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九年之後,當我在采訪本上記下那一頁頁極為重要的史料的同時,無意識之下,在我的筆記本中也出現了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在國家地震局采訪期間,我常常忘記了采訪本身,而深深地陷入了對那些飲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的苦苦理解之中。吸引我的,是他們的興奮、憤怒、茫然……那些複雜的心理與感情。

那個每天夜裏要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的老人劉英勇,如今已經快要被人遺忘了。

劉英勇是位老紅軍,劉誌丹手下的陝西省委少先隊總隊長。一個老資格的共產黨人。1936年就是地委書記。解放後的地質部礦產司司長。他那時說什麽也不願意嗬。“地質?這兩個字是什麽意思我都不懂。我光認得一個碳、一個鐵。我是小學生……”可是中國革命需要這樣一批小學生逼上梁山,不管他們要完成的那個人生的轉折是多麽艱難。他的本錢隻是他的忠誠。他幾乎走遍了全中國的大山,海拔四千米以上的高度他都去過……他曾經生機勃勃地工作過,甚至還取得過令人炫目的成就。

可那畢竟是尋找寶藏的事業。找到礦,立刻會得到榮譽,找不到,誰也不會拿著手銬來找他。他後悔1969年秋天答應老部長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組辦公室領導成員,以至後來出任國家地震局局長。起初他對這個職務還有幾分珍視,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為地震局爭得了一塊國家部級單位的大牌子,和一個部一級才能有的大銅印。至於具體工作,他也想由外行變內行,可是這個“變”卻遠不是那麽容易的事情。他的確沒有想到,當意想不到的災難降臨的時候,坐了轎車到國家領導人那兒去負荊請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別人。

地震災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也是劉英勇在政治災難的漩渦中整天提心吊膽的日子。在國家地震局的上級單位中國科學院,複出工作才一年的領導人胡耀邦、李昌已被打倒。在地震局,領導小組組長胡克實也被鬥靠邊。那是一段惡夢般的日子。他事後不止一次向人們說起: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於應付政治活動,“我天天權衡:哪句話該說,哪句話不該說;哪個文件非我傳達不可,哪個文件我可以推給別人……”

回首往事,劉英勇認為他這一生中“吃了兩個大虧”:第一是讀書太少,弄到後來成了一個不懂業務卻又不能不管業務的尷尬角色。第二是從小近視。這雙眼睛,使他1936年失去了一次到軍隊當領導幹部的機會。如果日後當個將軍,哪還會遇上唐山這樣一個人生路上的萬丈深淵呢?他時常歎息。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胡克實在他的辦公室裏接見了我。“文革”前,他和胡耀邦、胡啟立並稱團中央“三胡”,“文革”一開始,就成為被打倒的重點人物。直到1974年,他才複出,擔任國家地震局黨的領導小組組長。唐山大地震前後,他受到的衝擊是雙重的。

“七二八”大震發生兩小時後,胡克實就從北京東城趕到了一片混亂的地震局。他是地震局的負責人之一,可是,他此時隻能坐在牆角,沒有一個人向他請示匯報。這並非疏忽和遺忘。

1976年1月,在中國科學院批判所謂“右傾翻案風”的大會上,一個造反派點名批判了胡耀邦、李昌和胡克實。半年來,和胡耀邦、李昌一樣,胡克實被剝奪了領導權力,糾纏他的,是無休無止的批判會。他憤懣無語,更憂心如焚:中國,失去了周恩來、朱德兩位偉人的中國,在1976年夏天已經走到了什麽樣的邊緣?而自然界的災害,仿佛又和政治領域的災難勾結而至!

人聲嘈雜的地震局防震棚裏,前國家地震局負責人胡克實找到了屬於他的工作:傳接電話,貼信封,發震情……

他還能幹什麽呢?

一種什麽樣的痛苦和折磨嗬!

