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3] 雖然弗洛伊德在他翻譯的序言中注明是1892年6月，但不能精確注明日期。該書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發表的，其中有一部分發表在1893年的相當後期。然而，人們所懷疑的這個腳注出現在該書較前麵的一頁，因而可能正確的日期是在1892年夏或秋。
[134] 所有這些草稿和總結均在標準版的第1卷中。
[135] 弗洛伊德在1893年1月11日的演講中所闡述的原則是：“如果一個人體驗了一種心理印象，就會在他的神經係統中有我們暫時稱為‘興奮量’的增加。每個人為了維護自己的健康，都存在減少興奮量的趨勢……”（弗洛伊德，1893h）
[136] 厄內斯特·瓊斯充分討論了各種影響可能對弗洛伊德觀點的決定性作用。除了在上述提到的名字外，特別要提到的是心理—物理學家費希納，弗洛伊德在他《自傳研究》的第五章承認從他那兒受益匪淺。
[137] 5年弗洛伊德仍試圖維持神經學方麵的不穩定性，這在他30年後的書的最後語句中，他感到有責任強調糾正這一觀點。在1895年，他使用“神經係統”一詞，1925年他代之以“精神生活”，然而，這種顯然十分重要的改變絲毫沒有影響這句話的意思，因為弗洛伊德在更正詞語時，那時的神經學詞語已沒有什麽價值了。
[138] 他已在第一篇關於《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和備忘錄Ⅲ（1941b）寫過，1892年幾乎已明確寫過。
[139] 實際在他的《精神分析五講》（1910a）的第4講中，他明確宣稱，在《研究》出版時他還沒有這樣的認識。
[140] 《論癔症現象的心理機製》，Neurologisches Centralblatt ,1893，Nos，1～2。
[141] ［如第1版序言所解釋的，這第一章在1893年原是單獨的文章。再版時不僅收在本書中，也收在弗洛伊德早期短篇著作選集中，即Sammlung kleiner Schriften Zur Neurosenlehre（1906）。下麵的腳注是這次再版中加上的：“也印了《癔症研究》1895年版的導言，表達約瑟夫·布洛伊爾和我進一步發展的各種觀點，並通過病史予以闡明。”］
[142] ［這位病人是下述的第一份病例。］
[143] ［這位病人是下述第二份病例。這些現象也在《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療》（弗洛伊德，1892～1893b）一書中有某些較詳細的描述，此書中也討論到“癔症性反意誌”（hysterical counter-will）概念。］
[144] ［見下述凱瑟琳娜夫人的情況。］
[145] 迪鮑夫（Delboeuf）和比納（Binet）已清楚認識到這種治療程序的可能性。在下麵的引述中可顯示出來：“現在我們可以解釋催眠師是如何進行治療的，它使患者回到初次出現煩惱的狀態中，用詞語與那煩惱作鬥爭，猶如一新的發生情景。”（迪鮑夫，1889）“……我們甚至發現通過心理技巧使病人回到他初次出現症狀的時刻，我們可使他對治療性的暗示更敏感。”（比納，1892，第243頁）在讓內的有關心理自動症（automatism，1889）的有趣研究中，說到了使用類似我們的方法治療了一個癔症女孩。
[146] ［這類第一例見於病例報告中。］
[147] 在緒言中，我們不可能把其中的新內容與由其他作者，諸如對癔症與我們持相似觀點的莫比斯（Moebius）和斯圖呂貝爾所說的觀點區分開來。我們發現本尼迪克特不時發表的某些評論與我們有關的理論和治療方麵的問題有非常相似的觀點。這些我們將在別處提及。
[148] ［“宣泄”（catharsis）和“發泄”（abreaction）首先出現在該書中。弗洛伊德過去已用過“發泄”的術語（1892年6月28日），在給弗利斯的一封信中提到該文（弗洛伊德1950a，信9）。］
[149] ［這是術語“壓抑”（repression）的第一次出現，具有精神分析的意義。這個概念，盡管並不是術語，它過去已為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二人合作中所使用，在作者死後出版的寫於1892年11月的草稿（1940d）中出現，僅僅是現在該文的1個月前出版的。弗洛伊德第一次公開使用這個詞語是在他第一篇關於焦慮性神經症（1895b）文章的第二部分，在本卷以後的描述中多次出現。在這個時期的“壓抑”被用作為相當於“防禦”的意思，例如，在第l版的聯合緒言中。“防禦”這一詞語在《緒言》中並未出現。它的第一次出現是在弗洛伊德的第一篇關於《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一文的第一部分中。同樣在以後《研究》一書的各部分中，他常像使用“壓抑”一樣隨意地用這個詞語。布洛伊爾在他的理論章節中使用這兩個術語，其早期出現的某些“壓抑”帶有副詞“故意”或“蓄意”的意思。它由弗洛伊德在某處（1894a）延伸開來，他聲稱壓抑是“一種意誌的盡力引入，有一種動力的作用”。因此，詞語“有意”隻表示一種動力的存在，而沒有意識目的。實際上稍後，在他第二篇關於《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6a）文章的開始，弗洛伊德清楚地描述了作為“潛意識的”防禦性心理機製。某些壓抑概念出處的評論將在編者介紹中發現。］
[150] ［該文這部分初步的梗概已保存在作者死後出版的備忘錄中。］
[151] ［關於癔症發作這個討論的初步草稿寫於1892年11月，是在作者死後出版的（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1940）。弗洛伊德對這一主題所著的文章即關於癔症發作是相當以後的時間（1909a）。］
[152] ［弗洛伊德引用該句（不是完全照字麵）是在他首次於1905年出版的《性學三論》的腳注中（標準版，第7卷，第164頁），並在他的《自傳研究》（1925d）的第二章中用到該句。］
[153] ［類似的現象參見凱瑟琳娜夫人的病例。］
[154] ［這種現象在後麵由弗洛伊德做詳細的討論。他在那裏把這症狀描述為“參與交談”。］
[155] ［在《緒言》中，描述她所想的是祈禱。當然，這不涉及矛盾處。］
