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們便獲得了出乎意料的發現：在這兩個病人身上，壓抑的動機力量出於對閹割的恐懼。包含在他們的焦慮中的觀念——被馬咬和被狼吞食——是對其父親閹割這一觀念的歪曲替代。這是一種受到了壓抑的觀念。在俄羅斯小男孩身上，這個觀念表達了一種麵對其男性反抗時不繼續存在的願望；在“小漢斯”身上則表達了他的一種使其攻擊性轉變成其對立麵的反應。但是，作為恐怖症實質的焦慮情感不是來自壓抑過程，亦不是來自被壓抑衝動的力比多貫注，而是來自行使壓抑的機構本身。屬於動物恐怖症的焦慮是一種未經轉換的對閹割的恐懼。所以，這是一種現實主義的恐懼[284]，是對實際上即將發生的或者被判斷為真實的危險的恐懼。它是產生壓抑的焦慮，而不是像我以前所相信的那樣是產生焦慮的壓抑。
我已在許多情況下主張，在壓抑中，本能的代表是被歪曲的、被移置的等等，而屬於本能衝動的力比多則被轉換成焦慮。[285]對於這個事實，否認是沒有用的，盡管回憶這個事實並不令人愉快。但是現在對恐怖症的考察，本來應該最好地提供肯定的證據，結果卻未能證實我的主張，反而與之直接相矛盾。在動物恐怖症中所感受到的焦慮是自我對閹割的恐懼；而在廣場恐怖症（agoraphobia）中所感覺到的焦慮（這是一個未曾徹底研究過的主題）似乎是對性**的恐懼——這種恐懼必定在其根源上與閹割的恐懼聯係著。就目前所見，大多數恐怖症都可追憶到這種焦慮，這是自我在涉及力比多的要求時所感受到的焦慮。最主要的事情，也是使壓抑得以實施的總是自我對焦慮的態度。焦慮絕不是產生於被壓抑的力比多。如果我早先滿足於認為，在出現了壓抑之後，會出現一定數量的焦慮，以取代預料之中的力比多的表現，那麽，我今天仍然這樣主張。這種描述是正確的；在不得不受到壓抑的衝動的力量和作為結果而發生的焦慮的強度之間，毫無疑問地表現出存在著這種一致性。但是，我必須承認，我認為我正在進行的不僅僅是一種描述。我相信我已經把手指向了將力比多直接轉變成焦慮的心理玄學過程。現在我卻不能堅持這種觀點了。的確，我發現目前還無法解釋這種轉換是怎樣施行的。
人們可能會問，我最初是怎樣獲得這個轉換的觀念的？那是在我研究“現實性神經症”的時候，當時精神分析還遠未能區分自我中的過程和本我中的過程。[286]我發現，焦慮的發作和焦慮的一般準備狀態是由一定的性活動產生的，例如**中斷（coitus interruptus），未釋放出來的性興奮或強製性的禁欲——就是說，每當性興奮在朝向滿足的過程中受到抑製、阻止或發生轉向時。既然性興奮是力比多本能衝動的表現，那麽，我們便可設想，力比多在通過這些障礙時轉變成了焦慮。這樣的設想似乎不算太輕率。我當時所做的觀察仍然適用。再者，不可否認，屬於本我過程的力比多是啟動壓抑的障礙。所以，在壓抑中焦慮是由本能衝動的力比多貫注產生的，這仍然是真實的。然而，我們怎樣才能使這個結論和我們的其他結論一致呢？其他結論認為，在恐怖症中所感覺到的焦慮是一種自我焦慮，而且是在自我中產生的，焦慮不是由壓抑產生的，而是相反，焦慮促使壓抑啟動。這裏似乎有一個矛盾，這絕不是一個需要解決的簡單問題。把焦慮的這兩個根源還原為一個根源也並不容易。我們可以竭力這樣做，隻要如此設想一下就行：當**受到阻礙或性興奮發生中斷，或者禁欲被強製實施時，自我覺察到某些危險，便以焦慮的形式對此做出反應。但是這卻使我們無處容身了。另一方麵，我們對恐怖症的分析似乎並不允許改正。一切都有待證明（Non liquet）。[287]
第五章
我們開始研究症狀形成和由自我所發動的針對症狀的第二次鬥爭。然而，在基於這一目的而選擇恐怖症時，我們顯然做了一次不幸運的選擇。在這些失常現象的描述中占據支配地位的焦慮，現在看來是一種使情境變得模糊不清的複雜情況。有許多神經症根本就沒有表現出焦慮。真正的轉換性癔症就屬此例，即便在其最嚴重的症狀中也找不到焦慮的影子。這個事實本身就可以告誡我們，不要把焦慮和症狀形成過分緊密地聯係起來。恐怖症和轉換性癔症在所有其他方麵都如此緊密地聯係著，因而我覺得把他們劃入“焦慮性癔症”的名下是完全有道理的。但是，迄今為止誰也不能說，是什麽決定著某一種病例究竟采取轉換性癔症的形式還是恐怖症的形式——就是說，怎樣才能確定是什麽決定著癔症中焦慮的產生。
