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外而言，全世界有三個浙江；對內而言，浙江又可以分成五個浙江。
所謂“三個浙江”，指的是本土浙江、中國浙江和海外浙江。它們都表現出了非常澎湃的經濟動力，並且形成了複雜而深廣的人際網絡、銷售網絡，這種網絡就像人體的細胞或毛細血管一樣，遍布於市場的末梢。這個依靠血緣、宗族、同鄉等傳統關係凝結而成的網絡，釋放出了巨大的能量，也把囿於一省的浙江經濟變成了遍布世界的浙江人經濟。
在中國甚至海外，隻要是有人的地方，就會有浙江人，隻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會形成類似軍隊的完整建製：有實力的大老板是投資者，在當地建立一個浙江商城或溫州商城；實力較弱的老板是攤主或堂主；沒有本錢的就是夥計，看鋪子、守攤位。總之，每個人都各得其所。
這種完整的商業體係，還能給年輕一代的浙江人以希望。他們滿懷信心地從底層做起，守望相助，堅信他們當中一定會產生未來中國的風雲人物。這種文化傳承，也是浙商能夠風行天下的一大重要原因。
“五個浙江”，指的是浙江內部可以分為五大板塊，其間差別之大甚至超出了普通的地緣之別。
第一個板塊是杭嘉湖平原——杭州、嘉興、湖州。
杭嘉湖是農耕文明時代的典型浙江，是富饒江南的真正代表。外地人對於浙江的傳統印象，仔細地打開來看，大多都是杭嘉湖。“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說的就是這塊土地。綾羅綢緞、詩詞歌賦，各種美好的詞都能用在這裏，它是文人心目中的人間天堂。
所謂的人間天堂，其實是先有人間，後有天堂。天堂也是人造出來的。
浙江的氣候、降水、土壤、地形在今天看來非常優越，但在古時並非如此。就氣候而言，這裏**雨連綿、潮濕濡熱，遠不如北方溫帶地區的溫暖涼爽更有利於古人類生存，所以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說這裏“地下卑濕，丈夫早夭”。在沒有發明鐵器前，黏滯板結的土壤很難耕作，而北方黃土高原的疏鬆肥沃的黃土，特別適合我們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這也是為什麽中國早期的文明周、秦、漢、唐在黃土地帶崛起的重要原因。
除了土地，水也是阻礙人們生存的一大問題。太湖流域是典型的水鄉澤國，杭嘉湖平原又是太湖流域最低窪、排水最困難者，其水網密度堪稱全國之冠。其中以湖州最為典型，它曾因城內外水域遼闊，被稱為“水晶宮”。然而，大麵積的水域並不像詩畫中描述的那麽浪漫，往往在豐水期釀成災難，給生活帶來極大不便。
可以說，杭嘉湖平原的發展，與治水技術的進步密切相關；攔水築壩和造船建橋的技術成熟之日，才是杭嘉湖真正發展之時。就連名滿天下的西湖本身，其實也是因為曆朝曆代不斷進行營建與保護，才得以存續到今天的。
說起杭州，不得不說的還有五代割據時期的吳越錢氏，它在戰亂烽火中是一個“陌上花開緩緩歸”的特殊存在。錢氏治下的吳越國，不僅將杭州真正推向了江南一線城市的地位，更避免了南唐式的悲劇。錢氏納土歸宋，以一個地方政權的悲劇命運作為句點，卻為杭州的興盛寫下了開篇。
杭州之美毋庸置疑，然而溫柔鄉是英雄塚，美好總是容易讓人鬥誌消沉，杭州在曆史上常作為短命王朝的偏安之地。說好聽點是中土王朝的避難所，但最後卻往往是王朝的銷魂處，以至於最後成了埋骨地。“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杭州文化中似乎總有一種消解英雄氣概的特質。
