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本文從身體特征與心理特征相結合的觀點出發，以力比多為基礎，將人分為性欲型、自戀型和強迫型等三種，並認為混合型遠多於純粹型。而性欲——自戀型也許可視為最普遍的一種。這一分類有助於在正常與病理的溝壑之間搭起一座橋梁。
觀察表明，人類個體可以通過幾乎無法計數的方式達到對人性一般特性的認識。如果按照邏輯的順序對人類眾多的特性進行分類，首先必須確定分類的依據及觀點。就此而言，身體特征毫無疑問地絕不遜於心理特征，最富價值的分類應該表現出身體特征與心理特征的有機結合。
然而，令人懷疑的是，我們現在是否能發現符合這一標準的類型——無疑我們以後能夠做到，因為現在我們缺少依據。如果我們僅限於確定純心理學的類型，力比多的情形應優先充當分類基礎。當然，這種分類不應隻建立於我們對力比多知識的掌握或假設，而應立足於現實的經驗。現實的經驗將澄清我們觀察的混亂，並幫助我們達到對力比多的真正掌握。必須承認，這些力比多類型不應局限於身體的範疇，如果考慮到其他特征的話，我們可能會確立一套完整的心理類型，但是所有這些類型都不要順應於臨床現象。恰恰相反，它們必須包含根據我們實踐判斷屬於正常範疇的一切變體情況。然而當它們發展到極端時，可能會接近臨床現象，由此有助於在正常與病理的溝壑之間搭起一座橋梁。
既然力比多充滿於整個心理器官，我們便可以區分三種主要的力比多類型。要對這三種類型給予命名遠非易事，按照深蘊心理學（depth-psychology）的觀點，我將它們分別稱為性欲型（erotic）、自戀型（narcissistic）和強迫型（obsessional）。[313]
性欲型特征很明顯。屬於這種類型的人其主要興趣——力比多的大部分——在於愛，對他們來講愛比被愛更重要。他們最怕失去愛，因此對他們所愛的人有特殊依戀。即便是從純粹的類型上看，這種人也是極為普遍的。該類型與其他類型融合，並表現出不同程度的進攻性，因而產生變體。從社會及文化的角度看，這一類型代表了本我（id）的基本本能需要，而其他心理因素就變成次要的了。
第二種類型，我稱之為強迫型——一個初看起來很奇怪的名稱。這種類型以其超我（super-ego）的主導性為主要特征（超我在強大的壓力之下從自我（ego）中分化出來）。該類型的人害怕失去良心（conscience）而不是害怕失去愛。他們對內在的東西具有更大的依賴性，他們發展成了高度自我依戀的人。從社會的角度看，他們是文明的真正而又卓越的“保守器”。[314]
第三種類型，名正言順地被稱為自戀型，實在是貶義甚多的一個名稱。在自我與超我之間沒有緊張關係（的確，就這一類型的力度而言，很難對超我做出假設），並且沒有性需要的優勢。該類人的主要興趣在於自我保護，他們具有獨立性並不易受威脅，其自我中充滿了大量的進攻性，並隨時準備付諸行動；在**中對愛的偏好明顯大於被愛。他們給人的印象是富有“個性”（personalities），尤其能幫助他人並充當領袖，為文化的發展提供新的刺激或摧毀已有的事態。
這些純類型很難逃脫從力比多理論推論出的懷疑。但當我們轉向混合型（mixed types）時（事實上觀察到的混合型要比純類型多得多），我們感到我們有堅實的經驗基礎。這些新類型——性欲強迫型、性欲自戀型和自戀強迫型——事實上似乎是對我們通過分析所了解的個體心理結構的最佳分類。如果研究這些混合型，我們就會發現我們長期以來就熟悉了的特征。在性欲一強迫型中，本能生活的優勢因超我的影響而受到限製；對眼前人們的物品和對父母、老師及榜樣的遺留品的依戀達到了極致水平。性欲一自戀型也許可視為最普遍的一種，它將對立麵聯合在一起，從而使之互相調和。與其他兩種類型相比，這類人的自戀中攻擊性及其行為占據了主導地位。最後，從文化的角度看，自戀強迫型是最有價值的一種變體，它既有獨立於外部世界的能力，又能滿足良心的需要而從事各種充滿活力的活動，並加強了自我對超我的抵抗。
也許當有人問到這裏為什麽沒有提及另一種混合型——性欲—強迫—自戀型時，人們可能以為他在開玩笑，但給予這種玩笑的回答則是嚴肅的。盡管從理論上講這種混合型是可能的，但它已不能作為一種類型而存在，它也許是一種極端的形態——理想的和諧體。因此我們意識到，類型現象完全源自現實，按照心理的經濟性原則（economy），在利用力比多的三種主要方式中，一種或者兩種受到青睞，其他的類型必然做出犧牲。
另一個問題同樣可能會提出，即這些力比多類型與病理學（pathology）的關係中，是否存在某些類型具有導致神經症（neurosis）的特殊傾向？如果是這樣，哪種類型將導致哪種類型的神經症呢？回答是，力比多類型的確定並未增加對神經症起因的新的理解。經驗表明，任何一種類型均可以不患任何神經症而存在。以一種心理機能的主導性為依據所形成的純類型，似乎在表現純特征（pure characterological）方麵具有優越性，而在考慮神經症的致病原因時，我們期望混合型能夠提供更為有利的依據。但我認為，在未對這些類型做出仔細而認真的檢驗之前，還是不要妄下斷言。