[156] ［在這點上（弗洛伊德曾告訴現在的編者，同時手指放在打開的複印的書上），書上有漏句。他所想的並描述的是標誌安娜·O治療的結束。從1914年的《精神分析運動史》開始，他曾簡短地不明言地提到，在他的1925年的《自傳研究》的第二章也提到。從布洛伊爾的觀點來看，他說此宛如一個“難對付的意外事件”。厄內斯特·瓊斯在他1953年的《弗洛伊德的生活和事業》中說到其全部的故事。這裏滿可以說，當治療明顯取得成功的結尾時，病人突然在布洛伊爾麵前出現這樣一個特征，即存在強烈的、未予分析的一種明顯性欲方麵的移情。弗洛伊德相信，由於這個原因使布洛伊爾延遲多年發表這個病史，並最終導致他放棄所有進一步與弗洛伊德的協作研究。］
[157] ［這同樣的比喻在許多年以後同樣被弗洛伊德所采用（弗洛伊德，1913h，標準版，第13卷，第193頁）。］
[158] ［術語“潛意識”似乎第一次公開出現，其含有精神分析的意義。當然，其他作者以前也經常使用它，特別是哲學家們（如哈特曼，1869）。而布洛伊爾對這個術語用了引號，可能將此歸功於弗洛伊德。弗洛伊德本人使用該術語見下文。布洛伊爾和弗洛伊德二人合作（弗洛伊德，1940d），在1892年11月所寫的未發表的草稿是在該術語前的幾年，采用了形容詞“潛意識的”。弗洛伊德過去在法語文章關於運動性癱疾（1893c）中使用類似的術語，而在目前的工作中用了“下意識的”（subconscious）一詞，布洛伊爾相當頻繁地使用“下意識的”這一術語，當然，後來弗洛伊德反對使用這個術語（如，參看他的《論潛意識》［1915c］文中第一部分的結尾）。］
[159] ［對這份病史很全麵地總結和討論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五講》（1910a）中的第1講占有很大篇幅。］
[160] ［這個病史按病人所說的年月順序是自相矛盾的，很可能治療始於1888年，而不是1889年。所有德文版和現在的日期是一樣的，但顯然需要更正。］
[161] ［弗洛伊德在第一篇關於《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中已使用術語“分析”，也用“精神的分析”（“psychical analysis”）、“心理學分析”（psychological analysis）和“催眠分析”（“hypnotic analysis”）。他隻是在以後用法文寫的《神經症病因學》一文中引入了“精神分析”（“psycho-analysis”）一詞。］
[162] 該聲音有許多音素組成。我的那些具有運動經驗的同事告訴我，聽該聲音，其最終音調像鬆雞的叫聲。據費舍（1955）說：“一種滴答聲，其結束時帶有爆破聲和嘶嘶聲。”
[163] 這些話實際上代表一種保護性的程序，這將在後麵解釋。自那以後，我又在抑鬱的婦女中遇見相似的保護性方法。她盡力以自己的方式控製痛苦的思想——可能發生在她丈夫和母親身上不好的事，以及褻瀆神明的行為等。
[164] 這裏我們具有的癔症譫妄是指與正常意識的交替，正如一個真正的抽搐闖入自主運動中而不妨礙自主運動，且與自主運動不相混淆。
[165] ［在以後敘述中簡稱“D-”。有理由相信，為了掩飾病人的身份，弗洛伊德悄悄地把她從家裏轉移到歐洲的另一個地方。］
[166] ［這是當時奧地利人的療養勝地，在亞得裏亞海（歐洲南部）。］
[167] 每次她從催眠中醒來後，以迷茫的樣子察看一下自己周圍的情況，然後目光落在我的身上，這似乎恢複了她的感覺，戴上她在入睡前摘下的眼鏡，然後相當平靜，處於良好的競技狀態。雖然在治療中（在這第一年持續7周，第二年8周），我們討論了各種問題，而且雖然幾乎每天讓她睡兩次，但她從不對我的催眠做任何評論，或問我有關催眠中哪怕一個問題。在清醒狀態中，她似乎可能不理會自己是在催眠治療中。
[168] 她在清醒狀態下經常有類似這種譫妄性的突然插話，而且以後當我在時，經常反複出現。她常訴說在與人交談中，她經常有荒唐的回答，所以人們不理解她。那次，當我初次見她，問她多大時，她很認真地回答：“我是上一個世紀的女人。”幾周後，她對我解釋，那時她在譫妄中想著在旅遊時看到的一個好看的老櫥，她猶如一個舊家具鑒賞家。而我問她的年齡使她想到了某一時期的話題。
[169] 周期性偏頭痛的一種類型。
[170] 許多癔症病人向我們述說他們有這種鮮明的視覺圖像的記憶，而這特別適用於他們的病態記憶上。
[171] ［所有德文版標明“傍晚”，按後麵所述，這肯定是個錯誤。］
[172] 我已問過她這個問題，即在她清醒狀態下的抽搐，她曾回答道：“我不知道，噢，很長時間了。”
[173] 無疑在蟾蜍的背後有一個特殊的象征，但遺憾的是我忽略了對它的探究。
[174] ［這可能是後來成為自由聯想方法的最早表現。］
[175] ［一種被實施的暗示。］
[176] 這個回答“我不知道”可能是正確的，但也很可能表明不願提到口吃的原因。我對其他病人的觀察發現，在催眠和清醒中，他們愈是費勁地在意識中抑製一件事，他們則愈難回憶起它來。
[177] 由此我們明白，病人抽搐樣的吧嗒聲和**性口吃這兩個症狀追究到了相似的誘發因素，而且是相似的機製。我已在催眠治療的一篇短文中（1892～1893b）討論到了這個機製，我在後麵還要提到它。
[178] 這類說教性的暗示對埃米夫人總是得不到預期的效果，這在後麵也能見到。
[179] 在這種情境下，我的精力似乎使我做得太多。在長達18個月之後，當我再見到埃米夫人時，她重新處於較好的健康狀況，她抱怨在她生活中有許多非常重要的時刻，她現在對此隻有模糊的記憶。她認為這是她記憶減弱的證據。我必須謹慎，不告訴她這種特殊的記憶缺失現象的原因。在這方麵治療的明顯成功無疑是由於我使她給我重現了這些記憶的許多細節（比我現在所寫的要詳細得多），而其他一些記憶，隻是提及我也經常感到滿意。
[180] 直至第二天，我才明白這個小情節。她的反叛的難駕馭的個性使她在清醒狀態和人工催眠狀態下反抗著任何限製，她對我生起氣來的原因是我假設她的敘述已經結束，並通過我結論性的暗示而打斷她的敘述。我偶然發現許多其他的證據，即她在催眠意識中對我的治療工作保持著警覺。她可能想責備我今天打斷她敘述自己的故事，就像以前她在說精神病院中的恐怖時打斷她的敘述一樣，但那時她沒有大膽提出反對。相反，她更往下訴說精神病院的事而沒有停頓，沒有顯示有聯係的思維。我所犯的大錯，在次日從她的貶低性的評論中才使我明白過來。
[181] 遺憾的是我沒有再探究埃米夫人的動物性視覺的意義，例如把原發性恐怖和使她對動物害怕的象征區別開來，這是許多神經症患者從青年時期起就具有的特征。
[182] 這個大蜥蜴的視覺記憶無疑有很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它與她看劇場表演時所必然經曆的強烈情感是相吻合的。如我所表明的，在治療該病人中，我常滿足於得到最表麵的解釋。同樣對這個病人，我也沒有做任何進一步的研究。由此，使我想起了癔症性的視物顯大症。埃米夫人有深度近視和散光，而她的幻覺可能常常是由於視知覺模糊而造成的。
