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金十字架的詛咒——帝國主義時代的殖民地動力學與開放經濟結構
如果1914年6月28日那位駕駛著1910年出廠的28匹馬力格雷夫與斯蒂夫特敞篷車的禦用司機洛伊卡，沒有因為走錯路，而把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夫婦送到刺客普林西的槍口上；
如果死心眼的小毛奇沒有按照他的前任施利芬伯爵製定的那個異想天開的計劃，通過入侵比利時進攻法國，從而把英國拉上戰場；
那麽，他不但用不著擔心他的德意誌帝位和普魯士王位，他甚至可能超越他的祖父和那位鐵血宰相，成為20世紀的德意誌第一人。
然而不幸的是，這些都沒發生。
1938年以前，威廉二世，作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元凶之一，當之無愧地成為了整個英語世界和以英語為主要翻譯來源的其他世界中，最邪惡的壞蛋“之一”。
人們指責這個馬漢最狂熱的讀者，這位甚至在枕邊都曾放著《海權論》的帝王，因為竟敢企圖建立一支足以挑戰大英帝國的強大海軍，而斷送了俾斯麥開創的“歐洲仲裁者”的大好局麵。
在許多人的眼裏，如果威廉沒有迷戀海權論，沒有癡狂於那些昂貴的無畏艦和戰列巡洋艦之類的“大玩具”，沒有不自量力地挑戰他外祖母留下的那個“日不落帝國”，那麽英德海軍競賽就不會爆發。他和他那幫曾姓“薩克森-科堡-哥達”的英國遠親就不會最後反目成仇、兵戎相見。所有的一切，都是起因於那個該死的“海軍”、那個該死的“海權”，以及那套該死的“皇家海軍元帥服”！
對於所有雄心勃勃的新興國家來說，威廉二世“墮落史”的價值在於告訴他們——“別打波塞冬的歪腦筋”！
記住吧，即使你哪怕隻是在腦海中動了動挑戰海權老大的念頭，那麽你的國家和民族也會跌入萬劫不複的深淵！威廉二世和他的帝國就是這方麵百談不厭的榜樣。
然而，事實真的是那樣的嗎？
布賴恩的斷言
“你們不能把荊棘的王冠壓在勞工的眉毛上，你們也不能把人類釘死在黃金的十字架上！”
1896年，也就是在我們這位德國皇帝閱讀了那本不朽著作的兩年後，當美國人布賴恩發表的“黃金十字架”演說響徹芝加哥的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會場的瞬間，這位極度精通經濟原理、見識遠遠領先同代人的前報社主編不但已經穩獲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提名，而且也在有意無意中說出了一個始終困擾那個時代所有資本主義國家——不管是老牌的，還是新興的——都無法不麵對的“魔咒”。
為什麽列寧指出帝國主義存在侵略本質？為什麽威廉二世會對陽光下的土地充滿渴望？為什麽德意誌帝國會對於衰敗的奧斯曼土耳其充滿“特殊感情”？
秘密就在於那個“黃金十字架”！原因很簡單，經濟的發展離不汗貨幣。而而位近乎於萬能的憚斯麥侯爵，並沒有傳授給威廉二世點金術。
貨幣是什麽？這裏首先必須區別兩個概念：“貨幣”和“貨幣符號”。
按照經濟學定義，貨幣是“固定地充當一般等價物的特殊商品”。這個特殊商品之所以能充當一般等價物，根本原因就在於：它包含了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一價值！盡管在曆史上，諸如牛羊、布匹、貝殼等許多東西都充當過貨幣，但最後正如馬克思所說的那樣：“金銀天然不是貨幣，但貨幣天然是金銀”！
隨著英國最終於1816年以法令的形式正式確定了金本位製度，規定了1英鎊=克黃金的法定含金量，確立了1盎司黃金=3英鎊17先令10又1/2便士的黃金官價，絕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在19世紀都確立了金本位。黃金成為了歐美新興工業國家貨幣的第一選擇，甚至是唯一貨幣選擇。
不過，在金本位時代，金幣並不是唯一法定的“錢”，“錢”還包括以銀和銅、錫、鎳等“賤金屬”鑄造的輔幣以及印刷的“鈔票”。
問題的關鍵就在於鈔票。因為嚴格來講，我們約定俗成的鈔票並不是真正的貨幣，而隻是以銀行信用和國家信用擔保，在法律規定下強製流通的“貨幣符號”！
