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輪流轉，明年到我家。曆史總會時不時開一下否極泰來的玩笑。
封閉落後的江西，因其複雜的自然地理條件，在烽火滿神州的年代反而成為革命的高地，甚至毫不誇張地說是當時全國革命的製高點。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打響中國革命第一槍，井岡山建立革命根據地。後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在江西中央蘇區成立，定都瑞金。江西可以說是中共的“創業基地”，黨史、軍史、革命史、共和國創建史都從這裏開始。
這一次，江西依靠的不再是贛江水係、梅關古道溝通南北的優勢，而是羅霄山脈的山險溝深、林密草茂、便於隱藏、便於防禦，它給中國“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革命鬥爭提供了實踐之地。井岡山（屬於羅霄山脈萬洋山北段）上紅旗不倒，極大地鼓舞了各地革命力量的鬥誌。星星之火，終成燎原之勢。
江西，蔣經國曾在這裏建設新贛南，國共兩黨名人要人曾頻繁登臨廬山，鄧小平曾在這裏思考改革開放理論模式……無數重大曆史事件曾於此上演。可以說，江西影響了不止一波國家戰略。
但是，隨著政局愈發穩定，經濟建設重新成為時代的主航道，江西麵臨的迷茫卻依舊未解決。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江西也迎來了較快的發展，但是由於其封閉的地形、落後的產業結構，其發展水平長期居於中部六省的末流，經濟總量僅高於山西。
作為全省門麵的省會，南昌也不太好拿得出手。在中部六省各省會中，南昌的GDP僅高於山西省會太原。從產業角度而言，南昌除了光伏產業有些起色，航空製造業還算湊合，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電子產業、紡織產業以外，根本沒有成規模的大型工業。南昌的電子產業、紡織業缺乏競爭力，尚且撐不起南昌的發展，更別提帶動江西全省了；而航空製造業仰仗的昌飛，同西飛、沈飛、成飛相比也相形見絀，難以望其項背。
江西其他城市的發展水平也比較落後。江西的第二大城市贛州，素有“稀土王國”的稱號，稀土資源豐富，而且正在發展較完整的產業鏈，然而，有這樣一張好牌在手，卻沒有打出優勢。贛州在全國的城市排名更是百名開外。
江西的產業結構不完善，教育資源同樣稀缺。江西全省隻有唯一一所211高校，即南昌大學；反觀合肥、武漢、長沙等周邊中部省會，都是優質高校的聚集地，集中的教育資源帶來了豐富的人才資源、科研資源。這也使得江西的發展缺乏原動力。
更讓人憂心的是，在江西人心中，“一朝皇糧在口，人生與未來可期”的思想依舊嚴重。對權力的信仰、迷戀導致“有關係好辦事”成為社會的共識與準則，也帶來了很多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隨著高鐵時代來臨，國家大力發展基礎建設，在幾乎所有其他省區市都力爭高鐵指標時，江西卻專注於“一大四小”的綠化建設。造林綠化目標任務被分解到市、縣、鄉、村和山頭地塊，從城市到農村，從高速公路到江河渠道，都製訂了綠化目標：全省新農村建設試點村、交通幹線沿線可視範圍內全麵綠化，確保“白天不見村莊，晚上不見燈光”。綠化固然是好事，但矛盾要分主次。在大基建的天時之下，江西卻掀起綠化熱潮，不免讓人產生某種荒誕感。見微知著，江西的發展可謂一步慢步步慢。
無須諱言，如今的江西已經成為被周邊相對較發達省份包圍的“經濟相對落後地區”。江西的塌陷“格局”已成，在“格”始終穩定的情況下，關鍵在於如何破“局”。我想可能有以下幾點值得研究：
第一，顛覆交通之“局”。
多主體、多層次、高速度、高密度、高運量的軌道交通，徹底打亂了區域發展的格局。原有的沿海、沿江、沿線三大經濟軸線，正在經曆快速洗牌。
