室、辦公室、宿舍達200餘間的大學校園。
一所新型的私立大學--馮庸大學在東北拔地而起，
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共招學生五班，預定數計180餘人，10月1日行校舍落成禮，10月10日正式開學，自此以後，黃底藍星，燦爛光輝的馮庸大學校旗，飄揚在中國的東北三省“。
馮庸大學校長馮庸在貫徹民國教育方針的同時，以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獨特的視角，創立了“馮庸教育主義“，即“三綱““八德““八正““教養““始基“。“八德“則是馮庸教育主義的主要內容。“八德“為孝、悌、忠、信、禮、義、廉、恥八種道德觀念。“八正“是“八德“的補充，是實踐“八德“的方法。馮庸大學辦學方針是貫徹愛國主義的精神，以培養新人、改造社會為基本出發點，加強道德教育、實業教育、軍事教育和體育，並使它們結合起來。在進行這些教育的過程中，注重實用、實戰，著眼於培養道德純正、體魄健康、有武勇精神、懂軍事、會技術的新青年，從而達到愛國、救國的目的。在馮庸大學牆上寫上了辦學宗旨“造成新中華的青年“，極力主張把愛國主義、民族自立貫穿於教育實踐中。馮庸大學的精神核心，是以傳統的中國文化為根基，貫徹愛國主義精神，關心國家的前途，關心青年人的前途。
隨著馮庸大學名氣日盛，所遵循的馮庸教育主義鋒芒直指日本帝國主義，引起日軍強烈不滿，將之視為眼中釘、肉中刺。1931年19日清晨6點30分，沈陽城淪陷，整個城市頓時陷入空前的劫難中。21日下午4點，馮庸大學和東北大學及東北大學工廠，均被日軍占領，日本兵在學校內進行全麵搜查，搗毀了校舍、實習工廠、辦公設施等，將教室、宿舍的箱櫃洗劫一空。日本兵還蠻橫地強令學生們當天全部離校，不準再上課。
9月22日上午11時，日軍將馮庸大學校長馮庸逮捕監禁。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威迫被關押的馮庸出任東北領袖，組織滿洲獨立，並正式提出兩項條件:一是永遠脫離國民政府，宣布獨立國;二是承認日本在滿蒙一切已得權利。本莊繁還承諾，在軍力上由日方充分幫助，財政由滿鐵株式會社接濟，讓馮庸替代張學良主持東北政局。馮庸大義凜然，斷然拒絕:“因此若殺我，我亦死得光明磊落“，“死耳，誓不為賣國賊“。日本人認為馮庸還有利用價值，所以暫時未對馮庸下毒手。馮庸通過來探望他的老師給學校傳遞了一張紙條:“馮大師生速到北平。“學生們開始準備前往北平。
很多人開始為解救馮庸積極地活動。最後在馮庸大學日籍教授岡部平太幫助下，10月3日日軍釋放了馮庸。幾經磨難，28日，馮庸回到北平主持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校務，籌備馮庸大學複校工作。
1932年“一·二八“上海淞滬抗戰打響，流亡中的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由馮庸率領到上海參加陣地宣傳和救護工作。1933年初，日軍進攻熱河省，馮庸又帶領學生赴承德參加抗日。
1933年6月，馮家私產基本耗盡，馮庸大學再也沒有恢複學校的力量了。經張學良同意，馮庸將學校並入東北大學。
此事在《國立東北大學廿四周年紀念冊》有如下記載:“1933年6月，馮庸大學結束，並入本校，所占原陸軍大學校址，由軍委會撥本校校舍。“馮庸大學絕大部分學生各奔東西。他們有的報考了燕京大學、清華大學，少數學生轉到浙江大學和河南大學;還有的回東北加入中共地下組織繼續抗日，有的青年投考軍校，報效國家。
馮庸大學從建立到解散，共有三批畢業生。作為東北的第一所私立大學的馮庸大學，曆時六年宣告結束。抗戰期間，他先後任昆山、長興、襄樊等地警備司令、戒嚴司令，戰區軍法執行監等職。1949年，他隨國民黨遷至台灣，先後擔任過台北市長、國有資產局局長、高雄港口司令、空軍等要職。不久，因為台灣空軍誤擊美國外交官私人飛機一事，他受牽連退伍，改任台灣電力公司顧問一直到他1981年去世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