與金幣不同，一旦鈔票的發行者完蛋了，那麽其作為貨幣符號的意義也就喪失了。但是金幣就不一樣，越是兵荒馬亂的年代，人們就越是鍾情於那些黃澄澄、金燦燦的貴金屬。原因就在於，金幣的價值是來源於無差別的一般勞動，而不是來源於成本極其低廉的印鈔術。這一點從美國最近啟動“量化寬鬆”政策後，黃金的價格走勢就能看出來。
金本位製最大的好處，是貨幣本身由於有黃金作為價值尺度，貨幣的價值特別穩定。在金本位時代，國家一般規定紙幣與金幣一樣作為法定流通通貨，任何人不得拒收。
在金本位時代，隻要不發生大規模的戰爭和巨大的突發事件，那麽國際貿易中的匯率風險就很小。因為主要國家的貨幣都有1個法定含金量，不同國家之間的貨幣匯率，隻在兩種貨幣法定含金量的比值附近很微小的範圍進行波動。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金本位最大的麻煩就在於：一個國家一旦規定了本國貨幣的法定含金量，那麽該國能夠發行的貨幣和鈔票數量，就與該國持有的黃金數量掛上了鉤！有多少黃金，就隻能按照一定的比例發行相應數量的紙幣。而一旦超過了這一比例，發行了缺少黃金支持的紙幣，那麽這個貨幣體係就會不穩定。而鈔票的快速貶值往往意味著政府的垮台和國家信用的喪失。
於是問題就來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離不開貨幣，而貨幣數量取決於黃金數量。那麽黃金從哪裏來？按照物質不滅定律，黃金是不可能像蘿卜、白菜一樣從地裏種出來的。黃金要麽是從地裏挖出來的，要麽是從河裏淘出來的，要麽是從已有的東西裏提煉出來的，要麽是從別人那裏搶來的，要麽是從國際貿易中“賺”來的。
上帝最初的一擊
據說晚年的牛頓沉迷於神學。這位宇宙的立法者還沒有“宇宙大爆炸”的概念，因此把萬物運動的源頭歸結千“上帝最初的一擊”。
不過滑稽的是，某種程度上，導致近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誕生的“上帝最初一擊”，竟然肇源於一個有意無意的“錯誤的結果”。因為數學不太好算錯了地球直徑，也可能是為了故意隱瞞遠航距離以增強投資者對冒險的信心，哥倫布估算錯了由歐洲向西航行到“印度”的距離，理性的葡萄牙人發現了這一點因而拒絕給哥倫布資助，而貪婪的西班牙人卻沒發現這個錯誤！於是世界被改變了。
為什麽意弋利沿海地帶在公元12世麗就“萌芽”了資本主義，但是工業革命卻首先是在發現新大陸之後的英倫三島實現的？原因很簡單，奉命找當盆子的哥倫布及其身後的西班牙、葡萄牙冒險家們，為歐洲開啟了龐大的印加帝國和阿茲台克帝國金銀寶庫。正是源源不斷從美洲回歐洲的金銀，使得長期缺金少銀的西班牙在16出紀，成為了歐洲“價格旋渦”的核心——最終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提供了最寶貴驅動力——資本！從而成就了“上帝最初的一擊”。
順帶指出的是，按照曆史學家們的觀點，美洲出產的白銀，尤其是墨西哥出產的白銀，相當一部分並沒有越過大西洋，而是越過了太平洋，通過菲律賓等地流入了當時的****——大明王朝。終明一朝，史學界估計產於美洲通過各條航路流入中國的白銀從數千萬兩到數億兩不等。
早期的經濟學者們很清楚地意識到了，黃金對於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意義。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和能夠提供勞動力的人口相聯係，而人口呈現的是幾何級數的增長，科技的發展又猛烈地提高了勞動者的生產率。因此經濟規模的增長，產品的擴張，是遠遠超過黃金的開采速度，或者掠奪速度的。這就導致黃金數量的增長，趕不上商品數量的增長，更適應不了經濟發展的需要。
這會導致什麽？答案是災難！
一個社會中貨幣數量不變，商品數量猛烈增加，在貨幣流通速度比較穩定的情況下，會產生什麽結果？物價下跌，工資減少，誘發經濟危機。
貨幣購買力上升，意味著商品價值下降。這對於消費者似乎是好事。但是對於生產者來說呢？這意味著償還當初投資貸款所需要的商品增加了，也就是說實際債務增加了。而生產擴張得越快，勞動生產率上升得越快，價格下跌得越多，資本家的實際債務也就越重，投資的風險也就越大越現實。資本家不是慈善家，他們會怎麽辦？很簡單，削減雇傭工人數量，降低工資，減少投資。結果是社會購買力進一步相對於巨量產品供給的急劇緊縮。商品越降價，一般就越賣不出去。當價格下跌變成普遍預期，整個社會就會進入一個“供給過剩-需求緊縮”的螺旋下墜通道。