轉換性癔症最常見的症狀——運動性癱瘓、攣縮、不隨意動作或釋放、疼痛和幻覺——是宣泄過程，這些過程要麽是永久保持的，要麽是間歇性的。但這卻造成了新的困難。實際上，我們對這些症狀還沒有多少了解。分析能夠說明，症狀所取代的受到阻礙的興奮過程是什麽。通常的結果是，這些症狀本身也存在於該過程中。仿佛該過程的全部能量都集中在它的這一方麵。例如，人們將發現，病人所遭受的痛苦表現在壓抑出現的情境中；或者他的幻覺在當時曾是一種知覺；或者他的運動性癱瘓是對某種行動的防禦，這種行動應該在此情境下施行但卻受到了抑製；或者他的攣縮通常是對其身體的某一其他方麵的肌肉有意圖的神經支配的取代；或者他的驚厥表現的是從自我的正常控製下撤出來的情感的爆發。伴隨著症狀出現的不快感驚人地變化著。在已被移置到動作上去的長期的症狀，如癱瘓和攣縮中，這種不快感幾乎完全不存在，從自我對症狀所采取的行動表現來看，仿佛自我和症狀毫無關係；而在間歇性症狀中以及在與感覺有關的症狀中，一般地說，不快感可以明確地感覺到，在疼痛的症狀中不快感則達到了極端程度。我們提供的這種描述是如此多方麵的，以至於難以發現一種能包容所有這些變化但又能對它們做出一致解釋的因素。另外，在症狀形成後發生的自我同症狀作鬥爭的轉換性癔症中，幾乎找不到這個因素。隻有當一個人對身體某一部位疼痛的敏感性構成了症狀之時，這種症狀才能發揮雙重作用。當從外部觸摸到身體有關部位時，疼痛的症狀就會出現；當它所代表的致病情境從內部被聯想激活時，疼痛的症狀也會經常出現。自我將采取預防措施，以防止症狀通過外部知覺而被喚起。我無法回答，在轉換性癔症中，為什麽症狀形成會是這樣一種特別模糊的東西。但是，這個事實卻使我們完全有理由毫不遲疑地放棄這個毫無收益的研究領域。
我們不妨轉向強迫性神經症，希望由此能獲得對症狀形成的更多的了解。這種神經症的症狀一般可分成兩組，每一組都有一種對立的傾向。一方麵，它們既是禁律、預防措施和贖罪——就是說，在性質上是消極的；另一方麵，它們也是經常以象征的偽裝出現的替代滿足。消極的、防禦的那一組症狀是兩者中較古老的。但是，隨著病情的延長，藐視所有防禦措施的滿足便占了上風。如果症狀形成成功地把禁律與滿足結合起來，進而使最初僅作為一種防禦命令或禁律的東西也獲得了滿足的意義，那麽，症狀形成便取得了勝利。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將常常利用最有獨創性的聯想道路。這種成就證明自我有一種綜合的傾向，對此我們已經觀察到了［第98頁］。在極端情況下病人設法賦予他的大多數症狀以（除了其原始意義之外）一個直接相反的意義。這樣做，乃是對那個矛盾心理的力量的一種讚頌，由於某種未知的原因，這種矛盾心理在強迫性神經症中起著這樣大的作用。在最原始的例子中，症狀是二相的（diphasic）[288]：緊接著那種執行某種禁令的行動之後的，即便不是執行與先前對立的行動，也是先前行動的停止或取消。
從對強迫性症狀的這個簡單的考察中，我們立刻就會產生兩種印象。第一印象是，一場針對被壓抑者的鬥爭正在不停息地進行著，在這場鬥爭中行使壓抑的力量不斷地失去陣地；第二種印象是，自我和超我在症狀的形成中起特別大的作用。
強迫性神經症無疑是分析研究中最有趣、最有報償性的主題。但同時也是一個還沒有得到解決的問題。必須承認，如果試圖更深入地探討其實質，我們將不得不依賴那些充滿疑問的假設和尚未得到肯定的設想。毫無疑問，強迫性神經症起源於和癔症同樣的情境，即阻止俄狄浦斯情結的力比多要求的必要性。確實，每一種強迫性神經症似乎都有一個在非常早期的階段所形成的癔症症狀的基質。[289]然而，它後來的形成卻由於某種素質因素的作用走著大不相同的路線。力比多的**組織最後卻成了虛弱無力和沒有抵抗力的，以至於，當自我開始其防禦性努力時，它隨後所做的第一件事是使（性器期的）**組織全部地或部分地回歸到更早期的施虐水平。這個退行的事實對此後所發生的一切都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我們必須考慮另一種可能性。或許退行不是一種素質因素，而是一種時間因素所造成的結果。也有可能不是因為力比多的**組織太虛弱，而是因為自我的對立麵發生得太早（盡管施虐階段才是它的最高峰時期），才使退行成為可能。雖然我不準備對這種觀點表達一種明確的意見，但我卻可以說，精神分析的觀察並不支持這種假設。相反，觀察表明，到強迫性神經症開始出現時，性器欲階段早已經達到了。另外，這種神經症的發作開始於一個比癔症的生活時期更晚的時期——即開始於童年期的第二階段，在潛伏期到來之後。在我所能研究的一個女病人的病例中，她是在很久以後才患上這種病的。這個病例清楚地表明，她的退行及其強迫性神經症出現的決定性原因是其疾病的一次真正的出現，她那直到那時一直沒有過的性器欲生活，通過這種病的出現而失去了其全部價值。[290]
至於退行的心理玄學解釋，我傾向於從“本能解脫”（defusion of instinct）狀態和愛欲成分的分離狀態中去尋找。在後一種狀態中，隨著性器欲階段的出現，愛欲成分參加了屬於施虐階段的破壞性貫注。[291]
