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近世海權拚圖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由之一”
1893年，當阿爾弗雷德?塞耶?馬漢上校指揮的“芝加哥”號巡洋艦抵達英國南安普敦港時，這位終於被海軍高層從美國海軍戰爭學院“驅趕”到軍艦上任職的上校，多少有些受寵若驚地發現，他在這個世界頭號海軍強國已經被讚頌為了“新哥白尼”。
在那次訪問和翌年的再次訪問中，馬漢受到了維多利亞女王、正值來訪的外孫德皇威廉二世、後來成為愛德華七世的威爾士親王、索爾茨伯裏侯爵、大財閥羅思柴爾德男爵以及皇家海軍協會的盛情款待。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在一周內分別授予了馬漢榮譽學位。馬漢成為了第一個被破例邀請赴皇家海軍俱樂部，出席紀念豪上將聖文森特角戰役勝利周年紀念宴會的外國軍官。曾經一手促成英國國會通過海軍兩強法案的索爾茨伯裏侯爵，迫不及待地對這位美國海軍上校表白：“我們增加支持海軍的投票，是因為您的‘海權論’深人人心”。
21年後，德意誌第二帝國皇帝威廉二世，與他那幫子有著扯不清理還亂的血緣關係的歐洲皇室親戚們之間，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按照後來廣為流傳的看法，促成這場戰爭的一個重要原因正是那次21年前的會見：因為威廉二世和他的英國親戚一樣，對馬漢所創立的海權論癡迷不已，結果導致其在極度膨脹的虛榮心驅使下建造了一支外強中幹的龐大艦隊、自不量力地去挑釁大英帝國主導下的“維多利亞式的和平”，並且最終挑起了一場引發所有歐洲列強兵戎相見的世界大戰。在那場血流成河的大火拚中，歐亞大陸的四大帝國—德意誌第二帝國、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土崩瓦解，兩千萬軍人和平民喪生或傷殘。
鑒於巴爾幹問題、殖民地問題、英德海軍競賽，常被認為是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的三大主因。因此馬漢在去世後獲得了一頂尷尬的桂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緣由之一”。
毋庸置疑，不管從哪個方麵來看，年間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都是野心勃勃的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為了爭奪贓物而進行的最血腥和最醜陋的暴行。在這場工業革命以來最殘酷的人間悲劇中，來自數十個最先進的“文明國家”的數千萬人駕馭著最現代化的戰爭機器彼此廝殺。在他們的身後是數億從癲狂到疲憊的人們在支撐著這場屠殺的持續。僅憑這一點，戰爭的元凶之一威廉二世，就將被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
然而，問題在於“海權”在這場戰爭中究竟扮演著一個怎樣的角色？難道德國皇帝對海權的貪婪和由此引發的“海軍競賽”，真的是導致戰爭的萬惡之源嗎？
發展權之爭
德國的問題必須首先從英國，或者說從大不列顛開創的帝國主義時代說起。
19世紀末，西方列強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與自由資本主義時代不同，此時的剝削已經不再僅僅是一個民族內部的剝削，而且正日益成為了一個先發民族對其他落後民族的剝削，成為了一個帝國對廣大殖民地人民的剝削。反對這種剝削的力量，既來自於被稱為“民族主義覺醒”的被壓迫民族的反抗，也來自於新、老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較量，特別是後發帝國與先發帝國之間的鬥爭。在被自由貿易掩蓋下的壟斷利益的側影裏，海權的較量不過是先發國家與後發國家之間“發展權”之爭的縮影而已。
