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關於抵抗、壓抑、潛意識、**的病源學意義（the aetiological significance of sexual life）及幼兒期經驗的重要性等這些理論，構成了精神分析理論結構的主要組成部分。遺憾的是，在這幾頁篇幅中，我隻能對這些要素分別進行描述，而不能涉及它們的互相聯係和互相影響。現在我隻好轉到在分析方法的技術方麵逐漸發生的變化上來。
我最先采用通過堅持和鼓勵來克服患者抵抗的那些方法，對於幫助我獲得對所期望內容的初步的一般了解來說是必不可少的。但是結果卻證明，這一方法使我們雙方都過於緊張，而且還很容易招致某些明顯的批評。因此，這種方法便讓位於另一種在某種意義上相反的方法。我改變了那種鼓勵患者就某一特殊主題進行敘述的方法，而是讓他們進入一種“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的過程，就是說，腦子裏出現什麽就說什麽，不給患者的思路以任何有意識的引導。這裏最關鍵的是，患者應該保證逐字逐句地說出他自我知覺到的一切事情，而不能以某些聯想不夠重要、或者不相幹、或者根本沒有意義等為理由，並屈服於這些理由而企圖將其擱置一邊，不把它說出來。沒有必要明確地反複要求患者坦率地報告自己的思想，因為這是整個分析治療的前提。
這種將患者置於精神分析基本規則指導下的觀察的自由聯想法，竟然取得了預想的效果，即將抵抗所阻止的被壓抑材料帶入意識之中，這似乎有些出人意料。然而，我們必須記住，自由聯想並非真正的自由，即使患者並不把他的心理活動引向某一特定主題，但他仍然處於那種分析情境的影響之下。我們完全有理由假設，與這一分析情境沒有任何關係的事情絕不會進入他的聯想之中。他對再現那些被壓抑材料所進行的抵抗，將以兩種形式表現出來。第一，表現為批評性的反對意見。精神分析的基本規則被創造出來，正是為對付這些反對意見的。但是，如果患者遵守了這一基本規則，並且因而克服了他的沉默不語，那麽這種抵抗將會找到另一種表現方式。它將這樣來安排：使那些被壓抑材料本身絕不會進入患者的思想之中，而是用某些近似於它的內容以暗喻的方式出現。這種抵抗越大，距離分析者所尋求的真正思想越遠，患者隻好報告那種替代聯想。如果分析者鎮靜自若地傾聽，對這種聯想流不做出任何強迫性努力，並且根據自己的經驗，對可能出現的報告內容有個一般的認識，他可以根據兩種可能性對患者所暴露出來的那些材料加以利用。如果這種抵抗較弱，他便可以從患者的暗喻之中推斷出潛意識材料本身；或者如果這種抵抗較強，他則可以從那些聯想之中識別其特征，因為這些聯想似乎離正在進行的這一主題越來越遠，所以他應該就此向患者進行說明。然而，揭露抵抗是克服它的第一步，因而分析工作還包括一種解釋技巧。成功的分析需要機智和熟練，這些都是不難學會的。但是，自由聯想優越於早期的那一方法的，並不僅僅是節省了工作量。它盡可能地不向患者施加任何壓力，它絕不失去和當時實際情境的聯係，它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保證：不忽視這一神經症機製之中的任何因素，也絕不因分析者的期待而向這一機製之中強行加入任何東西。分析過程和材料安排基本上完全由患者來決定，這樣一來，對於特殊症狀或情結的任何係統處理都成為不可能的了。與使用催眠法和促進法（the urging method）時所發生的過程完全不同的是，互相聯係的材料可能在治療過程中的不同時間和不同關節點出現。因此，對旁觀者來說——盡管事實上決不允許有任何旁觀者——分析治療好像完全晦澀難解。
這一方法的另一個優越之處在於：它從不需要中斷。就其特征來講，隻要不規定什麽條件，那麽從理論上來說，肯定能夠一直產生聯想的。然而事實上，有一例患者出現了絕對定期的中斷。但是正因其非常獨特，所以也可以對它進行解釋。
現在，我轉到了對某一個因素的描述上來。這個因素為我的分析描述增加了一個基本特征，在技術和理論上，它同樣應該被作為最重要因素來對待。在每一次分析治療過程中，並非醫生有意而為，但卻都要在患者和分析醫生之間出現一種強烈的情緒關係，它並不能由那一實際情境加以解釋。這種關係可能具有積極的特征，也可能具有消極的特征，並且可能在一種從狂熱的**到蠻橫的頂撞和怨恨的激烈表現之間進行變化。這種移情（transference）——這是其簡稱——不久便在患者心中替代那一被治療願望，並且隻要其充滿**而有節製，它便可能變成醫生影響的動力，其作用比那一聯合分析工作的主要動力不相上下。後來，當移情變得熱烈起來，或者變為敵視情緒時，它就成了抵抗的重要工具。這樣一來，它便可能麻痹患者的聯想力，並危及治療的成功。然而，企圖回避它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沒有移情的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絕不能假定，移情是因為分析而產生的，沒有分析便不會發生移情。移情隻不過是通過分析才得以被揭露、分離出來罷了。它是人類心理的一種普遍現象，正是它決定了所有來自醫療過程的影響力的成敗，並且事實上支配著每一個人與其人類環境之間的整個聯係。我們可以很容易地辨認出，它與催眠醫生所稱為“易受暗示性”（亦譯“暗示感受性”，suggestibility）的那個動力因素是同一個東西。“易受暗示性”是催眠情感協調（rapport）的動力，其無數的行為也給宣泄法帶來了困難。如果像這樣的情緒轉移意向沒有出現，或者移情完全變成了消極的東西，就像發生在早發性癡呆或偏執狂中的那種情況，那麽我們也就不可能通過心理途徑對患者發生影響。
確實，精神分析同其他心理治療方法一樣，也使用了暗示（或移情）這種手段。但差異之處在於：在分析過程中，在決定治療結果方麵，不許它起決定性作用，它隻是被用來誘導患者完成一個心理工作——克服他的移情-抵抗，這一工作包括他的心理結構中的一個持久的替換過程。分析醫生要使患者意識到移情現象，並且要讓他相信：在他的移情態度（transference-attitude）中，他正在重新體驗在兒童時期的被壓抑期間產生於他的最早對象依戀之中的一些情緒關係，從而以此使移情結束。這樣，移情便由抵抗的最強烈武器，轉變成為精神分析治療的最好手段。然而，移情的操作仍舊是最困難的，同時也是精神分析技術中最重要部分。
