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中國不僅有趣，且極其有必要。
改革開放以來短短幾十年間，中國快速崛起為經濟大國和塑造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研究中國、了解中國，把握在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國對策，已成為西方政治人物、經濟學家、各大智庫的必修課。
關於“中國”的研究，本身就是一個因對比而存在的命題。從元明開始到清初，陸續傳入中國的西方影響，或湮沒不彰，或淪為雕蟲小技，蓋因在傳統中國的天下觀中僅有華夷之辨，而缺乏對世界的基本認知。西方對中國的零星認知，也僅僅停留在想象中。
直到清末，堅船利炮叩關而來，沉溺於天朝大國夢的中國方才猝然覺醒。彼時的中國，風雨如晦，前途未知。彼時的每一個中國人，無分貴賤貧富、妍媸賢愚，都被深刻地卷入兩種文化體係衝突的旋渦中。對於當時的西方列強來說，中國隻是一塊案板上的肥肉，攫取利益是他們最直接的訴求。
百年激**，蹣跚其行。在21世紀的坐標上，沒有人再懷疑中國的強大，但誤解依舊深刻。
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全世界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諾獎得主、投資天才一次次預言中國即將崩潰；當“中國崩潰論”宣告無效時，他們又將中國崛起解讀為不可避免的零和博弈，認為中美必將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從意識形態、社會製度、文明差異乃至食品安全、環境威脅等角度，一次次掀起了“中國威脅論”的輿論浪潮。
從本質上來說，無論“中國崩潰論”還是“中國威脅論”，都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甚囂塵上的“黃禍論”的借屍還魂。這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既無新意，又缺乏對現實最基本的尊重。
在政界和學界之外，西方民間關於中國的誤解似乎更加嚴重。我之前去美國時就發現，在那些得州紅脖子牛仔和“鐵鏽地帶”藍領工人們的眼中，中國還停留在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中國人還是拖著辮子、抽著鴉片的長袍馬褂形象。
不隻是遠隔大洋的觀察者感到迷惑，親身踏足中國的西方人也常常會陷入某種悖論：當他們來到中國沿海大城市時，會驚異於中國為什麽還是發展中國家；而當他們來到中國西部縣城時，又會為這裏的貧瘠和蕭條而感到震驚。既心懷戒備，又相互依存，偏又知之甚少，以至於常常做出戰略性誤判，這正是西方世界麵對中國的苦惱。
如果列出影響世界各主要民族發展史的主要“動因”，並相互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一個驚人但長期被忽略的事實——人類曆史上從未有一個民族像今天的中華民族這樣，麵對並融納了多種“動因”的影響，但又堅守自我，不移根本，形成一個強大的“精神共同體”。
構成這個精神共同體的，首先自然是五千年傳承，形成了我們與生俱來的民族基因。
其次是1840年鴉片戰爭以降近兩百年來，被西方文明從精神到物質全麵滲透，形成了科學思維、法製訴求和自由意識。
第三則是中華民族百年複興的努力。從孫中山到毛澤東，無數仁人誌士領導國人經曆了無數艱難困苦、跌宕起伏的奮鬥。我們曾經拋棄傳統，也曾尋夢馬列；曾經師從美利堅，也曾求學日本；幾度“國破山河在”，最難孤行四海間……經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積澱成為一種強大的精神勢能，繼續影響著今天中國前行的步伐。
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是在前三個動因的基礎上的負重砥礪。進一步融匯國際信息技術、商業文明、全球化生態的新思潮，成為中國發展的第四個動因。
如此複雜的精神共同體，無論站在其內部任何一個政、商、文、史的單一視角上，都難以清晰解讀，遑論立足其外，以西方式的“普世價值”品頭論足。因此，在中國愈發重要的當下，世界急需一把打開中國的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