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地方有人才不奇怪，千百年來哪個地方沒有幾個青史留名的人傑？奇怪的是一個地方能大規模、長時間、高質量、一茬茬地往外湧現人才。
千年以降，浙江地區一直是中國的人文淵藪。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這裏的一草一木、一溝一壑，寫的都是吳越風情、魏晉風流和唐宋風華。
從宋元到明清，浙江綿延千年的文脈結出了豐厚的果實：浙江籍狀元就有六十人之多，占中國總狀元數的十分之一強；明清兩代，僅浙江籍進士就有六千五百多位。
我曾經給寧波慈城做過策劃。翻開慈城縣誌，這裏的人才多到難以置信：自唐至清，慈城出過進士五百一十九人，其中狀元三人、榜眼一人、探花三人；官至尚書和在全國各地為官的多達千餘人。
“士比鯽魚多”，袁宏道這一看似玩笑的類比，正是浙江遍地讀書種子的真實寫照。
浙江不僅出讀書人，更出大師。古有沈約、周邦彥、陸遊、趙孟頫、王陽明、王國維……今有魯迅、徐誌摩、鬱達夫、茅盾、金庸……浙江籍的文化大師可謂燦若星河，數都數不過來。可以說，浙江讓整個中國都變得精致了不少。
在亂世烽煙之際，浙江又多人傑。清末民初，中華民族恰逢“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浙江雖然遠離政治中心，但偏偏能得風氣之先，思想激**、人傑輩出，從立憲名流到革命誌士，再到博古通今的大師，其中諸多人物無不身名彰顯、青史留名，即便百年之後仍鮮有人能望其項背。從蔡元培、章太炎、魯迅等學界巨擘，到陶成章、徐錫麟、秋瑾等革命先驅，以及之後以蔣介石為首的江浙軍政商群體強勢崛起，深刻地影響了20世紀的中國。
如今一夜之間，市場經濟的浪潮撞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金錢至上、唯此為大的時代到來了。浙江又搖身一變，成了商品經濟的海洋，湧現出成千上萬的老板群體，繪就一副“遍地英雄下夕煙”的壯觀景象。
在改革開放初期，同樣是謀生，我那些雲貴川的老鄉們大多是外出打工，幹體力活，掙辛苦錢；而浙江人隻要有點條件，總想自己做老板，“白天當老板，晚上睡地板”，身家百把萬、上千萬的浙江籍小老板遍布全球各地。這種現象曾讓我很是難過了一陣子：憑什麽浙江人出去就可以當老板，而我們隻能當打工仔？
同樣是發達省份，浙江與江蘇比，一個是七山二水一分田，一個是三分之二的土地麵積為平原。在改革開放之初的1978年，浙江124億元的年度生產總值，隻有江蘇249億元的一半。今天的浙江，GDP總量雖然依舊比不過江蘇，但是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浙江以4.2萬元的數據位居全國第一，可謂是富得紮紮實實。
千百年來，浙江人似乎總能找準浪潮之巔，並且整齊劃一地立在潮頭。在與時俱進這方麵，浙江人是全中國的典範，他們也理所當然成為時代的寵兒。
不僅浙江人，浙江本身也是集萬千寵愛於一身。說到浙江，人們往往會聯想到很多美好的詞語：富裕、人才濟濟、魚米之鄉、風景優美……最典型的就是曆代詞人筆下的浙江，例如宋代柳永的《望海潮·東南形勝》：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
重湖疊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據說金主閱此詞，愛慕杭州勝景，遂起投鞭渡江之思。
不過，實事求是說，這些詩詞對浙江的描寫太理想化了，其實未必如此。1982年我第一次去浙江時，曾順路去看望一位在西北工作多年的老領導。他好不容易通過中央協調告老還鄉，回到浙江養老。我去看望他的時候，沒想到他和我抱怨道：“浙江什麽人間天堂，簡直是人間地獄。氣候哪有我們蘭州好！蘭州夏天涼爽，冬天還有暖氣；杭州夏天熱死人，四十多度，冬天冷死人。”那時候沒有空調，也沒有暖氣，西湖的冷風一吹過來，手上開的全是口子，當地人叫“開冰口”。
我後來多次去浙江，也領略了浙江的四季：“山寺月中尋桂子，郡亭枕上看潮頭。”“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名篇佳句中的浙江，總是金秋或早春，卻沒有人說夏天的悶熱、冬天的凍雨。大家都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浙江自然條件上的缺點，而對它的美極盡謳歌。
這很有意思，就像海德格爾所說的“詩意的棲居”一樣，往大裏講曆代都有各種“理想國”和“烏托邦”，從小處說各國也都有“桃花源”和“香格裏拉”的傳說，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每個人的心目中都有一個天堂，大家看到的都是它美的一麵，就像斷臂維納斯一樣，大家不關注斷臂，隻追逐維納斯。在世界各地的比較中，總會有獲勝者，成為所有人心中的“天堂”，比如法國人的普羅旺斯、英國人的大湖地區等。同樣，中國人的“天堂”就是浙江，浙江的好名聲不是浙江人自賣自誇，而是全中國人民誇出來的，因為這是他們心目中的“天堂”，不容玷汙。
浙江為什麽能夠成為全國人民的寵兒？這個問題可不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