借助於自由聯想法以及與之密切相關的解釋技巧，精神分析成功地取得了一個成果。這一成果看來好像沒有任何實際意義，但事實上它必然在科學思想中導致一種全新的態度和一種新的價值標準。現在，我們已經有了可能來證明，夢是有意義的，並發現它的意義是什麽。在古代，夢被賦予極重要的意義，人們認為它可以預言未來。但是現代科學卻與夢毫無關係，隻是把夢交給迷信，並且宣布夢是一些純粹“軀體的”（somatic）過程——是一種不是熟睡的心理顫搐（a kind of twitching of a mind that is otherwise asleep）。任何一個曾經做過嚴肅科學工作的人，卻以一個釋夢者的身份出現，似乎相當地讓人不可理解。但是，由於不顧把夢排除出科學領域的認識，把夢看作還未作出解釋的一些神經症症狀，看作一些幻覺的或強迫的思想，略去其明顯的內容，把其獨立的形象組成成分轉變成一些自由聯想的主題，精神分析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做夢者所產生的那些無數的聯想，使我們從中發現了一種不能再被描述為荒謬和混亂的思想結構。這種思想結構應被看作一種完全正當的心理產物，其中的“顯夢”（manifest dream）隻不過是一種被歪曲、縮略和誤解之後的改裝（a distorted，abbreviated，and misunderstood translation），在很大程度上說，是一種視覺形象的改裝（translation）。那些“潛隱夢念”（latent dream-thoughts）包含了夢的意義，而它的顯夢內容隻不過是一種偽裝（a make-believe）、一種表麵現象（a facade）而已。這些顯夢內容隻能作為聯想的起點，而不能作為解釋的起點。
這樣便產生了整整一係列的問題需要回答。其中最重要的是，夢的形成是否有動力，它在什麽條件下發生，潛夢的意念（這些意念總是含有意義）通過什麽方法才能轉變成為夢（亦即顯夢內容，這種夢常常是沒有意義的），以及其他一些問題等等。我曾經試圖在《釋夢》中解決所有這些問題，這本書出版於1900年。我在這裏隻能對我的研究結果作最簡練的概述。在通過對夢的分析所揭露出來的那些潛隱夢念進行稽查之後，可以發現，其中必有一個隱意從其他各種思想作為背景中突顯出來，而作為背景的這些其他各種思想對做夢者來說既是明白易懂的，也是完全熟知的。後麵這些作為背景的思想乃是是覺醒生活的殘餘（專業名稱為“日間殘餘”，day’s residues），但從這些思想作為背景中突顯出來的那個隱意，我發現它是一種願望衝動，而且常常是一種非常令人討厭的衝動。這種衝動在做夢者的覺醒生活中不會出現，因此他驚訝或憤怒地對此不予承認。正是這種衝動才是夢的實際構造者：它給夢的產生提供能量，並且利用日間殘餘作為材料。如此產生出來的夢，代表著衝動的一種滿足情境，它是其願望的滿足。如果不存在某種類似於睡眠狀態的東西的支持，這一過程便不可能發生。睡眠所必需的心理前提，是把自我集中在睡眠的願望之上，並把心理能量從所有那些生活興趣之中撤回。由於與此同時，所有那些通往能動性的道路都被堵死，自我便也能夠減少它在其他時間用以保持壓抑的（能量的）消耗。於是，這一潛意識衝動便利用這種夜間的壓抑鬆懈，以隨著夢一起擠進意識之中。但是，這種自我的壓抑抵抗在睡眠中並未消除，而隻是有所減弱，其中一部分仍然處於對夢的稽查狀態，並阻止這種潛意識衝動以其直接的形式表現自已。由於對夢的稽查（censorship of dreams）很嚴厲，這些“潛夢的思想”不得不被改裝和削弱，以便使這一被禁止的夢的意義難以辨認。這便是對夢的歪曲（dream-distortion）的解釋。這也可以解釋“顯夢”的那些最顯著的特征。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宣稱：夢是一種（被壓抑）願望的（偽裝的）滿足。大家現在便會清楚：夢的構成很像一種神經症症狀，它是在一種被壓抑衝動的要求與自我的一種稽查力量的抵抗之間妥協的結果。因為它們起源相同，所以同樣地晦澀難解，同樣需要解釋。
做夢的一般功能不難發現，其目的是通過一種撫慰性行動，而擋開往往喚醒睡眠者的內外刺激，以此來保護睡眠不被擾亂。外部刺激是通過賦予其一種新的解釋，並將其編造成為某種無幹擾的情境被排除的。本能要求所引起的內部刺激的被擋開，則是由睡眠者給其充分的自由，並允許其以夢的形式得到滿足，隻要那種潛夢的思想服從稽查的控製。但是，如果潛隱夢念有逃脫的危險，而且夢的意義變得太明顯時，睡眠者便會中止做夢而驚醒（這種夢通稱為“焦慮的夢”anxiety-dreams）。如果外部的刺激太強烈而難以擋開時，做夢的這種功能也會同樣失敗（這種夢就是所謂“喚醒的夢”，arousal-dreams）。我把這一過程稱作“夢的工作”（dream-work）。這一過程在稽查的合作之下，把那種潛隱夢念變成夢的明顯的內容，它包括一種處理這種前意識思想材料（the preconscious material of thought）的特殊方法，以便使其組成成分得以壓縮（亦譯“凝縮”，condensed），將心理重點得以置換（displaced），並使其整個地被改裝為視覺形象或被戲劇化（dramatized），並且通過一種騙人的潤飾（secondary revision）而使這一過程得以完成。夢的工作是發生在心理潛意識深層的那些過程的極好範例。它與我們所熟悉的那些正常的思想過程差別甚大。它也表現出了一些古老的特征，例如借助於象征作用（symbolism,主要與性欲方麵有關）。因此，象征此後已有可能也在其他心理活動領域內得以發現。
我們已經解釋過，夢的潛意識本能衝動與日間殘餘有關，與某種沒有解決的覺醒時的生活興趣有關，並因此賦予了由它製作而成的夢以對分析而言的雙重價值。從一方麵看，經過分析之後，夢原來是一種被壓抑願望的滿足；但是從另一方麵看，它又是前一天的某種日間的前意識活動的繼續，並因而可能包含了這種日間活動的各種各樣的主題，並表達出一種意向、警告、思考，或者再一次表達出某種願望的滿足。分析工作必須同時在這兩個方向上對夢加以利用。首先，把它作為一種了解病人的意識內容及其潛意識過程的一個手段；其次，也從如下這一事實獲益，即夢可以接近那些被忘記的兒童時期的材料，所以幼兒時期的記憶缺失，在釋夢工作的配合下，大部分都可以克服。在這方麵，夢完成了一部分以前由催眠術來完成的任務。另一方麵，我從未堅持過人們常常歸之於我的這樣一個主張，即夢的解釋工作證明，所有的夢都有性欲的內容，或者都來自性欲的動力。很容易看出，饑、渴或者是排泄的需要等，也都可以產生滿足的夢，正如同任何被壓抑的性衝動或自私衝動能產生滿足的夢一樣。在這方麵，小孩子可以給我們的夢理論之有效性，提供一個便利的檢驗。在小孩子身上，各種心理係統還沒有明確區分，那些壓抑還沒有深化，所以我們常常發現，他們的夢，隻不過是覺醒生活中留下來的願望衝動的毫無掩飾的滿足。在某些急需的影響之下，成人也可能產生這種幼兒型的夢。[177]