也許引證這樣的材料是容易的，即性欲型易患癔症（hysteria），而強迫型易患強迫性神經症（obsessional neurosis），但我們同樣認為這種引論是不確定的。自戀型的人受到源於外部世界的挫折後，仍會患精神病（psychosis），盡管他們富有獨立性，他們也會表現出犯罪所具有的重要的先決條件。
一個並不令人陌生的事實是，我們尚不能確切地知道神經症的病因學先決條件。致病的原因無疑是挫折和內部衝突：三個主要心理因素之間的衝突；作為兩性人特征結果的力比多的衝突；性欲及攻擊性本能之間的衝突。神經症心理學，應該努力去發現使得本來正常的心理生活過程成為病症的致病原因。
【注釋】
[1] 在《論**崇拜期》的論文中（1923e），弗洛伊德本人對這種情形及非連續性做了較詳細的論述。
[2] 精神神經症（psychoneuroses），現代臨**已不用此診斷名稱，一律改用神經症（neurosis），有些學者將神經症又譯為神經官能症、心理症。——中譯者
[3] 他對於**理論的放棄首次公布在一個較短的章節及本文的腳注中。以後不久，在《性欲在神經症病因中的地位》（1906a）論文的第二章中用更長的篇幅說明了這一點。在《精神分析運動史》（1914d）及《自傳研究》（1925d）中他描述了自己對這一事件的反應。
[4] ［1920年之後的版本不再有該序言。］
[5] ［在以後的各版中都不再做這種區分。］
[6] ［這一腳注僅僅在1915年出現過］在1910年，即在第二版出版之後，由布裏爾（A.Brill）翻譯的英文版在紐約出版。在1911年，由奧希波（N.Ossipow）翻譯的俄文版在莫斯科出版。［在弗洛伊德生前，亦有匈牙利文（1915）、意大利文（1921）、西班牙文（1922）、法文（1923）、葡萄牙文（1924）、捷克文（1926）及日文（1931）版出版。］
[7] 本文中的內容選自下列學者的名著：克拉夫特·埃賓（Krafft-Ebing）、莫爾（Moll）、莫比斯（Moebius）、靄理士（Ellis）、施倫克諾辛（Schrenck-Notzing）、洛溫費爾德（L?wenfeld）、尤倫伯格（Eulenburg）、布洛赫（Bloch）和赫希菲爾德（Hirschfeld），特別是赫希菲爾德主編的《性過渡階段年鑒》（Jahrbuch far sexuelle Zwischenstufen）。既然從這些學者的作品中可以找到該主題的所有資料，故我在此就不詳細引述了。關於性變態者的精神分析學研究資料則取自薩德格（Sadger）及我個人的發現。
[8] ［1910年增注］不幸的是德語中最合適的詞匯“Lust”是歧義的，指需要及滿足的經驗；不像英語中的“lust”，要麽指欲望，要麽指快樂。
[9] 這毫無疑問引自柏拉圖對話錄中阿裏斯多芬所陳述的理論。在《超越快樂原則》（1920g）第六章的結尾再次提到了這一問題。
[10] 要知道對性變態者估計的困難及嚐試，可參照希爾思弗德的著作（1904）。
[11] 一個人反抗性變態衝動的程度或許決定於暗示及精神分析的可能性。
[12] 許多學者堅持認為，性變態者自述的性變態傾向出現的時間並不可信，因為在記憶中他們或許壓抑了對異性的感情。精神分析通過對性變態的分析已證實了這一點。它發現，性變態者用記憶中的一些決定性變化填補了童年遺忘。［在1905年第一版中，這後一句話是：“要決定這一點，必須通過對性變態者的精神分析學調查才能實現。”］
[13] 莫比斯（1900）認為，我們在對退化做出診斷時應當十分謹慎，因為它毫無實踐價值：“如果我們對退化的廣泛領域做些考察，因為它已在上麵略顯威力，那麽我們將清楚地看到，對退化做出診斷價值甚微。”
[14] 必須允許“同性戀者”的發言，他們認為曆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是性變態者，甚至是完全性變態者。
[15] 關於性變態的病理學研究已為人類學研究所取代。這一轉變當歸功於布洛赫，他強調在古代文明中就出現過性變態。
[16] 關於生理性陰陽人的最近描述，可見特勞菲（Taruffi，1903）的著作及紐蓋堡（Neugebauer）在《性過渡階段年鑒》一書各卷中的許多論文。