在改革開放以後二十多年間，伴隨市場經濟的發展，新興力量開始崛起，舊日的大戶也成了保守的象征。杭嘉湖一直沒什麽起色，甚至有些衰敗，就像上海也曾被廣東人打得抬不起頭一樣，這種現象一直持續到2000年前後。
從1980年到2000年的二十年時間，杭嘉湖持續走衰，唯一的亮點就是1983年左右在嘉興海鹽出了個步鑫生，很是火了一陣。但現在回頭來看，無非是把大鍋飯打掉，管理嚴格一點罷了，並沒有衝破體製上的桎梏，其象征意義大於實際意義。
到21世紀初，杭州才開始真正地勃興。但此時的杭州更像一個舞台，供所有浙江人粉墨登場。很多浙江籍的老板發家後，都會選擇搬到杭州，成為新杭州人。一批批湧入杭州的新杭州人，給杭州帶來了深刻的變化。
杭嘉湖平原雖然曾經衰敗，但卻一直很看不起旁邊的溫台。
第二個板塊便是溫台——溫州、台州。
溫台是一塊很難說清的地域。從千百年風雲際會中走出來的溫台，很多時候像是一個矛盾體：貧瘠與富有、出走與回歸、闖**與保守、書卷與草莽，在它身上並存。
溫台常被作為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形象縮影。它有著遍及四海的商人和商品，說著“三裏不同調，十裏不同音”的難懂方言，也曾經有過“閑敲棋子落燈花”的文人薈萃，亦有壯闊磅礴的大好山河，還有著民風彪悍、自力更生、重商輕政、投機取巧的溫台人。
溫台也曾是人文薈萃之地，有“人物滿東甌”之說。濃厚的學術氛圍讓當時最重要的儒家學派之一“永嘉學派”也隨之誕生壯大。直至如今，永嘉昆曲、青瓷、漆器，隱約還殘留著彼時溫州的雅致氣息。然而，書卷氣終歸隻是點綴。艱山海阻的地形，一方麵限製了溫台與其他地方的聯係，另一方麵也讓這裏得以擺脫官方正統儒家思想中重本抑末、抑製商業的壓力，讓冒險成為溫台人刻在骨子裏的精神。
關於我和溫台的故事，可以從喝酒講起。
多年前我曾為台州地區做過策劃，也去看了那道雄奇不輸邊塞的“江南長城”。那時拚酒還十分盛行，台州的領導設宴接待我們，在入席前，我和團隊講：“浙江人嘛，都是江南才子、文弱書生，怎麽可能喝得過我們這些老江湖？你們放心大膽地往前衝就行。”
酒過三巡後，我開始感覺不對勁：這些台州人怎麽一個比一個能喝！於是我開始指揮，“擒賊先擒王”，集中針對一個看起來最厲害的常務副市長。沒想到這個老兄喝下去兩斤多，臉都青了，出去一會兒後笑嘻嘻地回來了，麵色如常，繼續推杯換盞，搞得我們幾乎全軍覆沒。第二天我問台州市領導，喝這麽多酒他們怎麽能扛得住。他們說，溫台人是漁民的後代，漁民在海上就靠喝酒驅寒，無事三杯酒，有事酒三杯，他們喝酒的稟賦是遺傳的。
事實的確如此，由於靠近海洋，溫台人是中國曆史上最早具有海洋意識的一批人。唐宋年間，中國海岸線還非常熱鬧，大海裏航行著中國和各國往來貿易的航船，中國看似將要迎來一個大航海時代，溫台也迎來了大發展。然而接下來的明清兩朝，不隻是消極地拒絕海洋，更是殘酷地打壓，“明（太）祖定製，片板不許入海”；更有倭寇時常侵擾海岸，使得原本生機勃勃的海洋經濟迅速凋敝。
自古以來，倭寇一直被認為是日本海盜對中國沿海的侵略，然而，在數百年正統史觀的籠罩之下，諸多事實總會隱約露出微光，所謂倭寇實際上大多是一群被誤讀的中國海商。他們被重重掩埋的身份和命運背後，則是中國曾經強勁的民間海洋力量與農耕王朝的對峙抗爭和衰敗。所謂的東南抗倭，更像是禁海政策下的一種謊言。