精神分析不僅利用釋夢，而且還以與釋夢同樣的方式利用關於人們所犯的無數的小失誤和錯誤的研究資料——這些小失誤和錯誤，通常被稱作症狀性行為（symptomatic actions）。我寫了一係列論文來調查這一課題，這些文章以《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為書名，第一次以書籍的形式出版於1904年。我在這一廣為流傳的著作中指出：這些現象並非偶然，它們需要超出生理學之外的說明，它們是有意義的，是可以進行解釋的。人們完全有理由從中推斷出一些被抑製或被壓抑的衝動和意向的存在。然而，構成釋夢及後麵這種關於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研究的極大重要性的，並非在於它們給予分析工作的那種幫助，而在於其另外一個特征。以前的精神分析隻關心解決病理學現象，並且為了對其進行解釋，還常常被迫提出一些假說，這些假說的包羅萬象的特點，與我們正在研究的那些實際材料的重要性完全不相稱。但是，當它涉及到夢時，它就不再是去處理一種病理學症狀，而是要處理可能發生在任何健康人身上的一種正常的心理生活現象。如果夢能被證明其構成與一些症狀相似，如果對其所作的解釋同樣需要這些假說——如衝動壓抑、替代形成（substitute-formation）、妥協形成（compromise-formation）、把意識與潛意識劃分成各種心理係統等——那麽，精神分析就不再是精神病理學領域內的一種從屬性科學了。確切些說，它是一種對於理解正常人的心理活動同樣不可或缺的新的深層心理科學的起點，其假設和研究成果可被帶入其他心理事件領域之內。從而，一條道路展現在這門科學的麵前，並遠遠地朝著具有更廣泛興趣的領域擴展。
五
在這裏，我必須暫停對於精神分析內部發展過程的敘述，而轉向其外部曆史。到目前為止，我對精神分析的發現所作的描述，絕大部分與我自己精神分析工作的成果有關，但我也在自己的故事中補充了很多後來的材料，而沒有把我本人的貢獻和我的學生及追隨者的貢獻區別開來。
自從同布洛伊爾分手之後，約十多年時間裏，我一直沒有追隨者，完全是孤立的。在維也納，大家都回避我，國外也無人注意我。1900年出版的《釋夢》，專業刊物上幾乎沒有任何評論。我曾經在《精神分析運動史》這篇論文裏，提到過與那個診所（我在這裏講過學）裏的一位助手的一次談話，把它作為維也納精神病學界所持態度的一個例子。這個助手曾經寫過一本書，反對我的理論，但他從未讀過我的《釋夢》。診所裏有人告訴他說，這本書根本不值一讀。就是這個人，從那時起就成了教授，他竟然拒絕承認我所提到的那次談話，企圖使人們從根本上懷疑我的記憶的準確性。我現在隻能說：我仍舊堅持我當時那一陳述的每一個字。
當認識到這一理論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反對時，我的敏感程度便大大降低了。而且，我的孤立也漸漸結束。首先，維也納的一小部分學生聚集在我的周圍；接著，1906年後，傳來這麽一個消息說，蘇黎世的精神病醫生布洛伊勒（E.Bleuler）[178]、他的助手榮格（C.G.Jung）以及其他一些人，對精神分析很感興趣。於是我們開始了彼此之間的私人交往。1908年複活節，因為這門年輕的科學而走到一起來的這些朋友們在薩爾茨堡見了麵，一致同意今後定期舉行類似的非正式會議，並商定出版一個刊物，由榮格負責編輯，刊名為《精神病理學和精神分析研究年鑒》。該刊物在布洛伊勒和我的指導下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停辦。同時，瑞士的精神病醫生也加入了這一運動，整個德國也開始對精神分析發生興趣。精神分析成為大量評論文章和科學會議上的熱烈討論的主題。但它在任何地方也沒有得到過友好的歡迎，甚至連持有仁慈的中立態度的人也沒有。在對精神分析進行了最短暫接觸之後，德國的科學界開始團結起來反對它。
甚至直到今天，關於精神分析是否將會對精神病學、心理學及一般而言的精神科學具有如何重大的價值，我當然也還不可能預言後世的最終評價。但是我相信，當人們撰寫我們所經曆的這一段曆史的時候，德國科學界將沒有理由因為它的那些代表人物而感到驕傲。我並不是因為他們反對過精神分析這一事實、或者他們反對精神分析時所采取的那種武斷的方式而耿耿於懷。這兩件事情很容易理解，它們隻不過是預料之中的事。不管怎麽說，他們並沒有給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的名聲帶來什麽疑點。但是，就其所表現出來的那種傲慢的程度來說，就其無道德心的不顧邏輯性來說，就其攻擊的粗魯和無禮來說，絕無原諒可言。也許有人說，在已經過去了十五年之後的今天，我這樣隨意地發泄自己的感情太幼稚可笑。如果不是因為有幾句話要補充，我也不會這樣生氣。幾年之後，在世界大戰期間，當敵人群起譴責德國民族的野蠻時——這種譴責概括了我上麵談到的全部內容——想到自已的經曆不允許我對這些譴責進行反駁，我的感情還是受到了極大的傷害。[179]
一個反對者[180]誇耀說，當他一與患者談論任何與性有關的事情時，便使患者馬上沉默不語，而且，他顯然還認為，這一技術使他有權利評價性欲在神經症病源學中的作用。除了情緒抵抗外——情緒抵抗可以如此容易地由精神分析理論進行說明，以致於它們不可能引起人們的任何誤解——在我看來，妨礙取得一致認識的重要原因在於這樣一個事實，即反對者們把精神分析看作我的推理想象的產物，而不願意相信那種促使這一理論得以形成的長期、耐心和沒有偏見的工作。由於他們認為，精神分析與觀察或經驗無關，所以他們相信，他們自己完全有理由不需要通過經驗而對它加以否定。而其他那些不太相信這一理論的人，在他們所進行的抵製中也重複了那個傳統的伎倆：不用顯微鏡觀察，以免看到他們以前所否定過的東西。當被迫對某一新的主題形成自己的判斷時，大部分人的舉動竟然如此荒謬，這實在令人吃驚。多年來，一些“仁慈的”批評家一直在勸告我，甚至今天還能聽到這樣的勸告，精神分析如果不是從那兒開始毫無理由地進行誇大和泛化的話，它肯定已經發展到這樣或那樣的一個階段了。我知道，盡管最難不過的就是確定這一階段究竟在哪兒，但是這說明，這些批評家就在幾周或幾天之前還對整個這一主題完全無知。
官方對於精神分析的強烈譴責的結果，是使得精神分析家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在1910年於紐倫堡舉行的第二次會議上，根據弗倫茨的建議，分析家們成立了一個“國際精神分析協會”，這個協會分成一些地方分會，但是共同接受一個主席的領導。協會經曆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今天仍然存在。現在共有這麽一些分會：奧地利、德國、匈牙利、瑞士、英國、荷蘭、俄國和印度，美國有兩個。[181]我安排讓榮格擔任第一任協會主席，但這一決定後來證明是最錯誤的一著。同時，第二個精神分析刊物創刊，刊名為《精神分析中央學報》（Central Journal for Psycho-Analysis），由阿德勒（Adler）和斯泰克爾（Stekel）編輯。不久又創辦了第三個刊物《意象》（Imago），由兩位非醫學界的精神分析學家薩克斯（H.Sachs）和蘭克（O.Rank）編輯，其目的在於把精神分析應用到心理科學中去。不久之後，布洛伊勒發表了一篇捍衛精神分析的論文。盡管這篇文章曾以忠誠和明確的邏輯參加了那場辯論而使人感到安慰，但我對這篇文章還是不十分滿意。在以公正的麵目出現之後，他非常急切地起來鬥爭，而我們的科學把“矛盾情緒”（亦譯“矛盾心態”，ambivalence）這一有價值的概念歸功於他也並非偶然。在後來的一些論文中，布洛伊勒對精神分析的理論結構采取了如此一種批評態度，反對或懷疑精神分析的那些最基本的部分，以致我不得不吃驚地問自己：精神分析中到底還剩下多少東西是他所讚同的然而，他後來不僅強烈地為擁護“深蘊心理學”（depth psychology）而辯護，而且他對精神分裂症的全麵研究正是以此為根據的。盡管如此，布洛伊勒在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中的會員資格還是沒有能夠長期保留下去。因為同榮格發生了一些誤會，他辭職而去，精神分析從此與蘇黎世國家精神病院失去了聯係。
