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脈與商脈

如果細品浙江，我們會發現，這片土地上長期存在著兩股力量——濁流與清流。經商是濁流，讀書是清流；喻於利是濁流，喻於義是清流。這兩股力量或此消彼長，或此起彼落，綿延了上千年。這種糾纏同時塑造了浙江的國民性。

浙江的文脈與商脈，其背後是農耕文明和海商文明的有機結合。

浙江的農本位意識，曆來比其他地方的人淡得多。至少從18世紀後期起，浙江的人地矛盾就十分突出，僅靠農業完全無法維持基本生活。所謂的“魚米之鄉”更多是一種美稱，物產豐富固然不假，但完全無法滿足快速擴張的人口需求。

因此，一部分有文化的人選擇讀書考取功名，走上“學而優則仕”的道路，更多的浙江人則開始外出經商，再加上浙江瀕海的有利條件，使得其自古就有商品經濟的傳統，茶、鹽、紙、瓷、劍、鏡、綢……很多都成了中國麵向世界的IP。

到了今天，浙江的商業化更讓人感慨萬千。多少年來浙江都是出俊才的地方，陸遊、王陽明、魯迅、金庸這樣的才子說不上俯拾皆是，總歸是一派儒雅風流；結果現在浙江人都跑去經商了，寥寥無幾的文化人（如餘秋雨先生）還成了被人攻訐的對象。但令人欣慰的是，無數極富商業頭腦的浙江人投身於市場經濟的海洋，構成了中國經濟的又一個發動機。

浙江的過度商業化是不是好事，很難說。但這並不意味著文脈的徹底斷絕。浙江的讀書人透著精明強幹，精於謀世，也精於謀身；土豪們卻多仰慕文化，並熱衷於從故紙堆中翻檢出些內容來裝點自身。文脈與商脈的糾纏依舊存在，隻不過是換了種表現形式。

典型的浙江文化人，就是金庸老先生。金庸、古龍、梁羽生是中國武俠史上的三大宗師：古龍為酒徒，梁羽生為俠客，隻有金庸是貨真價實的商人。

酒徒古龍買醉征歌，情累美人；俠客梁羽生則遠走他鄉，退隱江湖；隻有金庸一邊做著報業巨子，一邊編織著無數人沉醉其中的成人童話。江湖與廟堂、生活與遠方，這一切他分得很清楚。

江湖兒女相逢，常是劇飲千杯，縱論天下，金庸自己卻平生不嗜酒，也不喜與人爭辯，隻愛下棋，據他自己所言，“無人對弈時甚至自己和自己下棋”。金庸家舊時有一小軒，是他祖父與客人弈棋處，掛了一副對聯：

人心無算處

國手有輸時

我想這句話也是很多浙江文人的寫照。

即使是全體經商的今天，無論是農民穿鞋上岸，還是文人投筆下海，浙商們構成的這幅江山萬裏圖中，文化仍然占據著濃墨重彩的位置。就像“紅蜻蜓”的錢金波，他對於“永嘉學派”可能隻是驚鴻一瞥，但這種對文化的向往本身就是浙商的一大特點。

不止錢金波，海南歸來的黃巧靈，黨校老師出身的“綠城集團”創始人宋衛平，打造文化王國的徐文榮，甚至西湖畔的英語老師“阿裏巴巴集團”創始人馬雲，東陽大山裏走出來的小鎮青年、“上海複星高科技”聯合創始人之一郭廣昌……浙商們總體的文化素質與修養在中國算得上首屈一指。老師下海一般難成大器，偏偏浙商裏麵有不少是老師出身，這也算是浙江的造化之功了。

在浙江這個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海洋、民營經濟的大本營中，馬雲的誕生是有其必然性的——小商和電商天生就是同盟軍。“一個士兵要不戰死沙場，要不便是回到故鄉。”馬雲曾經在北京、上海都漂泊過，最後又回到了杭州西湖邊療傷。馬雲終歸離不開浙江。

最後馬雲成就了浙江，尤其是成全了杭州。如今整個杭州已經變成中國“互聯網+”最發達的智慧城市，浙江終於又回到了杭州的時代，政治、經濟、人文全部薈萃於此。這種薈萃需要一個平台來爆發，馬雲雖然不懂科技，不懂互聯網，但他懂趨勢，懂人性。這片商品經濟的汪洋大海，最終成為馬雲“封侯拜相”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