在強製退行時，自我在針對力比多要求的防禦鬥爭中取得了第一次成功（在這一方麵，把更一般的“防禦”觀念同“壓抑”區分開來是有好處的。[292]壓抑隻不過是防禦所利用的機製之一）。或許正是在強迫性病例中，而不是在正常情況或癔症病例中，我們才能最清楚地認識到，防禦的動機力量是閹割情結，而被阻擋住的是俄狄浦斯情結的傾向。我們目前所麵對的是潛伏期的開始，這個時期的特點是俄狄浦斯情結的解除、超我的創造或加強，以及本我中的道德障礙和審美障礙的建立。在強迫性神經症中，這些過程較正常情況下尤有過之。除了俄狄浦斯情結的破壞之外，還發生了力比多的退行衰減，超我亦變得格外嚴肅和不仁慈，自我則在服從超我時，以良心、憐憫和潔癖的形式產生了強烈的反向作用。盡管對繼續幼兒時期**的**進行譴責，雖然並非總能成功，卻表現出極其嚴肅的樣子。而現在，**行為已經和退行的（施虐肛欲）觀念聯係起來了，然而卻代表**組織的不可克製的方麵。這種事態存在著一個先天固有的矛盾。在這一事態中，一方麵正是為了男子氣的利益（就是說，對閹割的恐懼），每一種屬於男子氣的活動便被中止；但在這裏，強迫性神經症卻隻過分使用排除俄狄浦斯情結的正常方法。我們再次發現這裏昭示出一個真理，即每一次誇張都包含著將它自己毀滅的種子。因為在強迫性活動偽裝的表麵下，被壓製的**比以往更加接近於滿足。
我認為，應該把強迫性神經症在自我中的反向作用（我們認為這是對正常的性格形成的誇張）看作是另一種防禦機製，將它和退行與壓抑放在一起。反向作用似乎在癔症中並不存在或者非常微弱。回溯過去，對於癔症中的獨特防禦過程究竟是什麽，我們現在可以得出一種看法。看起來這個過程在癔症中僅限於壓抑。自我從不合意的本能衝動離開了，讓它去遵循潛意識中的過程，而不再參與其命運。這一觀點可能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我們都非常熟悉，在有一種病例中，癔症症狀同時也是超我施加的一種懲罰的滿足，但是，它卻可以描述癔症中自我的一般行為特點。
我們可以要麽簡單地接受這個事實，在強迫性神經症中出現了嚴厲的超我，要麽我們也可以把力比多的退行看作是情感的基本特點，並試圖把超我的嚴厲性與此聯係起來。確實，在作用於本我的過程中產生的超我，不可能解除已在那裏發生的與退行和本能的聯係。如果它變得比正常發展時更加嚴厲、更不仁慈和更使人痛苦，我們也不會感到驚訝。
潛伏期的主要任務似乎是阻擋住**的**。這場鬥爭產生了一係列症狀。這些症狀以某種典型的方式出現在大不相同的個體身上，一般都具有儀式的特點。非常遺憾的是，迄今還沒有人收集這些症狀，並予以係統的分析。作為神經症的最早期產物，這些症狀應該能夠最出色地闡明在其症狀形成中所使用的機製。它們已經展示出在發生嚴重疾病的條件下將會以災難性的方式表現出來的那些特點。它們傾向於和諸如睡覺、洗浴、穿衣和走路之類的方式進行的活動聯係起來（這些活動在後來幾乎是自動進行的），傾向於重複和浪費時間。目前還不清楚這種情形發生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肛欲成分的升華在其中起著明確的作用。
青春期的到來在強迫性神經症的曆史中翻開了決定性的篇章。在童年期被阻斷的**組織又開始了充滿活力。但是，我們知道，童年期的性發展決定著青春期的這個新開端所走的方向。不僅早期的攻擊性衝動將被重新喚醒，而且大小比例不同的新的力比多衝動——在不好的情況下其全部衝動——將不得不遵循壓抑為它們所規定的過程，並將作為攻擊性的和破壞性的傾向而表現出來。由於愛欲的傾向是以這種方式偽裝起來的，以及由於自我中強大的反向作用，此後針對性欲的鬥爭便在道德原則的旗幟下進行了。自我將在由本我而進入意識中來的殘酷與暴力的刺激下吃驚地後退，它並不知道它這是在同愛欲的願望，包括那些無疑應作為例外的願望作鬥爭。過分嚴厲的超我更加強烈地堅持對性欲的壓製。因為它已經預先假設會發生諸如此類的反抗。於是，在強迫性神經症中，衝突在兩個方麵被誇大了：防禦力量變得更加不容異說，被阻擋住的力量則變得更不能容忍。這兩種作用都歸因於一個因素，即對力比多的壓抑。
在這種認為令人不快的強迫性觀念本身就是相當有意識的背景下，已經說過的許多觀點可能會受到否定。但毫無疑問，在成為有意識的之前，這些強迫性觀念都經過了壓抑過程。在大多數強迫觀念中，攻擊性本能衝動實際上的言語表達是自我完全不知道的，需要進行大量的分析工作才能使它成為有意識的。滲透到意識中去的通常隻是一種歪曲的替代，這種替代要麽具有一種模糊的、像夢一般的、不明確的性質，要麽歪曲得如此厲害以至於認不出來。即使在壓抑尚未侵占攻擊衝動的內容的地方，它也肯定去除了相伴隨的情感性質。結果，在自我看來攻擊性似乎並不是一種衝動，而是像病人自己所說，隻是一種喚不起感情的“思想”。[293]但是，值得注意的情況並非如此。實際發生的情況是，當強迫性觀念被覺察到時，遺漏下來的情感便在一個不同的地方出現了。超我在行為中表現出一幅仿佛壓抑並沒有出現、好像它知道攻擊性衝動的真實表達和全部情感特性的樣子。對待自我，它亦如此。自我一方麵知道它是無辜的，另一方麵又不得不承認有一種罪疚感（sense of guilt），同時又要去承擔一種無法言表的責任。但是，這種事態並不像初看上去那麽令人困惑。超我的行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自我中的矛盾也隻不過表明，它借助於壓抑阻擋住本我，同時又完全接受超我的影響。[294]如果有人問，自我為什麽不嚐試從超我那折磨人的批評中撤出來，那麽，答案便是，在大量的實例中它確實是在設法這樣做。在有些強迫性神經症中並沒有表現出罪疚感。就我們所見，在這類神經症中，自我通過形成一套新的症狀，形成一種自我懲罰的苦行或限製而避免覺知到罪疚感。但是，這些症狀同時代表著受虐癖衝動的滿足，這些衝動也受到了退行的強化。