官方的反對並沒有能夠阻止精神分析在德國或其他國家的傳播。我在其他地方曾經追溯過它的發展階段，提到它的早期代表人物。1909年，霍爾（G.Stanley Hall）邀請榮格和我去美國馬薩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學，進行一周時間的講學（用德語），時值該校成立二十周年校慶。霍爾是那裏的校長。他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和教育學家而公正地受到大家的尊敬。幾年前他便把精神分析引入那所大學的課程之中。他有一點兒“競選人後台老板”的風度，樂於做那種樹立起一些權威、然後再將他們罷免的事情。我們還在那裏見到了哈佛大學的神經病學家詹姆斯·普特南（James J.Putnam）。他不顧年高，熱心地支持精神分析，把他當時普遍受到人們尊敬的全部的人格力量，投入到保護精神分析的文化價值及其目的的純潔性之中。他是一個值得尊敬的人，由於反對強迫性神經症的先天素質說，所以，他是個受倫理偏見支配的人。在他身上唯一使人感到不安的事情是，他傾向於把精神分析與某種特殊的哲學體係聯係起來，並使之成為替道德目的服務的工具。[182]這一次美國之行給我留下永久印象的另一個事件，是與哲學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會見。我永遠忘不了當我們一起散步時發生的一幕小插曲：他突然停下來，把他攜帶的一個小包交給我，讓我在前麵先走，說他心絞痛又發作了，等這陣子發作一過去，他馬上就會趕上來。一年以後，他死於那種病。我常常想，我如果麵對死亡來臨之際也能夠象他那樣毫無懼色，那該多好啊。
當時我年僅53歲，我覺得自己年輕而健康。對那個新世界的短期訪問在各個方麵激發了我的自尊心。在歐洲，我感到大家好像都看不起我；但在那裏，我發現那些最優秀的人物對我是平等相待的。當我走上伍斯特市的講台發表《精神分析五講》時，我好像實現了一些難以置信的白日夢：精神分析不再是一種妄想的產物，它已成為現實的一個寶貴的部分。自從我們訪問之後，精神分析在美國一直未曾失去市場，尤其在一般群眾中間特別流行，並且一些官方的精神病醫生承認它是醫學訓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遺憾的是，它由於被淡化而大受損害。更有甚者，許多與它無關的濫用也打著它的旗號作幌子，並且在理論上或技術上都幾乎沒有任何徹底的訓練機會。在美國，它還同行為主義發生了衝突。行為主義是一種幼稚至極的理論，竟然誇口說，它認為全部心理學問題根本不值一談。
在歐洲，1911年至1913年期間，精神分析中發生了兩起分裂主義運動，領導者是以前在這門年輕的科學中起相當重要作用的阿德勒和榮格。這兩起運動似乎威脅相當大，並且很快就得到大批人的響應。但是他們的力量並不在於他們自已的理論內容，而在於他們所提出的這樣一種**：他們要去掉精神分析的那些被認為是討厭的研究成果，即使當時人們已不再反對精神分析的實際材料。榮格企圖給那些分析事實作出一種抽象的、非個人的和非曆史特征的新解釋，試圖以此來避開認識幼兒性欲和俄狄浦斯情結的重要意義以及認識對兒童的任何分析的必要性。阿德勒好像背離精神分析更遠，他完全否定性欲的重要性，把性格和神經症的形成單單追溯到人的權力欲望和對於身體缺陷的自卑感的補償需要上去，而把所有精神分析的心理學發現置於不顧。但是，他所反對的東西，卻在其他名稱的掩蓋下，又強行闖入他那個封閉體係之中。他的“男性抗議”（masculine protest）隻不過是被不合理地賦予性別特征後所引起的壓抑罷了。這兩個叛逆者所受到的批評是比較輕微的，我隻是堅持阿德勒和榮格應停止把他們的理論稱作“精神分析”。事隔十年之後，現在可以斷言，這兩次反對精神分析的企圖已經煙消雲散，沒有造成任何危害。
如果一個共同體的基礎在於對一些基本觀點的一致看法，那麽很明顯，那些拋棄這一共同基礎的人，就不應繼續屬於這個團體。然而，我從前的學生的退出，常常被人們提出，作為我心胸狹窄的一個標誌來指責我，或者被人們看作籠罩在我頭上的某種特殊命運的證據。對這種指責，我隻需指出下麵這一事實便足以作為我的答複：與那些離我而去的榮格、阿德勒、斯泰克爾以及其他一些人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有一大批人如阿伯拉罕（Abraham）、艾丁根（Eitingon）、弗倫茨、蘭克（Rank）、瓊斯（Jones）、布裏爾（Brill）、薩克斯（Sachs）、普費斯特（Pfister）、馮·艾姆登（Van Emden）、賴克（Reik）和其他一些人，他們忠誠地與我合作，與我一起工作達十五年之久，絕大多數與我的友誼從未中斷過。我剛才提到的隻是那些最早跟隨我的學生，他們已經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精神分析的文獻中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如果我在這裏漏掉了其他人，這並不是說我認為他們不重要，實際上在那些年輕的、新近加入精神分析協會的成員中，肯定會發現一批極有希望的天才。然而我認為我可以為自己辯解幾句：一個心胸狹窄、在一種相信自己一貫正確的自負心理支配下的人，絕不可能同這樣一大批智力卓絕的人保持如此牢固的關係，尤其如果他是一個象我這樣幾乎沒有一點實際吸引力的人的話。
世界大戰摧毀了那麽多其他組織，然而對我們這一“國際組織”毫無損傷。戰後的第一次會議於1920年在中立地帶海牙舉行。當看到荷蘭人民如此熱情地歡迎來自中歐國家的那些饑寒交迫的病人的情景時，我深受感動。我相信，在一個被破壞了的世界裏，英國人和德國人坐在同一張桌子上，就科學問題進行友好的討論，恐怕還是第一次。無論是在德國還是在西歐其他國家，戰爭實際上激發了大家對於精神分析的興趣。對於戰爭神經症的觀察，終於使醫學界認識到了精神失調的心理發生之重要性。我們的一些心理學概念，諸如“因病獲益”（gain from illness）和“遁入疾病”（flight into illness），很快風行一時。德國失敗前的最後一次會議於1918年在布達佩斯舉行，中歐列強各協約國政府的官方代表都參加了會議，他們都同意成立一個治療戰爭神經症的精神分析中心。但是這一決定根本沒有實現。同樣，我們的領導成員之一，安東·馮·弗洛英德（Anton von Freund）博士所製定的在布達佩斯成立一個精神分析研究和治療中心的綜合計劃，也由於不久之後所發生的那些政治動亂以及不可替代的發起人的過早去世而夭折。