[183] 寫到此時，我傾向於在癔症病人中，對其所有的症狀從心理根源方麵尋找原因。這裏我應解釋這個性禁欲的女人的焦慮傾向，是因為神經症的緣故（如焦慮性神經症）。
[184] 這些事件的順序如下所述：當她早晨醒來後，她發現自己情緒焦慮，為了說明原因，開始時她抓住了一個出現在頭腦中的焦慮念頭。前一天下午，她說到膳食公寓電梯一事。由於她對孩子們過於仔細，就問孩子們的保姆：那個主要因右側卵巢神經痛和有腿痛而不能行走的長女是否經常乘電梯上下。然後記憶錯誤使她與有意識地對電梯的想法聯係起來而成為焦慮。她的意識中並不存在焦慮的真正原因，而隻是發現焦慮，但現在卻毫不猶豫地出現了，這是在催眠時我詢問出來的。該過程與伯恩海姆及其後他人的研究過程是一樣的，用的是催眠期間給病人在催眠後的指導。例如，伯恩海姆（1886，第29頁）暗示病人，醒來後，他會把拇指放在自己的嘴裏，他這樣做了。在執行這個行為時，病人為他的行動找借口說，是由於前一天他在癲癇病發作中咬了自己的舌頭而感到舌痛的緣故。還有，一個女孩在順從一個暗示後，試圖殺害一個她完全不認識的法庭人員。當她被抓獲，審訊她的行為動機時，她捏造了一個自己做錯的、稱為報複性的故事。把病人意識到的心理現象與其他意識內容形成因果聯係，這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在許多病人中，真正的因果性已脫離了意識的知覺，而病人毫無遲疑地試圖形成另一種他自己認為但又不存在的聯係。顯然，意識內容的分裂必然大大地促使這類“假性聯係”的發生。我將再稍為詳細地敘述我所舉的假性聯係的例子，因為從多方麵來考慮，它值得作為一個典型來描述。首先其典型是病人的當前行為，在進一步的治療過程中，經過在催眠中所做的解釋，她給我提供了許多解決這種假性聯係和消除其作用的機會。我將就這些例子中的一個給予詳細的說明，這是由於其很清楚地反映了這種心理現象。我曾對埃米夫人推薦用冷水坐浴來代替她通常的溫水浴，我告訴她這樣做她可能會精神振作一些。她慣於毫無保留地順從醫囑，但從來對醫囑帶有根深蒂固的懷疑。我上麵已經說過她幾乎沒有從醫學治療中得到任何益處。因此我在建議她用冷水浴時，不是采用權威性的方式告訴她，這樣使她有勇氣能公開表示她的猶豫，她說道：“無論何時我洗冷水浴，總使我這天在洗浴後憂鬱起來，如果你喜歡，我可以再試一下；你不要認為我不願做任何你告訴我做的事。”我假裝要放棄對她的建議，但在她的下一個催眠中，我向她提議應當由她本人提出冷水浴的想法，她想了想後，表示願意再嚐試一下。這件事實際上發生了。次日，她提出了洗冷水坐浴的想法，她試著讓我相信我過去常常與她發生的所有爭議是錯誤的，我同意了，但沒有太多的熱忱。但在她坐浴後的那天，我確實發現她處於很深的抑鬱之中。我問她：“為什麽你今天是這樣的表現？”“我預料到它可能會發生的。”她答道，“因為冷水浴的緣故，總是這樣的。”“是你自己提出來的要求，”我說，“現在我們知道冷水浴不適合於你，我們再回到用溫水浴。”其後，在催眠中，我問她：“真是冷水浴使你這麽抑鬱嗎？”“哦，”她答道，“冷水浴對此沒有什麽作用，但是今天早晨我看報後知道聖多明各爆發了一場革命。無論哪裏有任何**，那裏的白人總要遭受痛苦，我有個弟弟在聖多明各，他引起我們許多的關注，我現在擔心他會發生什麽事。”這使我們之間建立了進一步的關係。第二天早晨，她洗了冷水坐浴，好像這已是理所當然的事了，並繼續幾周這樣的洗浴而再也沒有把抑鬱歸因於這種洗浴。因此認為這個例子是典型的，也是許多神經症患者在他們的醫生所推薦的治療程序中所表現出來的行為。這個病人在一個特定的日子形成的一個症狀，不管是由於聖多明各的**或其他原因，總是與她的醫生最近的建議有關係。有兩種情況必然產生這類假性聯係：一種是不信任，這似乎總是存在的；而另一種則是意識的分裂。大多數神經症患者不知道其問題的真正原因（或至少是有關的原因），部分是因為他們有意躲避這樣的事，因為他們不願提到所承擔的病因責任而受責備。人們有可能認為我們擺出的這些心理情況的症狀有別於癔症發作，被無意或有意地忽略了，而這必然較有利於產生一種假性聯係，而不是出現意識的分裂——即從意識中提取因果關係的材料。然而分裂很少有明確的界限。一般來說，觀念的下意識情結（subconscious complex）一部分闖入病人的一般意識中，正是這部分激起了這樣一類紊亂。正如我們上麵所引證的例子，通常意識中察覺的是附著於情結的一般感情，即一種焦慮的情緒，或可能是悲傷的情緒，通過一種“強迫聯係”必然可發現這種感覺在意識中與某些觀念情結有聯係（再比較強迫觀念機製，見兩篇文章的描述，1894a和1895c）。不久前，我使自己從某些不同領域的觀察中相信這類聯係的強迫性作用。幾周來，我感到自己必須換通常睡覺的床，換成較硬的床，在這個**，我有更多或更活躍的夢，甚至我不能達到正常的睡眠深度。在醒後的最初15分鍾，我記起晚上所做的全部的夢，我不怕麻煩地把它們記了下來，試圖去解決。我基於兩個因素成功地追溯著所有這些夢：（1）必然會產生白天我隻是倉促考慮的各種想法，這些想法隻是觸及而沒有最後得到解決；（2）強迫性聯係任何可能同樣存在於意識中的想法。夢的無意義性和對抗性可追究為後一個因素不受限製地占了優勢的緣故。附著於一個經曆的情緒和那個經曆的題材進入主導意識的不同關係中，這是十分平常的事。在另一個病例即凱瑟琳娜·M夫人中要見到這樣的情況。這是個我在癔症研究中遠較其他病例了解得更徹底的一個病人，我從她那兒收集到許多令人信服的癔症現象的心理機製，這已在上麵提過了。遺憾的是出於對個人的考慮，使我不可能對這個病例提供詳細的病史，因此我隻是不時偶爾提到她。凱瑟琳娜夫人後來處於奇特的癔症狀態。這個狀態當然不是獨一無二的，盡管我不知道迄今為止它是否被認識。它可能稱為“癔症性精神病是為了支付舊賬”。該病人經曆了許許多多的心理創傷，慢性癔症持續了多年，並伴隨著許多不同的特征。她的所有狀態的原因，她本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她那引人注目的、保存很好的記憶顯示了與病症最大的不相稱。她抱怨自己的生活仿佛被截成幾段。有一天，一個舊的記憶突然清晰而生動地闖入她的腦海中，並帶有非常活躍的新鮮感。在這以後幾乎三年的時間內，她一再經受著所有生活創傷的重現——對她來說，似乎很久以前已經忘了的，事實上有一些從未記住過的——伴隨著最激烈的痛苦，並重新出現過去曾經有過的所有症狀。這個“老賬”因此持續了33年，而且發現這異常狀態的根由常常相當複雜。