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真正入“局”，始於秦、漢。
據迄今為止的考古資料來看，江西地區的人類文明史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以前，但其發展水平與中原差距極大。此外，這裏水網密布、地形複雜，又屬於百越之地，與中原地區文化特征迥異。春秋時期，這裏處於吳、越、楚爭霸的交界地帶，各諸侯國都選擇以羈縻的形式實現表麵上的統治。尤其是今江西南部贛州地區，因往來成本太高，楚王連賦稅都懶得收，那裏偶爾送點當地的新奇特產充當貢品即可，可以說是長期處於蠻荒狀態。
秦征百越是江西地區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曆史契機。剛健昂揚、視開疆拓土為昭昭天命的始皇帝，在統一六國後將戰略眼光投向了南方。贛南是繼續向南征戰的戰略要地，大軍於此集結，分五路征伐嶺南。江西省境的輪廓，正是在這場戰爭中才隱約顯現出來的。
秦朝二世而亡，劉邦在垓下取得楚漢爭霸的決定性勝利之後，派大將灌嬰率兵平定江南的“吳、豫章、會稽郡”。灌嬰渡江南下後，在一片草澤中開辟荒地，修築灌嬰城以“昌大南疆”——這也是“南昌”的由來。以南昌為郡治的豫章郡也隨之設立，贛鄱大地被正式納入了中原文明的版圖。
即便已經入“局”，終漢一朝，豫章隻算是一個“邊鄙小郡”，寂寂無聲，既少封將拜相之達官，亦乏讀經立說之雅士，呈現出人文落後之局麵。前兩年發掘的西漢初期的海昏侯墓（海昏是豫章郡一縣名）縱然繁華奢靡，但更從側麵說明，對於政治、經濟中心完全在北方的西漢帝國而言，江西算是一個安置政治失敗者的邊緣之地。
唯有柴桑（今九江）得地利之厚，開風氣之先，在三國時期作為東吳的江防要塞火了一把。除此而外，今江西其餘地區依舊無足輕重，隻能算是提供錢糧、人丁的屬地而已。
這樣的尷尬處境一直持續到了東晉南北朝時期，江西終於迎來了時局的第二次垂青——“衣冠南渡”。
從上古至西晉末年，北方——尤其是黃河中下遊地區——作為漢文化核心地帶，其經濟、文化發展水平遠遠超過南方。這種格局在晉懷帝永嘉年間初步改變。由於五胡亂華、八王之亂，晉朝從洛陽遷都至建康（今江蘇南京），即所謂的“衣冠南渡”。內地士民相率南徙，大致從晉、豫等中原地區遷至鄂、皖、贛長江兩岸，遠者抵達贛江流域。
自此之後，由於戰亂、饑荒和王權更換的原因，中原地區的人民陸續輾轉南遷。
曆經西晉永嘉之亂、東晉五胡亂華、唐末黃巢之亂、宋室南渡後，中原漢族大舉南遷並融入南方各省，經過千年演化，最終逐漸形成一支具有獨特方言、風俗習慣、文化形態的漢族民係——客家。
從人類學的角度而言，客家選擇江西作為中轉站有其深刻的必然性。客家遷徙的主要動因，並非開疆拓土，而是躲避戰亂，所以，沿水路而下的中原士民，刻意尋找能夠遠離戰爭的、交通阻隔的邊緣地區；同時，為了避免在未站穩腳跟之前與原住民發生新的衝突，他們幹脆躲到了無人生活的山區或官家難至的行政交界地帶。可以說，客家遷徙是一個主動尋求邊緣化的過程，而江西恰好符合這一特征。
今天被稱為客家故鄉的贛南地區，東與閩南相阻，南與珠江流域分割，西與湖南郴州隔山對望，北與鄱陽湖流域分開，疊嶂的群山使它與周邊地區分割開，形成了相對封閉獨立的地理單元。這種特殊的地理環境為客家文化的曆史生成提供了空間條件，又有助於客家文化保存其濃鬱獨特的民係個性。
相輔相成，在江西的發展過程中，客家扮演了至關重要的孵化作用。世家大姓入贛，不僅帶來了中原的先進技術、工具和文化，也帶來了開發山區所需要的勞動力，加速了江西的開發進程。同時，相較於先前定都北方的全國性政權，東晉及南朝宋、齊、梁、陳政權偏居南隅，使得江西從邊緣小郡一躍成為軍事要衝、經濟重地，地位大為提高，也為其日後的盛況打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