後來，他們的一些願望由馬克斯·艾丁根付諸實現。他於1920年在柏林成立了一個精神分析診所。布爾什維克統治匈牙利的那一短暫時期內，弗倫茨仍然能夠作為精神分析的正宗代表，繼續在布達佩斯大學成功地完成課程講授任務。戰爭結束後，我們的反對派高興地宣布：事變產生了一個否定那些精神分析命題的結論性論點。他們說，戰爭神經症證明，性欲因素對精神失調的病源學來說是不必要的。但是他們的高興輕浮而幼稚。因為一方麵，沒有人能夠對一例戰爭神經症進行一次徹底的分析，所以事實上關於其發病動因根本不可能作出什麽斷定，也不可能從這些未斷定事實中得出什麽結論；而另一方麵，精神分析很早以前就得出了自戀（narcissism）和自戀性神經症（narcissistic neurosis）的概念，在這種病症中，患者的力比多附著於他自己的自我（ego）之上，而不是附著於某個對象。[183]因此，盡管在其他場合下，人們用毫無理由地擴展了性欲概念這一罪名來控告精神分析，然而一旦為了在論戰中取勝，這一罪狀就被他們忘記了，我們又一次被迫回到這個詞的那一最狹隘意義上去。
如果將最初的宣泄階段擱置一邊，那麽在我看來，精神分析的曆史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我孤軍奮戰，不得不獨自進行所有一切工作的階段，約從1895至1896年到1906年或1907年之間。第二階段，則從上階段末直到今天，我的學生和合作者的貢獻變得越來越重要的階段，以致今天，如果有一種嚴重的疾病向我警告我的末日將臨時，我能夠非常平靜地想象自己的工作終止的那一時刻。[184]而正因為這個原因，我不可能在這一自傳中對精神分析第二階段的進展象對它的第一個逐漸上升階段的論述那樣充分展開，第一階段隻是涉及了我自己的單獨活動。我覺得在這裏，我隻能有理由提到那些我仍舊從中起主導作用的新發現，就是說，尤其是那些在自戀領域內、在本能理論中、在應用精神分析於精神病等方麵的新發現。
我首先必須補充這一點：日益增長的經驗越來越清楚地表明，俄狄浦斯情結是神經症的症結所在。它馬上就成為幼兒**的**及其後來的所有發展發生的會合點。但如果是這樣的話，精神分析就不可能再發現一種在神經症病源學中起特定作用的因素。實際情況肯定是這樣的——正如榮格早期對這個問題的正確表述一樣，那時他還是一位精神分析學家：神經症沒有什麽僅僅屬予自己獨有的特殊內容，神經症患者隻不過是在那些被正常人成功克服的同樣障礙麵前崩潰而已。這一發現決不會使人感到失望，它與另一發現完全一致，即：精神分析所揭示出來的深蘊心理學，實際上就是正常人的心理學。我們的途徑同化學途徑很相似：物質間的重大性質差異，可以被歸結到同類元素發生化合時的數量比例上的變化。
在俄狄浦斯情結中，我們可以看到，力比多依附的是父母的意象。但是在此之前還有一個階段，其中並沒有出現父母意像這樣的對象。從這一事實中便可以得出一種狀態的概念（這一概念在力比多理論中十分重要），在這一狀態中，患者的力比多充滿了他自己的自我之中，並以之作為對象。這一狀態可被稱為“自戀”（narcissism）或自愛（self-love）。稍經考慮，我馬上便認識到：這一狀態從未完全停止過。在患者的整個一生中，他的自我（ego）一直是他的力比多的巨大儲藏處，對象貫注（亦譯“客體貫注”，object-cathexes）便從這裏出發，而力比多則能夠再一次從那些對象中流回這裏。[185]因此，自戀力比多（narcissistic libido）就不斷地被轉變為對象力比多（object-libido），反之亦然。這種轉換所能達到的程度可以由一個處於愛戀狀態中的人提供最絕妙的說明，這種愛戀的態度不管是性欲的，還是升華的，它竟然能夠達到犧牲自己的程度。鑒於迄今為止，在考慮壓抑過程時，人們隻是注意什麽東西被壓抑了，所以這些思想也有可能促成一種對於壓抑力量的正確判斷。以前，人們認為，壓抑是由作用於自我（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之中的自我保存本能（the instincts of self-preservation）所推動的，然後再使它對力比多本能發生影響。但是，由於自我保存本能現在被人們認識到也具有力比多的性質，是一種自戀力比多，所以壓抑過程就被看作是發生於力比多自身之內的一個過程。自戀力比多與對象力比多相互對立，而自我保存的意義就是抵禦對象戀的要求，也就是抵禦狹義的性欲的要求。
在心理學中，最緊迫的需要莫過於建立一種穩固的本能理論，然後才可能據此進一步向前發展。[186]但是這種理論現在一無所存，精神分析隻好被迫為建成這麽一種理論做些嚐試性努力。它一開始便把自我本能（自我保存、饑餓的本能）和力比多本能（愛）進行了比較，但後來又用一種自戀和對象力比多之間的新比較替換了這種比較。很清楚，這種比較並非這一主題的最後定論。從生物學角度來考慮，這種隻存在有一種單一等級的本能的假設，似乎不可能使人一直感到滿意。
在後來的一些著作（《超越快樂原則》、《群體心理學和自我的分析》、《自我和本我》）中，我對自已壓抑了這麽長時間的那種推理的愛好進行了充分的發揮，並且也考慮了一種解決本能問題的新方法。我在生的本能（Eros）概念之下把自我保存和物種保存諸本能結合起來，然後把它和一種默默活動的死的本能或者毀滅本能（instinct of death or destruction）相比較。本能一般被看作生物的適應性，看作一種恢複某一曾經存在過、但被某些外部障礙所中止的情境的衝動。本能的這種本質上的保存特征，可由強迫重複現象（compulsion to repeat）加以說明。生命呈現給我們的這幅圖景，是由於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共同存在而又相互對立的活動的結果。
這種結構是否能被證明具有實用價值，那還將有待於時間的考驗。盡管它起因於一種要把某些最重要的精神分析理論思想確定下來的願望，但它已遠遠超出了精神分析的範圍。我不止一次地聽到有人輕蔑地說，這種結構根本不可能被當作一門真正的科學來看待，因為它的大多數一般概念同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本能概念一樣缺乏精確性。但這種指責是建立在一種對事實完全曲解的基礎之上的。清楚的基本概念和明確的定義，隻有對這樣的一些精神科學來說才是可能的，即這些精神科學試圖拿某一領域的事實去適應某一邏輯體係的框架。在自然科學——心理學是其中之一門——之中，這種明確的一般概念是不必要的，的確也是不可能的。動物學和植物學並不是從某一動物和植物的正確而又充分的定義開始發展起來的。直到今天，生物學還是不能賦予生命這一概念以某種確定的意義。實際上，物理學本身要是一直等到對物質、力、萬有引力等概念的解釋達到了令人滿意的清晰而精確的程度的話，那它絕對不可能取得任何進展。任何一門科學，其基本思想或大多數一般概念起初總是難以確定的，最初隻能通過它們起源的現象領域進行解釋。隻有通過對觀察材料的不斷分析，才能弄清它們的真相，得出有意義而一致的內涵。[187]我總感到，人們拒絕把精神分析同任何其他科學一樣平等看待，這一點實在太不公平。這種拒絕從人們所提出的那些最頑固的反對意見中可以看出，精神分析學常常被人們指責為不完善、不充分，盡管很清楚，一門建立在觀察基礎之上的科學除了一點一點地研究它的發現，一步一步地解決其問題以外別無選擇。而且，當我努力獲得被人們長期以來拒絕承認的有關性功能的那種認識時，人們便誣蔑精神分析理論是“泛性論”。當我強調那一迄今為止一直被人們忽視的青年早期偶然印象的作用時，便有人對我說精神分析學否認體質和遺傳因素——這正是我做夢也不敢想做的事情。總之，無論以多大代價，不管用何種方法，總是有矛盾的。