如馬漢所言：“世界範圍內的鬥爭是獲得者與未獲得者之間的鬥爭。”壟斷者們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使得通過以殖民地、勢力範圍為標誌的排他性貿易——如果還能被稱為貿易的話，獲得的國際剪刀差，成為了支撐帝國秩序和經濟社會各個方麵運轉的基本動力。壟斷利益的既得者與未得者們的博弈甚至廝殺，成為了那個時代國際關係與國際秩序的主旋律。在大英帝國看來，正是強勢外交帶來了排他性戰略貿易的超額利潤。而對其他國家壓倒性的海權壟斷則是帝國強勢外交的基礎。因此，威懾他國破壞這種海權壟斷的任何努力，自然也就是帝國長治久安的關鍵。
回望曆史，海權這種上層建築作為***機器，無疑是建構於經濟基礎之上的。正是19世紀末之前的英國在綜合國力，特別是經濟實力上的遙遙領先，支撐了皇家海軍的絕對海權，並獲得了海權回報的壟斷利潤。什麽海權的挑戰？問題的核心不過是一個如何取得並保持超額利潤的問題。因此，對於海權的競爭，最直接的基礎並不在於艦隊，而是來自工廠和工人，也就是經濟規模和勞動生產率的競爭！
19世紀末科科學技術令人眼花繚亂的進步，對皇家海軍艦艇的汰換，構成了前所未有的壓力。一艘耗費大量心血設計和資金建造的新艦往往用不了10年就會過時，甚至在船台上就已經不再先進。同一型先進軍艦建造得越多，在今天意味著實力優勢越大，但是也意味著在不久的將來因為技術的過失而承受的損失也越大。而費希爾上將推出的集當時先進技術於大成的無畏艦和戰列巡洋艦，在使皇家海軍超越對手的同時，也使得此前建造的絕大多數主力艦過時了，於是對手也能夠在新的技術起點上以相對平等的姿態與皇家海軍展開技術競爭和造船競賽。
海權不是空中樓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甚至荷蘭人的曆史早已經證明，光有錢和冒險精神，是無法維持一個強大的海權的。沒有強大生產力支撐的龐大海上貿易，奢談世界第一的艦隊是愚蠢的。一個現實的邏輯是：要想成為經濟大國，未必需要立即謀求世界第一的海權，而對於一個世界第一的大國而言，擁有世界第一的海權也就是必然的。
也就是說，是帝國造就了海權，而不是海權造就了帝國。由於海權的競爭性決定了其並非一次性投資，維持一支足夠保持海權的軍事力量往往和建造這樣一支力量同樣昂貴。因此實力對比的改變，意味著經濟秩序的改變，更意味著海權的易手隻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這個遊戲規則就如同牛頓定律一樣，絕不會因上一個老牌帝國的好惡而改變。
19世紀末，英國在經濟上對其它列強，尤其是以美國、德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的優勢正在日漸縮小，甚至逐漸消失。因此伴隨著經濟基礎的改變，不管有沒有來自新興國家的挑戰，經濟規模已經不再是世界第一的大英帝國，對於壟斷海權的控製已日益感到力不從心。他顯然並沒有意識到，在一個大工業化不斷擴散的時代，海權的維持成本是相當高的。海軍競賽這種超級大國間的遊戲是離不開人口、幅員和資源等基本要素支撐的。換言之，隨著後發大國的崛起以及技術的進步，那種建立在上一個時代的海權控製，其失效將隻是一個很短的時間問題。
在驕傲自大與恐懼多疑的驅使下，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國在不斷執行或醞釀各種規模恐怖的海軍擴張計劃，以圖使任何潛在對手甚至連反抗的機會都沒有，用炮艦外交去“創造和平”。麵對來自新興國家海軍軍備的強勁競爭，兩強標準甚至三強標準被相繼提出。然而，科技的革命，使得大工業化時代的海軍競賽是如此昂貴，以至於企圖包打天下的大英帝國政府在19世紀末已經淪落得像一家快破產了的股份公司。即使如此，極力主張加強皇家海軍優勢的海軍大臣塞爾伯恩伯爵依然強調：“在我看來，這個國家所有的花銷就在於維持它的銀行信用和它的海軍”。
馬漢的預言
為了手段，不惜犧牲目標，哪怕國家破產也在所不惜。這種舉國上下對海權的癡迷，已經使得海權成為了大英帝國的核心國家利益的化身，進而淩駕於了所有其他國家利益之上。