唯一緩解她的方法是在催眠下，給她說出特殊記憶的機會，正是這些記憶與伴隨的情感和軀體表現的症狀結合在一起，痛苦地折磨著她。當我防止她這樣做時，她就被迫對一個她感到難為情的人說出這些事情，有時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她可能很鎮靜地告訴人有關她的故事，然後在她進入催眠後，向我流著眼淚，神情完全沮喪。可能隻有這樣才使她繼續詳述自己的故事。在催眠期間，當這種清洗記憶後的幾小時內，她常常表現得非常安靜，處於良好的狀態。然後在短短的間隔之後，她又開始了一係列的回憶。但這種回憶可能在相應的情緒出現後的幾小時。她逐漸變得焦慮、憤怒或悲傷，甚至從不疑及這種情緒與現在無關，而是與下麵要說的話題的狀態有關。在這種轉變期內，她可能習慣性地固執地糾纏假性聯係，一直持續到下一次的催眠。例如，她曾高興地問我：“我不是一個無用的人吧？我告訴你昨天我所做的事，這不是一個無意義的症狀吧？”實際上昨天她告訴我的事似乎不是這種判斷好壞的定論。在一個短短的討論後，她清楚地認識了這個問題，但是在下一次催眠中，她又明顯地回憶起了一件事，即12年前，她曾有嚴重的自責，雖然偶爾有過，但以後再也沒有絲毫出現這種情況。［這個腳注的倒數第二段給予我們弗洛伊德最早發表的對夢的解釋這個問題的嚐試性研究報告。他這裏提出的兩個因素被他最終的分析所替代，雖然這個分析隻是在第二版中才出現。第一個因素在理論上受到羅伯特的支持，並在《釋夢》（1900a），標準版，第4卷，第78～80頁的第一章討論到，其中一部分為弗洛伊德在第7章中所接受，這裏所提的第二個因素將在第5章提及。］
[185] 在其後的思考中，我不禁想這些“頸部**”可能是器質性的，類似於偏頭痛。在臨床實踐中，我們發現許多這類沒有被描述的情況。上述這些表明明顯類似於偏頭痛的典型發作，我們對延伸的偏頭痛的概念感興趣，而把疼痛的定位放在次一級的重要位置。正如我們所知，許多神經病變的女人常常有癔症性發作（**和譫妄），並伴有偏頭痛發作。每次我觀察埃米夫人的“頸部**”，其總是伴有譫妄的發作。至於她手臂和腿的疼痛，我的觀點是對此不太感興趣，可能是偶然巧合的一種情況。當她處在照顧生病的弟弟這一不安狀態下時，她有這樣的疼痛，這是由於她的衰竭，她的感覺比平常更敏銳些。這些疼痛最初隻是偶然地與那些經曆聯係著，以後在她記憶中重複出現，成為整個聯想情結的軀體象征。在下麵我將舉出更多的實例來肯定這個過程。最初似乎這些疼痛是風濕性的，也就是說，我們給予許多被濫用的術語一個明確的意義，這主要是肌肉的症狀，包括對壓力非常敏感，肌肉硬度的改變，在相當長期的休息和極度的肢體、關節的不運動後（例如在早晨），其症狀達到最嚴重的程度，而在痛苦的運動後得到改善，按摩後可以消散。這些肌肉的疼痛是非常普遍的，在神經病變中有相當的重要性。病人自己認為是神經質，又從他們的醫生處得到進一步的鼓動，這些醫生卻又不是習慣地用手指的壓力來檢查肌肉。而這種疼痛為無數神經痛和所謂的坐骨神經痛等提供了素材。我這裏隻是簡單地提到這些疼痛與痛風病素質的關係。我的這個病人的母親及其兩個姐妹患有嚴重的痛風病（或慢性風濕痛）。在治療中她訴說的疼痛，如這個病人最初的疼痛有無當時的緣由，我不好說，因為我沒有經驗對肌肉的這種狀況做判斷。
[186] 據傳說，他是被老鼠吃掉的。
[187] 我所用的程序不能看作好的方法：因在實施中都不夠盡力。
[188] 這裏她的口吃和吧嗒聲在追溯到了最初的兩個創傷（即女兒的疾病和驚嚇的馬）後並沒有完全消失。盡管此後這兩種症狀有明顯好轉。病人自己解釋治療不完全成功的原因是：無論何時，當她驚恐時，她就有口吃和發生吧嗒聲的習慣。因此，這些症狀不隻是與原發創傷有關，而且形成與之有關聯的長的一係列記憶，我在過去卻忽略了消除它。這是經常會引起的一種情況，它限製了宣泄程序在治療效果上取得其完美性。
[189] 這是我第一次懂得並在以後無數次的情景中得到肯定的，即當某人在解決當時的癔症性譫妄時，病人的敘述是以相反的年月順序進行的，即開始於最近的和最不重要的印象和思想聯係，隻有在最後才達到主要的印象，而這可能是最重要的致病因素（布洛伊爾提到同樣的現象）。
[190] 前天晚上她很驚訝，她的頸部**已有很長時間，因此該症狀的預兆具有一定的準備時間而且在潛意識中感受到。這種奇怪的預兆在凱瑟琳娜·M夫人的病例中已提到是有規律地發生的。例如，當她在最正常的狀態下，對我說：“我那晚受到女巫的驚嚇後，已有很長時間了。”或者說：“我是多麽的高興，我的眼睛已好長時間不疼痛了。”我確信次日晚上她開始出現的嚴重害怕女巫的現象可能是她護理工作勞累過度的緣故，或可能她另一次的眼睛疼痛的發生正要開始。在每一次呈現的情景是病人潛意識狀態中的產物，其開始所顯示的並不很清楚。這種觀念的出現是一種突然的想法，經未預料的“正式的”意識（使用沙可的術語）而進入一種滿足的感覺，它總是被證明是突發性的和不合情理的。凱瑟琳娜夫人是個非常聰明的女人，我對她的感激是，從她那裏我增加了許多對癔症症狀的了解，她本人向我指出這類意外事件可能引起對其誇大的危險或預料不詳的迷信。一方麵，我們不應沾沾自喜；另一方麵，我們也不應說到最糟的事，或者它有可能發生。事實是我們不要自誇自己的高興，因為不快的事就在不遠處；我們意識到在形成自誇中我們的預感，因為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回憶的題材的內容先於其附著的感覺。就是說，因為一種令人愉快的、大不相同的觀念存在於意識中。［這一間接提及在弗洛伊德三十幾年後寫的著作《否定》（1925h）近開頭的腳注中也提到這一點。］
[191] ［弗洛伊德本人翻譯了這本書（伯恩海姆，1886），該書於1888～1889年出版。］
[192] ［雖然德語是“übertragung”，很明顯，這一初次出現在這卷末尾的詞語不具備“移情”的意思。］
[193] ［弗洛伊德試圖以定量為基礎來解釋心理學的詳細說明，見於他去世後所發表的《科學心理學設計》（1950a），《癔症研究》寫於該書前的幾個月，他已在他的第一篇關於《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論文中的倒數第二段簡要地表達了這些觀點。也見於編者導言中。］
[194] ［弗洛伊德已在他的第一篇關於《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論文中介紹了這一術語。］
[195] ［一群大鼠和小鼠，蒼蠅和臭蟲，青蛙和虱子。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場（見阿德泰勒翻譯）。］