在我工作的早期，我已經試圖根據精神分析的觀察得出某些更加概括的觀點。在《關於心理活動的兩個原則的係統論述》（1911）這篇短文中，我注意到了心理生活中的“快樂—非快樂原則”（pleasure-unpleasure principle）的支配作用（當然這方麵我並非首創）、以及所謂“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對這一原則的替代。後來我又試圖創立一種“心理玄學”（亦譯“元心理學”，metapsychology）。我想借此提出一種研究方法，根據這種方法，每一心理過程都可以被認為同三個並列因素有關，我把這三個因素分別描述為動力（dynamic）、圖式（亦譯“形態”，topographical）和經濟（economic）。在我看來，這代表了心理學所能夠達到的最後目標。這仍然隻不過是一個未完成的設想。在寫了幾篇論文如《本能及其變化》（1915）、《壓抑》（1915）、《潛意識》（1915）、《悲傷和憂鬱症》（1917）等之後，我中止了這一計劃的執行。這樣做也許是明智的，因為做這種理論判斷還為時尚早。[188]在我最近的一些理論著作中，我著手根據有關病理學事實的分析觀點，對心理結構（mental apparatus）進行了分析，將它分為“自我”（ego）、“本我”（id）和“超我”（superego）。超我是俄狄浦斯情結的繼承者，它代表人類道德標準。
但願我[189]沒有給大家造成這種印象：我在自己工作的這一最後階段，放棄了對病人的觀察而沉溺於理論工作。相反，我仍然一直同分析材料保持著最緊密的聯係，從未停止過對具有臨**或技術上的重要意義的細節進行研究。甚至在停止觀察時，我也謹慎地避免同狹義的哲學有任何牽連。這種回避由於我自身條件也不允許去接觸哲學。我一直樂於接受費希納（G.T.Fechner）的思想，在許多重要觀點上信奉這位思想家。[190]精神分析與叔本華哲學思想有很大程度的偶合——他不僅宣稱情緒的支配作用和性欲的極端重要性，甚至也意識到了壓抑機製——不應該歸結為是由於我熟悉他的學說。讀叔本華的著作在我一生中已經是很晚的事情了。另一位哲學家尼采（F.Nietzsche），他的一些猜測和直覺，常常驚人地與精神分析的艱苦研究的成果相符合。正因為那一原因，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一直避免接觸他的著作。隻要心緒不受幹擾，我並不很關心優先權的問題。
神經症是精神分析的最早主題，並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唯一的主題。沒有一個精神分析醫生能夠懷疑：把那些神經症從精神病學中區別出來，而將其歸於器質性神經疾病中的醫療實踐是錯誤的。神經症理論屬於精神病學，它是精神病學的必不可少的導言。然而表麵看來，對於精神病進行分析研究，由於缺乏治療結果而很難行得通。精神病人通常沒有形成正移情（positive transference）的能力，以致於精神分析技術的主要手段對他們不適用。然而，還有一些研究方法有待於發現。移情並非常常完全不出現，但它隻能被應用到一定程度。精神分析對於周期性抑鬱症（cyclical depressions）、輕型偏執變態（light paranoic modifications）和局部精神分裂症（partial schizophrenias）已經取得了毋庸置疑的成功。在許多病例中，在診斷是否是精神神經症或早發性癡呆的時候，要猶豫相當長一段時間，這樣做最起碼對科學是有益的。因為由這種病例所產生的一些治療企圖，在被迫中斷之前已經導致了一些有價值的發現。但是在這方麵的主要考慮是：在神經症中，那麽多需要費力地從那一深層引出來的東西，卻在表麵上從精神病中發現了，人人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因此，能證明精神分析的許多論斷的最好的患者，都是由精神病診所提供的。這樣一來，用不了多久，一定會出現這樣的情況：精神分析將找到通向精神病觀察目標的途徑。我在很早的時候（1896）便能夠證實，類偏狂型癡呆（paranoid dementia）患者同神經症患者具有同樣的病源學因素及同樣的情緒情結。[191]榮格（1907）曾經對癡呆患者的一些最令人迷惑不解的定型進行了解釋，他把這些定型與患者的生活史聯係了起來。布洛伊勒（1906）證明了，在各種各樣的精神病機製中，存在著相似於精神分析在神經症中所發現的那種東西。從那時起，精神分析醫生們從未放鬆過努力，以期對精神病有所了解。尤其是自從有可能用自戀概念進行工作以來，他們時而在這裏，時而在那裏，設法透過那一屏障而有所發現。無疑，絕大部分發現由阿伯拉罕在他對抑鬱症的解釋中獲得。確實，在這一領域內，我們的全部知識還沒有被轉換為一種治療的力量，但是這種純理論性的收獲不應被輕視。我們願意等待它的實際應用的到來。從長遠來看，甚至精神病醫生也難以抵製他們自己的臨床材料的說服力量。現在，德國的精神病學正在經曆一種精神分析學觀點的“和平滲透”，盡管他們繼續宣稱：他們絕不會成為精神分析醫生，他們不屬於這種“正統的”學派，或不能同意這種理論的一些誇張，尤其是他們不相信性欲因素的支配作用。然而，大多數年輕的工作者還是接過了精神分析理論中這樣或那樣的觀點，並以他們自己的風格將其應用到材料中去。所有跡象都表明，大家正在朝著越來越近似的同一方向向前發展。
六
現在，我從遠處來觀察隨著精神分析介紹到一直很難對付的法國後所發生的那些症狀性反應。表麵看來，這種反應很像我以前所經曆過的某些東西的翻版，但還是有它自己的特征。一些極端幼稚的反對意見被提了出來，如法國人的敏感被精神分析術語的學究氣和粗俗所觸犯（人們不禁想起萊辛那不朽的梅列涅爾的騎士裏克特[192]）。另一種評論，其語氣更加嚴肅（巴黎大學索邦學院的某一心理學教授並不認為這種評論有失他的身份），他宣稱：精神分析的整個思想模式與天才的拉丁民族（génie latin）不相符合。從這裏看出，那些法國的盎格魯-撒克遜同盟者——他們被認為是精神分析的支持者——很明顯是被拋棄了。聽到這種評論的任何人都會猜想：精神分析曾經是日耳曼民族特性（génie teutonique）的寵兒，一生下來就被緊緊地抱在懷裏。
