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為加強對改革開放前沿陣地的報道，作為新華社記者的我被派駐廣東，從事宏觀經濟報道。
在十年記者生涯中，我有幸走遍了中國各地，也采訪了很多時代風雲人物，受訪者中不乏一線的封疆大吏、企業界的豪商巨富、嶄露頭角的新銳學者。應該說，那個時候的精英們，不管成王敗寇，都有一種彌足珍貴的精神特質——他們充滿責任感，希望用自己的意誌和努力去推動和改變這個國家。這種“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情懷，穿過時光的鐵幕，依舊激動人心。
當時的雲山珠水是最令人向往的熱土，遍地是改變命運、發家致富的神話。作為記者，我身邊的財富故事更是比比皆是。人非聖賢，我也曾動搖過想轉行，但支撐我堅持走下來的是一份崇高的成就感。我把新聞當成一份可以為之奮鬥終生的事業，而非單純賴以謀生的職業，我希望能夠效仿沃爾特·李普曼、範長江，用獨立的觀察和思考來影響並推動曆史。盡管家徒四壁、身無餘財，但我依舊樂在其中，“衣無領，褲無襠，光著屁股走四方”，滿懷**地為時代鼓與呼。
感謝時代，當時的輿論環境為我提供了縱馬奔騰的可能性，作為新華社人，我可以觸及幾乎所有社會矛盾。在1988年采寫的《中國走勢采訪錄》中，我通過分析中央和地方、沿海和內陸、東部和西部的重重矛盾，提出了很多非常尖銳的問題，但這篇文章不僅沒有受到批評和封殺，反而以內參的形式引起了執政者的高度重視，甚至我本人都曾受邀到中南海就相關問題進行匯報。
到了1994年，命運給我開了一個天大的玩笑，當時的客觀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實現夢想的空間日益逼仄，我作為新聞人的使命也就隨之結束了。於是，我選擇告別體製，創辦智綱智庫（原名“王誌綱工作室”），義無反顧地一頭紮進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以策劃人的身份重新踏入江湖。
無論是記者還是策劃人，都可以算是廣義的知識分子。那麽，究竟什麽是知識？我認為最起碼包括“知道”和“見識”兩部分。絕大多數人口中的知識，僅僅停留在“知道”層麵上。天上知一半、地上全知道的，精通“回”字四種寫法的，充其量隻是“知道”分子罷了。
在今天這個信息爆炸的世界，一天產生的信息量遠超過去百年的總和，信息的裂變和爆炸深刻影響了人們的生活，信息的傳播渠道和儲存手段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知道”分子隻會越來越像兩腳書櫥，難以跟上時代。因此，知識分子自我進化的關鍵在於“見識”，即“知行合一”。
以我自己為例，我原來當過學者，也當過新華社記者，最後下海從事策劃行業之後，才算是真正走在了“知行合一”的路上。如今再回頭想二十多年前很得意地建言獻策的舉動，不禁後怕。“縱使文章驚海內，紙上蒼生而已”，我自認為通過調查研究、深思熟慮得出來的建議，其實離成熟的方案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理論上正確的東西在實踐中可能會變樣，微觀上成立的現象推廣到宏觀上卻會釀成災難，播種的是龍種長出的有可能是跳蚤。唯有知行合一，方能擺脫知識分子固有的局限性。
如果說記者生涯使我實現了從“讀萬卷書”到“行萬裏路”的升華，那麽策劃人生涯便促成我完成了從“行萬裏路”到“曆萬端事，閱萬般人”的最終蛻變。
下海從事策劃行業二十多年以來，我可以說行遍中國山河湖海，慣見江湖三教九流。從朔風勁吹、鐵馬冰河的塞北苦寒地，到吳歌悠悠、煙雨氤氳的江南溫柔鄉，我的足跡幾遍天下。這種行走不是浮光掠影的觀光，更不是風花雪月的遊記，而是要率領團隊結硬寨、打呆仗，為政府和企業解決實際問題，突破困局，把握機遇。因此，我必須深入最基層，從田野調查開始做起，將當地的曆史、人文、社會、經濟乃至風土人情全部消化融匯之後，方能為區域找“魂”，提供具有創新性和可操作性的戰略解決之道。
做項目的過程中，除了常規的資料獲取渠道外，我對稗官野史、街談巷議都極感興趣。在正式的調研和訪談之餘，我的一大愛好就是早上起來到窮街陋巷閑逛，尋找街邊美食，打探一下針頭線腦的市井生活，再學幾句方言歇後語之類，於煙火氣中感受一方水土的真實滋味。
當然，“閱世”離不開“知人”，在接觸成百上千的基層企業和區域政府的同時，我也與無數達官顯貴、豪商巨賈打過交道，“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一路走來，我見證了太多帷幕之後的故事和人性的悲喜劇。
如果說我多年從事戰略谘詢行業的努力終有自己的一番獨到之處，那麽無非是在當下中國的“天時”影響下，對不同的“地利”與“人和”有了如魚飲水般的體驗和感悟。這在給我為企業家和政府進行戰略谘詢提供支撐的同時，也有意無意間為《大國大民》這本書做了最充分的資料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