[196] ［隻在第一版的德文版本中，該詞寫成是“生理的”，這顯然是個印刷錯誤。］
[197] ［見弗洛伊德當時關於《焦慮性神經症》（1895a）的文章。在前句中，他用的是“神經症的”，這是他在那時常用的詞語。以後該詞語稱為“真性神經症”（1898a）。］
[198] ［貫注（cathexis），這似乎是首次出現的術語。弗洛伊德用此術語的特殊意義是在他的心理學理論中將它定為最基本的概念之一。見編者導言。］
[199] ［參看上麵的腳注。弗洛伊德已在他的《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第一部分使用過該術語，並在本書中重複使用。但在他以後的寫作中很少再用此術語。在他《精神分析五講》（1910a）的第1講中對此有較詳細的解釋。］
[200] ［風濕性疼痛與癔症的關係在後麵伊麗莎白·馮·R小姐病例中做較詳細的討論。］
[201] ［參見布洛伊爾對同一主題的評論。］
[202] ［對立性觀念這一概念，即後麵提到的“反意誌”在本書中有討論。］
[203] ［所有德文版中寫成了“症狀”，這可能是把“象征”誤印為“症狀”。而“記憶象征”的使用在意義上更為貼切，全書均使用該術語。］
[204] ［弗洛伊德以後的著作中極少提及抽搐。費倫茨（1921）在有關的論文中寫道：“我曾偶爾問起弗洛伊德教授關於抽搐的意義，他提示抽搐有某些器質性因素的作用。”］
[205] 這裏我可能有一個感覺，即過多地強調了症狀的細節、體征識別上的不必要的混亂。但我逐漸認識到，癔症症狀的確定事實上波及非常細微的特征，而且難以對這些特征發現很多歸因。請讓我舉例說明。數月前，我治療了一個有不良家庭遺傳史的18歲女孩。她的情緒性神經症中完全表現出癔症的現象。我從她那兒聽到的第一件事，即訴說她有兩次絕望的發作。一次她感到臉的下部，從麵頰往下到嘴有扭動；另一次，她的雙腳趾**地伸展開，並且不停地扭動著。開始，我本人不願意過分看重這些細節，而無疑那些從事癔症研究初期的學生可能趨向於認為這些現象是癔症發作期間皮質中樞刺激的證據。確實我們無視這類感覺異常的中樞定位，但我們熟知這些感覺異常表現了局限性癲癇，並構成了沙可的感覺性癲癇。腦的中央溝直接毗鄰的對稱的皮質區可主管腳趾的運動。但這個解釋結果卻完全不同。當我逐漸熟悉這個女孩時，我直接問她在這樣的發作中有什麽樣的想法，並告訴她不要感到窘困，她應當能對這兩種發作有個解釋。患者難為情地臉紅起來，但我終於在沒有使用催眠下說服了她，並給予我以下的解釋。該事實從當時在場的她的同伴處得到完全的證實。當她第一次來月經的時候，她已患多年的青春期頭痛，這使她不能做任何一般的工作，並影響了她的學習。最後當她擺脫這種狀態後，這個勁頭十足而頭腦較簡單的孩子在她本人狀況得到改善的情況下決定非常努力地工作，以便再一次地趕上她的妹妹和同齡的人。在這樣做時，她付出相當多的非理智的努力，這樣的努力通常因過高估計了自己的能力、爆發了絕望而告終。當然，她也將自己與別的女孩在體格上做比較，當她發現自己體格上的缺點時感到不快。她的牙齒明顯突出，她開始為此而煩惱，產生了要糾正這一不足的想法，就用15分鍾的時間拉她的上嘴唇來蓋住突出的牙齒。而當這種幼稚的努力失敗後，導致她產生一種絕望。從此，她麵頰往下扭彎，形成刺痛感。另一種發作時腳趾的伸展和扭曲的緣由也不難發現。他人告訴我她的第一次發作是在遠足伊斯格爾附近（奧地利上部的地方），她的親戚們自然費了好大的勁才使其平靜下來。但女孩本人告訴我的是不同的故事。似乎其姐妹們喜歡習慣地相互嘲笑她們的大腳，這是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而該病人長期以來對此缺點感到不快，試圖強迫自己的雙腳穿可能最緊的靴子。然而她那觀察力敏銳的父親不允許她這樣做，看管著她隻能穿合適的鞋襪。她對這種控製非常不滿。整天想著此事，產生了腳趾在鞋裏扭動的習慣，就像人們要發現鞋子是否夠大，能穿多少尺碼等所做的動作一樣。在去沙夫伯格山遠足期間（她那時遠沒有使勁地這樣表現），當然，又有一次機會使大家注意到她鞋的問題，因為她穿的是短裙。在散步中，姐妹們對她說：“你今天穿的是格外大的鞋。”她扭動著她的腳趾做試驗，並產生同樣的印象。從此她對自己過大的腳碼一直煩躁不安，當她散步往回走時出現第一次的發作；她的腳趾蜷成一團，不自主地到處運動，這是她的想法處於完全抑鬱的一個記憶象征。我要指出的是我們治療的是兩次發作，而不是慢性症狀。我要補充的是在患者承認她的第一類症狀停止後，而第二類症狀，即發作時的腳趾扭動，仍持續存在著。因此必然還有一些沒有說出來的事情。又及［在全部版本中］：我以後才知道為什麽這個傻乎乎的女孩如此努力地工作來掩飾自己的原因，這是因為她想引起她的一個年青堂兄的注意［1924補充］。數年後，她的神經症轉變成早發性癡呆。
[206] 我對我的另一個病人有很深的印象，在催眠中有這樣有趣的明顯差別，即她對與症狀無關的每件事都十分順從，而那些深深紮根的症狀卻是頑固地存在，不能進入分析中。這是個活躍和聰穎的女孩，18個月來患有行走上的嚴重障礙，我對她5個月的治療沒有顯出效果。她痛覺缺失，但兩腿有疼痛區域，雙手迅速震顫。行走時她向前彎曲，拖曳著雙腿，步子很小，搖搖晃晃，宛如一個小腦患病的人。事實上，她也常常摔倒。她的氣質明顯是快樂的。維也納有影響的權威之一在那時誤診她為多發性硬化症。另一個專家認為她是癔症性的——通過所述說的複雜現象，即疾病開始出現的疼痛、暈倒發作和黑蒙而支持這一個診斷，然後把她交給我進行治療。我試圖通過暗示來改善她的步態，在催眠中操縱她的雙腿等，但盡管她在催眠中是個很好的病人，但治療未取得成功。一天，當她再次踉蹌進入治療室，她的一個手臂撐在她父親的身上，另一個手臂撐著一把傘，傘的頂端已很破舊了，在她的催眠中，我失去了耐心，對她大叫：“這把傘用得時間已經太長了，明天早晨你再用它時會在你的手中斷掉，你應當棄它而自己走，從那時起，你將再也不需要傘了。”我不能想象我怎麽會這麽傻地針對傘做這樣一個暗示。此後，我自感羞愧，毋庸置疑的是我這個聰明病人會從她父親的角度顧全我的名譽，她父親是個醫生，當她被催眠時，她父親也在場。次日，她父親對我說：“你猜昨天她做什麽了？當她突然情緒高漲時，我們一起沿著戒指大街（維也納的一條主要的大街）散步。當走到將近街的一半時，她開始唱起歌來（‘我們過著自由的生活’），用她的傘在人行道上敲打著拍子，因此把傘搞壞了。”當然她本人並沒注意到她已經無意地把愚蠢的暗示轉變成非常成功的暗示。由於在她催眠中，我對她的承諾、要求和治療上均沒有改善她的情況，於是我就轉用精神分析，要求她告訴我，在她疾病發作前有什麽樣的情緒。她回答（在催眠下，但無任何情緒症狀）在發病不久前，她的一個年青的親戚去世，多年來她認為自己要與他訂婚的。然而這個信息沒有使她的情況有任何改變。因此，在下一次催眠中，我告訴她我十分確信她堂哥的死對她的情況沒有什麽影響，但另外一些她過去沒有提到的事發生了。在這件事上她隻是有意無意地說一個有意思的短語，但在停止前很少再說一個字。坐在她身後的老父親開始痛苦地啜泣著。自然我就不再堅持對她的研究；但從此以後我未再見到這個病人。
