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 suis à vous．你想吸煙嗎?等等，我們最好不要弄亂這裏，”他一邊說，一邊拿過一個煙灰缸來。“好了，什麽事?”

“我主要有兩件事再想麻煩你。”

“是這樣。”

麥斯連尼科夫的麵色變得陰沉了起來，頹喪了。剛才他像一隻被主人逗得萬分開心的狗，此刻那種快樂已經煙消雲散了。客廳裏傳來人們的交談聲。有一個女人在說：“Jamais，jamais je ne croirais．”客廳裏另一端又有一個男人在說一件什麽事兒，重複說：“La comtesse Voronzoff和Victor Apraksine。”一片朦朧的說笑聲從另一個方向傳過來。麥斯連尼科夫一邊傾聽著客廳的每一個微小細節，一邊傾聽著聶赫留道夫述說。

“我還是為了那個女人來找你幫忙的，”聶赫留道夫說。

“噢，我知道，就是那個無罪即被控告的女人。”

“我想麻煩你將她轉到醫院裏去當一名女職工。他們說是可以這麽做的。”

麥斯連尼科夫緊閉住雙唇，開始考慮了起來。“不一定能辦得到，”他說。“但是，我可以和他們商量商量，明天告訴你吧。”

“別人告訴我，醫院裏有很多的病人，急需護士。”

“是，是。那不論結果怎樣，我明天一定會告訴你的。”

“那就麻煩你了，”聶赫留道夫說。

這時從客廳那邊傳過來一陣哄堂大笑聲，聽起來那好像不是故意發出的。

“還有件事，”聶赫留道夫說，“如今監獄裏正關押著一百三十個犯人，隻是因為他們的身份證過了期。而且他們在那裏已經被關了一個多月了。”

他就又把他們是為什麽被關起來的講了一遍。

“但是，這些情況你是怎樣知道的呢?”麥斯連尼科夫不解地問道，他的臉上突然現出了焦急和惱怒的神色。

“我原先是想去探視一個被告，但那群人卻將我圍在走廊裏，請求我……”

“你去探視哪個被告?”

“是個被無罪控告的農民，我替他找了個律師。但這不是最主要的問題。”

“難道這些人根本都沒有罪，就因為他們的身份證過期了就關押在監獄裏，並且……”

“這種事該檢察官負責的，”麥斯連尼科夫惱怒地打斷了聶赫留道夫的話。“這就是速度公平的審判製度。副檢察官有義務管理監獄，查明犯人關押在監是否合乎法律手續。他們卻無所事事，隻知道玩文物牌。”

“那麽你不能管管嗎?”聶赫留道夫不高興地說，記起了律師曾說過省長會向檢察官身上推卸責任。

“不，我會管的。我會立刻就去查一查。”

“對她而言，事情更不好說，這樣會更加糟糕。C’est un souffer-douleur，”一個女人的叫聲又從客廳飄過來了，顯然，她對所說的那件事情一點兒也不關心。

“那樣最好，我也帶走這個，”從另一個方向又傳來一個男人戲謔的聲音，另外一個女人卻似乎不願把一件什麽東西交給他，發出嘻嘻的笑聲。

“不，那是絕對不可以的，”女人說道。

“放心吧，這件事就交給我了，”麥斯連尼科夫重複了一遍，戴著綠鬆石戒指的白手熄滅了香煙，“那我們這就去太太們那裏吧。”

“對了，還有一件事，“聶赫留道夫沒有走進客廳，站在門口說。“有人告訴我前一天監獄中有些人受了體罰了。是有這樣的事嗎?”

這時麥斯連尼科夫臉色變的通紅。

“噢，你說這事兒，不，moa cher，看來以後決不能再讓你進監獄了，你什麽閑事都要過問。什麽閑事都要管。我們走吧，走吧，Annette，法國人名，相當於俄國人名安娜在喊我們呢，”他一邊說，一邊拉住了聶赫留道夫的手，情緒又十分激動，就像那位身份高貴的人物垂青了他之後那樣，但這次卻不是因興奮，而是有些惶恐不安了。

聶赫留道夫從他的手中縮回了自己的手，既沒有向誰鞠躬行禮，也沒有與誰說什麽話，臉色陰沉沉地穿過客廳和大廳，進入前廳裏，從那些急急忙忙跑過來的聽差麵前走過，來到了大街上。

“他這是又怎麽了?你又怎麽惹他了?”Annette問她丈夫說。

“這是a la francaise，”有人說。

“這哪裏是à la francaise，這是à la zoulon。”

“嗯，但是他向來就是這個樣。”

有人站起身來要告辭，有人從外邊進來剛到，談話聲依然延續著。這一夥人幹脆就把聶赫留道夫的這個插曲，自然而然地當成了今天jourfixe’a的一個有趣的話題。

第二天，聶赫留道夫就接到了麥斯連尼利夫的來信。他在一張很滑的、上麵有官銜的、打有火漆印的厚信紙上，用蒼勁瀟灑的筆跡寫著：有關把瑪絲洛娃轉到醫院裏去的事，已給醫師寫過了信，估計會如願以償的。信的落款是“愛你的老同事”，簽名是“麥斯連尼科夫”，在最後一筆順手寫了一個非常漂亮的粗大的大花筆跡。“傻瓜!”聶赫留道夫不禁說道，尤其是因為他從“同事”這個詞兒中感覺到，麥斯連尼科夫有一種降低身份俯就他的味道，麥斯連尼科夫盡管擔任著在道德上最為傷天害理的肮髒的職務，但他卻自認為自己是很顯赫的人物，他以為自稱他的同事，就算不是在向聶赫留道夫奉承，起碼也足以表示，除出了他沒有因自己的崇高地位而目中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