要命的是，企業家貸款生產的商品其價格本身，又是銀行家判斷企業生存狀況從而決定是否收回貸款的重要依據信號。在一個價格下降的通道中，一旦疑慮重重的銀行家開始拒絕發放新的貸款，那麽全社會的末日就不遠了一越想收回貸款，就越收不回來。於是，危機就會從實體經濟領域蔓延到金融體係，再通過貿易體係向世界傳染……最終大家一起完蛋。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在金本位時代所麵對的揮之不去的詛咒！
在這個黃金十字架上，被“釘死”的不僅是資本家們，首當其衝的就是那些“頭帶荊棘王冠”的勞工們和那些為了多收三、五鬥而起早貪黑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人民！
重商主義者的救贖
理論上，把資本主義從這個黃金十字架上解脫下來的唯一途徑在於脫離“金本位”，使得鈔票的發行不受持有的黃金數量的限製。
布賴恩的“黃金十字架”演說要闡明的正是這個主張。然而，他的思想超前了大約77年。他本人以此為競選綱領3次參加美國總統競選，卻3次失敗。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源源不斷地來自加利福尼亞的黃金、澳大利亞的黃金、南非的黃金以及新墨西哥的白銀，使得王冠的荊棘之痛在那個時代還不甚為廣大普通選民們所知。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動搖，直到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係最終瓦解，美元脫離金本位，人們才得以將那頂壓在勞工眉毛上的“荊棘的王冠”取下來。
既然在19世紀脫離金本位不可能，那麽怎麽預防或減輕危機呢？最好的辦法就是通過貿易和掠奪，增加本國的黃金數量。
所以，我們的經濟課本中經常會有一個語焉不詳的“庸俗學派”出現——那就是重商主義。其靈魂無外乎就是“金銀貨幣是真正而且唯一的財富，一個國家最重要的活動就是通過出口本國商品，換取外國貨幣，也就是讓外國金銀流入本國；同時盡可能少地購買外國商品，讓本國金銀貨幣留在本國”。重商主義者們並不是財迷心竅，而是除此之外，就無法使得黃金數量的增長得以趕上本國經濟發展對貨幣的需要！
但是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者們沒有意識到另一個麻煩的問題，那就是貨幣集中流人到你這個國家了，那麽流出的那個國家會怎麽樣？問題絕不僅僅像是休謨所說的“貨幣供應量下降，出口商品價格下跌，出口增加，經濟自動恢複平衡”那麽簡單。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要看你是不是一個殖民帝國。
福兮禍所倚
1870年的普法戰爭，最終導致了德意誌第二帝國的建立。
來自法國50億金法郎的賠款，約合14億兩白銀，超過了晚清70年間全部對外賠款和借款的本息總合，在此後的4年內流人了新生的德國。“高盧公雞放血”導致的黃金跨國大轉移，使得德國馬克在1871年，也就是在普法戰爭結束後立即進入了金本位時代。
穩定的帝國馬克，不但促進了德國工業化的突飛猛進，加速了經濟的發展，而且也使得德國在最初的幾年中出現了一定程度上的資本過剩。這種資本過剩導致了嚴重的產品過剩和產能閑置。而德國也不得不開始考慮怎麽樣開拓國外市場，輸出資本和過剩的生產力了。
普法戰爭的“紅利”，在戰爭結束20多年後已經基本耗盡。當德國國內的經濟發展終於接近了德國銀行體係擁有的全部黃金所能支撐的貨幣總量的時候，價格下跌所誘發的通貨緊縮也就如影隨形地“自動”出現了。但這時的德國已經不是一個由小工廠主和保守的容克地主們當政的國家。托拉斯、卡特爾、康采恩這些壟斷巨頭已經漸漸占據了德國的政治舞台。他們需要不斷增加帝國銀行中的“真金白銀”以支撐發行更多的鈔票，提供更多的信貸，使得商業流通和社會大生產不致中斷。可是帝國的三世祖威廉二世又不會點金術，不能憑空變出金銀。而那位鐵血宰相呢？很遺憾，他對此既不在行，也不關心！
自帝國創立之日起，最令鐵血宰相憂心的就是戰敗法國的複仇。