梅世蓉很忙。我們隻在辦公室握過一次手。她不是有會,便是有外事活動。有一段時間又患病住院,去外地療養。我們一直沒有機會長談。她托國家地震局辦公室的工作人員轉告我:“是否不談了吧?”這是使人感到遺憾的。她是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中心主任,曾為全國婦聯第四屆執委。

梅世蓉的丈夫林庭煌,是現國家地震局副局長,我從他那裏得知,梅世蓉是一個十分嚴肅的人。她是重慶大學物理係的畢業生,畢業後被分到中國科學院地球物理所工作,從此便與地震科學結下了不解之緣。1956年她作為蘇聯科學院地球物理所研究生在莫斯科學習期間,勤奮、刻苦,甚至到了拚命的地步。留蘇之前她已二十七八歲,為了突擊俄語,累得骨瘦如柴。回國後,很久家裏不起夥,總和丈夫吃食堂……

她的事業是一個艱辛而艱難的事業。

她不是沒有注意過華北地震危險問題。1970年10月,她曾寫過《從華北地區強震活動的規則性,論危險區劃分的一個途徑》一文,提出:“今後十餘年內,應當特別注意的有以下四個地區:(1)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區;(2)遼寧沈陽、錦州、遼東灣至渤海;(3)天津、唐山、渤海灣;(4)北京以西懷來、蔚縣一帶。”

當海城地震和以後的和林格爾、大城地震發生後,她於1976年5月主持召開了京、津地區震情會商會,在對異常的分析、認識的很大分歧麵前,她感到“要想作出明確的震情判斷是困難的”。她曾“準備八月份再開會討論”。同年5月29日雲南龍陵地震後不久,她被派往四川工作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返京後又負責主持京、津、唐、渤地區震情分析預報工作。7月26日,她因為要起草關於四川震情的材料,而沒有參加北京地震隊的會商。

“七二八”大震發生時,被驚醒的梅世蓉呆呆地對丈夫林庭煌說:“唉,又沒有預報!又沒有預報出來……”後來,當她看到河北省地震局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時,難受地哭了。

唐山大震後,梅世蓉於1982年親自主編了《1976年唐山地震》一書。其中第十七章《問題與啟示》是她執筆的。她剖析了唐山地震的複雜性,包括“主震之前無明顯前震”、“大震前區域地震活動圖像複雜”、“四月份發生的和林格爾六點三級和大城四點四級地震之後,京、津、唐、張地區的地震活動空前平靜”、“宏觀異常出現很晚”等現象,認為“以上這一係列複雜的情況給震前的預報、震後的趨勢分析造成了極大的問題”。

梅世蓉圍繞“地點、震級、時間”三要素總結了唐山地震未能預報的教訓。她寫道:

以往常從大斷裂的交匯部位,斷層的拐彎、端點等地方去尋找強震地點,而唐山地震表明,這種方法值得改進。唐山七點八級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斷裂上,而是在一個並不引人注目的唐山斷裂帶上。顯然,用上述方法看待唐山,唐山不可能被劃為具有強震危險的地點。

唐山地震預報失敗的教訓之一是震級判斷與實際相差太遠。如果說震前在地區上從大的方麵看還有所估計的話,在震級上,可以說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震前的地震地質工作沒有指出這個地區可能發生七級以上地震,曆史地震資料的分析也未指出這種可能。對於已經出現的一係列異常現象,震前又缺乏認識,對趨勢異常的幾次大轉折也作了錯誤的判斷。結果將完整的異常過程切成數個時段,大範圍的整體異常被解成數塊,分別當作別處已發生地震的反應,預報了一些客觀上後來沒有發生的中強(五至六級)地震,而未報出唐山地震,教訓是深刻的。

……

強震時間的預報問題……不認識短臨前兆又是一個重要原因……

當梅世蓉寫下這些鮮血換來的教訓時,她的心情是可以想見的。

汪成民常在他那間桌上推滿了書、**也堆滿了書的小屋裏接待我。一開始我就發現,他有許多話要說,可那些話都在一個“保險櫃”裏鎖著──他並不信任我,既懷疑我對唐山大地震的熟悉程度,也懷疑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我們彼此間終於有了橋梁。令我十分吃驚,某一天,他拿出了許多極其重要的史料。“一切都要經受曆史的檢驗……”那一刻,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汪成民那嚴肅的、沉重的、內涵十分複雜的目光。

