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和沉重，有時也會是一對同義詞。毋庸置疑，陝西是中國底蘊最厚重的地方，陝西人則是一群負擔沉重的人。
行走中國這麽多年，我從來沒有看過哪個地方的人像老陝一樣酷愛自己的文化，以至於到了顧影自憐、故步自封的地步。當熱愛走向物我兩忘，人也就成了“兵馬俑”。
不管身份高低，無論天南海北，看起來和時代無縫接軌的現代陝西人們，很多在骨子裏依舊是那個兩三千年前高唱著“豈曰無衣”的秦人。
有句在三秦大地傳播很廣的民謠：
南方的秀才，北方的將，陝西的黃土埋皇上。
這句話乍一看好像很有道理。江南可謂人傑地靈，遍地琅琅讀書聲，多出讀書人。朔風勁吹、“鐵馬冰河”的北國，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特別是連年戰亂的邊關，民風好勇鬥狠，多出將軍也很正常。“秦中自古帝王州。”如果給中國古代帝王排一個座次，最偉大的帝王裏，約有一半長眠於陝西這片黃土之下。
但是，如果你把這句民謠講給唐代以前的人聽，估計沒人能聽懂。它在唐代應該是這樣說的：
陝西的秀才，陝西的將，陝西的皇宮住皇上。
三秦之地——尤其關中平原——在縱跨周、秦、漢、唐的長達一千五百年間都是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陝西可謂英才輩出，論起千古帝王，有周文王、秦始皇、漢武帝、隋文帝、唐太宗……除帝王外，也不乏經天緯地之臣、東征西討之將、俠肝義膽之士。當時的陝西，曾如日中天地照耀著整個世界。
提到中國社會轉型的重大變革，離不開周、秦；而追溯中國曆史的強盛年代，則必稱漢、唐。如果說周、秦、漢、唐四大帝國組成了中華文明的上半場，陝西則是上半場毋庸置疑的主舞台。
關於周、秦、漢、唐的曆史，我認為用這四個詞可以高度概括：周禮、秦製、漢習、唐風。這也是陝西給中華文明的最高貢獻。
我所說的“周禮”不僅僅指《周禮》這本書，而是周朝對中國人的民族認同、政治製度、文化理念乃至美學等方麵一係列的重大影響。夏、商兩代是中華民族的幼年史，直到周我們才真正長大成人。
夏代是否存在，其實現在在國際學術界上還存在爭議。從目前來看，夏代更像是一個鬆散的部落聯盟。
和夏代一樣，商代也是未成熟體。因為史料缺乏，成書於西漢時期的《史記》對商代的記載不夠豐富；直至西周的共和元年（前841年），中國才有確切紀年。所以，國際上也曾懷疑過商代的存在。直到1899年以來在殷墟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才證實了商代的存在。商代甲骨文的內容以祭祀占卜為主，有了初步的國家形態，但還相對原始。
到了周代，曆史上才開始真正有了“中國”的概念。相比夏、商而言，周具有極富突破性、開創性的文化。商雖然建立了分封製，但沒有相對應的禮法、宗族製度。商王傳位一般采取兄終弟及，偶爾是父死子繼，因此經常出現嚴重的內亂，首都也時常遷徙，總之統治非常不穩定。周克商之後，通過天命觀的確立，使“中國”這一概念終於正式形成，黃河流域不再是若幹個部族競爭的戰場，而形成了存續的文化核心。周通過《周禮》把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方方麵麵都納入了禮的範疇，嚴格地控製著各級諸侯。與黃土地上的農業生產活動相關的祭祀儀式，是周禮誕生的基礎；分封、世襲、井田、等級觀念等，都是周禮的延伸與拓展。
拋開學術之爭不談，西周也同樣是個讓人神迷的時代——從商代巫風彌漫、奇異詭譎的神怪世界，步入了坦**質樸的人文天地。周公製禮作樂，不僅孕育了中國第一個治世，更影響了中華文明幾千年。周人用青銅器和農耕文明構築起一個理想社會的模範，一個東方的烏托邦，一場“鬱鬱乎文哉”的詩樣年華。
被稱為“聖人”的孔子，不同於其他諸子百家。他一輩子沒有著書立說，隻是一再說“吾從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生於魯，魯是周公的封地。孔子一生都在做夢，夢想恢複西周大一統。這個夢叫周公之夢。周公之夢也是中國的第一個夢，以至於日後各種解夢書都是打著周公的旗號。在孔子眼中，他自己不是一個開創者，而隻是一個踐行者，把周公的道理講好、做好就夠了。到最後，孔子也成了他一直加持的那個“周公”。周禮流傳下來的禮教、禮儀、典範，親親尊尊、君君臣臣，成了所有中國人的文化基因。