俾斯麥最擔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現了：高盧公雞簡直就像一隻“不死鳥”。雖然嚴重失血，但是很快就複蘇了，這個驕傲的法蘭西的元氣竟然幾乎沒有受到大的損傷。法國不僅4年就交清了晚清70年也沒交清的賠款本息，而且居然像什麽事也沒發生一樣重新擠進了歐洲一等強國的行列。法國產品低廉的價格帶來的猛烈出口，使得巴黎再次成為了歐洲的中心之一，而法國陸軍的重建和幾乎沒受戰爭影響的法國海軍艦隊，更充實了法國人複仇的本錢。
在強大得僅次於英國皇家海軍的法國海軍看來，德國那支寒磣的岸防艦隊根本就不堪一擊。然而對德國來說異常幸運的是，法國海軍此時正醉心於當時的“超限戰”思想——海軍部長奧貝提出的以巡洋作戰為核心的海軍新學派思想所聲稱的種種“新”變革；並且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通過滿懷浪漫主義的支持者和反對者之間的拉鋸戰，將法國海軍逐步削弱為了一支二流艦隊。但是麵對法國綜合國力勢不可擋的複興趨勢，俾斯麥不得不在懊惱沒有幹得更“絕”一點的同時，開始將其整個晚年投入到致力於編織一個“反法同盟”以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國”的浩大工程中。
為此，傅斯麥一麵對法國人顯露出了極為寬容的一麵，全力支持法國在非洲和亞洲建立殖民帝國。以至於法國總統格裏維在1883年曾經宣稱他“深感俾斯麥在普法戰爭後13年來對法國的恩德！”一位法國人在1890年聽說俾斯麥被新任的“三世祖”威廉二世罷相時，竟然會發出“現在我才知道德國人真是忘恩負義。對於我們法國人來說，即令像天那樣高也不足以表示我們對於俾斯麥的讚揚”。當然這並不妨礙對俾斯麥感恩戴德的法蘭西繼續籌劃對德複仇。
而另一方麵，俾斯麥卻不顧威廉一世皇帝的激烈反對，在1879年一意孤行地建立了德奧防禦協定。這個協定最終將德國和奧匈帝國一起拉進了毀滅的深淵，為帝國捆上了一個隨時可能爆炸的巴爾幹火藥桶，並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埋下了伏筆。此後，這位熱衷於密室政治並自詡為“誠實的中間人”的鐵血宰相，又挖空心思在1881年再次炮製了一個由信奉新教的德國皇帝、信奉天主教的奧匈帝國皇帝與信奉東正教的俄國沙皇組成的第二次“三帝同盟”，以及其後的1887年德、俄“再保險條約”。在1882年把意大利拉進了德、奧、意“三國同盟”，並且在地中海充當了英、奧、意、西“地中海四國同盟”的幕後導演，竭力使得英國深信法國和“俄國”是歐洲秩序的搗亂者……
所有的這一切，為的是什麽？
那就是阻止法國可能的複仇！
深受被害綜合症折磨的俾斯麥，在編織這些令人眼花繚亂的陰謀的同時，也為帝國的毀滅埋下了根本性的種子。因為與奧匈帝國和巴爾幹綁在了一起，從而與俄國產生了根本性的衝突！而與俄國的衝突，特別是在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犧牲俄國利益和提高對俄國農產品進口關稅、頒布驅逐俄國在德國金融市場上融資的《倫巴第禁令》，不僅使得將融資中心轉到巴黎的俄國找到了與法國結盟的經濟基礎，並且堅定了必須使下一場戰爭成為“聯盟戰爭”的決心，也進一步埋下了引燃巴爾幹火藥桶和腹背受敵兩線作戰的導線。當然這是後話了。
帝國雄心
在威廉二世那裏，發展海軍和攫取海權的目的，並不是為了挑戰他那幫改姓“溫莎”的英國親戚，而是為了建立一個世界性的大帝國！
不錯，倡導“世界政策”的威廉二世的確是熱衷於“陽光下的土地”，但是如果就此得出這位皇帝是因為追求殖民地而葬送了第二帝國的結論的話，那就無異於是將北宋的滅亡歸結於企圖收複燕雲十六州的夢想而倍顯荒唐！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俾斯麥的國務活動生涯的話，不難發現，他是一位典型的黎塞留式的人物。容克地主出身的俾斯麥終其一生，對於國家戰略與經濟發展的看法，就如同德軍總參謀部裏的老派軍官團，對於政治與軍事的看法一樣“脫節”——後者關心的是軍事勝利和榮耀，而前者關心的則是政治與國家戰略。俾斯麥對一於經濟活動，尤其是對於生產全球化和世界市場的認識，不但遠遠地落後於他不屑一顧的時代巨人馬克思，甚至也遠遠不及他的繼任者。
俾斯麥的所謂“大陸政策”的政治邏輯永遠是“德國第一”。但不幸的是，他經常將其自我局限為“德國本土第一”。在黎塞留那個時代，俾斯麥的想法沒錯。然而到了19世紀末，我們已經不得不指出俾斯麥“過時了”！縱觀曆史，從來就沒有一個強國僅僅是依靠本國的資源和市場獲得可持續發展的。