為了阻止別人染指統治海洋這種暴利行當，英國人總是動不動將從德雷克到納爾遜為代表的“軍神”抬出來，以一種“天命所歸”的架勢將帝國海權的來源神秘化，拒不承認經濟基礎對於海權的支撐。而向大家灌輸一種作為“自在之物”形態存在的、本末倒置的“利維坦”式的海權觀——將工業革命的偉大成果和資本主義近代國家發展的驅動力歸結於海權，似乎是海權創造了經濟的基礎，而不是經濟提供了海權的基礎。
馬漢的偉大之處在於發現了獲得“可望而不可及”的海權或者挑戰“天賦唯一”海權的技術途徑，並將這種途徑知識化、條理化，同時使之深人人心。海權論關於大艦隊決戰是取得海權的關鍵途徑的看法，正好使得後發國家囿於生產能力過剩的大工業寡頭和苦於無力施展拳腳的自由主義者們找到了利益交集，因而在包括英國在內的“文明世界”迅速傳播。而威廉二世和他的海軍部國務秘書提比茨元帥，則無疑是馬漢學說最積極的運用者。他們作為後來者顯著地挑戰了大英帝國那看似無懈可擊的海權。或許，讓威廉二世君臣遺臭萬年的真正原因，恰恰在於就在戰爭爆發前，他們通過實踐馬漢的藥方，曾經真的接近過成功——而這個藥方正是大英帝國的精英們所刻意隱瞞的。
馬漢在月前往歐洲旅行期間，曾經對英國海軍大臣丘吉爾作過一番很理性的忠告：“英國政府事實上並沒有裝備足夠的艦隊。他被迫將4/5的戰列艦集中於大西洋，剩下的地中海艦隊不足以維護帝國在重要水道的交通。與以往時代相比，英國皇家海軍的規模更顯不足。一旦與德國發生戰事，大不列顛與德國在北海爭奪的同時，就不得不把地中海委托給法國來控製”，“德國重工業的高速發展能夠為德國海軍的發展提供基礎，而德國海軍的迅速增長和建造無畏艦的能力也在同時增加，大不列顛民族必項不帶任何衝動和冷靜地認識這種形勢，因為一個意誌不統一的國家，要同德國那樣高效組織化的國家競爭將處於極大的劣勢”。
馬漢的本意或許是為了提醒丘吉爾轉變對英德海軍競賽狂熱推動的態度，但是丘吉爾顯然是從相反的方向來理解的。他以更犀刊的言辭去推動了英國上下“統一思想”來對抗皇威廉二世那個“軍閥政府的威脅”，並且以更大的熱情和一切道聽途說、聳人聽聞的題材去遊說帝國政府，從捉襟見肘的財政中榨出更多英鎊去建造昂貴的無畏艦。幸好，第一次世界大戰在兩年後爆發了，否則很有可能要不了等到提爾比茨設定的英德艦隊達到平衡的1920年，大不列顛的經濟和政府就被丘吉爾的大艦隊“擊沉”了。
人無祖富貴
毫無疑問，按照以丘吉爾為代表的英美官方說法，是德國主動挑起的海軍競賽惡化了英德關係，並最終導致了戰爭的爆發。
於是乎，許多人以此為誡，不厭其煩地教導那些後起的大國一定要放棄對“海權”的熱望，以免引起某些掌握海權的先發大國的猜忌和憤恨，重蹈德意誌第二帝國毀滅的覆轍。在他們眼中，似乎一個新興的國家隻要一旦企圖染指被別的國家牢牢掌握的“海權”，就將像人類和平的公敵一樣可怕並自取滅亡。在這些看似言之鑿鑿的推斷後麵，隱藏著一個有意思的悖論，那就是在過去的一個世紀中，世界性的海權已經從大英帝國易手給了美國。既然“海權”的專利權是如此神聖不可侵犯，那麽為什麽同是歐洲文明的子孫，盎格魯-撒克遜民族之間的海權交易就可以，而別的國家卻連想都不能想？
當我們在曆史的長河中放眼望去，不難發現永恒的海權是並不存在的。希臘艦隊毀滅過更加強勢的波斯帝國水軍；斯巴達人的聯盟打敗過雅典這個愛琴海的霸主並迫使其交出了艦隊；裝備“烏鴉”的羅馬旱鴨子們將地中海從迎太基人手中奪走變成了羅馬人的內湖；基督教世界拚湊的艦隊徹底擊敗了奧斯曼帝國的強大海軍，英國艦隊憑借火炮和颶風毀滅了西班牙的無敵艦隊……
在西方文明不到2600年的曆史中，海權的易手曾經在波斯人、雅典人、斯巴達人、迎太基人、羅馬人、維京人、葡萄牙人、阿拉伯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美國人，甚至於在阿拉伯海盜、私掠船長之間遠不止一次地發生過。
屈指算來，今天的那個“冠軍”寶座被美國占有也不過才一個甲子而已！那憑什麽對我們而言，“被”看到的，就隻能是那些失敗的挑戰者們呢？不光如此，甚至那些從拿破侖到戈爾什科夫在內的所有功虧一簣的挑戰者，也都無一例外地被貼上了“文明世界的威脅者”或者“邪惡帝國代理人”的標簽？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美國人的“臨界點”