在法國，對於精神分析的興趣最初是從學者中間開始的，要理解這一點，就必須記住，自從我寫《釋夢》開始，精神分析就不再是一個純粹的醫學主題了。它在德國和法國一出現，就被廣泛地應用到文學和美學的各個部門，被應用到宗教史、史前史、神話學、民俗學以及教育界等中也隨之開始。所有這些同醫學都沒有什麽太大的關係。事實上，這些學科隻是通過精神分析學才和醫學有所聯係。因此，用不著我在這裏對它們進行詳細的涉獵。[193]然而，我也不能一聲不響地把它們完全忽略不提，因為，一方麵，它們對於正確地理解精神分析學的實質和價值很重要，另一方麵，我畢竟應諾要對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進行敘述。精神分析這些應用的大多數開端，都可以在我的著作中發現。為了滿足自己的非醫學興趣，我時常對這方麵有所探索。後來，其他人（不僅有醫生、還有各個領域的專家）步我後塵，深入到各個不同的主題之中。但是，因為我的計劃限製我隻能敘述自己在精神分析這些應用中的作用，所以我隻好對它們的範圍和意義進行相當不充分的描述。
從俄狄浦斯情結中，引起了我的一些聯想，我漸漸地認識到這一情結的普遍存在性。詩人們選擇或者創造出這麽一種可怕的主題，這似乎讓人難以理解，而且其戲劇性處理的震撼人心的效果，以及這種命運悲劇的一般性質也同樣讓人不可思議。但是，當人們認識到，有一個心理生活的普遍規律在其全部情緒意義上在這裏被人們抓住了，那麽，所有這一切便豁然開朗了。命運和神諭隻不過是一種內部必然性的外化。英雄在不知不覺中，在與自己意向相違背的情況下犯罪這一事實，很明顯正是他犯罪傾向性的潛意識本質的正確表現。從理解這一命運悲劇的角度來看，理解人物悲劇《哈姆雷特》隻是前進了一步。人們在對《哈姆雷特》的意義毫無發現、對其作者的動機毫無推測的情況下把它讚頌了三百多年。詩人所創造的這一神經症主人公，同現實中他的無數夥伴一樣，竟然由於俄狄浦斯情結而遭遇不幸，這絕非偶然。因為哈姆雷特所麵臨的任務，是為了那兩件事[194]向另一個人報仇，而這兩件事正是俄狄浦斯欲望的主旨。因而在這一任務麵前，他的兩臂被自己模糊的有罪感所麻痹。莎士比亞在他父親剛去世不久便寫了《哈姆雷特》。[196]我關於對這一悲劇進行分析的提示[195]，後來得以由瓊斯徹底地完成。這同一範例後來被奧托·蘭克（Otto Rank）用作調查劇作家選擇材料的起點。在其關於**主題的巨著中，他能夠表明想象力豐富的作家們多麽經常地把俄狄浦斯情結作為他們的創作主題，而且他還從全世界的不同文學作品中探索這種材料被轉換、改造和加工的那種方式。
從這裏出發，再繼而設法對詩歌和藝術作品進行一般的分析，這樣做是很誘人的。想象力的王國被看作是在快樂原則向現實原則進行痛苦過渡期間所設立的一塊“保留地”，其目的是給在現實生活中不得不放棄的本能滿足提供一種替代物。藝術家同神經症患者一樣，從不能滿足的現實中退出而進入這一想象力的世界；但是，與神經症患者不同的是，他知道怎樣從這一想象力世界中退出，再一次在現實中站穩腳跟。他所創造的藝術作品，就像夢一樣，是潛意識願望的想象滿足。而且同夢一樣，它們也具有妥協的性質，因為它們也不得不避免同壓抑力量發生任何公開的衝突。但是，它們同做夢的這種自私、自戀的產品的區別在於，它們是被專門創造出來以激發其他人的共鳴興趣的，而且也能引起並滿足他們同樣的潛意識願望衝動。除此之外，它們還利用了形式美的感官快樂，將其作為我所說的一種“刺激性獎賞”（incentive bonus）。精神分析所能夠做的就是：揭示出藝術家的生活印象、偶然經驗與他的作品之間的相互關係，然後從中構築出他的（心理）構成以及從中起作用的那些本能衝動——也就是說，他與人類所共有的那一部分。[197]例如，抱著這種目的，我選擇列奧納多·達·芬奇作為一個研究主題。這個研究是根據他所敘述的一個兒童時期的回憶，其目的主要是想對他的畫《聖母子與聖安妮》進行解釋。從那時起，我的朋友和學生們對許多藝術家及其作品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在我看來，從這種分析中所獲得的知識，並未損害人們對某件藝術作品的欣賞。非專業人員在這方麵對精神分析所寄予的希望過高，因為必須承認，它對那兩個可能最使他們感興趣的問題還不能解釋清楚。它不能解釋藝術天賦的本質，也不能解釋藝術家工作時所使用的那種方法——藝術技巧。
我能夠用詹森的短篇小說《格拉迪沃》——這篇小說本身並無特別優點——來證明：虛構的夢也能夠同真夢一樣被加以解釋。我們在“夢的工作”（dream-work）中所熟悉的潛意識機製因而也在想象的寫作過程中發揮作用。我的《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1905）這本書就是直接從《釋夢》中衍生出來的一個個別問題。我的那個最好的朋友當時對我的著作很感興趣，他告訴我說，我對夢的解釋常常給他留下的印象就像是一些詼諧笑話似的。[198]為了弄清楚他的這一印象，我開始研究詼諧笑話，並發現，笑話的本質在於人們說笑時所使用的那些技巧方法，這些方法同“夢的工作”中所使用的方法一樣——即凝縮、置換、一個東西被其對立麵或者被某個很小的東西所象征等等。這樣便使我開始對人們聽到一個笑話時所獲得的高度快感的起因進行經濟上的調查（economic enquiry）。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是：由於快樂獎勵（亦譯“前期快樂”，fore-pleasure）的出現所產生的吸引力，所以發生了保持壓抑的能量消耗的短暫中止。
我本人對我自己在宗教心理學方麵的貢獻評價頗高。首先，我確定了強迫性行為和宗教活動或禮儀之間的顯著相似性（1907）。由於迄今不理解其間較深的聯係，我把強迫性神經症描述為一種歪曲的個人宗教，把宗教描述為一種普遍的強迫性神經症。後來，在1912年，榮格強有力地指出了神經症患者與原始人類的那些心理產物之間所具有的意義深遠的相似性，這樣便導致我把注意力轉向了這個主題。我就此寫了四篇文章，後來都收進一本書名為《圖騰與禁忌》（1912～1913）的集子裏。我在這些文章中表明：**的恐懼在原始人中要比在文明種族中更加明顯，並且這種恐懼曾導致了非常特殊的反對**的防禦措施。我考察了塔布—禁令（taboo-prohibitions，這是體現道德約束力的最早形式）與既愛又恨的情緒矛盾（emotional ambivalence）之間的關係；在所謂“泛靈論”（animism）這種原始的宇宙圖式指導下，我發現了對心理現實之重要性的過高評價原則——即“思想萬能”的信念——它也是巫術的根據。我徹底發展了這一與強迫性神經症所進行的比較，並證明了有多少種關於原始人心理生活的假設在強迫性神經症這種異常疾病中仍然在起作用。然而最重要的是我被圖騰崇拜（亦譯“圖騰製度”，totemism）所吸引。它是原始部落中的第一個組織係統，在這種係統之中，社會秩序的開端與一種最初步的宗教和少數塔布-禁令的絕對控製結合在一起。被崇拜的生物基本上總是一種動物，這一氏族也聲稱他們是其後裔。許多跡象都說明了這一結論：每一種族，甚至那些最高度發達的種族，都曾經曆過圖騰崇拜這個階段。