[17] 好像格雷（Gley）才是第一個用雙性理論解釋性變態的人（據6卷本的《性過渡階段年鑒》的文獻目錄）。早在1884年1月，他就在《哲學周刊》上發表了題為《性本能畸變》的論文。此外，需要說明的是，大部分主張用雙性理論解釋性變態的作者，也用它來解釋正常人，作為一種邏輯結果，他們認為性變態是發展受挫所致。薛瓦利埃（Chevalier，1893）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埃賓（Krafft-Ebing，1895，第10頁）認為，有許多觀察“至少證明第二中樞是存在的”（即異性中樞）。阿爾都因（Arduin，1900）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男性因素和女性因素（見希爾思弗德，1899），但根據他是男性還是女性，一種因素得到了更好的發展。於是性別特征才可區分。”赫爾曼（Herman，1903）證明，“每個女人身上都有男性因素及特征，男人身上則有女性因素與特征。弗利斯（1906）曾主張雙性觀念（性的雙麵性），這是他首創的，但從專業領域看，雙性的假設應歸功於威因格爾（Weininger）。他是一位哲學家，英年早逝，這一觀點成為論精神錯亂的一書的基礎（1903）。以上所述足以表明弗利斯的主張是毫無根據的。
[18] ［弗洛伊德關於雙性理論的認識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弗利斯，但他忘卻了這一事實，在《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第七章中，他曾舉過這方麵的例子（1901b）。但他認為，弗利斯的觀點不能解釋壓抑，見“孩子挨打”（1919e）第六部分中間的討論。詳情見克利斯（Kris）《弗利斯通信集》引言的第四部分（弗洛伊德，1950a）。］
[19] ［最後一句是於1915年加上的——1910年增注］的確，精神分析尚不能對性變態的起源做出充分的解釋，但它已發現了性變態的心理機製，並對有關問題的明朗化作出了貢獻。在所有我們檢查過的性變態者身上，我們發現這一事實，即在他們的童年早期，經曆了一段圍著某一女性（通常是母親）的強烈而短暫的時期。此後，他們將自己認同於這一女性，並把自己當做**對象。也就是說，他們起始於自戀基礎，追尋像自己一樣的年輕男人，他們像這樣的男人就像母親愛他們一樣。此外，我們常常發現，性變態者並非對女性的魅力無動於衷，隻不過將女性喚起的興奮轉移到了男性身上。於是他們終其一生不斷重複著性變態引發的機製，他們追尋男人的衝動原來是由不斷逃離女人的結果所決定的。［在這一點上，1910年版的腳注中寫到：“必須記住，隻有一種性變態類型適於精神分析——總體上這種人的性活動受到阻礙，其殘留物便是性變態，性變態問題極為複雜，包括性活動及其發展的各種類型。關於性變態概念上的嚴格分類須以性對象的性特征或倒錯的主體為基準。］精神分析的研究非常反對將同性戀者作為一個特殊群體從正常人中分化出來，通過對較為隱蔽的性興奮的研究發現，所有的人都可將同性作為性對象，事實上在潛意識中做過這種選擇。的確，力比多對同性的附著，對正常心理生活所起的作用並不小，當然，作為致病原因，它比附著於異性更為明顯。恰恰相反，精神分析認為，不分性別的對象選擇——既可選男性也可選女性——像在童年期、原始社會及早期曆史階段那樣，倒是更原始的基礎，由此產生了對某一方向的限製，正常與倒錯便有了區分性發展。因此，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男人僅僅對女人產生性興趣也是一個需要進一步闡釋的問題，這種吸引性遠非化學原理即可釋然。一個人的性態度直到青春期後才能確定，並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們對此並非全然了解，有些是身體方麵的，有些則是偶然的。毫無疑問，有時候個別因素會起更大的作用，並影響到發展的結果。然而，一般而言，因素的多重性會在繁多的性態度中反映出來。在性變態者中，常常發現遠古的身體特征及原始的心理機製占了優勢。他們最基本的特征表現為自戀式對象選擇及肌欲快感性的持續。若以身體的特殊性為準，將性變態的最極端類型分離出來，我們不會獲得任何新知。對這些類型明了而充足的解釋可通過對轉移型體質及性態度正常的人的研究實現，盡管這樣做力度不夠。結果的區別看似是質的，而分析表明，差異僅僅是量的。在對影響對象選擇的偶發因素的研究中，我們發現，挫折（早期幹擾、恐嚇、性活動）需要重視。我們的觀察表明，父母雙方的相伴起著重要作用。童年期若見不到強健的父親，常會導致性變態。最後，我們堅持認為，性對象的倒錯概念應與性特征的含混做出明確區分，就兩者的關係而言，相當程度的分離性是顯而易見的［1915年版增補］。