任何一個僅僅滿足於國內生產和國內市場的國家，不管其軍事力量有多強大，她的命運也不過如同一朵一現的曇花。
在俾斯麥充滿鬱悶的回憶錄《思考與回憶》中，這位老君侯以幾乎閉口不談殖民地問題來表明他對於開拓殖民地全無興趣。早在1881年，俾斯麥就曾經幹脆利落地告訴他周圍那些不安分的人們：“隻要我當一天宰相，德國就不會有殖民政策。”
在俾斯麥看來，因為那樣做，就要擁有一支強大的海軍艦隊，否則無法保衛這個殖民帝國。而擁有強大的海軍就會同大英帝國發生衝突。就如同在普法戰爭後，他對殖民地的看法那樣：“德意誌擁有殖民地，就如同波蘭的破落貴族，裏麵連粗布襯衫都穿不起，外麵卻硬要披上貂皮外套”。
盡管這套掀起了對俾斯麥個人崇拜的三卷本的《思考與回憶》，堪稱文學史上的名著，但是那些文字卻並非完全可靠的，至少在殖民地問題上是如此。真實的情況是：
俾斯麥在任宰相期間，已經為帝國在非洲牟取了位於西南非洲、多哥、喀麥隆、東非的大約100萬平方千米的土地。實際上，德國全部殖民地麵積的99％以上和幾乎所有的非洲殖民地都是在俾斯麥執政期間取得或者開始取得的。換句話說，真正獲得“陽光下的土地”的執政者是俾斯麥；而不是覬覦中國山東和太平洋裏那幾個小島的威廉二世及其謀臣。
正是這些俾斯麥時代攫取的“無主的土地”為威廉二世的“條頓非洲”計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也為德國在非洲與英國的“2C非洲”計劃與法國的“2S非洲”計劃埋下了必然的衝突。
實際上，俾斯麥主導的帝國政府也不是一開始就不喜歡殖民地，而是到後來發現殖民地對德國幾乎沒有實質上的意義。建立殖民地需要大量的金錢和精力，但是從殖民地能夠獲得的經濟和軍事利益卻甚少。保衛殖民地需要龐大的海軍，而建立龐大的海軍不光需要錢，更意味著挑戰英國人敏感的神經！
上述觀點，在俾斯麥的時代，可以用一係列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來源頗為可疑的數據證明：
在俾斯麥主政時代，德國的出口總值中銷往殖民地的隻有0.1%，而德國的進口總值中來自殖民地的也隻有0.2%！到了1905年，德國海外投資總額中隻有2%是投向殖民地。甚至到了1910年，德國本土與海外殖民地的貿易額也僅占全部貿易額的1%。生活在殖民地的德國人到1905年隻有大約6000人。
總之，對於專注於歐洲事務和德國本土的俾斯麥來說，殖民地的價值有限。也正因為基於這樣的想法，俾斯麥在下台前，努力促使英國人同意德國用東非的桑給巴爾換取了德國家門口的“直布羅陀”——赫爾戈蘭。
同樣也是基於對殖民地缺乏興趣，俾斯麥對海軍和海權也缺乏興趣。在他看來，海軍強國法國並沒有用她的艦隊贏得1870年的勝利。也就是說，沒有海軍的德國甚為安全——如果一旦擁有艦隊，就必然會得罪英國，就必然會惹火燒身。實際上，在俾斯麥看來，就是一個二流的海軍，對德國也是“奢侈”的。
無疑，俾斯麥的這個看法在倫敦獲得了高度讚賞，並使得此公在英語世界備受推崇。然而，俾斯麥卻忽略了一個關鍵的問題——既然殖民地真的那麽無足輕重，那麽為什麽英國卻要維持那樣一個百倍於英國本土的殖民地體係？擁有20倍於本土麵積殖民地的法國又為什麽能夠在普法戰爭後再度迅速崛起？
存貨沽清
在英國牛津大學有一個著名的“羅德斯獎學金”，專門用來培養親英的外國社會精英，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學生時代就曾經獲得過這個獎學金的資助。它的設立者是曾經擔任開普殖民地總理的著名帝國主義者、創造了以“鑽石恒久遠”而著稱的南非德比爾斯統一礦業公司的塞西爾?約翰?羅德斯。
在這位一手創建了包括津巴布韋和讚比亞在內的羅德西亞殖民地的羅德斯先生1877年所寫的政治遺囑中，有這樣一段話：“要建立一個聯邦帝國，將整個非洲、荷蘭、兩河流域、南美洲、馬來群島、中國和日本的沿海地區都包括今來，如果有可能的話，再將美國重新納入……這個聯邦如此廣闊而強大，乃至世界今後不會爆發戰爭。”
回望19世紀末20世紀初，整個世界幾乎已經被瓜分完畢：
英國人不但在南非和埃及站穩了腳跟，而且將整個印度斯坦和緬甸納入了自己的勢力範圍，馬來西亞、香港、福克蘭群島、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米字旗在如此廣闊的地球上飄揚。