強迫性神經症在現象上表現出如此的多樣性，而我們卻還沒有進行任何努力，去把它的所有變化情況進行明確一致的綜合。我們所能做的就是辨別出某些典型的相關；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總麵臨著一種危險，我們可能會忽略其他不太重要的一致性。
我已經描述了強迫性神經症中症狀形成的一般傾向。還要為受挫折情況下的替代性滿足留出更多的篇幅。由於自我的綜合性傾向的作用，一度代表自我的限製的症狀後來也開始代表滿足，顯而易見，這第二種含義逐漸成為兩者之中更重要的。這一過程的結果與最初的防禦目的的全麵失敗越來越類似，因而產生了一個極其受限製的自我，它被還原為在症狀中尋求滿足。支持滿足的力量分布的移置可能會產生導致自我意誌癱瘓的可怕後果。因為，在自我所做出的每一個決定中，它從一個方麵受到的推動和從另一個方麵受到的推動幾乎同樣強烈。從一開始便支配著疾病的、發生在自我與超我之間的過分尖銳的衝突，其調和範圍可以是如此廣泛，以致自我無法履行其調停者的職責，更無力處理沒有被卷入到那場衝突之中的任何其他的事情。
第六章
在這些鬥爭過程中，我們發現了自我的兩種活動。它們形成了症狀並且應該受到特別注意，因為它們顯然是壓抑的代理者，因而完全可以對它們進行推測以說明其目的和技術。這種輔助的和替代性的技術的出現是一個事實，它有助於我們說明真正的壓抑在其功能方麵所遇到的困難。如果我們考慮一下自我在強迫性神經症中症狀形成的活動場景較之在癔症中的多寡，探討一下自我以什麽樣的韌性來堅持它與現實和與意識的關係，並為了這個目的而使用其所有的理智官能——以及思維這個過程是怎樣變得過度貫注和愛欲化的——那麽，我們或許能更好地理解壓抑的這些變化形式。
我提出的兩種技術是抵消（undoing）已經做過的事和隔離作用（isolating）。[295]其中，第一種具有廣泛的含義，並可追溯到非常久遠。可以說，它是一種消極的巫術。其做法是力圖借助於運動象征作用，不僅“消除掉”某些事件（或經驗或印象）的後果，而且“消除掉”事件本身。我是在經過考慮之後才選擇“消除掉”這個術語的，為的是提醒讀者，這種技術不僅在神經症中，而且在巫術活動、民眾風俗和宗教儀式中也發揮著作用。在強迫性神經症中抵消所做過的事情首先是在“二相的”（diphasic）症狀［第113頁］中遇到的，在這種症狀中一種活動被第二種活動抵消了，這樣就好像哪一種活動都沒有發生過，而事實上兩種活動都發生了。抵消作用的這個目的是強迫性儀式的第二個潛在動機，第一個動機是采取預防措施以便防止出現或重複出現某一特殊事件。兩者之間的差異很容易發現：采取預防措施是理性的，而試圖通過“使某件事情未曾發生過”而消除這件事則是非理性的，並帶有巫術性質。人們當然會猜想後者是兩者之中更早的動機，是從人們對環境的泛靈論態度開始的。在一個人決定把某一件事視為未發生過的[296]情況下，這種抵消的努力就逐漸變成了正常行為。但是，既然他將不對這一事件采取直接措施，不打算進一步注意它或它的後果，那麽，神經症患者便力圖使過去的事件本身成為不存在的。他將力圖用動作手段來壓抑它。同一種目的或許可以說明在這種神經症中經常遇到的強迫性重複，這種重複可服務於許多相矛盾的意圖。當事情不是以所要求的方式發生時，它便被一種不同方式的重複所抵消了，因此，為了進行這種重複而存在的所有動機也開始起作用了。隨著神經症的進行，我們常常發現，為了抵消某種創傷體驗而做出的努力是症狀形成中第一重要的動機。這樣，我們便出乎預料地發現了一種新的、動作式的防禦技術，或（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樣說並非不準確）壓抑技術。