關於性變態，費倫茨（1914）提出了許多有趣的觀點，他抗議道，既然性變態者的症狀相同，而許多引發條件都相距甚遠，且在肌體及心理方麵重要性有別，那麽，全部統在“同性戀”的名義之下便不妥了——他所提供的更好名稱為同性**（homoerotism）。他堅持認為，至少應對兩種類型做出區別：“主體同性**”（subject-homoemtism），這類人自覺為女性，並表現為女性風格；“對象同性**”（object-homoerotism），他們是純粹的男人，隻不過用男人代替了女人作為**對象。他把前者視為真正的“性中間型”（sexual intermeliates）（按赫希菲爾德的詞義），而並不情願地將後者視為“強迫性神經症”。在他看來，隻有“對象同性**者”才會反抗自己的性變態傾向，或者受到心理學的影響。我們承認這兩種類型的存在，需要補充的是，在許多人身上都可發現並存在著一定程度的“主體同性**”和部分的“對象同性**”［1920年增補］。在過去的幾年中，最著名的生物學家斯坦因奇（Steinach）所做的工作為同性**及性征的結構學因素研究注入了生機。通過對不同的哺乳動物施行實驗性閹割及移植異性的性腺，可使它們的性別得到改變。移植的結果或多或少改變了身體性征及心理性態度（包括主體同性**和對象同性**）。結果表明，性的決定力量並非來自組成性細胞的性腺，而是來自性腺的間質組織（interstiral tissue）（青春期腺puberty-gland）。這種移植改變了一個男人，他因結核病而失去了睾丸。在他的**中，他像個女性，作為被動的同性戀者，表現出明顯的女性性征（如頭發、胡須、**及臀部）。當將另一病人的睾丸移植給他之後，他的行為便具有了男性特征，並按正常方式將力比多指向女性，與此同時，他身體上的女性特征也消失了（李普什舒茲，1919，第356～357頁）。如果認為這些有趣的實驗為性變態理論提供了新基礎是毫無道理的，若認為它們為醫治同性戀提供了普遍的手段不免失之輕率。弗利斯已正確地指出，這些實驗性發現並沒有推翻關於高等動物雙性特征的一般理論。相反，在我看來，類似的進一步研究將支持雙性理論的假設。
[20] ［1910年增注］古人與我們在**方麵的最明顯區別無疑在於，古人更強調性本能本身，而我們更重視性對象。古人對本能推崇備至，甚至對低級的性對象也大加讚賞，然而，我們卻蔑視本能活動，隻有在對象之美被接受時才放本能一碼。
[21] 說到這種聯係，我不禁想起了被催眠者對催眠者的盲目臣服。一般認為，催眠的本質在於通過對被催眠者性本能的受虐成分施加影響，而使被催眠者的力比多潛意識固著於催眠者，這不得不使我表示懷疑（1910年追加）。［費倫茨（1909）將這種暗示特征納入“戀親情結”（parental complex），弗洛伊德對被催眠者與催眠者的關係直到很久之後才做了討論，見《群體心理學與自我的分析》（1921c）第八章。］
[22] ［1920年之前的各版中，這一段的結束句為：“這些極端的解剖學上的各種擴展顯然代表著一種求變的需要，豪赫（Hoche）將此描述為‘渴求刺激’。”腳注的前兩句為1915年版所加，在此之前，句子為：“進一步的思考使我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布洛赫已經確定了渴求刺激因素的理論重要性。”整個腳注及上文的這一段是1920年出現的］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並不是在對象選擇的每一機製中都有性的高估。以後，我們將對身體其他部位的性的重要性做更直接的闡釋。豪赫和布洛赫用“渴求刺激”解釋性器之外身體其他部位性興趣的擴展，然而，我並不認為它有這樣的重要性。力比多的流向渠道一開始就像通訊管道一樣相互聯係，我們必須考慮到它們的並行現象。
[23] ［1920年增注］在典型條件下，女性從不對男性高估，但她們卻總是對自己的孩子高估。
[24] ［1915年增注］這種弱點代表的是肌體性條件。精神分析發現，這種現象也可能是早期性活動受阻（如恐懼）造成的，它使得個體脫離正常的性目的，並激勵他尋找替代。
[25] 摘自《浮士德》第一部，第七場。德語為： Schaff’mir ein Halstuch von ihrer Brust，Ein Strumpfband meiner Liebeslust！
[26] ［1920年增注］深層的精神分析研究對比納的觀點做出了公正的批評。所有的該類觀察均發現，第一次接觸崇拜物時，已激起了性興趣，而不存在什麽相伴條件。此外，所有這些“早期”性印象都是在五六歲之後，精神分析對如此晚的時間會產生病態性因素表示懷疑。正確的解釋應當是，在對崇拜物出現的初次回憶之外隱藏著對性發展的某些遺忘，“崇拜物”像“掩蔽性記憶”（screen-memory）一樣代表了這一片斷，是這一片斷的殘跡與積澱。至於嬰兒的早期發展如何變成了戀物癖及導致了對崇拜物的不同選擇，恐怕還是體質因素決定的。