法國人在北非、在安南、在法屬圭亞那、在運河區……維持著大國的尊嚴，使得地中海的財富源源不斷地流向法國本土。
荷蘭人占據著荷屬東印度；比利時人占據著比屬剛果；意大利人領有意屬東非；日本人強占了中國台灣和朝鮮；甚至連美國人都搶走了西班牙帝國的古巴和菲律賓……
不難看出，工業革命的時代也是一個殖民地劇烈擴張的殖民時代。
歐洲的9個主要殖民地宗主國，在全球所取得的殖民地的總麵積，是這些國家麵積總和的23.9倍！其殖民地總人口是其宗主國總人口的2.35倍！其中英國的殖民地，占全部殖民地麵積的59%。對英國而言，衡量殖民地財富價值的重要指標——殖民地人口——占各國全部殖民地人口的！英國的殖民地人口是其本土人口的9倍！
德國的殖民地僅占全部殖民地麵積的5.2%；殖民地人口僅相當於本土人口的1/5，占全部殖民地人口的2.2%，標準的地廣人稀！即使是小小的比利時王國，其殖民地麵積為德國的81.5%，但是殖民地人口卻超過德國殖民地人口！法國和荷蘭的殖民地人口也均超過德國2倍以上。
德國崛起得太晚了！到俾斯麥的時代，諸如大英帝國王冠上的寶石——印度斯坦——那樣的“優質”殖民地已經所剩無幾。德國人所能獲得的幾乎都是開發成本極高的“無主之地”！這很像今天中國企業在海外開采石油過程中遇到的尷尬，容易開采、成本低的油田早已落人國際老牌石油企業之手，你能獲得的幾乎全是人家“挑剩下的”和由於政治原因“不方便”獲得的。
平常倒貼錢，戰時守不住。
在這樣的情況下，俾斯麥略一算賬，就會得出結論，與其投入巨資為了這些不上算的不毛之地去與列強發生不必要的衝突為法國製造打著燈籠都找不著的“反德盟友”，為什麽不幹脆學學拿破侖賣掉路易斯安那、沙皇亞曆山大二世賣掉阿拉斯加那樣，給國家減少一點麻煩呢？
在這方麵，德國的鐵血宰相和滿清的台柱李鴻章倒是頗有異曲同工之妙。1874年，那位自稱“東方俾斯麥”的李中堂囿於捉襟見肘的財政之困，和左宗棠在著名的海防和塞防之爭中，就有過一個類似的著名言論：
“即無事時，歲需兵費尚三百餘萬，徒收數千裏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危，已為不值。新疆北鄰俄羅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國，南近英屬之印度。外日強大，內日侵削，今昔異勢，即勉圖恢複，將來斷不能久守。新疆不複，於肢體之元氣無傷……
這位歐洲“李鴻章”與東方“律斯麥”的共同點都是熱衷於通過密室外交維護國家安全，區別在於後者關心的是來自海上的“心腹大禍”，為此寧肯舍棄千裏國土，而前者在意的則是帝國於中歐的安全態勢，為此不惜讓出海外利益。
宗主國-殖民地體係
嚴格地說，在那個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稗斯麥最多隻能算是一個“偽帝國主義者”。
在這裏，我們不妨去重溫一下另一個德國人馬克思1848年在他的不朽名著《共產黨宣言》中早早寫下的一段話：
“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動派怎樣惋惜，資產階級還是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古老的民族工業被消滅了，並且每天都還在被消滅。它們被新的工業排擠掉了，新的工業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被關的問題；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杆；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舊的、靠本國產品來滿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極其遙遠的國家和地帶的產品來滿足的需要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麵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於足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