我們首次著手描述的這些技術中的第二種，即隔離作用，是強迫性神經症所特有的。它也在運動領域發生過。當病人發生了某種令人不快的事情，或者當他自己做了某件對他的神經症有某種意義的事情時，他便插入一段間歇時期，在此期間沒有更多的事情必定發生——在此期間他必須什麽也不去感知，什麽事情也不做。[297]這種初看起來似乎很奇怪的行為，我們不久便發現它和壓抑有關。我們知道，在癔症中有可能使某種創傷性的經驗被遺忘症所製服。在強迫性神經症中這種情況卻往往不會發生：經驗並沒有被遺忘，而是被剝奪了其情感，它的聯想性聯係受到壓製或阻礙，這樣一來它好像是被隔離開來，不能在通常的思想過程中再現。這種隔離作用的效果和遺忘症的壓抑作用的效果是一樣的。於是，這種技術在強迫性神經症的隔離作用中得到了重現；而且在此同時它還得到了基於巫術目的的動作強化。以這種方式分離開來的成分正是那些通過聯想而結合在一起的成分。動作隔離作用意味著保證思想聯係的中斷。正常的集中現象為這種神經症程序提供了一個借口：在我們看來在一種印象或一件工作中似乎非常重要的東西，一定不要被任何其他心理過程或活動同時提出的要求所阻斷。但是，即使是一位正常人，使用集中所隔離開的也不隻是那些不相關的或者不重要的東西，而首先是那些不適用的東西。因為，這些不適用的東西是很矛盾的。使他受到最大幹擾的那些曾經聚集在一塊、但在其發展過程中被分離開來的那些成分——例如，在他與上帝的關係中他的父親情結的矛盾心理的表現，或者在他的愛的情緒中與其排泄器官有聯係的衝動。因此，在事物的正常過程中自我要做大量的隔離工作，以發揮其導引思想流的作用。並且，正如我們知道的那樣，在實施我們的分析技術時，我們被迫訓練它暫時放棄那種作用，使之看上去明顯地像平常那樣。
我們都憑借經驗發現，讓強迫性神經症患者實施精神分析的基本規則是尤為困難的。他的自我會更加警惕，並且做出更明顯的隔離作用，這很可能是由於他的超我和本我之間的衝突導致了高度的緊張。當他在進行思維時，他的自我卻不得不把大量——潛意識幻想的侵入和矛盾傾向的表現——隔離在外。一定不要放鬆，而是要不斷地為鬥爭做準備。它借助於隔離作用的巫術般的活動來加強這種集中和隔離的強迫性。對病人來說，這些巫術般的活動以症狀的形式，變得如此值得注意，具有這樣多的實際重要性，但其本身當然是沒有用的，且具有儀式的性質。
但是，在這樣盡力避免思想的聯想與聯係時，自我服從的是強迫性神經症的最古老而又最基本的要求，即觸摸的禁忌。如果我們自問，當什麽避免觸摸、聯係和傳染病會在這種神經症中起如此大的作用？為什麽它會成為複雜體係的主題？答案是，觸摸和身體接觸是攻擊性的愛的對象貫注的直接目的。[298]愛欲渴望著接觸，因為它力求使自我和被愛的對象成為一體，消除它們之間所有的空間障礙。但是，（在常規性武器發明之前）隻能在短兵相接中發揮作用的破壞性必須以身體接觸為先決條件，進行殊死搏鬥。“接觸”一個女人已成為把她用作性對象的一個委婉語。不要“觸摸”人的**是用來禁止自體性欲滿足（auto-erotic satisfaction）的一種用語。由於強迫性神經症是從阻撓愛欲接觸開始的，然後，在退行發生之後，繼續以攻擊性為偽裝阻撓接觸，因此，在這種疾病中再也沒有什麽東西能像接觸那樣強硬規定的了，也沒有任何事物如此適合於成為禁忌係統的中心點了。但是，隔離作用卻要去除接觸的可能性。這是一種把事物從任何方式的接觸中撤出來的方法。當神經症患者通過插入一段間歇期而把某種印象或某種活動隔離出來時，他是想使隔離作用在象征上得到理解，他不允許他對那種印象或活動的想法與其他思想建立聯想性聯係。
這就是我們對症狀形成進行研究而得到的認識。我們幾乎用不著去對它們進行總結，因為它們所產生的結果是貧乏且不完全的，對於我們還不知道的東西也幾乎沒有提供多少情況。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除了恐怖症、轉換性癔症和強迫性神經症之外的其他心理紊亂中的症狀形成是不會有收獲的，因為我們對它們了解得太少了。但是，在把這三種神經症合並在一起考察時，便引發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對這個問題的考慮已經刻不容緩。這三種神經症都把俄狄浦斯情結的破壞性作為它們的結果，而且我們相信，在這三種神經症中與自我相對立的動機力量都是對閹割的恐懼。然而，唯有恐怖症中這種恐懼才能浮到表麵上來並得到承認。那麽，在其他兩種神經症中情況是怎樣的呢？自我是怎樣使自己不產生這種恐懼的呢？我們在回憶這種可能性時已經強調這個問題，並指出，焦慮是通過一種激動（fermentation）而直接從其過程已受到阻礙的那種力比多貫注中產生的。再者，我們能絕對肯定閹割的恐懼是壓抑作用（或防禦）的唯一動機力量嗎？如果我們考慮一個女性的神經症，我們一定會對此表示懷疑。因為，雖然在她們身上可以明確地肯定一種閹割情結的存在，但我們卻很難在已經發生了閹割的地方恰當地談論閹割焦慮。
第七章
