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至巴蜀，不識中國。
因為谘詢行業的特點，過去幾十年間我參與過許多城市的變革，其中感觸最深的當屬成都。諺語有雲“上有天堂，下有蘇杭”，蘇杭固然物產阜盛、人文風流，但卻很難說得上多接地氣，所謂“天堂”更多隻是一種美好的向往。中國千年農耕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城市，還是成都。
這裏有三國的刀光劍影，有武侯祠的竹影紅牆，有當壚賣酒的浪漫傳奇，更有煙火人間的市井氣息：一席川菜，一壺川酒，一出川戲，一桌麻將……不論貧富，你都可以在成都找到愜意生存的空間。真正的“典型中國”不在“天堂”江南，而在“天府”成都。
成都的“天府”之稱由來已久，《華陽國誌·蜀誌》有雲：
水旱從人，不知饑饉，時無荒年，天下謂之天府也。
但很少有人知道，最早的“天府之國”其實本是指關中平原。在《戰國策·秦策一·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中，蘇秦向秦惠王進言，稱讚秦國曰：
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沃野千裏，蓄積饒多，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
可見當時的“天府”指的尚是關中平原。
兩山夾一平原的成都，固然占據了四川盆地最精華的區域，但是，在都江堰水利工程興建以前，時常泛濫的岷江給這片土地帶來了無盡的災害。江水從高山峻嶺中突然注入成都平原，落差極大，雨季澇災嚴重，遍地河沼。如果不解決水利問題，成都的發展根本無從談起。因此，從三千多年前充滿神秘色彩的古蜀文明開始，蜀地治理者的主要內政基本上就圍繞著對成都盆地的洪水和沼澤治理而展開。傳說中的蜀王杜宇、鱉靈，無不與治水——尤其是對岷江的利用——有關。
這場曠日持久的“人水戰爭”，到秦昭王年間終獲成效。蜀郡太守李冰組織蜀人移山鑿河，將時常泛濫的岷江一分為二，二分為四，不斷分支，使源源不絕的天河之水分散流淌於廣袤的平原地區，才讓成都平原變成千裏沃野，成為秦國地大物博、經濟富饒的戰略大後方。“天府”美譽原本屬於關中平原，隨著八百裏秦川的承載力過剩、水土流失，也很快讓給了成都平原。
史學界有一種說法，這場耗資巨大的都江堰工程，其實是秦國攻滅六國的戰略決策。秦軍原計劃是以蜀地為據點，從岷江上遊出發，沿長江而下攻楚國——楚亡則天下並。沒想到嬴政繼位時，秦國的國力已經遠超山東六國，這條巴蜀水道終究沒有用上。不過，它卻澆灌出了一片富饒的“天府之國”。
因為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成都繁華了數千年，成都人也安逸了數千年，發源於黃河流域的中國農耕文明在這裏達到了極致。在中國，農耕文明的終極理想莫過於《桃花源記》：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黃發垂髫，並怡然自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但現實與理想往往存在落差，發源於黃河流域的農耕文明，靠天吃飯的現象非常嚴重，夏季酷熱、冬季嚴寒，十年九旱更是常態，再加上黃河時常泛濫、改道，以及戰亂頻仍，可以說廣闊中原大地上的百姓常年隻受耕耘之苦，未享富庶之樂。
相比之下，長江流域的生存環境相對良好，但其問題在於水土。在沒有發明鐵器前，那裏濡濕黏滯的土壤很難耕作，而北方黃土高原疏鬆肥沃的黃土，相對更適合於使用石器和木器的先民。這也是為什麽中國早期農耕文明周、秦、漢、唐都崛起於黃土地帶。
除了土之外，水也成問題。長江流域水網縱橫，極易形成洪澇災害，因此長江流域農業發展水平與治水技術的成熟度密切相關。
伴隨著生產力進步，在水土的問題克服之後，長江流域的農業發展水平後來居上，迅速超過黃河流域，這也是全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重要基礎。
成都占盡長江流域自然條件優勢，加上擁有四川盆地隻聚集不耗散的地緣特征，一馬平川、氣候濕潤、良田萬頃，逐漸形成了農耕文明最理想的聚落形態。
“九天開出一成都，萬戶千門入畫圖。”吃喝玩樂、詩詞歌賦、酒色財氣、柴米油鹽在這裏應有盡有。
講到吃，成都對於美食的評判有一套自己的標準，不在環境與服務，而在於味道。“食在中國，味在四川”，這句話是當今美食家們的口頭禪。成都餐館的數量超過十五萬家，全國第一；擁有一萬多家茶館，總數大於北上廣深之和。在成都，哪怕是又小又破的館子，都可以看到有人在排隊。這些館子小則小矣，味道卻從不將就。相反，我曾在成都吃過一家所謂的私房菜，用米其林餐廳的做法來處理川菜，燕翅鮑肚，晶瑩剔透，我吃著卻索然無味，蓋因其失去了川菜真正的靈魂——煙火氣。
講到喝，成都人喝酒也喝茶，川酒能祛寒，川茶能養心。在成都老街巷偶遇一個小茶館，門口的對聯頗有巧思：
餘生很長
何事慌張
再就是人民公園的鶴鳴茶社，開了近百年，可以同時容納三千人，一壺茶、一桌麻將，很多老成都人在這裏喝掉了大半生的時光。
講到穿，成都號稱“錦城”，蜀錦往往引領一時潮流。南朝劉宋文人山謙之在《丹陽記》中這樣說：
江東曆代尚未有錦，而成都錦獨稱妙。
當東南沿海地區還不知道絲綢是什麽玩意的時候，成都已經把絲綢玩出花樣來了。
講到住，成都雖然地處內陸，但屬於海洋性氣候，年溫差、日溫差都不大，住起來很舒服。
講到行，成都人的愛玩好耍在曆史上是有名的。《宋史》上就有巴蜀人“好音樂，少愁苦，尚奢靡，性輕揚，喜虛稱”的記載。況且成都可玩之處又非常多，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宮、寬窄巷子、望江樓等，簡直玩不過來。陸遊曾寫有《梅花絕句》：
當年走馬錦城西，曾為梅花醉似泥。
二十裏中香不斷，青羊宮至浣花溪。
說的就是成都人“好耍”的天性。
更為典型的一個例子是在民國時期，四川省內軍閥林立，軍閥頭子劉湘、劉文輝等相互之間打得天昏地暗，他們的親屬家眷大多安置在成都，敵對雙方的太太卻是閨蜜、麻友，一邊打麻將一邊談笑風生，殊無半點敵意。軍閥們打完仗回城之後，也是呼朋喚友，打麻將吃火鍋。有時對壘雙方在一張桌子上巧遇，贏家得意揚揚，輸家則往往不服氣：“龜兒子你給老子等著，明天戰場上見。”第二天部隊拉出去再打，打完回來麻將接著搓、火鍋接著吃。這就是典型的成都故事。
吃喝玩樂穿住行樣樣不擔心，成都人性格自然優哉遊哉。其實，幾經災禍洗禮，再加上貫穿曆史長河中的四次大移民的成都，早沒了純粹的成都人，幾乎都是外來移民。但是，“自然比人強”的演化規律，卻一直潛移默化地發揮著作用。無論來自東南西北的各色人等，在成都久了都會被改造為成都人。
我經常說，成都像是一個超級泡菜壇子，來自天南海北的蘿卜白菜跳進壇子又撈走，但味道沉澱了下來。這股從容淡定、樂天知命、隨遇而安、追求享受的成都味兒，不僅僅屬於成都人，而且是全體中國人——上至精英權貴、下到升鬥小民——的共同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