以前我們總是批判“克己複禮”，如今我越來越能感受到“禮”的強大。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周禮背後的規矩、紐帶和社會自治傳統，不僅奠定了中國人幾千年的基本道德規範，對於當今的社會治理仍有很強的借鑒價值。
繼周禮之後，陝西給中國的另一大重要貢獻就是秦製。所謂的秦製，一是改分封世襲為以戰功授爵，二是商鞅實行的田製改革——實質就是土地國有化，大幅增強了國家的執政能力、控製力。從封建分封製度到大一統郡縣製，這可能是中國曆史上最深刻的一場變革。
如果說從商到周，中華民族褪去了青澀，那麽從周到秦的這場“周秦之變”，則徹底讓中華民族走入盛年，在接下來近兩千年內占據世界文化高峰。關於秦始皇，毛澤東曾寫過一首詩：
勸君少罵秦始皇，焚坑事業要商量。
祖龍魂死秦猶在，孔學名高實秕糠。
百代多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讀唐人《封建論》，莫從子厚返文王。
盡管秦始皇被稱為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可怕的專製者之一，秦之大旗沾滿了六國的腥風血雨，“焚書坑儒”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場文化浩劫，秦朝所踐行的嚴刑峻法也最終像一輛失控的戰車把帝國迅速拖入深淵，但誰也無法否認，書同文、車同軌、統一度量衡，設立郡縣製，實現中央集權這些製度變革，都是秦留下的偉大曆史遺產。
我曾經專門到陝西鹹陽造訪過秦“直道”，這條北起九原（在今內蒙古包頭西）、南至雲陽甘泉宮（在今陝西淳化西北），縱跨陝西、山西、內蒙古三省區，全長八百多公裏的大通道，就像秦王的一把利劍插入草原。這是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通過“直道”，秦兵三天三夜即可馳抵陰山，出擊匈奴，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現代人無法想象，在沒有任何現代化設備的兩千多年前，秦人如何用三年不到的時間，在溝壑縱橫的土地上，修築起“直道”這樣浩大的工程。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是經過了怎樣縝密的勘察，因勢利導避過丘陵大溝、激流險灘，“直道”一如秦人默默無言，穿越千年時光。
盡管如今，秦製已經和“直道”一同於“萬裏西風瀚海沙”中、荒煙蔓草間漸行漸遠，但是，它留下的統一基因、中央集權、超穩定結構的基礎，影響了中國後世幾千年。
史學界常有“漢承秦製”的說法，秦、漢常統稱為中國曆史上的第一帝國，和歐亞大陸另一端的羅馬帝國相提並論。秦製偉大則偉大矣，但畢竟太倉促、太冷峻、太殘酷，最終“戍卒叫，函穀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漢朝實際上成了秦製的補鍋匠，最終把製度改革的嚐試正式確立為習慣，並綿延兩千多年。威加海內，令天下始知有漢，這是漢朝的榮光。
秦亡之後，天下短暫回到封建分封製。貴為天子的劉邦也不得不妥協，最初除了大封同姓王（子孫當王），還封了很多異姓王。後來，漢高祖和呂後算是攜手幹掉了異姓王，但同姓王還在。
到文景時代，輕徭薄賦、休養生息。近四十年下來，國家經濟繁榮、人民安康。在繁榮富強的時候，社會的腐敗也出現了，這就是人性的特點——“飽暖思**欲”。社會已經到了腐敗糜爛的邊緣，內有同姓王作亂——史稱“七王之亂”，外有匈奴鐵騎一次次地踐踏中原。
漢初製度仍承襲秦法，後學黃老，到了漢武帝這個少年天子手裏，終於放棄了所謂的黃老之道，內樹權威，強化中央集權，外治邊患，退匈奴於千裏之外，勒石燕然，保證了邊境的安全，使中華民族的基本版圖得以確立。
