貴州到底是什麽時候才有完整文化記憶的？貴州在文化上的實質是什麽？什麽時候才有一個的完整“貴州”？這些都是研究貴州時繞不開的問題。所謂的夜郎國，早已散佚在故紙堆中；真正普遍意義上的貴州，可以說是因路而生的。
清末民初，梁啟超最先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在此之前，中國隻有縱向的闡述方式，而無橫向的觀察角度。
現在中國曆史的整體性，被西方民族國家視角的學術框架切割得支離破碎。因此，西方國家很難理解中國古代的空間觀，也想象不出昔日中華帝國的秩序和結構。
在古代，華夏之外就是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同為南蠻的雲南尚且有過大理國，在曆史上還有一席之地，而貴州隻有夜郎國的遙遠傳說。
在明朝以前，貴州基本上是蠻荒之地，社會形態是土司製，也就是少數民族酋長製，中土王朝頂多對其是羈縻遙領。
到了明朝，土司表麵歸順，但是實際上還是各自為政，自成一國。歸順與反叛、操控與反製、一統與分裂的明爭暗鬥，從來沒有停止過。因此，明成祖朱棣下決心經略雲貴，“改土歸流”：中央派駐“流官”，架空土司。一邊發官印，一邊動刀兵，經曆了數百年。有明一朝，土司既和日本、朝鮮一樣作為朝貢體係的一員，又作為明帝國的行省存在，這種雙重身份也體現出貴州地區的複雜性。
到清朝雍正年間，貴州才算真正納入中土王權的管轄範圍。
但是，其實在明朝，貴州就已經逐漸開化。有兩個明朝人對貴州做出過關鍵性的表述，一個是被貶到貴州龍場（修文縣治）當驛丞的王陽明，其職位相當於高速公路收費站的站長。他貶官貴州，龍場悟道三年，終於創立了彪炳天下的“心學”。現在的龍場簡直成了道場，慕名參拜的人絡繹不絕。
另外一個是徐霞客。他壯遊天下時路過貴州，也是曆史上對黃果樹瀑布進行詳盡記載（見《徐霞客遊記·黔遊日記一》崇禎十一年［1638年］四月二十三日）的第一人。通過他倆零星的描述，貴州才開始走入大眾的視野。
回顧曆史，我們會發現貴州是一個因路而建的省份。在元代，今天貴州的地域分屬於雲南、四川、湖廣三個行中書省，中央政府都是利用四川來繞道控製雲南。到了元末天下大亂，曆經磨難的四川損失慘重，人口銳減至原先的二十分之一不到，依托四川來控製雲南變得難以實現。
另外一方麵，中國政治經濟中心逐漸南下，加上大運河的貫通，“湖廣熟天下足”的說法開始出現，要想控製雲南乃至西南地區，開辟一條新的道路直達湖廣是最好的辦法。兩相權衡之下，元朝政府就開辟了一條東路，叫普安路，就是現在的湘黔線、滇黔線。
明朝時期，為進一步控製雲南，加強對貴州的統治，達到鞏固邊防的目的，在元朝原已開通的驛道基礎上進行整修，全麵展開以貴陽為中心的道路、驛傳建設。要確保進軍雲南的軍事道路暢通，維持這條數千裏之遙的漫長驛路，大力經略驛道沿線地區，便成了明廷在整個西南經略的關鍵環節。
為了保住這條建於元代的，東起湖廣、橫貫西南的驛道，明廷在貴州駐紮重兵，沿這條古驛道形成了一條穿越數省、長達數千公裏、周邊麵積達十餘萬平方公裏的狹長地帶。軍隊的到來不僅帶來了兵器，還帶了他們的生活需求、市場需求、文化需求，城鎮圈、市場圈、文化圈也因此而產生。
在這個過程中，行政區劃的不統一帶來了諸多麻煩，有時一場官司要三個省來管。在這種情況下，明成祖永樂十一年（1413年），明政府平定思州、思南兩宣慰使之亂後，廢土司，設貴州布政使司，置思州、思南等八府，後來建立了貴州省。按照當時的情況而言，貴州省絕不是因為經濟上富裕到一定程度以後才成立的，而是因為這條道路太重要了，必須派軍隊管理，在這個基礎上才建的省。
鑒於西南地區的戰略重要性，這條大通道堪稱國之重器，崇禎皇帝曾發動嬪妃捐獻首飾也要保護這條路。“天下有兩件事情不能放下，一個就是遼事，另外就是黔事。”明代滅亡前夕，崇禎拚命要保的，除了北方邊關，就是滇黔大通道。
全世界的曆史上為一條路建省是絕無僅有的。奢香夫人、王陽明、奢安之亂、海龍囤、南明小朝廷……這條驛道上的每一棵樹、每一塊石板、每一座山，幾乎都有著塵封的故事。為路建省這個重大的國家舉措，不僅改變了整個西南的格局，也幾乎重構了中國的文化版圖。
探索完曆史的縱深，如果再橫向打開的話，我們會發現貴州文化實際上也分為兩層——少數民族層和漢民族層。
貴州有一條非常重要的山脈——雷公山。這條山脈綿延將近兩百公裏，橫跨貴州中部。它的地形特別破碎，形成了通透性、閉塞性並存的壩區文化。這條正好就位於長江水係、珠江水係交匯處的苗嶺山脈，也成為了文化的分水嶺。以前少數民族經常被漢族打敗，陸路走不通，隻能找水路走，最後全部在貴州碰到了一起，有苗、瑤、壯、侗族等。