在1976年7月27日上午的匯報會上,汪成民作為國家地震局分析預報室京津組組長,被一種巨大的責任壓得透不過氣來。半年來,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帶核查異常情況,如此關注一個地區,在他來說是前所未有的。可是他不能像耿慶國那樣大聲疾呼,甚至斷言“首都北京將晃一次房子”。他的身份要求他拿出更精確的論據、更權威的意見,然而他畢竟沒有。

他清楚,萬一漏報,一場大地震會帶來什麽樣的惡果。

他也清楚,萬一虛報,在京、津地區會造成什麽樣不堪設想的動蕩。

北京,中國的政治中心,中南海住著毛澤東主席!京、津地區又是經濟中心,一天的產值近兩億元!

周總理在世時,國務院一位領導人曾說:“北京地區的防震演習必須總理批準方能進行。”京、津地區的地震預報,是一個極其敏感又極其重大的難題。

對於華北地區潛伏著的這個大地震,地震工作者已經追蹤了那麽久,那麽久!他們百倍警覺,枕戈待旦,從判別方位到概略瞄準……可是當急需精確瞄準的時候,瞄準鏡中卻看不清那個惡魔。它藏在哪裏?它會在什麽時候興風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他隻能寄希望於再捕捉一些臨震前兆,特別是有感小震,像海城那樣,如果開始“小震鬧”,再緊急動員防震還是來得及的。最後的一線希望。

誰能想到,唐山根本沒有重複海城的發震過程。“七二八”之前八十一天中,唐山地區微震也無,異常平靜。7月27日匯報會之後僅十幾小時,唐山大地震在沒有有感前震的情況下突然爆發!

這一切都是多麽的難,多麽的難啊……

耿慶國今年四十五歲,是傅承義教授的門生,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地球物理係地震專業首屆畢業生,人稱“耿大炮”。人們說他是“敢報大震的人”,可那話,多半是一種揶揄,一種笑談。有趣的是,在耿慶國那地麵上布有灰塵、桌子上堆滿書籍數據的書房裏,我見到了一副用篆字書寫的對聯:“歸雲有象藏明月,漁父無心放小舟。”那是他的父親──第一位將自動電話引進我國東北的愛國教授耿暉老先生書寫的。可是耿慶國並不像一個寧靜而淡泊的“漁父”。他血氣方剛,鋒芒畢露,說話總站起來,在屋裏來回踱步。“是的……!”“是的……!”他用一連串歐化的句子,慷慨激昂地“演說”著。末了,給我續茶。“喝水!吃這個……”於是,我們倆一粒粒嚼著從馬路對麵的小飯館買來的鹽水花生,又繼續展開關於“七二八”地震問題的熱烈討論。

耿慶國在7月26日之後的一天陷入了空前的焦躁不安。他和同伴們像猛虎一樣咆哮過了,可是引起了多大震動呢?從研究旱震關係開始,他對研究地震氣象學問題入了迷。他認為,震源是下墊麵內的熱源,震源體是地殼和上地幔中的聚熱體,上地幔和下地殼局部融熔產生的地熱異常變化,和岩漿物質上湧活動與地震之間有著成因上的密切關係。研究地震前兆,光從力學角度是不夠的,更要考慮岩漿活動、地熱變化這一重要因素。地下變熱,地麵變幹,在孕震過程中肯定有氣象效應存在。他相信自己的研究,但這種研究並沒有為多數人所接受──因為地震預報這一課題,隻能通過地震預報實踐來驗證!