[27] ［1910年增注］鞋或拖鞋常常是女性**的象征。
[28] ［1910年增注］精神分析已為我們對戀物癖的理解掃清了一個障礙。說到對崇拜物的選擇，它已表明了嗅覺中嗜糞快樂的重要性（由於壓抑本已消失）。腳與頭發均具有強烈氣味，隻有當嗅覺變得不愉快並被放棄之後，它們才會變成崇拜物。然而，對於戀腳的變態者而言，隻有肮髒難聞的腳才成為性對象。在關於兒童的性理論中，還可找到戀腳的其他解釋：腳代表了女人的“**”，因孩子發現女人沒有陰莖［1915年增注］。許多戀腳的例子表明，窺視本能試圖讓人從隱蔽處尋找目標（即性器）；但由於禁止或壓抑，不得不半途停止。由於這一原因，腳或鞋才變成崇拜物，女性的性器被想象成與男人的相同（兒童期望這樣）。［在弗洛伊德寫給弗利斯的兩封信中（1897年1月11日和11月14日）（弗洛伊德，1950a，信55和75），弗洛伊德提到了壓抑嗅覺快樂的重要性。在“鼠人”的討論中，他又回到了這一主題（1909d），並在《文明及其缺憾》第四章的兩個長的腳注中對此進行了更詳細的討論（1930a）。關於戀物癖，弗洛伊德專門寫過論文（1927e），在他去世後出版的《防禦自我分裂》（1940e）及《精神分析導論》第八講的結尾處也提到了這一問題（1940a）。］
[29] ［這一句話是在1915年加上的。］
[30] ［這似乎是弗洛伊德首次公開使用“升華”一詞，盡管早在1897年5月2日給弗利斯的信中就出現了（1950a，信61），在關於“杜拉”的病例中也出現過，雖然清樣的時間為1901年，但出版時間比這一篇為晚。下文還將對這一概念進行討論。1915年補加］在我看來，“美”無疑具有性興奮的根源，它的本義即“性刺激”。［德語中，Reiz既可以作為“刺激”的專用語，又可以作為“魅力”、“吸引力”的日常用語。］這與下列事實有關，我們從未將產生最強烈性興奮的性器本身視為真正的“美”。
[31] ［在1924年之前的各版中，這句話是“對一個例子的分析”。］
[32] ［1920年增注］通過分析，這些性變態及其他變態表現出了令人驚奇的多種動機與成因。比如，**的衝動也與閹割情結有關：這樣可持續地證實自己（男人）性器的完整性，同時也使他在發現女人沒有陰莖時體驗到一種嬰兒式滿足。
[33] ［在1905和1910年的版本中，文中的這兩句話是：“至少受虐狂的根源之一可以同樣被確定。它源自性對象選擇的必要心理結果，即性的高估。”從1915年的版本之後，取消了這兩句，並插入了上兩段。］
[34] ［1924年增注］基於心理器官結構與作用於它的本能分類假設，我關於受虐狂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已有所改變。我起初將受虐狂分為“原發型”（primary）和“快感型”（erotogenic），後又分為“女性型”（feminine）和“道德型”（moral）；凡在現實生活中不能實現施虐而不得不轉向自身的稱為“繼發型”（secondary），它是添加在“原發型”之上的（見弗洛伊德，1924c）。
[35] ［這一小節在1905年的首版中就有，以上的兩節及下一節是在1915年加上的。］
[36] “同類相食欲望”又稱“食人肉欲”，有兩層特殊含義：一是在精神病學中指有的精神病患者想食人肉；二是精神分析學中指性變態者的口施虐欲。——中譯者
[37] ［1915年增注］我關於性發展前**階段的觀點證實了這一理論。
[38] ［1924年增注］上麵提到的研究使我形成了一種特殊的觀點，基於本能的根源，將施虐狂與受虐狂作為對立的方麵去看，並將它們從性變態的保留分類中提取出來。
[39] 對這一論斷不必多言，在此我願引用靄理士（1913，第119頁）的一段話：“關於施虐狂與受虐狂的曆史性研究，包括埃賓的（Cocin Scott和Fere早已指出過），總是表明在同一個體身上存在著兩種現象的跡象。”
[40] ［1915年增注］見我後麵關於“矛盾症”（ambivalence）的討論。
[41] ［最後一句話並未出現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在1915年的版本中追加了這樣的話：“一種按精神分析理論推斷的主動與被動的對立。”到了1924年，這段話便為本文所取代。］
[42] inversion一詞原為“倒錯”之意，如“絕對性變態”（absolute inversion）。但在精神分析學中弗洛伊德則專指毫無異性性欲的“同性戀”。——中譯者