那些反複強調美國也是靠海權發家的人們，顯然忘記了一個基本事實，當門羅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時，美國並沒有強大的海軍。到1890年，當美國已經憑借巨大的內部市場雄踞資本主義世界經濟規模前五位的同時，美國海軍的排名僅為世界第十二位。以至於在1879年的南美太平洋戰爭中，憑借兩艘新式英製鐵甲艦而腰板強硬的智利海軍，毫不客氣地告訴企圖扮演和事佬的美國海軍使團，並通過他們告訴美國政府：如果要管閑事，就把他和他的艦隊送到海底去！——其實，這樣的話在1866的西班牙對智利的戰爭中，企圖調解的美國海軍就已經從西班牙海軍的門多茨?努內茨少將那裏聽到過一次了。
美國之所以能夠挑戰英國，並且最終成功的關鍵原因，就在於其龐大的國內市場和鄰近的拉美市場提供了經濟成長的“緩衝地帶”，這種避免過早地與原有的大國格局發生衝突從而引發危機的“韜光養晦”能力，恰恰是德國這類國內市場狹小的歐洲帝國所不具備的。在大工業化時代，美國憑借龐大的內部市場，在較少依靠海外攤薄成本的情況下，取得了規模優勢，同時又通過事實上的“韜光養晦”從而避免了過早與其它老牌優勢國家發生衝突。但是，當這類國家的國內市場、國內資源己經無法滿足其經濟成長需要的時候，尋求在“先發國家”把持下的世界市場中的平等貿易權力，甚至是排他性的壟斷，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卡內基曾經在他那本《成功的民主》中吹噓：美國的強大實力並不是靠軍事力量——“感謝上帝，美國的海軍幾乎等於零”。但這並不妨礙這位有點和平主義傾向的鋼鐵大王投入到為列強們的海軍競賽提供槍炮和裝甲的偉大事業中去。
美國在20世紀前對海權的淡定，並不是由於什麽和平主義，而主要在於國內市場優先的經濟形勢，以及南北戰爭後在獨特的聯邦權力架構下急劇萎縮的海軍實力。無論是在月西班牙捕獲美國籍“福吉納斯”號偷渡船並處死其上53名美國籍雇傭兵事件，或者是在1891年“巴爾的摩”號巡洋艦在停靠智利瓦爾帕萊索港期間發生的導致2名美國水兵死亡、18人受傷的鬥毆事件中，美國之所以保持“克製”，最主要的原因還是在於麵對強敵時實力不濟或者“成本與收益不成比例”。實際上，隻要有機會，美國是從來不會放棄憑借海權擴張的機會的。例如對於戰略意義的巴拿馬，美國海軍就曾經在年間，至少7次直接幹涉。馬漢本人就曾直接受命於美國國務卿，指揮軍艦對中美洲國家進行過炮艦外交。
隻不過當美國覺得非進入世界市場不可的時候，其工業生產巨大的規模優勢所表現出的戰爭潛力，已經使主要對手在成本上望塵莫及了。
其實，對於一個國內市場足夠大、人口足夠多、資源足夠豐富的國家而言，在相當長的一段經濟發展期中，其對於海外市場或者海權的依賴，的確遠沒有像英國那種島國迫切。德國之所以能夠在基本沒有海外殖民地的情況下，僅經過了較短時間，就形成了超越英國的工業力量，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1871年實現帝國統一後形成的高效規模優勢。這種在成本上的優勢使得傳統先行國家如英、法在競爭中感到難以招架。
但是隨著社會生產的擴張，德國在隨後的發展中也遇到了英、法曾經遭遇到的那種規模瓶頸。突破這個瓶頸，引導經濟走向下一個觸發從量變到質變的規模“臨界點”，也就成為在傅斯麥之後，威廉二世君臣渴望“陽光下的地盤”的經濟動因。從德國壟斷資本家們的角度看，德國“過早地”卷入到與英法爭奪世界市場的爭鬥實屬“逼不得已的無奈之舉”。實際上，對於任何大國而言，無論外向型經濟能夠多麽迅速地推動經濟發展，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都是：一旦形成了足以挑戰先行國家的實力，該如何麵對來自傳統帝國的致命反擊？
老海盜與叢林法
一個看似有道理的觀點認為：“對於美國來說，英國是一個占有巨大帝國贓物的退隱的老海盜，比起剛剛開始海盜生涯的年輕的德國海盜來說，更傾向於和美國和平相處，因為德國隻有靠把目前的世界贓物分配搞得稀爛，他才有希望贏得陽光下的地盤”。