[207] ［這一節內容似乎主要根據讓內（1894，第300頁）的觀點，德文“psychische Minderleistung”在此譯成“心理效能差”，很明顯是弗洛伊德翻譯讓內的法文“insuffisance psychologique”。］
[208] ［見後麵布洛伊爾有關的討論。］
[209] ［1924年增注］我知道今天凡分析者看了這份病史後，均會帶著同情的微笑。但必須記住的是，這是我第一次很大程度上使用宣泄的程序。因此，我將使該報告保留最初寫成的形式，我將不提出在今天很容易做出的任何批評，也不試圖為此填補任何無數的欠缺，我隻補充兩件事：其後我所發現的此病的直接病因和我以後聽到的結果。正如我已提到的，當我在埃米夫人的鄉村房子裏，作為客人在那裏待了幾天的時候，有一位陌生人出現在一次用餐中，他顯然要表現出他自己是愉快的。在他離開後，我的女主人問我喜歡他的程度，並附帶補充道：“隻想一想這位男士要與我結婚！”當我把這與過去她所做的某些評論聯係起來時（但當時沒有給予充分的注意），我得出的結論是那時她渴望再次結婚，但是她發現自己想法的實現有障礙，因為她的兩個女兒是她們父親遺產的繼承人。幾年之後，在一次科學大會上，我遇見了埃米夫人家鄉的一位著名醫生。我問他是否熟悉那位女士，是否了解有關她的一些情況。他回答是的，他熟悉她，並為她做過催眠治療。她曾接受過他和許多其他醫生與我一樣的操作治療。她的情況變得非常糟。她在他催眠治療後有明顯的恢複，但是以後與他突然發生爭吵。離開了他，再一次使她自己的病症趨向惡化。這是真正的“強迫性重複”的現象。直至25年後，我再次聽到埃米夫人的消息。她的長女——我早先曾診斷有這種病的病人之一，向我要以前我為她母親治療時的精神狀況的報告。她提出法律申訴反對她母親，把她母親說成是冷酷無情的暴君。似乎她與兩個孩子的關係已破裂，並拒絕在她倆經濟困難中給予支助。這個寫信給我的女兒已獲得博士學位，並已結了婚。［這份病史已由弗洛伊德在他的《一例成功的催眠治療》（1892～1893b）中做過簡單的討論，並在他的《精神分析五講》的第1講中簡短地、間接地提到。］
[210] ［弗洛伊德首次使用“壓力術”（pressure technique），似乎是用在伊麗莎白·馮·R小姐身上。雖然他在那裏的描述不是很清楚。除了上述那些和現在所提到的之外，這個治療程序的進一步說明見原版第155和270頁。這些說明稍稍有些不同。現在的說明中，病人被告知“當放鬆壓力的即刻”她將見到某些事或有某些想法，而在原版第145頁中，告訴她是在“壓力的即刻”，將發生這些情況；而在第270頁中是在“壓著的時候”發生上述情況。我們不明確弗洛伊德何時放棄了這種壓力術。他肯定在1904年前用過該方法。因為在他對勞溫弗爾德關於強迫症的書中所寫的，他簡要地評論了他避免用任何方法碰觸他的病人（1904a，標準版，第7卷，第250頁）。但似乎可能在1900年以前，他就放棄了使用該方法，因為在他的《釋夢》（1900a，標準版，第4卷，第10頁）第二章接近開頭部分並沒有提及對這個程序的簡短說明。順便說一下，在此後的文章中，弗洛伊德仍介紹病人應在分析時閉住雙眼。這最初催眠程序的唯一殘餘（除了躺下之外）已在勞溫弗爾德（1904a）的書中所引證的句子中明確地刪去了。我們有弗洛伊德使用催眠術時期的相當確切的材料。在1887年12月28日給弗利斯的信（弗洛伊德，1905a，信2）中寫道：“在最近幾周內，我已采用催眠術。”在1904年12月12日給維也納“醫科博士生”的一個演講中（弗洛伊德，1905c，標準版，第7卷，第260頁），他申明：“我不再把催眠術作為治療方法的決心已有8年多（除了少數特殊的實驗之外）。”因此他使用催眠術約在1887年和1896年之間。］
[211] ［不久前，弗洛伊德寫了關於《論失語症》（aphasia，1891b）一書。］
[212] 作為我已在上麵描述的實施非催眠夢遊狀態研究中的一個實例，即沒有意識的擴展，我將描述一個最近這些天我所遇到的已做了分析的例子。我治療了一個38歲的女士，她患焦慮性神經症（廣場恐怖症，害怕死亡的發作等）。像許多這樣的病人一樣，她不願承認這是在她婚後的生活中所得的，而傾向於把這些問題推到她早期年輕的時候。因此，她告訴我在17歲時，她有一次眩暈的發作，暈倒在家鄉小鎮的街上。以後，她就有害怕暈倒的感覺和焦慮。這種發作不時發生，直至幾年前，發生了現在的問題後，暈倒想象才消失。我懷疑這些一開始出現的多次眩暈發作中，焦慮日益成為其發作的基礎，而發作是癔症性的。我決心著手對此進行分析。開始時，她隻知道第一次發作是她到中央街購物時，“你要去買什麽？”“我相信是別的事情，那裏有一個舞會，我曾被邀參加。”“什麽時候有這樣的舞會？”“我想，在這以後的兩天。”“在舞會的前幾天，必然發生一些使你激動不安的事，這些事對你有影響。”“我想不出有什麽事，畢竟已是21年前的事。”“那沒有什麽區別，你會記起當時所有的事，我將按壓你的頭部，當我放鬆壓力時，你會想到某事或看到某事，然後你必須告訴我。”我做完這個程序後，她仍保持沉默。“好，是不是對你來說沒有發生什麽事？”“我想到了某些事，但這些事和眩暈沒有任何聯係。”“不管怎樣，告訴我。”“我想到我的一個同學，是個女孩，她死了。但她死後一年我18歲。”“我明白了，讓我們先從這裏開始，說說關於你這個朋友的情況。”“她的死對我來說震驚很大，因為我平時常見她，早在幾個星期前的一天，另一個女孩去世，這事在鎮裏引起很大的轟動。而那時我大約17歲。”“好啦，你明白了，我告訴過你，在我的手的壓力下，某些事會進入你的頭腦中。我們就是要依據這些事。現在你能回憶起當你在街上感到眩暈時在想些什麽嗎？”“我沒想任何事，我隻感到眩暈。”“那是不可能的，像這種情形的發生從來就是伴有某些想法的存在。我再把手壓上，而你的想法會再次出現在頭腦中……好，現在你想到什麽了？”“我是第三個想法。”“你指的是什麽？”“當我眩暈發作時，我就想，‘現在我就要死了，就像其她兩個女孩一樣’。”“那是個想法，然後，當你正在發作時，你想到了你的朋友，因此她的死必然對你產生很大的影響。”“是的，確實是這樣，現在我能回憶起當我聽到她死時，我感到參加舞會非常害怕，而她已死了，但我十分盼望去參加舞會，而且正忙於做準備，我不願想所發生的事。”