以“長三角一體化”戰略為例，長三角之所以能夠擴容到“一市三省”（上海、江蘇、浙江、安徽）全域，最主要的支撐就是高鐵帶來的壓縮時空效應。之前我們談區域聯動更多地是僅限於理論設想而難以落地，但是，隨著高鐵的發展，上海周邊六百公裏範圍內幾乎可以覆蓋江蘇、浙江、安徽全域，可以實現兩小時的通勤、生活、消費、休閑的同城化效應，這對今天講究時間流動性的人口和產業要素來說，有著巨大的吸引力。整個長三角的格局隨著這種時空壓縮而改變，特別是對於很多城市來說，高鐵將成為城市嵌入到區域一體化大都市群分工體係的橋頭堡。
回過頭來看江西，自鐵路時代以來就始終落後一步，在周邊省份紛紛因高鐵紅利而興起的時候更顯得默默無聞。2013年新聞報道“廈深高鐵”通車時，有一張圖格外顯眼：江西周邊省份均為表示已經納入國家高鐵網的黃色，唯獨留下“一抹江西綠”格外顯眼。江西“高鐵窪地”的綽號一夜成名。
“環江西高鐵圖”凸顯出江西經濟發展的某種尷尬，但是，“一抹江西綠”也側麵印證了江西極其特殊的地利位置。在高鐵網從“四縱四橫”向“八縱八橫”的轉向和發展過程中，許多曾經位於國家高鐵網邊緣地帶的地區也享受到了新的紅利，江西可謂其中的典型。
在新一輪高鐵布局與發展過程中，多個高鐵幹線選擇過境江西。錯過了普鐵時代，錯過了高鐵時代，高鐵提速時代的江西，正在實現從交通“窪地”到交通“高地”的大跨越。這種突破與跨越，從全方位改變了江西的“格局”。
以產業轉移為例，作為長三角、閩東南、珠三角之間的腹地，江西與這三大發達地區間的產業梯度差距，天然地形成了產業轉移的原動力。看似老生常談的論調，細究之下會發現並不簡單。夾在長三角與珠三角之間的江西，承接產業轉移看似不費吹灰之力，卻曾經難上加難——江西和珠三角之間廣闊的粵北不發達地區，是產業轉移的天然藩籬；長三角一側又有安徽虎視眈眈。距離長三角較近的上饒，到上海有近五百公裏；距離珠三角最近的贛州，到廣州有近四百公裏，駕車時長都要六七個小時以上，放在世界各國來看，相當於東京到大阪、巴黎到倫敦、華盛頓到紐約的距離，遠遠超越了經濟圈的範圍。直到多條高鐵的陸續建成，才為江西承接產業轉移提供了便捷通道，使得大規模的產業轉移與經濟合作成為可能。
第二，突破文旅之“局”。
在文旅康養大時代，江西在特色文旅產業上大有可為。
中國疾風驟雨般的城市化過程，在拉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把區域的文脈**滌得幹幹淨淨。隨著時代的發展，政府的考核指標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唯GDP論已經成為曆史，江西與其選擇“大幹快上”，不如想清楚再上路。經濟、文化、生態協調發展，互為作用，考核指標多維化，以質量取代數量，以特色取代規模，不被眼前的經濟利益、排名所累，方能修成正果。
江西文旅發展的潛力，從景德鎮的涅槃上即可見一斑。
一部陶瓷史，半部文明史。陶瓷是金木水火土的藝術，“千年窯火不熄”的景德鎮正是陶瓷藝術的朝聖地。可以說，一部中國瓷業史，半卷峰巒在景德。
據記載，景德鎮窯作為中國製瓷窯場，始於南朝陳。景德鎮，原名“新平”，因居昌江之東南又名“昌南”，北宋真宗景德年間改名。“瓷器”的英文名china，通常被認為是“昌南”的音譯。從南宋到大清覆滅七百多年間，中國約有兩億件瓷器漂洋過海，其中近三成是景德鎮瓷器。在這場波瀾壯闊的“一帶一路”經濟帶上，景德鎮是最大的賣主和最搶手的貨源地。在蔚藍的大海上，一艘艘鼓起風帆的大船，滿載著中國瓷器，在季風的吹拂下駛向世界各地。
如同江西的盛極轉衰一般，景德鎮的繁榮之下同樣隱藏著危機。工業化這場革命在改變世界的同時，順手將中國陶瓷推下王座。
歐洲陶瓷從誕生之初就朝著工業化的方向發展，其陶瓷工藝流程之中涵蓋了大量工業化要素，而景德鎮依舊陶醉於小手工業的餘暉之中。機械化大工業和小手工業，一方迅速成長，一方緩緩衰亡，量變逐漸積累為質變。隨著近代國門的徹底放開，景德鎮陶瓷的衰落顯得猝不及防，並且充滿了無力回天的絕望。
由於戰亂，景德鎮這個在數百年間為全世界提供最優質瓷器的江南小鎮，到1949年時仍在開工的瓷窯僅剩八座。幸運的是，窯火終未斷絕，景德鎮的手工製瓷體係和匠人保留了下來。