可是這未能說明為什麽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美國對世界格局的改變遠比德國為甚，但是戰爭卻沒有在美國和英國之間爆發？同樣，蘇聯紅海軍在戈爾什科夫海軍元帥的帶領下，一度成為了令北約膽寒的強勁對手，嚴重動搖了美國所代表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海權，但是這兩個國家卻也沒有爆發戰爭？
縱觀19世紀末的曆史，不難發現，美國和英國之間的矛盾一直不斷。1895年，當英國與委內瑞拉發生邊界糾紛時，克利夫蘭總統就以門羅主義為依據，公開向英國發出了強硬的信號，迫使正被其他殖民地事務搞得焦頭爛額的英國接受國際仲裁。英國此後不得不通過締結條約去承認美國在自己鞭長莫及的加勒比海和美洲的海權，以換取將主力艦隊收縮於歐洲水域對付法國、德國以及俄國。
對於這個同樣說英語的“表弟”，英國也並非是將海權拱手奉送。1919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剛結束不久後召開的巴黎和會上，由於美國在軍備問題上的咄咄逼人，倍感威脅的英國已經揚言“大不列顛將以它全部心血保持一支優於美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海軍”。對此，威爾遜總統的私人顧問立即警告他的總統：“美英兩國的關係開始具有英國和德國在戰前關係的性質”。美英之間之所以沒有爆發像英德那樣你死我活的戰爭，與血緣或者上帝並沒有關係，而是由於大英帝國在被第一次世界大戰搞得精疲力竭的同時，已經認識到了和一個戰爭潛力遠遠超過自己的對手進行全麵戰爭的危害！這也就是英國在此後被迫坐到談判桌前與美國和日本分享海權的原因。可見，問題的關鍵可能在於實力，而不是所謂的“是非”！
這一點，凱恩斯的觀點頗有見地。在這位經濟學巨匠曾對一戰這樣評論道“權力的政治是無可避免的，關於這一次戰爭和其目的，似乎並沒有什麽新東西可以學習。還是和過去的每一個世紀中一樣，英國已經毀滅了一個貿易上的敵人”。
比凱恩斯稍早一些的另一位英國顯貴，阿瑟?貝爾福在一次和美國同行的談話中說得就更明白了：“在德國建造了許多船隻和搶奪了我們的商業之後，而我們還找不到一條理由來向德國宣戰。”這就是問題的關鍵！貝爾福之所以認為需要和德國人打一仗，就是因為德國人的崛起將降低英國人的生活水準，而英國人認為自己恰好擁有足夠的暴力去阻止這一自然進程，這就足夠了。所謂挑起海軍競賽或者企圖染指海權，隻不過是眾多用來證明戰爭合法性的無厘頭證據中看來較為有道理的一個而已。
臥榻之側
在那個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所謂戰爭，不過是國家之間爭奪利益的慣常工具而已。在帝國精英們看來，對於包括中國人在內的所有“野蠻人和半開化的野蠻人”，機關槍和炮艦要比任何“耐心的外交辭令”有效得多。他們篤信的是，機關槍裏出和平，炮艦到處有平等。這種充滿十字軍式的宗教狂熱般的聖戰什麽時候爆發，在哪裏爆發，以誰為對象爆發，關鍵在於“效益”相對於成本是否足夠大，是非曲直並不重要—有個借口就足夠了。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不同之處在於，它使得那些視戰爭為兒戲的顯貴們、需要用愛國主義提升支持率的政客們以及被“主流輿論”引導得近乎癲狂的公眾們，第一次意識到了，在一個大工業化和民族主義湧動的時代，工業化或者半工業化國家集團間大規模全麵戰爭一的可怕之處。
戰爭一經發動就不再是皇帝、總統、首相、將軍們這些民族精英們可以左右的，輿論和民眾的合力，會將任何“體麵和平的奢望”撕得粉碎。那樣的戰爭不再是軍隊之間局限於戰線前沿的有限碰撞，而將是貫穿整個民族所有生存空間的全方位的廝殺。戰爭不再是短暫的，而將是空前持久，直到筋疲力竭的一方倒下為止。
在這種戰爭中，對最開始就投人交戰的雙方而言，失敗一方固然是慘敗，但勝利一方也將是元氣大傷的慘勝。真正的勝者必然是在戰爭半途加人的那個“漁翁”，而一個元氣大傷的國家，除了暴風驟雨般的革命以外，絕沒有獨自退出戰爭的可能。