我在這方麵的研究工作的主要文獻資源[199]，是J.G.弗雷澤（Frazer）的名著（《圖騰崇拜與族外婚》、《金枝》），這些著作是珍貴的事實和見解的源泉。但是，弗雷澤在圖騰崇拜問題的解釋上效果甚微，有好幾次他基本上改變了關於這個問題的觀點。而其他人種學家和史前史學家似乎也都同樣猶豫不定，並且意見難以統一。我的出發點是，圖騰崇拜的兩個塔布—禁令（不殺圖騰，不與本圖騰氏族內的任何婦女**）和俄狄浦斯情結的兩個要素（弑父、娶母）之間的明顯一致性。因此，我很想把圖騰動物等同於父親；事實上，原始人自己顯然正是這樣做的：尊圖騰動物為氏族的祖先。接著，來自精神分析學的兩個事實對我有所幫助：一個事實是弗倫茨有幸對一個兒童的偶然觀察（1913），這使我有權利談論“幼兒的圖騰崇拜的再現”；第二個事實是對兒童早期動物恐懼的分析，這種分析常常表明，所恐懼的動物常常是父親的替代者，起源於俄狄浦斯情結的那種對父親的恐懼被轉換到了這個替代者身上。這一切足以使我認識到，弑父是圖騰崇拜的核心和宗教形成的出發點。
當我讀了羅伯遜·史密斯（W.Robertson Smith）的著作《閃米特人的宗教信仰》之後，這一被漏掉的要素便得以補充。作者（他是一個很有天賦的人，不僅是物理學家，同時還是《聖經》研究專家）向我們介紹了所謂的“圖騰餐”（totem meal），這是圖騰崇拜宗教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每年一次，平時被奉為“神聖”的圖騰動物，當著氏族全體成員的麵，被莊嚴地殺掉，接著大家分而食之，然後沉痛哀悼。哀悼之後，便是盛大的喜慶節日。達爾文曾猜想：人類最初生活在遊牧部落之中，每一部落由一個強大、殘暴和妒忌的男人所統治。當我進一步考慮這一猜想時，在我麵前，從所有這些組成成分中，浮現出下麵這一假設，或者我寧可說是一種想象：原始遊牧部落之父，由於他是一個至高無上的暴君，把所有的婦女占為已有，而他的兒子們，是對他具有威脅作用的競爭對手，於是被他殺死或趕跑。然而有一天，這些兒子們集合在一起，團結起來，戰勝、殺死並吃掉他們的父親，這個父親曾經是他們的敵人，但也是他們的楷模。但是這件事情發生之後，他們誰也不可能繼承父權，因為大家彼此擋道。在失敗和懊悔的影響下，他們學會了彼此間達成協議，在圖騰崇拜的法令的幫助下，他們聯合為兄弟氏族，其目的在於防止此類事件的再次發生。並且，他們一致同意放棄對婦女的占有權，正是因為她們，才使得他們殺死了父親。因此他們被迫去尋找陌生的女人，這便是與圖騰崇拜聯係如此緊密的族外婚的起源。圖騰餐是紀念那一產生人的犯罪感（或稱“原罪”，original sin）的可怕事件的節日，它馬上便成為社會組織、宗教和道德約束的開端。
不管我們是否認為這一可能性是一個曆史事件，它確實在父親情結（father-complex）的範圍內促成了宗教的形成，並且將其置於支配這一情結的既愛又恨的矛盾情緒的基礎之上。當圖騰動物不再充當這位原始祖先的替代者時，人們馬上對他又怕又恨，既崇敬又嫉妒，他於是就變成了上帝的原型。兒子對其父既反抗又愛慕的感情，通過一種不斷妥協的方式而彼此鬥爭。這樣做，一方麵是對其弑父行為的贖罪，另一方麵則是鞏固其由這一行為所帶來的利益。這種宗教觀點最清楚地說明了基督教的心理基礎。我們知道，在基督教中，圖騰餐的儀式幾乎原封不動地仍舊以“聖餐”的形式而殘存下來。我願意明確地提醒大家，這一權威性的觀察報告並非由我提出，而是在羅伯遜·史密斯和弗雷澤的著作中找到的。
人種學家西奧多·賴克和G.羅埃姆（G.Róheim）吸收了我在《圖騰與禁忌》中所發揮的這一思想內容，並在其一係列主要著作中對這些思想進行了擴充、深化或修改。我自己從那時以後，在調查“潛意識犯罪感”（它在神經症受苦動機中也起重要作用）的過程中，在試圖建立社會心理學和個體心理學之間的更進一步聯係的努力中，又不止一次地返回到這個思想上來。[200]而且，在解釋催眠的易感性時，我還利用了這一古代的從人類發展的“原始遊牧部落”時期遺傳下來的思想。[201]
在精神分析的其他一些應用中，我隻是間接地有所介入，盡管人們還是普遍地對它們感興趣。從個體神經症患者的幻想，到我們在神話、傳說和童話中所發現的那些群體的和民眾的富有想象力的創作作品，這中間隻相隔一步之遙。神話學已經成為奧托·蘭克的專門領域。解釋神話，將其追溯到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兒童早期的潛意識情結，用一種人類動機的發現取代那些零星的說明，所有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應歸功於他的分析成果。象征這一主題在我的追隨者中也找到了許多學生。象征說（Symbolism）給精神分析帶來了許多敵人，很多思想極度平庸的研究者因為象征說得到了承認而絕不能寬恕精神分析，這種承認是隨著對夢的解釋而出現的。但是象征說的發現不應歸罪於精神分析，因為長期以來它在其他思想領域（如民俗學、傳說、神話）中早已眾所周知，它甚至在這些領域內比在“夢的語言”中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
對精神分析在教育中的應用，我本人沒有任何貢獻。然而，關於兒童的**和心理發展的分析發現，則吸引了教育工作者的注意，使他們以一種新的觀點來看待自己的問題，這卻是很自然的事情。蘇黎世的一位新教徒牧師奧斯卡·普費斯特（Oskar Pfister）[202]博士是這方麵的一個不知疲倦的開路先鋒，他也沒有發現分析實踐與他的宗教態度之間有什麽不相容之處，盡管他的這種認識，確實是屬於升華性質的認識。在許多和他並肩作戰的其他人中間，我還可以提到維也納的休·海爾紐斯（Hug-Hellmuth）博士夫人和s伯恩費爾德（Bernfeld）博士。[203]精神分析應用於健康兒童的預防性教育、應用於糾正那些雖然實際上不是神經症、但已背離正常發展軌道的兒童的實踐，導致了一個具有實際的重要意義的結果。現在已不可能再把精神分析的實踐限製在醫生範圍之內，而把非專業工作者排除出去了。事實上，一個沒有受過專門訓練的醫生，盡管有學位文憑，但在精神分析上他也是一個外行；而一個受過適當訓練的非醫學界的精神分析家，他隻和醫生有偶然的聯係，但他不僅能夠對於兒童，而且也能夠對神經症患者進行分析治療。[204]
由於一個無可抵抗的發展過程，“精神分析”這個詞的意思變得模棱兩可了。雖然它最初是指一種特殊的治療方法，但現在，它也已經變成了一門科學的名稱——潛意識心理過程的科學。這門科學，雖然就它自身而言，幾乎不能單獨地對任何一個問題給以徹底的解決，但它似乎注定要在大多數各種知識領域中做出有價值的貢獻。精神分析學的應用範圍已經同心理學一樣地廣泛，它已經成為心理學的最重要的補充。
現在，回顧我終生勞動所帶來的這些大雜燴，我可以說，我做了許多開端性的工作，留下了許多啟示。不久的將來，其中會有某些東西變為現實，盡管我本人不可能預言這些東西到底能有多少。然而我還是希望，在我們的知識中，我為一種重要的進展開拓出了一條小路。[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