下麵我們回過頭來再對幼兒的動物恐怖症（infantile phobias of animals）加以考察，因為通過上述討論，我們對這種障礙比對其他任何障礙都有了更為深入的了解。因此，在對動物的恐怖症中，自我必須對一種來自本我的力比多對象貫注（libidinal object-cathexis）加以抵抗——這種貫注要麽屬於正性俄狄浦斯情結，要麽屬於負性俄狄浦斯情結——因為它相信，放過這種力比多對象貫注就等於造成閹割的危險。雖然這個問題已被討論過，但仍有一個疑點尚需澄清。在“小漢斯”的個案——那是一個正性俄狄浦斯情結案例——中，究竟是他對母親的喜愛還是他對父親的攻擊性才引起自我的防禦呢？就治療實踐而言，這似乎是一個無所謂的問題，特別是因為，這兩種情感是彼此相容的；但這個問題卻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因為隻有對母親的柔情感才算是一種純粹的**情感。攻擊衝動主要產生於破壞本能，而且我們總是相信，在神經症中自我防禦針對的是力比多的要求，而不是其他任何本能的要求。事實上，我們知道“漢斯”對他母親的溫情依戀在他的恐怖症形成之後就似乎消失了，完全被壓抑處理掉了，而症狀的形成（替代性形成）卻在與攻擊衝動的聯係中產生了。在“狼人”的個案中，情況更為簡單，被壓抑的衝動——即他對父親的女性態度——才是真正的性欲衝動，他的症狀正是因這一衝動而形成的。
說來慚愧，經過如此的長篇大論之後，我們還未能理解最基本的事實。但我們已下定決心，對任何事實，我們既不簡化，也不隱瞞。即使我們不能完全理解事實，我們也將至少能夠看清不明白的地方是什麽。這裏我們所碰到的困難，顯然是我們有關本能的理論發展中的某些障礙。起初，我們追溯了力比多在其連續發展階段上的組織結構，即從口欲期經施虐肛欲期至性器欲期，而且在這一過程中，我們將性本能的全部成分奠定在同一基礎之上。後來我們發現，施虐癖實乃與**本能相對立的另一本能之代表，這一新的觀點將本能劃分為兩種，它似乎是要使我們關於力比多組織（libidinal organization）的連續發展階段的早期理論建構化為烏有。但要擺脫這一困境，我們並不需要確立一個新的基礎。解決的方案早已唾手可得，它就在於以下事實，即我們所關注的從來不是純粹的本能衝動，而是兩種本能的各種不同比例的結合體。既然這樣，我們就無須修改我們關於力比多組織的觀點。對某一對象的施虐性貫注完全可以被當成是一種力比多貫注；同時，和對母親的溫情衝動一樣，對父親的攻擊衝動完全也可以被壓抑。當然，為下文著想，我們需切記如下可能性，即壓抑是一個與力比多的生殖組織（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具有特殊關係的過程，而且，當自我需要在力比多的其他組織水平上進行自我保護時，它會采用其他一些防禦方法。但是，對於像“小漢斯”之類的病例，我們依然不能得出一個明確的結論。在他的身上，攻擊衝動確實是被壓抑了，但這一壓抑卻發生在達到力比多的生殖組織水平之後。
這裏我們不能不考察焦慮所起的作用。我們已指出，自我一旦認識到閹割的危險就會發出焦慮信號，並通過快樂-痛苦動因（pleasure-unpleasure agency）（其作用方式我們尚一無所知）抑製自我中迫在眉睫的貫注過程。恐怖症就在這同一時刻形成，此時，閹割焦慮被引向另一個對象，並以一種歪曲的方式加以表達，所以，患者害怕的就不是被父親閹割，而是被馬咬傷或是被狼吃掉。這種替代形成具有兩個明顯的優點：首先，它避免了因矛盾情感引起的衝突（因為父親也是愛的對象之一）；其次，它能使自我終止產生焦慮。屬於恐怖的焦慮是有條件的；它隻有在它的對象被知覺到之後才能產生——而且確實如此，因為隻有在這時才出現危險情境。害怕被父親閹割是沒有必要的，因為父親根本就不在場。另一方麵，誰也不能擺脫父親，隻要他願意，他隨時都會出現。但如果父親被一隻動物所取代，此時為了避免危險和焦慮，一個人隻需回避看到它即可。所以，“小漢斯”，實際上是給他的自我設定了一個限製，他產生了不離開家的抑製，以便不要看到任何馬。那個俄國小狼人的情況更為簡單，因為對他來說，不再看一本特殊的畫冊根本不算什麽損失。如果不是他那淘氣的妹妹總是讓他看那本畫冊，讓他看到站在畫冊中的狼的圖畫，那麽，他本來完全可以對他的恐怖物感到安全。[299]
前麵我曾說過，恐怖症具有一個投射特征，因為它們把內部的本能危險代之為外部的可以知覺的危險。這一特征的優點在於使患者能夠通過逃離而避免外部危險，或不對它加以感知而進行自我保護，而逃離來自內部的危險隻能是無用之舉。[300]我的這一陳述並非不正確，隻是不夠深刻而已。因為一項本能的要求並非本身就是危險的，隻有當它引起某一真實的外部危險即閹割時，它本身才會變成是危險的。所以對恐怖症而言，它隻是用一個外部危險來代替另一個外部危險。認為在恐怖症中，自我能夠通過回避或抑製性症狀等手段來逃避焦慮，這種觀點完全符合下述的理論，即焦慮隻是一種情感信號（affective signal），在經濟學的情境中並沒有發生任何改變。
由此可見，在動物恐怖症中所體驗到的焦慮乃是自我方麵對危險所做出的一種情感反應，而以這種方式被指明的危險乃是閹割的危險。與自我的危險情境中正常感覺到的現實性焦慮（realistic anxiety）相比，這種焦慮並無什麽不同，隻是其內容依然是潛意識的，而表達隻能以某種歪曲的方式才會變為意識的。