（我們能從這裏觀察到意識中的故意壓抑，這反映了病人對她朋友去世的記憶。）至此，其發作可得到一些解釋。但我仍需知道在特定時間激起這種記憶的促發因素。我做了一個僥幸的猜測。“你能回憶起當時沿著走的那條街的正確名稱嗎？”“當然，是中央街，有舊房子的，我現在能看到它們。”“你朋友住在什麽地方？”“在這條街的一所房子裏。我正好路過它，我在那所房子前的兩所房子前發作過。”“所以當你經過那所房子時，你就會想起死去的朋友，就會用不要去想的方法去克服。”至此，我仍不滿足，我想到也許還有一些事可能發生作用，引起或強化她這個直到那時仍是個正常女孩的癔症素質。我的懷疑轉向她每個月的月經，把它看作個合適的因素。我問她：“你知道每月什麽時候來月經？”這是個不受歡迎的問題。“你也希望知道我的這個事嗎？我隻得告訴你我的月經很少，而且非常不規則。當我17歲時，隻來過一次。”“很好，然後我們用從頭至尾的計數來找出再次來月經的日期。”我就這樣從頭至尾地數著，她肯定了一個特定的月份，但在對某一固定假日前兩天中的一天猶豫不決。“是否這個日子與舞會的日期有點相近？”她羞怯地答道：“舞會是在假日那天，現在我也想起來了，我的印象是那年我唯一的一次月經應正好在舞會前來的，這是我的第一次舞會。”現在已不難再組合這些事件之間的相互聯係，而且我們現在能洞察這種癔症發作的機製。確實，這一結果的成功是個費力的工作。我認為在用我的技術時需要完全的自信和病人恢複清醒之前少數關鍵想法的出現。這些想法是在間隔21年以後，實際上一個多疑的人在她清醒狀態下已被遺忘的經曆中的細節不可再次被喚醒。而當所有這些都瀏覽過了時，則全部的事情就都能一起串聯起來。
[213] 我從來沒有做過比對這類既像是知道，又像是不知道的奇怪狀態更好的描述。除非某人自己經曆過這樣的狀態，否則要理解它是不大可能的。我自己就曾經有過這類非常明顯的經驗，它如今仍清楚地呈現在眼前。如果我試圖再去回憶當時我的想法，我則很難控製。其發生的情況是這樣的：我看到某些完全出乎我意料的事，我不允許我所見的事哪怕是最小程度的擾亂我已定的計劃，盡管我知道應當停止這樣做。我對這事的反抗是潛意識的，我也未覺察到自己的反感，這種反感必然無疑的是一種不會產生心理作用的知覺。我為一些看待事物的盲目性，諸如母親對女兒、丈夫對妻子、統治者對受寵的人十分驚奇的態度而苦惱等。
[214] ［弗洛伊德在1896年1月1日寫給弗利斯的信中概略地敘述了癔症、強迫症和偏執狂慣常機製之間的區別（弗洛伊德，1950a，草稿K），在其後的5月份，他在《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6b）的論文中發表了這些發現。］
[215] ［弗洛伊德在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一文的第一節討論了這個“輔助的”創傷性時刻問題。］
[216] ［在阿爾卑斯山東麵的最高的一個景點。］
[217] 在一次癲癇樣的或癔症性的發作前的預兆感。
[218] 這裏我將引證我初次認識到這種有因果聯係的一個病例。我曾治療了一個已婚婦女，她總是受複雜的神經症的折磨，而且不願承認她的疾病是由於她的婚姻生活所引起的。她提出的反對理由是當她仍是個女孩時，她已經有焦慮的多次發作，每次發作直至暈倒為止。我仍堅持自己的觀點，當我們之間相互比較熟悉時，一天她突然對我說：“現在我將告訴你，當我是女孩時怎麽會有多次焦慮發作的。那時，我通常睡在我父母隔壁的一個房間，門是開著的，而桌上的燈整夜亮著。因此我不止一次看到我父親與我母親一起上床，聽到一些使我非常興奮的聲音。從那時起出現了我的發作。”［弗洛伊德在1893年5月30日給弗利斯的信中提到這一類的兩個病例，弗洛伊德，1950a，信12。也參看《論焦慮性神經症》（1895b）的第一篇文章的第二節。］
[219] ［弗洛伊德在他1895年的《科學心理學設計》（1950a）第二部分較後的章節中較詳細地討論了這方麵的情況，並在他的《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6b）一文的第一節表示了同樣的觀點。直至某些年後，他才認識到在兒童時代早期就已經存在的性衝動在產生神經症中所起的作用。參看編者對《性學三論》（1905d，標準版，第7卷，第127～129頁）的評論。］
[220] 見沙可，1888，第l卷，第99頁。也參見布洛伊爾對這一問題的評述。
[221] ［1924年增注］在許多年後，我冒險地揭去了謹慎的麵紗，揭示了真相：凱瑟琳娜不是女房東的侄女，而是其女兒。因此這女孩得病是她自己的父親試圖對她有性進攻的結果。在病史報告中，我對現在介紹的這個病例采用這樣的失真是完全應當避免的。從理解這個病例的觀點來看，當然，這樣的失真不是無關緊要的事，與從一個山上的情景移到另一個山上不一樣。
[222] ［弗洛伊德引用了他在關於《壓抑》（1915d）一文的末尾的這個短語，並將此歸功於沙可。］
[223] （一個疑病患者或患焦慮性神經症的人）［這個括弧是作者加的］。
[224] ［第1版是這樣寫的。以後所有的版本無疑是錯誤的，印成了“癔症性的”。］
[225] 此句來自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16場），但後來我明白這方麵我是錯誤的。
[226] ［見弗洛伊德《防禦性神經精神病》（1894a）的論文和以前的腳注。］
[227] 我不能排除其可能性，盡管我不能證實這樣的事實，即主要影響兩個大腿的疼痛是神經衰弱性的疼痛。
[228] 這是第一次提到“抵抗”的重要臨床現象。下麵還將做較詳細的討論。
[229] ［在說明“回憶工作”時弗洛伊德似乎預見到“悲傷的工作”，這是在他很後麵的文章《悲傷與抑鬱症》（1917e）中所描述的。］
[230] 我曾出乎意料地懂得了這種“拖延宣泄”——雖然有關的印象不是來自於對病人的護理——可以形成另外一種令人困惑的神經症主題。瑪蒂爾德·H小姐就是這樣一個病例。她是一個長得好看的19歲的姑娘。當我第一次看到她時，她患有兩腿的部分癱瘓。但是，數月後，她到我這兒來要求治療她的性格改變，她漸漸憂鬱至極其嚴重的程度，完全不考慮她的母親，激惹和不可親近。病人總的狀況使我不能假設為這是個普通的憂鬱症。她很易被置於深度催眠狀態，我利用她的這一獨特性，在每次訪視中給她指令和暗示。她在深度催眠中聽著這些，同時伴有大量的流淚，但除此之外，她的狀況幾乎沒有改變。一天，她在催眠中變得嘮嘮叨叨，她告訴我她憂鬱的原因是她訂婚的事受挫，這發生在數月以前。她和未婚夫越熟悉，就發現愈來愈多的事不受她和她母親的歡迎。另一方麵，關係上的物質優勢在訂婚一事上太懸殊了，以致不易決定中止婚姻。因此長期以來，他倆都在動搖不定，而她本人陷入猶豫不決的狀態中。因此，她對所有發生在她身上的事冷漠起來。最後，她母親代表她做出了否定的決定。稍後她宛如從夢中驚醒，開始在腦子裏總是想著這個已做出的決定，權衡利弊。她告訴我這個過程一直持續著，她生活在猶豫中，每天她的性情和思想與過去的日子相呼應，她很易激惹母親，這隻是在那時才有的。比較一下她思想中的這些活動，她目前的生活似乎不太真實，她好似生活在夢中。我不再引她說話。我繼續在她處於深度催眠的時候與她對話，看見她每次都不回答我而淚如泉湧。一天，大約在她訂婚周年日前後，她憂鬱的全部狀態終止了，這個意外事件使我確信催眠治療的極大成功。