在最近200年中，大英帝國及其大西洋對岸那位盟友，一直自命為世界秩序的維護者。他們居高臨下地將每一位競爭者異化為挑戰者，再將破壞世界和平的道德枷鎖強加到這個不知天高地厚的競爭者頭上。這樣，一場哪怕最肮髒的戰爭，就會立刻如同聖戰一般煥發出令善良的人們如癡如醉的光輝。
回到問題的起點，難道真的是馬漢的海權論引發的海權競賽點燃了世界大戰的烽火的嗎？
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在大英帝國，其第一海務大臣費希爾在1904年上任時可以喊出：“搶先打擊、狠狠打擊、隨處打擊”。這不會被認為是戰爭狂言，而德意誌第二帝國的海軍大臣提爾比茨，僅僅謀求“我們至少還能在麵對英國的防禦戰中具有軍事機會”的努力，就會被視作是對熱愛和平的大英帝國的冒犯？要知道，實際上在1912年德國在海軍方麵的投入已經顯著低於英國，就連俄國年在海軍上的投入也要多於德國。可見，這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傲慢或者雙重標誰問題。
馬漢的海權學說的真正精華之處，或許並不在於列舉了海權對於大英帝國的重要性，而在於使得那個時代的人們，清晰地認識到了控製海洋對於一個貿易工業大國的極端重要性。
按照馬漢的觀點：海軍的作用是“提供和保護交通線，並且解決必然會從商業競爭中爆發的衝突，從而確保剩餘產品進入外部市場”。很明顯，大英帝國並不願意和其他人分享這種海權。不是因為這種權利會對這個島國的國家安全造成多大威肋，而是在於這樣有可能會挑戰英國在海外市場中“吃獨食”的壟斷利益。
所謂戰爭不過是消滅競爭對手或者是潛在競爭對手的有效方式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英國人一直認為憑借其強大的皇家海軍所掌握的絕對海權，對競爭對手的戰爭將是短暫而有效的。這種廉價的選擇，使得率先進人無畏艦時代的英國皇家海軍，相當熱衷於對敵國進行先發製人的打擊，將敵人的海岸線作為戰爭的前線。
因此，自老、小皮特這對父子首相以來，這個海洋帝國的國策就是“將英國的安全與耗盡敵人的力量完全等同起來”。
尼伯龍根的屠龍刀
很不幸的是，製止這種戰爭樂趣的途徑被馬漢發現了，那就是建造一支足以和英國皇家海軍進行正麵的艦隊決戰、並有能力給敵人以難以承受打擊的艦隊，將是在那個時代保持和平的有效途徑。這個理論被德國海軍國務秘書提爾比茨發展為了“風險艦隊”理論，並被德國皇帝威廉二世所接受和加以實踐。
盡管德意誌第二帝國在建立自己的海權方麵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然而1914年6月15日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在薩拉熱窩的遇刺改變了這一切。如同凱恩斯所斷言的那樣，那是一個天賜良機。這也就是為什麽當時的英國外交大臣格雷子爵非但不積極進行和平斡旋，反而一直以暖昧不清的信號向包括德國在內的各國發出含糊信息的根本症結所在。大英帝國終於得以冠冕堂皇地發動一場毀滅潛在競爭對手的戰爭。然而她所沒能預料到的卻是，這場戰爭竟然是她正式向另一個強國移交海權的開始。
在“嬰兒殺手”希佩爾率領下的德國戰列巡洋艦隊的隆隆炮聲中，在齊伯林飛艇投下的炸彈聲中，英國第一次體會到了被另一個工業化國家打上家門的心情——其實這正是此前英國軍艦和士兵經常對別人幹的。而那些一貫樂於以坐著說話不腰痛的心態指責在日德蘭海戰中傑裏科沒有對舍爾窮追不舍的書齋勇士們，可能永遠都體會不到皇家海軍最精銳的3艘戰列巡洋艦被“北海鴨”轉瞬間送入海底，給肩負戰略責任的大艦隊司令的震撼。幹掉敵人或許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自己的艦隊也毀滅了，甚至隻是被渴望同歸於盡的絕望對手打得元氣大傷，那麽這個帝國就完蛋了。這一幕在月，險些因為企圖率領德國公海艦隊全部主力艦孤注一擲打上門來的希佩爾，而變成現實。實際上這正是1914年8月戰爭剛剛爆發時，提爾比茨所全力主張的。
這就是大英帝國的怪圈，為了帝國，必須阻止別人擁有海權。可是到頭來卻發現，這個代價竟然是帝國的毀滅！那麽，到底是海權為了帝國，還是帝國為了海權呢？這個關鍵的問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英國人是不明白的。