我想，成年人的恐怖症亦會如此，雖然他們的神經症所使用的材料要豐富得多，但在他們的症狀形成中尚有其他一些因素。廣場恐怖症患者為他的自我施以某種限製，以逃避某種本能危險——即引起他的性欲的危險。因為，如果他這樣做的話，就會再一次想起童年期的被閹割的危險以及其他某些類似危險。
我很清楚，大量病例表現出更為複雜的結構，而且，許多其他被壓抑的本能衝動也能進入恐怖症。然而，它們隻是在某一後期階段匯入神經症主流之中的支流而已。廣場恐怖症的症狀學因下列事實而更趨複雜化，即自我決不限於克製自己。為了解除危險情境，它必須做出更多的事情：它通常要暫時退行[301]到童年期（在極端情況下，退行到病人在其母親的子宮裏，受到保護，免遭現在威脅他的那些危險）。這種退行現在變成一個條件，滿足這種退行導致自我不能做出克製。例如，一個廣場恐怖症患者隻有在別人的陪同下才能走入街市；或者，出於同樣的原因，他自己外出時，隻能走到他很熟悉的近處，而不會走到人們都不熟悉或不認識他的遠處。這些規定是什麽，則依賴於每一病例中的嬰兒型因素的作用，正是這些因素在神經症中支配了他。不管對何種嬰兒型退行而言，獨處恐怖症的意義都是明確的：從終極意義上講，這都是力圖回避孤獨的**（solitary masturbation）的**。當然，嬰兒型退行隻能當患者不再是嬰兒時才發生。
恐怖症通常都是在體驗到某一特殊情境中的第一次焦慮發作後才產生，如在街市、火車中或在獨處時。其後，焦慮即因恐怖症而終止，但假若保護條件得不到滿足，它會重新出現。恐怖症機製（mechanism of phobia）很好地構成一種防禦手段，並趨向於穩定。持續的防禦性鬥爭，以和症狀相鬥爭的方式頻繁出現，但卻不是一成不變的。
我們關於恐怖症中的焦慮的理解，同樣適合於強迫性神經症。在這一方麵，我們不難使強迫性神經症完全等於同恐怖症。對前者而言，後期所有的症狀形成都顯然出自自我對超我的恐懼。自我必須逃避的危險情境是超我的敵意。這裏沒有任何投影的跡象，危險是完全內化的。但如果我們問，自我害怕的是超我的什麽，那麽我們隻能認為，有可能來自超我的懲罰，實際上是閹割懲罰的一種擴展。正如父親在超我中變成非人格化一樣，對閹割的恐懼亦由父親轉向某種不確定的社會焦慮或道德焦慮。但這種焦慮是隱而不現的。自我是通過順從地執行其所發布的命令、預防和苦修而得以逃避這種焦慮。如果自我在這一過程中受阻，它會立即體驗到一種極端不安的感受，這種感受可以與焦慮相等，而患者自己正以為它就是焦慮。
因此，我們的結論就在於，焦慮是對危險情境的一種反應，它通過自我做某件事情來回避該情境或撤離該情境而被排除。我們也許可以說，症狀的形成正是避免焦慮的產生。但這樣說似乎不夠深刻。如果說，症狀的形成是為了避免某種危險情境，通過焦慮的產生而發出其存在的信號，就我們前麵所討論的情況而言，有關的危險就是閹割的危險，或某些可以追溯到閹割的事情。
如果焦慮是自我對危險的一種反應，那麽，對於那些與死亡僅失之交臂的創傷性神經症而言，我們可以認為是對死亡感到恐懼的直接結果，並傾向於放棄閹割問題以及對自我的依賴關係的問題。大多數觀察過因上一次大戰[302]而造成的創傷性神經症的人都持這一觀點，而且成功地斷言，有證據表明，對自我保護本能的威脅本身就可以產生神經症，而不必摻以性的因素，也不需要精神分析的複雜假設。然而遺憾的是，任何對這種有價值的創傷性神經症的分析都未曾有過。[303]之所以遺憾，並不是因為這種分析會與性的病源學意義相衝突——因為任何這類矛盾早就通過引進自戀這個概念而安排好了，自戀使自我的力比多貫注與對象的貫注相一致，並強調自我保護本能的力比多特點——而在於，沒有這種分析，我們就失去了寶貴的機會，以對焦慮和症狀形成之間的關係做出決定性的結論。根據我們對日常生活中相對較簡單的神經症結構的理解，我們很難得出結論，認為神經症可以僅僅產生於危險的客觀存在，不需要心理結構的更深水平的參與。但是，關於生命毀滅的概念，潛意識似乎不能為我們提供任何內容。閹割可以在以下基礎上加以理解，即糞便排出體外和斷乳時失去母親**的日常生活經驗。[304]但任何與死亡相類似的經驗都尚未被體驗過；或即使有過，也未留下任何可觀察的痕跡。因此，我傾向於支持如下觀點，即死亡恐懼應被理解為與閹割恐懼相類似，而且，自我予以反應的情況是被起保護作用的自我-超我所遺棄的情況——此即命運的力量——以至於它從此再也沒有對周圍所有的危險進行保護的措施了。[305]此外，我們必須記住，在導致創傷性神經症的經驗中，針對外部刺激的保護層被打破了，並因而造成過量的興奮作用於心靈結構，以致產生我們這裏所說的第二種可能性——即焦慮不僅作為一種情感而發出信號，並且也從情境的經濟條件中重新產生出來。