地震工作者常常感到自己像個中醫。他們憑經驗、憑感覺能發現大地的病症,可是缺乏“解剖學”意義上的論證。耿慶國從北京地區氣象要素指標的特大異常,感覺到大震將臨,認為:至少首都北京將晃動一次房子!然而人們無法對他的意見確信不疑。盡管他的預報十分尖銳、驚人,但他僅僅是從氣象異常這一個角度提出問題,理論依據還不完全。他根據1972年華北及渤海地區大旱所提出的七級大震中期預報,被海城地震所證實,但他關於石家莊─忻縣有大震的預報卻落空了。至於用氣象要素異常預報地震的臨震要素,他說隻有百分之二十的成功把握。(唐山地震後,耿慶國也虛報過一些未發生的地震,有人對他的預報有如聞牧童呼喊“狼來了”的感覺。)

7月24日晚,耿慶國步履沉重地回到家裏。老父親耿暉教授從“牛棚”出來後住在鼓樓一間破舊的小屋裏。在飯桌上,耿慶國對父母說:“當前震情緊迫,幾天之內就有可能發生強震,要波及北京,要晃房子。我要隨時準備出差去現場考察,或在單位留守值班。如果我下班後沒回家,你們不要著急,肯定有緊急的震情要處理。如果有臨震預報發出,您們要聽招呼。如果沒有臨震預報發出,地震真來時,爸爸和媽媽要趕快鑽床底,來不及鑽床底就裹上被子。千萬別往外跑,跑出來反會挨砸……”

在說這些話時,耿慶國感到一陣陣心酸痛楚。海城地震後,唐山地震前,即1975年2月至1976年7月這十七個月裏,他和王福山、賀國玉等人一起專門向北京市人民宣講防震抗震知識,以防備大震的突然襲擊。耿慶國本人應邀分別在新華社、中央廣播事業局、一機部、中央氣象局、總參氣象局、北京市各區縣局、大型廠礦企業、中國科學院動物所、自動化所等科研單位、一些大中小學向成千上萬人做了地震形勢和防震知識的宣傳報告。然而,在大地震發生前夕,作為地震工作者,他不能向千萬人報警,卻隻能悄悄地給老父母捎個話。他算什麽呢?

“七二八”大地震發生時,耿暉教授的小屋塌了一麵牆,老兩口記著兒子的話,趕緊裹上了棉被,結果“連土都沒有吃”。

母親對其他兒子們說:“慶國打過招呼……”

耿慶國的兄長們氣極了!地震後幾天當他們見到弟弟時,一齊用激烈的言詞斥責他:“你們是怎麽搞的?!使國家損失這麽巨大!!!你原來知道有地震!既然你能通報家裏,為什麽不能通報唐山人民,為什麽不能通報北京人民!”

耿慶國嗚嗚地哭了……

他能說什麽呢?

使他痛苦萬分的還有一個來自唐山的噩耗:他的同窗好友、河北省地震局派往唐山進行地震地質考察的技術人員賈雲年,在唐山以身殉職!

賈雲年並不是搞短期臨震預報的,他的本職工作是研究華北地區地震的曆史資料,對未來地震進行趨勢性預測。然而,正是對曆史資料的分析,使他如聞警鍾,寢食不安。1974年,他提出過一個“格架”觀點,認為河北省的燕山構造帶、涉縣大名構造帶和太行山前斷裂帶、滄東斷裂帶如同一個“II”形格架,該省地震有沿著這個框架由北而南、由南而北輪回發生的規律。《地球物理學報》1975年6月16日收到了由他執筆起草的《關於河北省地震危險性的探索》一文,他在文中提出:“一九八○年前後在河北省北部有發生七級以上地震的可能。”

1976年4月6日內蒙和林格爾六點三級地震發生後,耿慶國和賈雲年在災區考察時相見。

“太遲了!”耿慶國對賈雲年說:“你那個‘1980’太遲了。據我們的判斷,大地震近期就會發生!”

“到底什麽時間?什麽地點?”

“今年下半年。京、津、唐、張地區。”

“咱們得撲下身子去抓短臨前兆!”

5月22日晚,內蒙古自治區尤太忠書記設宴招待地震工作者。席間,賈雲年來到耿慶國座前,提議:“為保衛京、津、唐,為保衛毛主席,幹杯!”