結果，英國人用自己的慘勝，證明了馬漢的理論，也證明了提爾比茨和威廉二世的風險艦隊理論的正確性。盡管在1918年英國拘禁了德國公海艦隊幾乎全部主力軍艦和潛艇，但是不管德國海軍主力是否選擇了自沉，大英帝國的命運也是注定了的。雖然英國本土並沒有受到明顯的破壞，然而帝國的精銳和國力已經在那場輕易爆發的戰爭中損失殆盡了。英國人用一場慘烈的自殺式戰爭毀滅了帝國的挑戰者，也榨幹了自己。
蠻橫的代價抑或衝動的懲罰
當大英帝國筋疲力竭地坐在談判桌前，等待她的卻並不是勝利者的盛宴。那是一個地地道道的爛攤子，威廉德國的毀滅為俄國革命的火種在西歐的傳播提供了足夠的柴草，若不是紅軍在華沙戰役中出人意料地失敗於了畢蘇斯基指揮下的波蘭軍隊，恐怕一場與海嘯般襲來的蘇維埃狂靚搏鬥的全歐戰爭又將再度爆發。
另一方麵，在大西洋彼岸，一個新興的大國已經猙獰畢露，以勢不可擋的氣魄在昔日霸主的禁臠頤指氣使、指手畫腳。在美利堅麵前，如同黔之驢般的不列顛已經底牌盡顯，僅僅是靠帝國的餘威勉力支撐。未來世界的霸主已經注定將要在蘇聯與美國之間產生，而英國已經不再是那隻舉足輕重的“離岸平衡手”！
盡管經曆了“20年的休戰”，但是大英帝國依舊沒能恢複昔日的輝煌。而此時的英國政治家們在飽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這杯自己釀造的苦酒之後，很快又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在削弱德國失敗後，麵對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張伯倫首相選擇了自以為成本很低的綏靖政策。無論是犧牲別國、還是禍水東引，結果都是一樣的，那就是將自己已經無力再戰的狀態，****裸地呈現在了野心勃勃的軸心國麵前。這一次，姑息換來的無疑是更大的戰爭。大英帝國已經到了要用若幹重要基地99年的租用權，交換50艘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建造的老式驅逐艦的地步了。
與上一次世界大戰不同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為慘烈，對英國本土和歐洲這個傳統中心地帶的毀滅更為徹底。這場戰爭不但使得大英帝國最終拱手交出了海權，並且促成了整個殖民帝國的解體。布雷頓森林體係使得美元取代了風雨飄搖的英鎊成為了國際貨幣。馬歇爾計劃使得整個歐洲成為了美國傾銷商品的市場，並最終使得歐洲的工業體係與美國接軌。關貿總協定使得原來被殖民帝國牢牢控製的各個市場，真正對美國實現了“門戶開放”。聯合國安理會體製的建立，使英國在政治上成為了美國的附庸。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集體安全機製，則使得英國皇家海軍從一支縱橫四海的世界級武裝力量，矮化為了美國海軍統領下的專業化反潛打手。
在新興的美利堅海權麵前，淪為配角的大英帝國已經基本沒有了獨立性可言。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危機已經明確地告訴了每一位唐寧街的主人：與美國合作，還能分一杯羹。繼續抗爭，無異於以卵擊石。
經濟基礎的枯竭，最終使得英國在戰後全麵執行政治上追隨美國、經濟上依附美國、軍事上仰仗美國的一邊倒的國策60多年後，“進化”成了一支即將不再擁有航母、最終水麵作戰力量與葡萄牙相類似的歐洲二流海軍。以至於在壓縮預算的沉重壓力下不得不考慮放棄一艘或全部伊麗莎白女王級航母，轉而與法國“共用”航母。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潛在共用對象卻是“戴高樂”號——以一位曾經參加二戰並最終帶領法國退出北約軍事框架的法蘭西總統命名的核動力航母。