真正的貴州原住民，其實是仡佬族。仡佬族的人辦喪事，靈柩上山是不需要“買路錢”的，因為他是原住民，不需要“買路”。其他民族的靈柩上山的話都要“買路錢”，因為他們都是外來戶。隨著外來少數民族的不斷湧入，仡佬族被擠到了犄角旮旯裏。但他們確乎是最早的貴州人。
由於荒僻久遠，貴州民族交往融合的相關記載並不多，但在殘章斷簡中隱約可見。由於山區特有的封閉性結構，很多山窪裏的村寨在幾代之後都各自演化成了新的民族。不過，各民族間很難清晰界定，到如今貴州還有很多說不上名字來的少數民族；在全國未識別的少數民族中，貴州就占了一大半。貴州的吊腳樓、銀首飾、刺繡、蠟染等，不是哪一個民族所獨有的，而是具有地域性色彩的、跨民族的象征。
雖然多數人對貴州的印象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地，但其實自明朝之後漢族一直是貴州的主體人群。
曆史上貴州共經曆了五次大規模移民潮。
明朝時，大批軍人、商賈的進入，直接改變了貴州的格局。
到了清代，為經濟利益所驅使的自然移民大規模湧入貴州，主要來自三地：一是江西。在現代被嚴重低估的江西，曆史上卻是非同一般：在貴州各處水陸碼頭，勢力最大的就是江西會館。二是湖南。嚴格地說，湖南人背後也是江西人。三是四川，特別是川東這一塊。這些移民到貴州的時間不一樣、地域不一樣、民族不一樣，形成了豐富的文化多樣性。
貴州的第三場大規模移民潮，是抗戰年間由戰亂引發的大規模內遷。地處西南邊疆的貴州，成為長江中下遊江蘇、安徽、浙江等省逃亡者們的避難所，這批人被稱為“下江人”，任正非的父親就是其中一員。“下江人”像一股勁風，破門窗而入，帶進眾多的新事物，全方位地衝擊了貴州的傳統生活方式。
第四場移民潮源於解放戰爭。在解放前，貴州的黨組織力量十分薄弱，因此上級決定，讓來自山東菏澤的冀魯豫南下支隊和二野五兵團的西進支隊，在完成軍事任務後直接就地轉業，接管貴州。從省直機關到地方基層，從工廠到學校，外省幹部成為各級領導的主體。尤其是山東籍的幹部群體，給貴州的上層建築帶來了深刻影響。
第五場移民潮發生在“三線建設”時。“好人好馬上三線。”地處西南邊陲，擁有山高、林密、洞多的地貌，能源礦藏豐富的貴州，成為“三線建設”的重點省份。大量企業開始從鬆遼平原、四川盆地、海河岸邊、黃浦江畔、膠東半島、贛水河畔、江浙水鄉等地搬往貴州。
開始於1964年的“三線建設”，持續了十餘年之久。它給貴州帶來了超過十八萬“三線移民”。這批數量大、群體性強、來自地域廣、素質高的外來者，在命運被時代改寫的同時，也改寫了貴州。其中有兩個上海人的故事值得一提，一位是王小帥，一位是李建忠。
其實貴州與上海淵源很深。我小時候的幾位上海老師，他們帶來的大白兔奶糖、的確良衣服、鋼筆、收音機，都是我對文明世界的第一印象。很多貴州大山裏的上海知青，以自己的蹉跎歲月為代價，點燃了苗鄉侗寨的文明之光。
作為“三線子弟”的王小帥，從小在貴州長大。然而從《青紅》《我11》到《闖入者》，他導演的這些電影中的貴州，有著始終如一的鉛灰色天空、雜蕪著鄉村和陋巷的廠區，以及顢頇的貴州當地人。拋開藝術性不談，王小帥作為在貴州長大的上海人，一直保持著骨子裏那種居高臨下的優越感，他一邊用光影記錄貴州，一邊宣泄著他本人壓抑的青春歲月。
另一個成長於貴州的上海人——“黔香閣”的老板李建忠——也是我很好的朋友。他幼年跟隨父母來到貴州，在這裏度過了青少年時代，然後又回到上海。然而，和王小帥截然相反，李建忠對貴州愛得深沉，處處以貴州人自居、以貴州為榮，以傳播貴州文化為己任。在大玩家、大收藏家的基礎上，他親力親為，推動黔菜走出大山，蜚聲上海灘這個國際窗口，他把貴州菜做出了氣象，做出了文化。
同是在貴州長大的上海人，一個“灑向人間都是怨”，一個“灑向人間都是愛”，兩者對比頗有意思。
貴州雖然建省時間不長，但故事不少。百族匯苗嶺、五州填貴州的遷移史，給貴州帶來開放、包容的民風同時，也造成了凝聚力、向心力不足的問題。貴州人口構成複雜、分布散落，融合度本就不高，再加上移民大多來自文化昌明之地，因此，他們更是追根溯源，喜歡談論祖上的榮光，而不認同腳下的貴州大地。這種現象，直到這些年貴州迎來大發展，才漸漸得以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