倭寇大首領王直，其個人故事如同史詩般波瀾起伏。浙江總督胡宗憲把王直的父母妻兒押為人質，寫信誘降，並謊稱同意其開海通商的請求。王直請降後，胡宗憲卻翻臉將其殺害。臨刑前，王直仰天長歎：“吾何罪？吾何罪？死吾一人，恐苦兩浙百姓。”這話怎麽看都不像一個倭寇首領說出來的。而王直口中倒黴的“兩浙百姓”，其實主要指的就是充滿著自由與勇敢精神的溫台了。
長期以來，在官方視野裏，溫台就是不規矩的代名詞，被打壓了很多年。直到1992年鄧小平第二次南巡以後，溫台才真正地走到了時代的前台。
在20世紀90年代初，我去江浙一帶采訪，溫台的景象深深震撼了我。當時電力緊張，那裏家家戶戶門口都擺一個小發電機。街上那些麵容姣好、操著吳儂軟語的婦女們，像男人一樣蹬著人力車，車上載著四五百斤的貨物。在將近四十度的高溫下，所有人揮汗如雨，但沒人發出怨言，都在默默奮鬥，每個人臉上都是喜悅與希望，每天生活都在發生變化。
在采訪時，當地人送給我一個精美的打火機，給我講道：“打火機市場本來被日本霸占，溫州隻有代加工的工廠，然而代工多了以後，我們就開始自己做，用勤勞、智慧和低成本把日本人打得七零八落，無奈退出，從此溫州基本壟斷了一次性打火機市場。”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甚至美國的軍裝、警徽、國旗等都被溫州人包攬，隻要市場有訂單，這裏就能提供足夠的生產力。
采訪結束後，我寫了一篇文章《華東歸來話廣東》，並在文中感慨道：
什麽叫溫州模式，什麽叫市場經濟？就是貓有貓道、鼠有鼠道。不是無道，各行其道。道者，市場規律也。
這種“各行其道”的規律，讓溫台人即使在最壓抑的年代，也沒有完全熄滅冒險的火苗。他們在一窮二白的草莽之氣驅使下，瞅準商機，離開家鄉尋找財富，甚至遠赴海外。
溫台的偷渡史可以追溯到百餘年前。最初那幫偷渡客們，在語言不通、一窮二白的情況下，靠著兜售青田石站穩腳跟，到後來開餐館、洗衣店，逐漸融入當地，但畢竟還是生活在底層。
前些日子，我在法國參加了一場影響很大的華人高爾夫賽，驚奇地發現參加者大部分都是溫州人。大巴黎地區總共有三四十萬華人，其中浙江人占了主流，而且一大部分又都是溫台人，包括青田人（青田隸屬於麗水，但靠近溫州）。再一深究，這批老板們大多是1999年左右擠在黑暗的集裝箱裏，漂洋過海偷渡過去的溫台人。
當時偷渡到美國需要花三十萬元人民幣，到歐洲隻要三萬，所以很多偷渡客都選擇往歐洲跑。那時的偷渡條件很惡劣，甚至出現過一車人窒息而死的慘劇，但就算這樣，偷渡者依舊絡繹不絕。
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他們搖身一變，成為中國製造的代理商和接應點，深入到“敵人”腹地，並早已鋪好了關係網，這批抓住機遇的浙江人也成為了當地的華僑領袖。舊日洗碗刷盤子的手，經過多年拚搏，今天也開始打起高爾夫了。
2010年左右，我再訪溫州時，溫州正是眾矢之的：大批溫州人組成炒房團，揮灑著支票，昂首挺胸地挺進杭州，挺進上海，一度引發爭議。
溫台商業的活躍，帶動了民間金融發達，各種地下錢莊、擔保公司層出不窮。但是，這種發展模式的無序和不穩定，在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裏暴露無遺。相關統計顯示，在2010年前後，整個溫州接近90%的家庭或個人參與民間借貸，60%左右的企業也深陷其中。隨著債務崩盤，資金鏈相繼斷裂，老板們紛紛跑路。這種冒進與投機，深刻地反映了溫州冒險精神的另一麵。
