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宋、明六百年風流之後，江西在清代明顯開始後勁不足，所幸底蘊深厚，還足以支撐。隨著近代以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降臨，江西如同一個有著悠久傳承的耕讀世家，在工業時代宣告黯然落幕。
關於江西的衰落，很多人認為與太平天國之亂有關。太平軍與湘軍兩軍反複交戰十餘年，江西正是主要戰場之一。經此一役，江西的社會、經濟遭受到了重大打擊，城鄉殘破、田地荒廢、民戶流散、財力匱乏，從而奠定了江西在近代衰落的格局。
但是，在我看來，太平天國戰亂屬於偶發事件，並非事關方向性、全局性的挑戰。同樣受災嚴重，江浙在戰後迅速恢複了元氣，而江西卻從此一蹶不振，可見太平天國運動並非江西衰落之罪魁禍首。透過現象看本質，江西在近現代遭遇的發展困局，有著更加廣泛的現實意義。
近代以來，中國各地發展日趨失衡，隨著經濟的發展，地域差距不僅未見縮小，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當然，這再也正常不過，齊頭並進本來就隻是空想。區域發展失衡的真正原因，並非世人所津津樂道的所謂東西差距、南北差距，而在於“格”與“局”之間的順應與錯位。江西真正的問題在於客觀、主觀兩方麵的雙重錯位。
從客觀上而言，江西在近代被拋離了中國經濟發展主軸線。
經濟發展主軸線的重要性，從古至今一脈相承。江西在宋、明年間之所以能縱橫天下，正是因為它位於“北京-大運河-長江-贛江-大庾嶺-珠江-廣州”這條中國經濟發展主軸線上。近代以來，這條主軸線迅速旁落，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三條。首先是沿海線，從山東、江蘇、上海、浙江、福建到廣東，這六個地方的經濟總和，占據了中國的一半。另一條軸線是沿長江經濟帶，從上海、武漢、重慶到成都，一係列沿長江城市都得到了長足發展。第三條軸線就是沿“京廣鐵路”城市帶，如石家莊、鄭州、長沙等。除沿海、沿江、沿線這三大軸線上的少數城市外，廣大內陸省份普遍存在發展滯後的現象。寥寥幾個集全省之力打造的區域型中心城市，也同樣麵臨動力不足的問題。
1840年鴉片戰爭後，隨著上海開埠與商路變遷，中外貿易重心逐漸由廣州轉移到上海。此外，後來外國輪船獲許在長江上通航，全國的內外商貨流通改道。由此，原本的“大運河-長江-贛江”軸線被迅速廢棄。這對整條軸線的區域發展都是致命的打擊，杭州、蘇州相對影響較小，揚州、淮安等傳統運河沿線城市隻好黯然退場，另一個受影響嚴重的區域就是江西，由江西至廣東的傳統商業運輸路線完全衰落。
盡管不久江西九江也被辟為通商口岸，現代化、工業化浪潮得以從長江逐步侵入江西內地，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江西商品經濟的發展，但是，商道的改變反映的是中國與世界經濟關係的改變、中國對世界開放程度的變化，帶來的是中國經濟中心與經濟格局的改變，對整個贛江流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如果說沿海、沿江軸線的發展已經讓江西感到大勢旁落，近代以來鐵路交通的崛起更讓江西的衰落不可逆轉。