[43] ［德語為：“vom Himmel durch die Welt zur Holle”引自歌德《浮士德》的序曲，在1897年1月3日寫給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1950a，信54），弗洛伊德建議將這一引言作為《性活動》中一章的題詞，寫該信時，弗洛伊德已開始將注意力轉向性變態。最早提到此事時是在1896年1月1日寫給弗利斯的信中（清樣K）。］
[44] ［1915年增注］另一方麵，這些阻礙性發展的力量，如厭惡、羞怯和道德，又必須視為人類心理發展史上性本能受外力壓抑的積澱。在個體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已觀察到，在適當的時候，隻要受到教養及外力的影響，它們就會即刻表現出來。
[45] ［1920年增注］關於性變態的起源，我需補充說明。有理由假設，就像戀物癖一樣，在性變態固著之前曾有過正常性發展的短暫階段。精神分析對某些病例的研究已表明，性變態是俄狄浦斯情結的殘餘，當它被壓抑之後，個體性本能中最強盛的部分便再度出現了。
[46] ［在1905年版本中是“10年”，每一版都有變化，包括1920年版。］
[47] ［1920年增注］這倒不是什麽證據，而隻是充實。或許重新表述為：神經症症狀一方麵源於力比多的本能要求，另一方麵源於自我對力比多本能的反應。
[48] 布洛伊爾（對第一個病例分析的第二段，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1895年）在用精神宣泄法治療第一個病人時寫道：“性因素在她身上停滯不前令人驚異。”
[49] ［在另一篇《神經症發作類型》（1912c）的論文中，弗洛伊德對這一主題進行了更好的加工。］
[50] ［在1897年1月24日寫給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用這些明確的術語表達了這一觀點（弗洛伊德，1850a，信57）。但在1896年12月6日及1897年1月11日的信中也涉及（信52和55）。在“杜拉”的病例中亦可見到。性變態者意識清晰的幻想（在有利的條件下可轉化為外顯的行為）、偏執狂的幻想性恐懼（仇視別人的投射）及癔症的潛意識幻想（精神分析發現隱藏於症狀背後）甚至在細節上都是吻合的。］
[51] 精神神經症常伴有明顯的性變態，此時，同性戀的情感趨向完全壓製。公正地講，是柏林的弗利斯首先使我注意到了精神神經症者普遍的性變態趨向，盡管我曾對這些個案做過分析。這一事實雖尚未引起廣泛注意，但對任何同性戀理論都具有決定性影響。
[52] ［這是“組元本能”第一次出現於弗洛伊德的公開著作中，雖然這一概念已在前麵出現過。］
[53] ［在1920年版之前，提到了三種這樣的特殊事實：第一種（後已舍去）表現為：“在神經症的潛意識思想鏈中尚未發現任何對應於戀物癖的趨向。”這為理解這種已很清楚的性變態的心理特殊性增加了新知。］
[54] ［這似乎是“快感區”的初次公諸於世。在1896年12月6日寫給弗利斯的信中，弗洛伊德已使用了它（弗洛伊德，1950a，信52）。在“杜拉”的病例中也出現過（1905e）［1901年］，它似乎對應於常用的“癔症引發區”（hystero genic zone）。］
[55] ［從這裏到該段的結束寫於1915年，在前兩段中（1905和1910），該處寫道：“通過區分組元本能（即本能本身是非性的，並具有動力衝動性），可將它有別於接受刺激的器官（如皮膚、口腔黏膜或感受器）。這類器官可描述為“快感區”——其興奮可使本能帶有性特征。改寫的時間為弗洛伊德寫《本能及其變化》（1915c）之時，此時，整個主題都做了深刻的檢驗。］
[56] ［1924年增注］性本能理論是精神分析中最重要、但最不完整的理論，在此後的《超越快樂原則》（1920g）和《自我與本我》（1923b）中我對此做了更詳盡的闡述。
[57] ［1915年增注］僅僅通過對特定神經症的研究，現在就證明這些假設是不容易的。但另一方麵，若對它們隻字未提，便不可能為本能提供任何依據。
[58] ［該句補加於1920年。］
[59] 在此我們想起了莫爾（Moll）的性本能分析，他將本能分為“觸摸異性欲”（contrectation）和“性器腫脹度下降”（detumescence）兩種。前者代表皮膚接觸的需要。［莫爾（1898）認為，後者旨在通過**使性器的緊張得以放鬆，前者則是與他人接觸的衝動。他相信，後者在個體發展中來得更遲。在1905年和1919年版中，曾有這樣的句子：“Strohmayer通過觀察正確地做出結論，強迫性自我譴責源自壓抑的施虐衝動。”］
[60] ［1915年增注］在對童年期的作用辨明之前，不可能正確估計出遺傳的作用。