印象中的溫台人，大多體態瘦小，操著混雜而奇怪的方言，很少大嗓門說話。但是，改革四十多年間，關於他們縱橫四海、放手搏命的“大膽者”的故事可謂車載鬥量。“膽大包天”的王均瑤、正泰的南存輝，這些我都認識；還有“汽車瘋子”李書福。吉利迄今的成功人所共知，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當年中國還不允許私營資本涉足汽車領域，李書福根本拿不到生產牌照。“請給我一次失敗的機會！”這位台州佬一番驚世駭俗的表白，令前來視察的中央高官都為之動容。不怕失敗的背麵，蘊藏著的恰恰是成功的機會。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紅蜻蜓”的老板錢金波。我曾與“紅蜻蜓”合作過兩三年。雖然錢老板是小木匠出身，成長於社會大學，最後甩掉木匠擔開始做皮鞋，但我和他在一起時，能明顯感覺到他身上的儒雅之氣。他對於很多文化概念如數家珍，給我講起“永嘉學派”，神采飛揚。我一度非常詫異：一個木匠出身，後來又去跑市場做皮鞋的老板，怎麽對“永嘉學派”有如此深的造詣呢？
因為對文化的熱愛，錢金波和浙江文化界的名人餘秋雨成了朋友。我和餘秋雨認識也是經由他介紹。有一次他特邀我去浙江做一次講演，同台嘉賓就是餘秋雨。我見餘秋雨時，他正好出了本新書《借我一生》，我當時問他：“現在電腦這麽發達了，你用電腦寫（書）還是手寫？”他說不，要用鋼筆寫，這樣才有韻律美，這也是一個享受的過程。那天我們聊了很長時間。他吳儂軟語的腔調到現在我都很難忘，但言談中也能感受到他深厚的功底和修為，為人做事講究章法，強調優雅和美感，屬於另一種完全不同的浙江人——寧紹人。
第三大塊是寧紹平原——寧波、紹興。
寧紹平原正好介於杭嘉湖和溫台兩者之間，既不像杭嘉湖是魚米之鄉，也不像溫台曾經海盜橫行、生性強悍，它是這兩者的結合。
紹興自古以來就是文人薈萃。當溫台輸出海盜或者遠走南洋的時候，紹興就輸出師爺。紹興的儒雅之氣十分濃厚，鋌而走險、作奸犯科的事情不想幹，生存壓力又大，隻能好好讀書，學得文武藝，售予帝王家。所以，全中國最大的師爺出產地就是紹興。
明朝紹興的進士數量有五百六十人，到了清朝達到七百四十名。榜樣的力量讓紹興人變得特別愛學習，但是地方的錄取名額畢竟有限，這麽多讀書人都來求功名，哪有那麽多的功名？所以，落榜的考生不是說學問差，隻是紹興競爭實在太激烈。所以，很多讀書人，為了求生機，隻能去做需要很高文化的師爺，類似於現在的職業經理人。
這個非常有意思。周恩來的家族就是有師爺傳承的。年少時周恩來跟著家人一路天南地北，從淮安轉戰東北，就是一條師爺之路。周恩來日後成了全中國最大的“師爺”，想來和家學淵源也有一定關係。
寧波和紹興相比，文化氣息相對淡一點。如果說紹興是一瓶含蓄內斂的女兒紅，寧波就是更烈一點的黃酒，它的城市口號就是“書藏古今，港通天下”。寧波也出了王陽明、餘秋雨這樣的讀書種子；但畢竟寧波靠海，骨子裏麵有一種海洋精神，更喜歡的還是經商。
近代以來，寧波人主要的活動地點是上海。1856―1860年第二次鴉片戰爭後，上海迅速崛起，成為匯聚風雲之地。既有溫台人的開拓精神又有紹興人的儒雅的寧波人，成了上海灘的風雲群體。
當時的上海出現了“買辦”這個行業，精明強幹的寧波人可謂精於此道。19世紀80年代，上海的“寧波幫”買辦已超過“廣東幫”而獨占鼇頭。在隨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寧波人支撐起了上海的繁榮和發展——中國第一家機器軋花廠、第一家榨油廠、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機器製造廠、第一家銀行，都是在滬甬商（甬，寧波的別稱）創立的；直到今天為止，上海那些成功的商人追根溯源，十有八九都和寧波脫不開關係。再加上近代隨著“寧波幫”的興起，蔣委員長帶著一大批浙江人走上了中國近代史的舞台，寧波人在曆史上留下了舉足輕重的印記。