伴隨著新中國的誕生，工業化、機械化成了大國崛起的必然選擇。1958年，景德鎮第一家機械化瓷廠“宇宙瓷廠”宣告成立。在此後近半個世紀裏，宇宙瓷廠產品質量始終名列全市陶瓷係統第一、出口創匯第一，被外商稱為“中國景德鎮皇家瓷廠”。
時代快速轉變，20世紀90年代，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緩緩啟動，中國的社會經濟正麵臨著一場前所未有的大碰撞、大轉型和大變革。崛起與墜落時有發生，有著金剛不壞之身的宇宙瓷廠也不例外。因為在計劃經濟年代形成的僵化體製問題，宇宙瓷廠於2004年宣告政策性破產。
宇宙瓷廠的境遇可以說是景德鎮的縮影。在工業化時代，景德鎮經曆了漫長而痛苦的轉型過程。我也恰好是這段曆史的親曆者和見證者。
1998年，我應邀來景德鎮做演講，開場就用了四句話形容失落的“瓷都”：
一個破爛不堪的城市，一批奄奄一息的國企，一個被稱作夕陽產業的工業，一群垂頭喪氣的人們。
彼時還停留在計劃經濟階段的景德鎮瓷廠，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迅速被廣東佛山等地的工業化日用瓷廠超過。景德鎮城市中心區參差不齊地林立著的低矮廠房和作坊，掩映不住蕭條之氣，對未來充滿了茫然失措。在那場演講的結尾，我說道：
景德鎮不能學廣東佛山，一定要堅定不移地走藝術陶瓷之路，不能搞“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的大規模工業化，要做的是堅持秉承中國傳統文化，堅持手工打造，傳承千年窯火。景德鎮的盛名、文化傳統、人才儲備和工藝水準決定了她就是大家閨秀，即便家道一時困頓，也還是大家閨秀，不能去學丫鬟的活計。
演講畢竟是蜻蜓點水，後來景德鎮還是選擇了工業化陶瓷之路。
當景德鎮陶瓷產值終於突破百億大關時，佛山卻早就開始淘汰落後產能。擁有全國最好陶瓷專業人才的景德鎮陶瓷大學，每年80%的畢業生不斷流入廣東。更重要的是，自宋代以來不停挖掘的製瓷原料高嶺土已近枯竭。2009年，景德鎮市成為國務院批準的第二批資源枯竭性城市。在失人又失地的窘境之下，掙紮的“瓷都”應該何去何從？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2012年我們收到了來自景德鎮的谘詢委托，希望就景德鎮中心城區主軸線上九大瓷廠的整體改造提供係統解決方案。上次去景德鎮還是1998年，十四年後再到這裏，我發現這裏矛盾依舊，但又有新鮮的氣息：一方麵，城市新舊參差不齊，局促的街道、年久失修的廠房仿佛還留在過去；另一方麵，這裏大師雲集，創意集市生機勃勃，各種製瓷工藝流程仍在延續，六百多年曆史的禦窯遺址仍在，每個廠區各個角落煙囪林立，還擁有那兩平方公裏地下十六米的文化堆積。這座城市不但傳承了各種傳統的手工生產方式，還逐步成為了孕育藝術家的文化搖籃，更有不少外國藝術家慕名而來，前來跨國交流和國際遊學的人也很多。與此同時，人們對藝術品的追捧達到了狂熱的地步，名瓷價格動輒幾百萬元、幾千萬元甚至上億元。
對於我來說，景德鎮項目不僅是一個城市舊改項目，更是一場中國標誌性文化複興的龐大工程。做任何事情，天時、地利、人和缺一不可。2012年的中國，傳統文化產業複興蓄勢待發，休閑旅遊方興未艾，可謂天時；景德鎮有肥沃的藝術土壤、完備的產業鏈，完整保留了手工製瓷工藝，有千年的官窯曆史，在整個世界都是一枝獨秀，可謂地利；當時的委托方負責人是時任陶邑公司總經理劉子力先生，經過交流後，我發現此人有幾個特點，第一是極致的完美主義者，第二是陶瓷藝術的狂熱愛好者，第三有著時不我待的曆史使命，可謂人和。天、地、人三者合力，奠定了景德鎮項目成功的基礎。因此，我更加堅定了當初對景德鎮的判斷：景德鎮是一個有著高貴血統的大家閨秀，過去是披著丫鬟的衣服，現在要做的就是大力發展文化創意產業，重新為“瓷都”穿上新裝，再現她的絕世容顏。
景德鎮就是景德鎮，不是別人。要取得質的突破，首先必須了解自己的獨特之處——千年傳承的手工打造的陶瓷文化，而不要短視地去和九江、南昌比GDP，也不要和廣東佛山、山東淄博比日用瓷的產量；現在要做的就是，堅守發展文化產業的道路，耐住寂寞，不被眼前的經濟利益、GDP排名所累，必能修成正果。