[61] 我曾認為，這句話說得未免太大膽，為準確起見，我又重新查遍了文獻，結果是，我仍認為這一結論無須更改。關於童年期性活動生理及心理方麵的科學檢驗才剛剛開始。有位叫貝爾（Bell）的學者寫道：“我不知道有哪位科學家對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做過仔細的分析。”隻是在探討退化現象及作為退化的標誌時，才留意青春期前身體的性表現。在我所談過的描寫青春期發展的心理學著作中，根本沒有一章是描寫兒童的**的，諸如普萊爾（Preyer，1882）、鮑德溫（Baldwin，1893）、普雷茲（Perez，1886）、斯圖呂貝爾（Strümpell，1899）、格羅斯（Groos，1904）、海勒（Heller，1904）、蘇裏（Sully，1895）及他人的著名著作均是如此。通過對創刊於1896年的期刊Die Kinderfehler的檢查，對這一領域的現狀更可獲得更清晰的印象。然而，他們卻認為，童年期的愛並不需要去發現，普雷茲（1886，第272頁）強調了它的存在；格羅斯（1899，第326頁）將其作為普遍現象：“有些孩子很早就有性衝動，並執意要與異性接觸”；貝爾（1902，第330頁）發現的“**”的最早例子是在3歲時。此處可再參照靄理士（1913，附錄B）的作品［1910年增注］。自從霍爾（Hall，1904）詳盡無遺的作品問世之後，關於幼兒性活動文獻缺乏的這種判斷便不妥了。莫爾的近作卻並未改變原狀。另外，可參見布洛伊爾的作品［1915年增注］。自此之後，海爾姆爾（Hellmull，1913）對被忽視的性因素做了充分的探討。
[62] 在《掩蔽性記憶》（1899a）中，我試圖解決與童年期早期記憶的有關問題。亦可參見《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1901b）第四章。
[63] ［1915年增注］若不能將這兩個過程同時考慮，那就無法理解壓抑的機製。這種情況類似於旅遊者攀登Giza大金字塔，必須一邊推一邊拉才能成功［參見弗洛伊德《壓抑》（1915d）一文］。
[64] 見《癔症的病因》的第一部分的最後一段（1896c）。
[65] 我們可以利用第二種材料，因為神經症者的童年生活與正常人的童年生活並無本質上的差異［1915年增注］。隻不過在有關現象的強度和清晰度方麵有所不同。
[66] 我所相信的幼兒性功能的發展曆程，在解剖學上可找到類似的現象。拜耶（Baywe，1902）發現，新生兒的內性器官（如子宮）總是比年齡大的孩子還要大。隻不過我們找不到解釋這一退化現象的確切觀點。哈爾班（Halban）認為**的其他方麵也是如此。哈爾班認為，退化中止於出生後的數周之內［1920年增注］。堅持用性腺解釋性的權威們，在解剖學研究的影響之下，也承認了幼兒性活動及性的潛伏期。我曾引用過李普什舒茲（Lipschfitz）書中的說法（1919，第168頁）：“更公正地講，完成於青春期的性征的成熟，是更早期發展曆程的加速——在我看來，這一過程始於胎兒期。”“從總結的角度稱之為青春期的階段，或許該稱為青春期的第二個主要階段，它始於第二個十年的中間……童年期，即從出生到第二個主要階段，可視為青春期的間歇階段。”費倫茨（1920）在一篇評論中（關於李普什舒茲的書評）注意到了解剖學發現與心理學研究的吻合性。這種吻合的事實僅僅在於，性器發展的“第一次高峰”出現在胎兒早期，而嬰兒**的明顯表現卻是在3歲到4歲時。當然，無須期望解剖學上的發展與心理上的發展具有同步性。這種研究主要以人類的性腺為對象，既然從心理學的角度看，動物不存在潛伏期，那麽，知道下列現象將是十分有趣的：高等動物是否也存在著性發展的兩次高峰。
[67] “性潛伏期”也是借用靄理士的術語。
[68] ［1915年增注］在我現在所討論的情形中，性本能力量的升華是按反向形成的途徑進行的。但一般而言，升華與反向形成涇渭分明的兩個過程。升華可按其他和更簡單的機製形成。［關於升華的更進一步討論可參見弗洛伊德《論自戀》（1914c）的第三部分及《自我與本我》的第三、四、五章（1923b）］。
[69] 在英語中，幾乎沒有德語“lutschen”、“ludeln”及“wonnesaugen”的對應詞。康拉德在Struwwelpeter一書中使用的是“lutscher”；但從上下文來看，“suck-a-thumbs”及“thumbsucking”似乎比本文要窄。
[70] 由此可見，即使在這麽早的時候，當然也終其一生，性的滿足都是最好的安眠藥。許多神經性失眠皆由於性滿足的缺乏使然。眾所周知，一些無恥的保姆會通過抓摸孩子的**使其從哭叫中入睡。