第四個值得關注的板塊就是金華。
金華地區有永康的小家電、義烏的小商品市場、東陽的勞務輸出、東陽的橫店影視城等，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東陽、義烏，這兩個地方製造業都比較薄弱，但在做市場方麵在全中國都首屈一指。
這個板塊的地理特點也很鮮明：既不靠海，又不臨近通州大邑，交通非常閉塞。我當年第一次去東陽、義烏的時候，從杭州開車去，山路彎彎，一百二三十公裏的路程居然要四個多小時。
東陽可以說是“包工頭之鄉”。我曾經和“廣廈”的老板樓忠福合作過，他之前就是全國最大的包工頭。在合作過程中免不了喝酒，我發現樓忠福和他手下這幫家夥根本不像普遍印象中的浙江人，飯桌上沒幾句話就開始鬥酒，而且還是“三中全會”：黃酒、紅酒、白酒湊到一起，半斤半斤地喝。我當時就奇怪他們怎麽這麽粗獷，後來才知道這些人都是闖遍全國的包工頭，酒場上廝殺慣了的。
我和樓忠福合作時，他曾經眉飛色舞地講起年輕時的故事。當年的他一窮二白，老丈人十分看不上他，他和老婆幽會時，被老丈人發現後拿著刀滿街追。誰知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等他發家之後，老丈人安頓在公司裏養起來了，他卻開始風流瀟灑……
東陽土歸土，畢竟地處浙江，出包工頭的同時也出文化人、大匠人。明代宋濂《送東陽馬生序》講的就是東陽，新聞界的老前輩邵飄萍的老家也在這裏，而且東陽的泥瓦匠、木雕等都非常厲害。繁榮的匠人文化，也為無中生有的橫店影城提供了基礎。
說起東陽，橫店影視城不得不提。我和橫店集團董事長徐文榮也打過交道。橫店影視城的肇始離不開名滿天下的浙江籍導演謝晉。
1996年謝晉在拍攝《鴉片戰爭》時四處尋景，橫店集團董事長徐文榮主動相邀。後來的事情大家耳熟能詳，徐文榮組織工程隊在荒嶺上削山辟地，複製古建，用了四個月時間，一個占地三百多畝，建築麵積六萬多平方米的“1840年代南粵街景”拔地而起。可以說，徐文榮幫了謝晉，謝晉也成全了橫店影視城。
今天方圓一百多平方公裏的橫店鎮內，景致上卻跨越了數千年：上自春秋戰國，下至近代上海灘。時至今日，這個常住人口十七萬有餘的小鎮，每年接待遊客數高達兩千多萬。除了遊客，湧入小鎮的大軍之中，還有數以萬計的“橫漂”。在資源匱乏的金華，無中生有地打造出中國最大的文化產業基地，徐文榮也算創造市場的傳奇典範。
當然，在橫店的發展中，還有很多“不足為外人道也”的秘訣。就像“萬向集團”創始人魯冠球、“天下第一莊”莊主禹作敏這批鄉村強人一樣，徐文榮最初走的也是超常規發展道路——繞開製度的壁壘，遊走於政策的灰色地帶，既非公有製，也非私有製，而是搞出一個所謂的“社團法人製”，力圖實現政治正確下的經濟效益最大化。
東陽走出去的包工頭很了不起，無中生有的文化產業也值得稱道，但更厲害的是義烏人請進來的能力。
在改革開放前，匱乏的自然環境讓義烏人不得不另尋出路，他們通過傳統的貿易模式——“雞毛換糖”——來維持生計。小商小販們走南闖北、走街串巷，以紅糖、草紙等低廉物品，換取居民家中的雞毛等廢品以獲取微利。
“雞毛換糖”的小販們，趕上了改革開放大時代後，一部分行走天下，另一部分就開始在本地做創造市場的生意，這就誕生了義烏小商品市場。
關於義烏小商品市場，我曾經問過寧波人：“你們寧波的製造業那麽發達，更有通江達海的區位優勢，為什麽你們沒把市場做出來？”他們很誠實地說道：“剛開始我們也想自己做，後來發現做不過他們。原因也不太清楚。”