[231] ［參看上麵所述。術語“軀體性依從”（somatic compliance）用於“杜拉”病例（標準版，第7卷，第40～42頁），其中可能提到這個癖性。］
[232] （otherwise）否則在類催眠癔症（hypnoid hysteria）中，單獨的心理叢（psychical group）可能絕不會存在於自我意識中。
[233] 在我的觀察中，我的另一病例，她是一位歌唱家，因聲帶肌攣縮使她不能從事自己的藝術。這位年輕的女士家庭有些不幸，但仍繼續在舞台上演出。一次在羅馬排練時，她正唱著歌，當時她處於情緒非常興奮的狀態，突然有一種她不能閉上張開嘴的感覺，暈倒在地。被召喚來的醫生把她的上下頜用勁合並起來，但這以後，病人嘴不能張開超過一指寬，被迫放棄她的新職業。數年後，當她到我這兒要求治療時，她情緒興奮的原因已明顯消失許久了，在她處於輕度催眠狀態時，給予一些按摩足的治療使她的嘴張大。至此以後，這位女士能在公開場合下歌唱。
[234] 這一例也是女孩的父親，不是舅父。
[235] ［名字是指定的，並見於所有德文版中。］
[236] ［按前麵腳注所說顛倒的年代順序規則，這顯然是一般規則的一個例外。］
[237] 然而，其可能是脊髓—神經衰弱型的疼痛。
[238] ［這個引喻是弗洛伊德在《釋夢》（標準版，第4卷，第176頁）中再次引用萊辛的警句。］
[239] 皮曲裏斯（Pitres，1891，第2卷，第290頁）認為，“這是一種部分的記憶缺失（amnesic）。在病人生活中的一個特定時期前，意外事件的記憶被完整地保存著，而在以後的時期，這些意外事件的記憶完全被遺忘”。
[240] 在這些狀況下，心理改變更深一層，我們也清楚地發現言語的更具體想象和更人為的轉折的象征性描述。凱瑟琳娜·M夫人經曆了一個把她的每種想法都轉換成幻覺的時期，對此解釋常需要人們非常機靈。她向我抱怨那時受一種幻覺的幹擾，即她的兩位醫生，布洛伊爾和我被吊在花園裏相鄰的兩棵樹上。在分析時產生如下的解釋後，這種幻覺消失了。在一天傍晚，布洛伊爾拒絕給她所要的藥。然後她寄希望於我，但發現我同樣是硬心腸。她對我倆的拒絕很氣憤，她在發怒中想道：“在他們倆中無可選擇，一個是另一個的配對者。”［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五講》（1910a）的第2講中對伊麗莎白小姐的病史給予簡短總結。］
[241] 這個知覺器官，包括皮質的感覺區，必定與儲存和再現感覺印象形成記憶意象的器官不同。知覺器官功能的基本要素是盡最大可能的迅速儲存狀態，否則就沒有適當的更進一步的知覺。另一方麵，記憶的基本要素是沒有這樣的儲存，但每一個知覺應產生持續的變化，不可能同一個器官完成兩個相反的情況。望遠鏡的反光鏡不能同時是攝影用的底板。我同意梅納特的觀點，其信念的意義，正如我所說的，給予幻覺以客觀特征的是知覺器官的一種興奮（雖然我不同意他所說的是皮質下中樞的一種興奮）。如果通過記憶意象而興奮了知覺器官，我們必須提出器官的興奮性已發生異常方向的改變，這種改變有可能產生幻覺［弗洛伊德在《釋夢》一書第七章認為單一器官不能執行知覺和記憶功能，他在死後出版的《設計》（1950a，第三節的第一部分）接受了這一點，並寫在該著作發表後的數月，在給弗利斯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也寫到這一點。在《超越快樂原則》（1920）第四章（標準版，第18卷，第25頁），《關於“神秘的拍紙薄”的說明》（1925a）上也提到。在上述倒數第二篇文章中，他明確地把這個思想歸因於布洛伊爾。］
[242] ［在弗洛伊德死後發表的著作《科學心理學設計》第二十節的第一部分，在夢的討論中采納了這個“幻覺的退行性”的概念，而且也將發現在《釋夢》的第七章（標準版，第5卷，第542頁以下）中使用的是“退行”這一術語。］
[243] ［這歸因於奧本海姆（Oppenheim，1890）“分子的不穩定性”。可能在後麵正文中用較正確和明顯的陳述來代替了這種相當含糊的說法。］
[244] ［這不是《緒言》中導言的一個真正的引證，這個基本的假設無論在哪裏都沒有明確地提到過。參見編者導言對此做的說明。］
[245] ［暗指浮士德的深奧的研究（在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場）。］
[246] 我或許可在此冒險地簡單表明上述觀點所依據的看法。我們通常認為感覺神經細胞像是被動的感受器官。這是一個錯誤。因為就一個聯接性的神經纖維係統的存在能證明，這些感覺神經細胞也能把興奮輸送到神經纖維中去。如果從兩個感覺細胞而來的興奮進入連接他們的神經纖維中（不管是它們的延續，還是它們之間的接觸），此時其中必然存在著一種緊張狀態。這種緊張狀態與興奮流動的出入有著同樣的關聯。例如，周圍運動纖維，它像流體靜力學的壓力一樣，產生流動水的活力或像電壓一樣，產生電流。如果所有神經細胞處於平均興奮狀態，並興奮了他的神經過程（軸實），則整個巨大的網絡形成一個“神經緊張”的倉庫。除了細胞內化學物質中靜止的潛在能量和神經纖維在興奮狀態下發放的未知形式的運動能量之外，我們必須假設還有一個神經性興奮的靜止狀態：即緊張性興奮或神經性緊張。［這個腳注和書中上述有關的內容被弗洛伊德看作是布洛伊爾對心理能量的“自由”和“結合”形式之間的區別、性質上有密切關聯的心理功能主要和次要係統區別的基礎。在他的《論潛意識》（1915，第五節末）和《超越快樂原則》（1920，第四章，標準版，第18卷，第26～27頁）書中，他明確肯定了這些想法出自布洛伊爾所著的《癔症研究》一書，但他沒有給予更明確的提示。弗洛伊德已在《釋夢》第七章采用這個觀點，但該問題的討論較多出現在其死後出版的《科學心理學設計》（1950a）一書第三部分第一節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