[71] ［這一段補於1915年，在1905和1910年的版本中，此處僅有這樣的內容：“沒有一個觀察者會對這些活動的性本質表示懷疑。然而，成人關於兒童性行為的最好理論也令我們陷入困境。比如，莫爾（1898）將本能分為性器腫脹度下降（detumescence）和觸摸異性欲（contrectation）兩種。前者對此不適用，後者也難以辨別，因為在莫爾看來，後者比前者出現的晚，並指向他人。在1910年版中，如下的腳注是為去掉的這一段的第一句話做注的，“隻有莫爾例外”。］
[72] ［1920年增注］1919年，葛蘭特（Galant）醫生以《吸吮者》為題發表了一篇文章，敘述一個已長大的女孩從未放棄嬰兒的性活動，並將吮吸所獲得的滿足等同了性滿足，尤其在得到愛人的親吻時：“並不是每個吻者都是吸吮型的（Lutscherli）——不，不，絕對不是！當你吮吸時，遍及全身的那種可愛體驗實難描述，你好像離開了塵世。你絕對滿足，快樂得不再欲求。這真是一種奇妙的感覺，你隻求安靜——永無幹擾的靜謐。可愛之處，難於言表；既無痛苦，也無哀怨。啊！你已置身另一世界。”
[73] ［1920年增注］的確，靄理士是從另外的意義上使用“自體性欲”的，它指來自內部而非外部的一種興奮。在精神分析看來，最基本的不是興奮的來源，而是與對象的關係。［在1920年之前的各版中，這一腳注均為：然而。靄理士已經毀掉了他所創立的這一術語的本意，因為他將所有的癔症及**表現均歸入“自體性欲”之列。］
[74] ［這句話加於1915年。見弗洛伊德《論自戀》論文的第二部分（1914c）。］
[75] ［隻有在第一版中，“許多”是用“全部”替代的。］
[76] ［這句話於1915年插入。在這之前的各版中，“兩個”特征代替了“三個”。］
[77] ［1915年增注］經過更進一步的思考和觀察後，我認為身體的各個部位及所有的內髒器官均有快感的性質。可參見《論自戀》。［僅在1910年版中，在此的腳注是：“阿德勒（1907）曾討論過與快感區假設有關的生物學問題。”］
[78] ［1920年增注］在生物學的討論中很難避免目的論的思考方式，雖然我們意識到，在任何特定情況下都難免犯錯誤。
[79] ［一種特定的性欲望如何在“滿足的經驗”之上才能建立，僅僅是弗洛伊德願望機製一般理論的特殊運用。這一理論在《釋夢》第七章的C部分做了解釋（1900a，標準版，第5卷，第565頁）。這一理論在此之前已勾勒出來。見他去世後出版的《科學心理學設計》（1950a，附錄，第一部分，［16］）。兩處所舉的例子都是胸前的嬰兒。在《否定》一文中，對這一主題的全部與弗洛伊德關於“現實性檢驗”的關係進行了討論（1925h）。］
[80] 雖然關於**的文獻極為豐碩，但就大部分而言，在主要問題上仍令人茫然，如羅赫利萊（Rohleler，1899）的作品［1915年增注］。再見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關於該主題討論的報告，狄斯庫遜（Diskussionen，1912）。［尤其是弗洛伊德本人對該問題的觀點（1912f）。］
[81] ［1910年增注］參見我的論文《性格與肛欲》（1908b）［1920年補加］。及參見《關於在肛欲中所證明的本能轉變》（1917c）。
[82] ［這一段加於1915年，其內容已擴展為上一腳注中所提到的論文（1917c）。］
[83] ［1920年增注］安德烈斯·薩洛姆（Lou Andreas-Salomé，1916）的一篇論文，使我們對肛原性欲的意義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文中表明，兒童所遇到的第一次禁止——禁止從肛門活動及其產物中獲得快感——對孩子的發展具有決定性作用。這是嬰兒第一次意識到環境對其本能衝動的敵視性，學會將自己與環境分開，並第一次開始“壓抑”快樂。此後，凡與“肛門”有關的便成了可惡的象征，難於被生活接受。人們總是堅持將肛門和性器過程清晰分開，這與它們解剖學、功能上的類似及關係是矛盾的。性器一直與泄殖腔為鄰，事實上（引用安德烈斯·薩洛姆的話），“在女人中，它是由泄殖腔租借來的。”
[84] ［在1905年和1910年的版本中，這句話的後半部分為：“大自然使幼兒早期的**活動為這一快感區的性活動奠定了基礎，無人例外，要忽視這一點是困難的。”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1912年關於該問題的討論中，支持幼兒**普遍性的目的論觀點受到了賴特勒（R.Reitler）的猛烈抨擊。在該討論中，弗洛伊德承認他所用的語句是不恰當的，並試圖在以後改換。本文的句子便是從1915年開始變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