經過多輪的實地考察和研究，一個叫作“陶溪川·CHINA坊”的陶瓷創意產業園區方案逐漸浮出水麵，這是一個四位一體的大策劃思路：對政府來說，這裏是城市新形象的地標所在，是瓷業“矽穀”的創意天堂；對行業人士來說，這裏是陶瓷界的聖地，是本土創意重鎮，也是世界陶瓷手工業的藝術殿堂；對旅遊者來說，這裏是感受活著的陶瓷文明的“夢工廠”，是體驗旅遊最佳目的地之一；而對外國人來說，這裏就是中國，可以在這裏讀懂中國。這份方案也得到了景德鎮領導層的高度認同，並積極推進項目落地。
對於一個項目來說，薄弱的經濟基礎、封閉的環境看上去是巨大劣勢，卻也有可能成為後發優勢，這點在景德鎮上表現得極為典型。
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如果不是因為處於低穀，社會和曆史不會有耐心留出三年五載讓人靜下心來慢慢打磨。正是這經年累月的淘選和孕育，真正讓景德鎮實現了從零到一的突破轉型，成為時間的玫瑰。如今的陶溪川已經成了名聲傳遍全國的網紅文創園區，以及世界陶瓷藝術的超級展示平台。且不說國內遊客和藝術大師，僅僅來自歐美、日韓、港澳台地區的各界藝術家，以及陶瓷從業者、瓷器愛好者、遊學考察者、參與體驗者，就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旅遊、考察和學習浪潮。千年窯火，爐火不滅，景德鎮再一次找到了城市的發展方位。我也算有幸參與並見證了“瓷都”的重生。
一個成功的實踐，勝過一千打綱領。見微知著，深挖一座小小的景德鎮就能做出轟動全國的文化產品，對於底蘊深厚的江西而言，未經雕琢的璞玉何其之多！天下名山廬山，道家聖地三清山、龍虎山，中國最美鄉村婺源，紅色旅遊目的地井岡山，乃至王勃《滕王閣序》中的“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短短一句話，都有著極其豐富的開發價值、“借假修真”的想象空間。
溫飽時代，人們饑渴於觀光；小康階段，人們迷戀於休閑。先富起來的，向往著度假；富而思進的，則陶醉於體驗。在這個“吃飽了撐的”的文旅康養大時代，以點帶麵，打造極致體驗，江西在特色文旅產業發展之路上大有可為。
第三，重構未來“格局”。
如果說交通區位的改善、文旅產業的發展是江西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那麽對格局之變的再認識就是更加深刻的弦外之音。
今天的中國，正處在一個至關重要的轉折點。三個根本性的轉變正推動中國發生影響深遠的變化：一是在執政理念上，真正開始了以“可持續發展”為導向的國家治理模式；二是在發展模式上，全行業、大規模的過剩，迫使政府和企業不得不深度思考和探索精細化運營、創新驅動、可持續發展等模式轉型問題；三是在全行業發展上，新技術革命從產品到思維與模式層麵，推動了遍及全行業的深刻變革。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信息社會，一個經曆劇烈變革和轉型的時代正在來臨，給整個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全新的可能性。這不僅是一次經濟模式的變革，更是一次文明的變革。在這樣的環境劇變下，舊的判斷標準已經失效，全新的“格局”尚待探索。
誰能想到原本閉塞落後的貴州能無中生有，通過大數據實現彎道超車？誰能想到幾則一分鍾不到的短視頻能引爆一座城市的旅遊狂潮？
“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格局之變浩浩湯湯，江西的命運也隨之浮沉：六百年領袖群倫，一百年茫然四顧……
風起於青萍之末，誰也不知道變局會走向何處，但可以確定的是：有大抱負者不僅要順勢而為，還要敢於取勢，甚至勇於造勢。隻有這樣，才能乘上這場格局之變的東風，走向區域勃興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