我想，可能是義烏人“自古華山一條道”，做製造業各方麵根本沒有優勢，所以隻能做市場，再加上遇到幾個眼光長遠的官員，能夠製造政策窪地，做到長遠規劃，持之以恒，最後產生了巨大的虹吸效益。義烏周邊的一些製造業重鎮，像溫州、台州、寧波、紹興等，都放棄了自己做市場的野心，一門心思做好製造業，然後把市場放在義烏，借助這裏走遍全世界。當整個浙江舉全省之力借助義烏這個平台來釋放自己的產品的時候，它不想成為世界級的小商品市場都不可能。
第五個板塊相對邊陲一點——麗水、衢州。
麗水是浙江最大的市，經濟上不甚出彩，但風景很神秀，是武俠片的熱門拍攝地。麗水不但有青山綠水，更有舉世聞名的三寶：龍泉青瓷、龍泉寶劍和青田石雕。浙江作為文化大省，麗水這些傳統工藝是功不可沒、缺之不可的。
如果說麗水算是長三角的西藏，那麽衢州真的是打破了人們心中對於浙江的傳統印象。衢州靠近浙、皖、贛、閩四省交界之處，也是當年土匪嘯聚山林的地方，這裏不僅風景奇崛，也出怪人，比如說江山的戴笠等。浙江人的口味都以清淡為主，如果說真有什麽癖好的話，那也就是放些糖，而衢州人卻是無辣不歡。同樣是吃豆腐腦，杭州人加蔥花、榨菜，衢州人則是一大清早地就往裏麵加辣椒。所以，很多衢州人到外地總要費一番口舌解釋自己的來曆。
改革開放後，麗水、衢州發展較慢，成了浙江經濟的相對窪地，但這裏一樣出人才，“義烏小商品市場之父”謝高華是衢州人，“宋城集團”創始人黃巧靈則是麗水人。
我和黃巧靈也很熟。作為文藝青年、紅學愛好者的黃巧靈，在部隊裏也是文藝能手，轉業後到了當地的文化館。在改革春潮的召喚下，在文化人浪漫情懷的驅使下，黃巧靈跑到了當時的熱土海南島，想闖出一片天地。到了“天涯海角”，黃巧靈激動得跳起來，揮手將包扔向大海，大聲呼喊。興奮過後沒有住處，他索性直接和衣睡在沙灘上。第二天醒來，看到一輪紅日從海中升起，紅學愛好者、文藝青年黃巧靈感覺生命中的某種東西得到了升華，他像詩人一樣擁抱大海，豪情滿懷。但是擁抱畢竟不能當飯吃，擁抱了五六天之後，和成千上萬下海的文人一樣，黃巧靈麵臨著生存的問題。
日後功成名就的黃巧靈，曾經感慨萬千地和我講道：“創業一開始，是包下‘天涯海角’做海濱浴場。條件非常艱苦，沒有住的地方就搭帳篷；沒有水就挖井，挖了三十多口井，水才終於出來。好不容易海濱浴場開起來了，一個月裏連續遇到兩次大台風。海濱浴場所有的東西，都被台風吹走了。總之是磨難重重。”
對於那段曆史，現在唯一留下的記載是台風過後黃巧靈和幾個夥伴在海濱浴場拍下的一張照片。照片已經泛黃褪色，他當時在背麵寫下的文字頗為蒼涼：“辛苦建成的竹樓度假村，被一夜台風夷為平地。工作人員走了，隻剩下了我、一個民工、一對情侶和一條忠實的狼狗。”
黃巧靈在海南混了三兩個年頭，經過了各種磨難。但正是這些磨難，讓他從一個文藝青年，初步蛻變成了商人。
到了1995年，懷揣著一個夢想、一個故事的黃巧靈，開始了他的故鄉遊說之旅。事後他和我說，當時自稱身家多少，其實百把萬都不到，一大半還是向兄弟們借的。靠著闖**海南鍛煉出來的閱曆，他成功地在郊區拿到二十來畝地，開始把夢想落地，打造“宋城”。現在的黃巧靈已經成了上市公司主席，他創製的“千古情係列”在全國複製。
今天黃巧靈雖然還在兜售文化，但他已經成了商人。曾經的文化人黃巧靈到哪兒去了？或許已經留在海南“天涯海角”的沙灘上了。
杭嘉湖、溫台、寧紹、義烏、麗水衢州，浙江省的這麽五大塊，再加一塊和寧波隔海相望的舟山，你方唱罷我登場，一起組成了這片市場經濟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