提到漢朝的製度改良，離不開“獨尊儒術”。但漢武帝的性格，其實和儒家並不怎麽合拍，他更像是秦始皇再世，也喜歡巡遊天下，修築宮殿，並且性格強悍，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所謂“罷黜百家”所獨尊的“儒術”，其實是披著儒家表皮的法家，漢武帝通過董仲舒的手，把孔孟和韓非嫁接在了一起。
漢武帝之後的漢朝，兼用霸、王之道，以溫情脈脈的儒家為表，以法家的君王術為裏，讓原本冷峻的大一統製度變得剛柔相濟。這種治國之道，不僅行於漢王朝，也成為後世曆代王朝的指導思想。所謂“半部《論語》治天下”，其要義並不是《論語》讀一半，而是說用一半，半儒半法治天下。
經過秦漢兩朝的積累，長安開始快速擴張，成為世界級大城市。據史料載，靠近長安的七個縣，平均人口密度竟然達到了每平方公裏四百多人。這個數據相當驚人，差不多在長安周圍就形成了一個總人口超過百萬的超級人口聚集區。
百萬人口對於今世來說就是個三線小城市，但在當時整個地球上估計都找不出第二個人口規模如此之大的城市了。當時長安的土地價格，就是當下北京的房價。日後整個關中地區的生態急速惡化以至於逐漸被廢棄，也和人口數量爆炸、土地承載能力失控有直接關係。
享國四百多年的漢朝，不僅在政治製度上走向成熟，更形成了漢民族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特征。文化、飲食、服裝、建築、音樂等在兼容並蓄中逐步定型，產生了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站在鹹陽原上眺望漢家陵塚，遙想“漢並天下”的雄風。如今漢朝雖已遠去，但“漢”作為一個民族、一種文字、一種文明的標誌性符號，在世界依舊名聲響亮。
與漢並稱的另一大帝國，就是唐。唐朝的夜市、詩歌、音樂、歌舞、繪畫、胡風等，至今還在世界上傳頌。盛唐，是中國人對大國輝煌最生動的想象。
唐風究竟是什麽？是“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的胸懷，“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的格局，以及“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的風流。這一切的起源和歸宿，就是長安。
位於秦川之上的，俯瞰中原、君臨天下的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化都市，人口最高接近百萬。前段時間熱播的《長安十二時辰》，最吸引人的就是再現了千邦進貢、萬國來朝的天下長安。
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名利場，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的衛星發射台。盛唐最大的發射台、名利場就是長安。李白則是那個時代占領發射台的超級明星。
在中華帝國最為輝煌的那個時代，作為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際化大都市，長安的開放性與包容性可謂空前，一個最有力的證明就是，那時被稱作“胡食”的少數民族飲食文化曾在長安出現過鼎盛局麵。
李白有兩首詩還曾描寫胡食的盛況——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
落花踏盡遊何處，笑入胡姬酒肆中。
美酒、美食、美女，少數民族開的酒館、食肆成了春遊的絕佳去處。
何處可為別？長安青綺門。
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
三美畢具，長安青綺門少數民族的酒店又成為送別貴賓的場所。
我一直很感興趣，當年李白詩是怎麽寫的？他的名聲又是怎麽傳播的？後來直到我參與“大唐西市”的策劃項目才搞明白。當年的長安有東市和西市，專職貿易，想要買貨物隻能去這兩處，這也是“買東西”一詞的由來。
繁華東西市上的酒肆，就相當於中央電視台。李白在東西市中的酒肆裏喝酒，整天醉醺醺，一邊胡姬斟酒，一邊揮毫潑墨，詩文寫罷，歌姬們口耳相傳，幾天時間就傳遍了長安，李白也就成就了“酒中詩仙”的名聲。