這就是問題的關鍵。大工業創造了交通工具和現代化的世界市場，控製了商業，把所有的資本都變為工業資本，從而使流通加速、資本集中。它首次開創了世界曆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
俾斯麥並沒有真正認識到殖民地在一個新時代的作用，他更沒有完全認識到他所處的時代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他的老觀念——在一個帝國主義時代——基本過時了！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帝國主義首先是一個“經濟形態”。在這個帝國主義經濟形態中最重要的是“宗主國-殖民地”經濟體係。
在這個體係中，宗主國作為核心，向殖民地輸出的是資本品、奢侈品、複雜產品和資本；殖民地的任務是向宗主國提供礦產品、原材料、農產品和初級製成品。
這裏有兩個限製條件：
第一個限製條件是“排他性貿易”，也就是對殖民地產品的專營權壟斷於本國企業手中，從而可以將外國企業在本國殖民地的競爭減小到無足輕重的地步(如果不是根本消除的話)。其途徑既包括諸如後來的“帝國特惠製”之類的稅收排他，也包括非關稅壁壘。正因為存在著一係列關稅與非關稅壁壘，像美國這樣“後發”但是同樣沒有殖民地的國家才會一邊叫嚷著“門戶開放、利益均沾”，而另一方麵卻滿懷私心地鼓吹“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門羅主義並大力踐行排斥歐洲列強的“羅斯福推論”。
第二個限製條件是“產業分工”，也就是通過限製殖民地的產業發展，從而使殖民地的經濟畸形化。實際上在帝國主義體係中，殖民地地區生產什麽，並不是按照當地經濟發展的需要決定的，不是你想生產什麽就生產什麽。而是在整個帝國體係中，根據宗主國的需要，你適合生產什麽，生產什麽價格最低(注意不是成本最低)，你就生產什麽！宗主國控製殖民地的訣竅，就在於決不能讓你形成－個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部門體係，就是已經具備了也要使其徹底“畸形化”。若非如此，就不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剪刀差和壟斷利潤。
有了這樣的條件，殖民地和宗主國之間的貿易，就成為了維持帝國繁榮的關鍵。殖民地低價提供原料，宗主國高價出口過剩工業品——殖民地的黃金和財富源源不斷地湧入宗主國，緩解了宗主國被釘在“黃金十字架”上的痛苦。而宗主國將過剩的工業品高價傾銷到殖民地，又延緩了自身經濟危機的劇烈爆發。
這就是在19世紀中後期興起的經濟帝國主義！
還是以英國為例：
英國本土並不生產棉花，但是英國卻是全世界最主要的棉紡織工業國和供應商。在1853年英國紡織業在國際市場上的地位達到頂點時，它的供應占國際市場棉布總量的45%。
與世界貿易中的壟斷地位相適應，大英帝國同時確立了在海上運輸的霸主地位。世界工廠、貿易中心、航運巨頭及金融樞紐這些彼此相連的條件，成就了大英帝國的世界霸權。
不難發現，“宗主國-殖民地”這種帝國主義經濟形態，就是法國實力迅速恢複的核心秘密！
然而此時的傅斯麥，他的主要精力依然陶醉於編織一個“防法大同盟”來保住帝國的陸上邊界安全。作為帝國宰相，他卻遲鈍於德意誌關稅同盟所奠定的德國統一市場，已經不能滿足於那些日益龐人的德國康采恩的胃口這個不爭的事實！
蝸居之困
事實上，自19世紀晚期開始，德國旺盛的生產能力與其狹窄的國內市場和國外市場以及糟糕的原料，供應之間的矛盾，就一直存在！這個矛盾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德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
為什麽德國的化學工業發達？合成橡膠、合成硝石、合成汽油，幾乎沒有德國人不能製造的代用品。但這絲毫不能證明德國人的聰明智慧，隻能證明德國人的國內市場與世界性的生產方式之間的矛盾與德國經濟的尷尬。因為一旦主要源自遠隔重洋的他國殖民地的國外原材料供應被切斷，資源短缺的德國就不得不大量合成各種稀缺的原材料代用品。這使得德國龐大的工業力量因為分散於生產各種替代品，去承擔在英法等老牌帝國體係中由殖民地應當承擔的任務，而始終無法發揮最大潛能。