1906年動工、1936年築成的“粵漢鐵路”（“京廣鐵路”的南段），自武漢南下之後轉向西南，跨越湖南全省，沿線迅速形成一條工礦業城市帶，對湖南經濟發展幫助巨大。湖南的一些大城市如嶽陽、長沙、株洲、衡陽、郴州等，皆是“粵漢鐵路”沿線的城市。反觀江西，雖早早修建了“南潯鐵路”，但隻限於長江鄱陽湖一隅，對全省的帶動並不強。20世紀30年代修建的“浙贛鐵路”，所涉及範圍也隻限於贛北、贛中。廣大的贛南地區，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因“京九鐵路”的修建感受到軌道交通的便捷。時代不等人，在因鐵路錯過的這些年裏，多少天翻地覆的變化迅速發生，而江西隻能作為一個旁觀者，等待衰落的必然命運。
客觀來說，中國經濟發展主軸線旁落導致的衰落實非人力所能改變，江西的命運帶有某種“格局”之上的必然性；但是，從主觀來看，在新思想、新理念於華夏大地上如春潮般湧起之際，江西人因循守舊、抱樸守拙的區域性格，使他們難以抓住機遇，甚至扼殺了機遇的萌生。
費正清曾說過：
導致中國落後的一個原因，恰恰就是中國的文明在近代以前已經取得的成就本身。
這句話用在江西人身上再合適不過。江西固有豐厚文化積澱形成的思維定式，是它落後時代潮流的更深刻內因。
江西的地利“格局”塑造了江西人的性格特征。江西雖然位於南北交匯的樞紐，但它本質上還是一個三麵環山的大盆地，有著非常典型的農耕文明氣質：在低調溫和的同時保守謹慎，在精打細算的同時瞻前顧後，在樸實熱情的同時缺乏銳氣與創新，小富即安、缺乏拚勁的“盆地”意識強烈。因此，盡管江西在曆史上文化昌明、商貿發達，但無論是文壇還是商界都始終無法擺脫這種農業文明的普遍世俗化與泛化的深刻影響。
從知識分子的角度而言，宋、明兩代的科舉之盛，造就了江西發達的文教傳統。“一等人忠臣孝子，兩件事讀書耕田。”這句廣泛流傳於江西的樸實家訓，生動地詮釋了江西耕讀傳家的民風。
19世紀後半期，工業革命引發了巨大的產能過剩從歐洲傳導向全世界，中國已經不再是世界規則的製定者，隻是一體化過程中的遲到者。中國仍然保持著唐、宋以來模樣的自然經濟，與機械化大工業浪潮發生了劇烈碰撞，時代主題已經轉向“救亡圖存”。然而，科舉是江西傳統的優勢項目，江西士子們當然不願意放棄。彼時的江西，興學讀書傳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盛：被太平天國耽誤十餘年的江西士子們，正在用盡渾身解數，朝奄奄一息的科舉發起最後衝擊。那些精於“四書五經”和考據辭章的傳統讀書人們，在堅船利炮麵前一籌莫展，對“奇技**巧”的西學也一無所知。在這個滄海橫流的大時代下，他們隻好慢慢落伍。
江西商幫與知識界的衰落同步。盡管它在曆史上被稱為與徽商、晉商齊名的全國三大商幫之一，但與坐擁巨資、富比王侯的徽商，以及經營票號的金融巨頭晉商相比，江西商幫的生意特點就是做不大。做生意的人都明白，大商人和小商人的算賬方式完全不同，想要實現由小到大的蛻變實在是千難萬難。以販賣本地土特產起家的、精打細算的江西商人，隻好長期在小生意中打轉。
明代張瀚的《鬆窗夢語·百工記》中曾記載：
今天下財貨聚於京師，而半產於東南，故百工技藝之人亦多出於東南，江右為夥，浙（江）、（南）直次之，閩、粵又次之。
其中，“江右”即江西。江西商人除了資本分散、經營規模小的特點之外，更多是依靠自己的一技之長，即所謂“百工技藝”。“百工”就是一些有手藝的小商小販，諸如做糖人的、補瓷器的、冶鐵鑄器的，較上檔次的是一些瓷器商、茶商、紙商和書商。這種精打細算的經營方式，創造了江西商人在小農和自然經濟時代的輝煌。然而，江西商人在工業化時代卻快速落伍。
行文至此，再度審視江西的“格局”，不由讓人遺憾：人生如行路，亂世如渡河，有人踏浪而行，有人半渡而擊，也有人逡巡不前。盡管地利仍在，但天時已去、人和不彰，主客觀兩方麵均與時局嚴重背離的江西，陷入停滯也成了必然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