大英帝國之所以會以這種尷尬的形式移交海權，並不是因為她真的和大洋對麵的那個國家胞波情深，而是因為“國運使然”！那個新興的國家具有的戰爭潛力和海軍實力，早在19世紀末就足以令這個已經被布爾戰爭和蘇丹的馬赫迪起義搞得焦頭爛額的世界帝國暗自戰栗。而大英帝國不是執行休養生息的政策，卻依舊企圖將列強鹹集的歐洲和北非或者近東作為不容他人染指的聖地。
這就是為什麽，盡管老羅斯福派出大白艦隊環遊世界也沒有激起英國人的強烈反應，而不知道英法簽訂了密約的德國人僅僅是派了一條炮艦到阿加迪爾“保護僑民”就足以引發倫敦發出歇斯底裏的戰爭恫嚇的原因。這也就是為什麽，盡管冷戰時期的紅海軍威脅了英國的海權，但是英國卻並沒有對蘇聯發動戰爭的原因是那個國家擁有核武器，也就是毀滅這個國家的終極武器！
於是，在互相毀滅的陰影下，英國人學會了與對手分享海權。歐洲獲得了恐怖的但卻實實在在的和平。
失靈的咒語
1901年3月12日，馬漢在致當時的美國副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信中，預見了一個比俄國更為凶險的威脅——中國：“中國如此龐大的4億人口一旦集中到一個高效政治組織中去，以現代器具裝備起來，並且囿於對他來說已經是狹窄的領土之內，對此很難泰然思之”。
對此，馬漢開出的藥方並非是顯示軍事力量，而是更多地依靠和平的商業滲透，將亞洲人民帶人基督教國家大家庭圈內：“我們可以指望他們遵循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觀念，超過其擁有在價值份量上的物質福利。”說白就是要中國拱手讓出與自己的實力和對世界的貢獻相稱的權利，去為那個世界充當自我汙染、自我消耗、自我毀滅的現代農奴。
一個世紀過去了，盡管我們中的許多人對中國人是否生活在一個高效的政治組織中爭論不休，但是超過13億人正在被現代化的工具與技術“武裝”起來卻是不爭的事實。而那些自命為原有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們對此“很難泰然處之”，同樣也是事實。他們會運用怎樣的“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觀念”來整合我們？這些道德和精神觀念又將對我們產生什麽樣的影響？帶來什麽樣的結果呢？
或許，關於海權的戒律就是其中頗有成效的一個：甘心做奴隸或者選擇繼續沉睡吧！當中國人開始考慮跨出國門，由英語世界編纂整理、為非英語世界中的許多精英所接受並廣為傳播示眾的威廉二世挑戰英國海權導致亡國巨禍的悲慘故事，就會在我們耳邊如同催眠咒語般響起。這種迫使人們在精神層麵臣服的力量是如此之大，以至於能夠壓倒幾乎所有膽敢嗆聲的微弱質疑。
德國人例子常被用來告訴我們：“走出國門和由此產生的海權需求對和平和自身的安全是多麽的危險”。但難道一個漠視海權的國家，或者按照西方所推崇備至的像斯麥所強調的可以完全忽視海軍發展的國家，就會比一個足以挑戰世界海權冠軍的國家更為安全嗎？
迦太基式的和平對許多帝國主義霸權的擁躉們來說，一直散發著強烈的誘惑。問題是交出了全部艦隊的迦太基，也並沒有逃脫被羅馬人徹底滅亡的命運。可見，一個國家的和平並不是僅憑善良的願望就能得到的。對那些堅信“強權就是公理”的人們來說，“代價”是唯一可以讓他們變得不那麽狂妄和妒忌的鎮定劑。
擁有海軍不是問題！
問鼎海權也不是問題！
問題在於這個國家的崛起對原有的世界格局會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及這個崛起的海權將使潛在的對手為了毀滅它而付出怎樣的代價！
兩次大戰後的英國由於領悟到了代價的高昂，而不再執著於對後來海權競爭者們保持偏執狂般的仇恨一樣。或許同樣處在“基督教國家大家庭圈內”也同樣遵循“基督教的道德和精神觀念”的德意誌第二帝國構建自身海權的那段曲折曆史，以及那位同樣是基督徒的威廉二世的海權人生，也能帶給另一個新興的後發大國以有益的啟示。
套用一句馬漢上校對1892屆美國海軍戰爭學院學員們的話：“先生們，全世界都知道我們正在建造一支新的海軍……可是當我們得到這支海軍時，我們將打算如何使用它？”按照當代政治學者克羅爾的評價就是——這過去是、現在也仍然是根本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