英國則不然。盡管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德國的鋼鐵產量和發電量就已經逐步逼近甚至超過了這座“世界工廠”，但是英國戰爭機器的強大潛力卻遠非德國可比。因為大英帝國生產所需要的資源絕不是來自英倫三島，正是來自世界範圍的資源支持了英國對德國的勝利。一旦對英戰爭爆發，如果德國不能在短時間擊潰英國或者切斷英國的交通線，那麽實際上德國的敗局就是難以扭轉的：她是以一國之力抗拒世界市場。所以，被切斷了海外原料供應的德國唯一“翻盤”的希望就在於用“破交戰”反過來切斷大英帝國的世界資源通道，將英倫三島和她遍布世界的殖民地隔絕起來。而要想實施破交戰，先決條件就是破壞大英帝國對海權的控製。而破壞大英帝國對海權的控製，就必須擁有一支足以令英國膽寒的艦隊。這樣或許還有希望令英國同意分享海權，進而讓德國以較為平等的方式分享世界市場。
另一方麵，一旦戰爭爆發並陷入僵持階段，那麽國家間的討抗就不得不演變為各國動員全部資源實力曠日持久的對抗。也就是所謂的“總體戰”。作為國內資源貧乏、國外殖民地斷絕的德國，要想維持戰爭並取得最後勝利，就必須不斷攫取外國資源。而在戰爭狀態下，獲得資源最穩定的方式莫過於“結盟”或昔“占領”，至少也要威懾！但這就不得不打破原有的國際秩序。所以隻要德國的戰爭機器一啟動，那麽理論上，交戰國就必然會增加。而結盟不但不會帶來安全，反而會使得盟國的敵對國轉化為自身的敵對國——這正是帝國的締造者威廉一世皇帝堅決反對俾斯麥與奧匈帝國結盟的根本原因——與奧匈帝國結盟必然導致和俄國的衝突。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納粹德國進攻挪威獲取鐵礦石，揮師高加索攫取石油，屯兵羅馬尼亞保護油田，為了幫助意大利出兵北非……每次對英國的戰爭爆發後，內外交困的德國看似凶猛異常，實際上不過是一個拔掉了“充電器”而依靠蓄電池工作的“手機”而已——如果找不到新的充電器和電源，那麽隨著內部資源的枯竭，“自動關機”隻不過是一個時間問題。
可惜，這位老宰相卻對這種經濟困境無動於衷。他所操縱的國家機器依然沉浸於“關起門來過日子”的幻夢。為什麽歐洲對俾斯麥評價頗高，原因其實很簡單：他的想法符合倫敦的胃口。俾斯麥的對外戰略沒有妨礙英法傳統列強們“宗主國-殖民地”的帝國主義經濟生存方式！
那麽，對德國這個新興的工業帝國的長遠發展而言又如何呢？在那個帝國縱橫的時代，殖民地是工業革命的進行下去的基礎。沒有足夠的殖民地，沒有足夠的海外利益範圍，就不可能在高度分割的世界市場中獲得足夠的空間，其生產就達不到越來越高的規模和效益的臨界點，其自身的工業體係最終就會被外國的優勢產業擊垮！那對一個新興經濟體來說，意味的就是衰亡！
俾斯麥“OUT”了
需要指出的是到1914年，在德國所有主要殖民地裏生活的白人——主要是德國人，已經上升到了2.4萬人。而帝國津貼占殖民地的開支總額的比重已經下降到了17.8%。特別是在東非和喀麥隆這樣較早開發的德國殖民地，當地總支出對帝國津貼的依賴已經分別下降了5.38%和9.85%。當年全部殖民地獲得的帝國津貼不過是2930萬馬克，還不到同時代一艘現代化無畏艦造價的60%。僅相當於1913年帝國預算35.21億馬克的不到0.8%！
即使是從年期間的總額來計算，整個非洲殖民地從帝國政府獲得的津貼也不過7.251億馬克，僅占非洲殖民地全部開支總額15.248億馬克的47.6%。換言之，經過長時間的經營，距離這些殖民地變成生金蛋的母雞的日子已經不遠了。然而遺憾的是，熱衷於精打細算的傅斯麥對此卻根本沒有耐心和興趣。
今天，我們已經無法求證，威廉二世是否已經認識到了世界市場對於進人了世界經濟體係的德國的重要意義，或者去尋求此人“自覺”地為了實現帝國主義經濟形態而追求海權的直接證據。但是我們可以去思考，那個正在走向巔峰的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可能不去開拓海外市場或可能沒有一支強大的海上力量嗎？
也許是無奈，也許就是目光短淺，反正俾斯麥掌中的德意誌國家機器是至高無上的。為那幫子俗不可耐的工業寡頭暴發戶服務？還是留給那位熱衷於“世界政策”的“缺乏教養的惡少”去折騰吧！
所謂無可奈何花落去。不管對德國的統一和歐洲的“和平”曾經做出過多麽偉大的貢獻，俾斯麥對殖民和帝國經濟的態度，都決定了在19世紀末的德國政治舞台上，鐵血宰相的謝幕時刻已經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