這對好友相約:和林格爾考察結束後,便奔赴唐山一帶去摸情況。

這一切都像發生在昨天──如果日曆真能翻回到幾個月前該有多好!無法挽回,無法修改那令人痛心疾首的曆史了。賈雲年從1976年6月下旬起,就和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質組的同伴們一起在唐山地區奔波,從事野外地震地質調查。然而在他的視野裏,並沒有發現突出的臨震前兆,如果他能及時注意發現臨震前兆,他不會蒙難,那二十四萬人說不定也不會蒙難。可是那場他曾預見過的大地震,在沒有前震的情況下,於1976年7月28日突然降臨了。它宣判了賈雲年這半生事業的失敗和他整個生命的終結!聽扒挖屍體的人們說,賈雲年在地震發生的剎那間,還很機敏地裹著棉被滾到了床下。但是房子整個兒塌了,他被悶死在其間。人們把一副完好的眼鏡交給了他的妻子陳非比,還有一隻表麵完好的手表……隻是由於地震時被強大的磁場損壞,它再也不會走動,它永遠指著那個悲慘的時刻:3點42分。

在北京的防震棚裏,耿慶國寫下了一封悲壯的唁書:

非比同誌:

您好!

驚悉賈雲年同學遇難的噩耗,內心不勝悲痛!7月28日唐山、豐南七點八級強烈地震,給幾十萬人民造成了浩劫。作為地震工作者,我們內疚的心情是無以複加的。唐山地震臨震預報沒有做出,實在是我們畢生的遺憾!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給唐山、天津、北京人民造成極其嚴重的損失,回想起來,痛感我們是有罪的,辜負了毛主席、黨中央和全國人民對我們的殷切期望。

賈雲年同學和河北地震局、唐山地震隊的十幾位地震戰士,不幸以身殉職,他們是第一批獻身於地震的戰士,值得我們永久的懷念!為雲年同學的噩耗所帶給我們地震事業和您本人的損失,向您──我們的老同學,謹致最衷心的慰問!唯望您在毛澤東思想光輝照耀下,化悲痛為力量,振奮革命精神,努力完成雲年同學未竟的事業──在二十四小時前預報出五級以上的地震,實現大地震的臨震預報和預防!!!

讓我們共同努力,為履行好我們當仁不讓的神聖天職,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廣大人民生命財產安全,而奮不顧身地奮鬥!向凶惡的自然界敵人──大地震,決一死戰,為唐山大震遇難的階級兄弟報仇,為雲年同學報仇!

我想,我們隻要拚命地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我們一定能夠及時抓住下一次威脅北京安全的大地震,為人民立功贖罪!

如果下一次威脅北京安全的大地震沒有抓住,使唐山的浩劫重演的話,我已下定了決心,要麽像雲年同學那樣以身殉職,要麽隻好畏罪自殺,因為實在感到無地自容,慚愧萬分!當然我並不悲觀,我是感到有信心的。我是有決心,盡自己的全部努力,……

雲年同學安息吧──我們會為唐山、豐南幾十萬遇難的階級兄弟,也為雲年同學和其他戰友報仇雪恨的,誓與窮凶極惡的地震之敵血戰到底!!!

望您節哀,振奮精神,勇往直前!

……

耿慶國

1976年8月7日於北京

這分明是勇士準備再次搏鬥的吶喊!

我不是一個地震工作者,我隻是用我的心在感受這段曆史。如今,十年過去了,那些拚搏過或者猶豫過的自然科學工作者,也許會被忽視,被遺忘。功與過,是與非,似乎也都不重要了。剩下的,依然是那個古老而永恒的課題。

然而,無論是被遺忘的,還是將要被遺忘的;無論是失敗了的,還是有可能再次失敗的,他們總是在拚盡全力地搏鬥著。今天,這場搏鬥也並沒有因唐山的失敗而結束,或許正是一個飛躍的開端。