不止李白，在長安這個舞台上，一茬一茬的詩人陸續粉墨登場：駱賓王在《帝京篇》中寫道“山河千裏國，城闕九重門”；十六歲的王勃寫下“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落魄的賈島寫下“秋風生渭水，落葉滿長安”；趕考士子崔護失落地寫下“人麵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進士及第的孟郊則興奮地寫下“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王翰邊塞思鄉，寫下“夜聽胡笳折楊柳，教人意氣憶長安”……
遙想當年，多少文人墨客，不辭風塵、跋山涉水來到長安，留下了無數歌詠長安的詩篇。天才的詩人，寥寥幾筆就把盛唐氣象定格下來。單從某一首詩來看，它隻反映了長安的一處風光，但它們匯集在一起，就為我們展開了一幅完整的盛唐畫卷。這種氣象在中國曆史上再沒出現過，所以我非常懷念。
不僅是我，許多稍有文化的中國人，內心都有一種情愫，那就是“夢回大唐”。現在的中華大地已經找不到唐朝了，隻有文字裏依稀保留著“長安一片月，萬戶搗衣聲”的盛景。就像找民國最好去中國台灣一樣，找盛唐最好去日本。日本人不僅承認中國是它的文化母親，而且保留了我們最偉大的民族記憶——漢唐盛世。
日本曾是中國最虔誠的學生，成百上千的日本遣唐使在長安城中學習交流、吟詩作賦，甚至陪著李白一起喝花酒。這一批批留學生歸國後把一套完整的盛唐氣象也帶了回去，宗教、文學、藝術、建築、民俗風情、政治典章無所不學。當年的日本留學生阿倍仲麻呂曾到長安留學，據說在返程途中船沉溺死，李白長歎寫下了《哭晁卿衡》：
日本晁卿辭帝都，征帆一片繞蓬壺。
明月不歸沉碧海，白雲愁色滿蒼梧。
詩仙李白提起筆來一揮而就，留下了一千二百多年前中日關係最生動的寫照。
我每次去日本，特別是到了關西的京都、大阪、神戶一帶，都仿佛夢回唐朝，不僅是建築，還有起居生活、禮儀穿著等種種特色，都是學自古代中國。打坐參禪、茶道酒道、吹拉彈唱、詩詞歌賦等，這些在中國式微的文化，都在日本保留了下來。
有一次我去日本考察，主人家專門安排了日本有名的歌舞伎陪我，一飲一啄、吹拉彈唱間盡是盛唐的影子。我們經常講的“倡伎”——其實“倡”通“唱”、“伎”通“技”——也就是唱歌跳舞的演職人員。“倡伎”在中國慢慢從“人”字旁演化成了“女”字旁，從賣藝變成賣身，但在日本還保留了下來，成了高雅藝術。日本還有一款清酒叫“李白酒”，都成了出口轉內銷的商品，這也讓人不由反思，我們究竟遺失了多少。
盛唐給我們留下來的遺產，不隻是政治製度、生活習俗、文藝作品，更是一種融化在血液裏的氣質。當我行走於全世界，每每撫今追昔，觸景生情，這種感受和精神的愉悅是外國人很難想象的。這是中國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也是陝西給中華文明最重要的貢獻。
如果問陝西人最懷念哪個朝代，不出意外應該是盛唐。唐都長安的絕代風華，也是陝西在曆史舞台上留下的絕唱。從“開元盛世”到“安史之亂”，短短的幾十年，一個大帝國由盛轉衰。如果要寫一部唐朝由極盛到極衰的鴻篇巨製，杜甫的那句“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堪稱壓卷之作。“落花時節”不隻是他個人的絕唱，更是一曲時代挽歌。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是人性的弱點，物極必反、盛極必衰是曆史的輪回。伴隨光榮與夢想的，往往是罪與罰。人們讚美花的燦爛，但總忽略落花以後的凋零。前腳是所謂的大唐盛世，從皇上到民間都是吃喝嫖賭；後腳是“三吏”“三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一場漁陽鼙鼓，十年離亂蒼生。伴隨唐王朝王氣黯然遠去的，還有陝西的背影。
盛唐已經離開很久了，陝西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