拚搏著的,不僅是那一大批專業地震工作者,還有千千萬萬用土設備在監測地震的普通群眾。唐山八中學生張仁英,在業餘地震小組觀察地應力變化,曾做出“七月底八月初渤海北部有大地震”的預報;唐山二中老教師田金武,根據對地電、地磁的觀測,提出“七月底八月初唐山有七級以上大震”。唐山馬家溝礦地震辦公室的馬熙友,在震前也曾通過觀察地電變化,預言唐山將有大震。雖然他們的論據並不充分,但他們的責任感是不能被輕侮嘲弄的。他們和專業地震工作者一起在大震前發出過吶喊,發出過警告。

那些聲音顯得微弱的警告,也不是沒有收效。

在國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發出的《地震工作簡報》第十七期上,披露了一樁發人深思的事實。這期《地震工作簡報》的標題為《青龍縣在唐山大震前采取了預防措施》。簡報稱:

河北省青龍縣緊靠唐山地區的遷安、盧龍兩縣,7月28日唐山、豐南一帶發生七點八級強烈地震,由於縣委重視,事先采取了有力的臨震預防措施,廣大群眾有了思想準備,臨震不亂,雖然房屋建築遭到較重破壞,但人畜傷亡極小,收到了預防的效果。

今年七月中旬,青龍縣地辦的同誌,參加國家地震局在唐山召開的京、津、唐、渤、張群測群防經驗交流會時,在會外了解到國家地震局地震地質大隊等幾個單位預報,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區可能發生五級左右地震。7月21日會議結束回縣,向縣委作了匯報。縣委進行了討論,認為五級左右地震震級雖然不大,但根據國務院69號文件,京、津、唐、張近一兩年內可能發生六級左右破壞性地震,考慮到青龍縣處於京、津、唐、渤、張協作區範圍內,因此決定,堅決貫徹我國地震工作方針,以預防為主,有備無患。7月24日,由縣委書記冉廣岐開電話會進行傳達部署。當時縣裏正開農業學大寨會議,區社書記和工作隊長都在縣裏開會,決定25日每個公社回去一名書記,一名工作隊負責人,具體抓好防震抗震工作;27日由縣科委副主任在縣農業學大寨會議上講震情和防震抗震知識。25日,各公社、縣直各單位都召開了緊急會議,公社幹部包大隊,大隊幹部包生產隊,連夜向群眾傳達貫徹,進行防震抗震部署。縣廣播站向全縣廣播了防震抗震知識。多數公社廣播站連續廣播震情和地震知識,傳達縣委決定,基本上達到了家喻戶曉,人人皆知。對重點工程、倉庫、重要設施責成專人進行檢查,縣委書記、副書記還深入到八一水庫進行檢查,作具體部署。有的公社還集中基幹民兵幾百人巡邏值班。群眾晚上不關門,不關窗戶,以便有震情能迅速離開房屋。事實證明,群眾有沒有思想準備大不一樣,唐山地震該縣損壞房屋十八萬多間,其中倒塌七千三百多間,但直接死於地震災害的隻有一人。震後五小時,青龍縣派出了第一支醫療隊奔赴災區,在很短的時間內,組成搶救隊,赴唐山救災,搶運傷員。該縣大丈子衛生院一個醫生,27日出差到唐山市,住在他同學家裏,因為聽了縣裏傳達近幾天可能發生五級左右地震,他一麵向同學講明震情;一麵睡覺時作了準備,把衣服、鞋放在一起。地震發生時他立即離開房屋,打開窗戶,並叫出同學家裏的人。雖然房屋倒塌,他自己未受傷,同學全家都跑出房屋,無一人受傷。

唐山大地震前夕,既然青龍縣委在全縣範圍內采取了預防措施,也收到了極好的預防效果,那麽,唐山大地震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預防?唐山市二十四萬生靈的劫難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對於專業地震工作者來說,青龍縣的“例外”反而更使人悔恨不已。他們不能不時常去想:如果在整個京、津、唐地區公開“吹”了“風”……

慘敗。

曆史將如何評價這場以慘敗告終的搏鬥?

曆史將如何評價那些以慘敗告終的搏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