我上麵所做的論斷，即自我通過反複經曆對象喪失而做好預備發生閹割的準備，使焦慮問題獲得一種新的理解。至此，我們把焦慮看成是對危險的一種情感信號。但現在，因為危險經常是閹割的危險，焦慮似乎就表現為對喪失、對分離的反應。雖然這一觀點立即會引起大量反對性的思考，我們卻不能不被一個明顯相關的事實所震驚。個體最初經曆的焦慮體驗（對人而言）是出生。客觀地講，分娩就是與母親的分離。這也可以比喻為對母親的一次閹割（將嬰兒等同於陰莖）。現在，如果焦慮是分離的一個象征，並在隨後每一次分離場合都產生，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不幸的是，我們因下麵這個事實而不能使用這個相關，即出生並不在主觀上被體驗為一次與母親的分離，因為胎兒作為一種完全自戀的存在，它根本意識不到母親作為對象的存在。另一個反對的論證是，我們知道，對分離的情感反應是痛苦和悲傷，而不是焦慮。順便提一句，人們可能記得，在討論有關悲傷問題時，我們也未能發現，為什麽悲傷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306]
第八章
現在我們可以停下來做些思考。我們所明確需要的，是去發現某些能夠告知我們焦慮究竟是什麽的指標，以及使我們能夠判明有關焦慮的陳述正確與否的標準。但要做到這一點實屬不易，焦慮並不是如此簡單的一個論題。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獲得的無非是發掘出一些關於焦慮的相互矛盾的觀點，而且在一個公正的人看來，這些觀點很難分出孰優孰劣。所以，我建議我們應采納一種不同的步驟。下麵我想不偏不倚地收集我們所了解到的焦慮的全部事實，而不奢望達到一個新的綜合。
首先，焦慮是我們感受到的某種東西，我們把它稱為一種情感狀態（affective state），雖然，我們也不知道這是一種什麽情感。作為一種感覺，焦慮的一個尤為明顯的特征是不快樂（unpleasure），但這還不是其全部性質。並不是所有的不快樂都可稱為焦慮，因為具有不快樂特征的還有其他許多感受，如緊張、痛苦或悲傷。所以，除不快樂這一性質外，焦慮必然還有其他一些明顯的特征。關於這些不同的不快樂情感之間的區別，我們能夠成功地加以理解嗎？
就焦慮這種感受而言，無論如何，我們都可以指出若幹事項。它的不快樂特征本身似乎也擁有它自身的一個特征——它不是一件非常清楚明白的事，它的存在很難加以證實，卻又明白無誤地存在著。但是，除了擁有這一難以分離出來的特殊特征而外，我們還可以注意到，焦慮伴有相當明確的生理感覺（physical sensations），這些生理感覺可能指的是身體的某些特殊器官。因為我們在這裏並不關心焦慮的生理學，所以我們隻能滿足於提到其中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感覺。在這些感覺中，最明顯、最經常發生的是與呼吸係統和心髒有關的感覺。[307]它們提供的證據表明，運動神經支配（motor innervation）——即釋放過程——在一般焦慮現象中起著作用。
因此，焦慮狀態的分析揭示了下列事實的存在：（1）不快樂這一特殊的性質；（2）釋放活動；（3）對這些活動的知覺。後兩點同時表明在焦慮與其他類似狀態如悲傷、痛苦之間的差異。悲傷和痛苦狀態並不具有任何動作表現，或即使有這些動作表現也不是全部狀態的內在組成部分，而是與它大不相同，是它的一個結果或對它的一種反應。所以，焦慮是一種特殊的不快樂狀態，它伴有特殊神經通路上的運動釋放。為保持與我們的一般觀點相一致[308]，我們應該傾向於認為，焦慮以某種興奮的增強為基礎，這種興奮一方麵產生了不快樂這一特征，另一方麵又通過上述運動釋放過程而得到緩解。但是，這種純生理學的說明很難令我們滿意。我們想要假定一個曆史因素的存在，正是這個曆史因素把焦慮的感覺和它的神經過程緊密聯係在一起。換句話說，我們假定，焦慮狀態是某些經驗的再現，而上述興奮的增強以及沿著某些特殊通路的釋放過程又構成這些經驗的必要條件，並且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焦慮之不快樂才獲得其特殊的性質。就人類而言，出生提供了這種原型經驗（prototypic experience）之一，因此我們可以把焦慮狀態看成是出生創傷（trauma of birth）的一種再現［參見上文第93頁以下］。
這並不意味著在各種情感狀態中，焦慮占有一個特殊的地位。在我看來，其他各種情感也是非常早期的、甚至可能是出生前的重大個人經驗的再現；而且，我傾向於把這些經驗看成是普遍、典型和先天的癔症發作，可以與後來通過個體化途徑獲得的癔症發作相比擬。後者主要發生於癔症神經症（hysterical neuroses），我們已通過分析揭示了它們的起源及其作為記憶象征的意義。當然，如果能通過一係列這種類型的情感來證明這種觀點的正確性就好了，但目前似乎還很難做到這一點。[309]
認為焦慮回溯到出生事件這一觀點立即引起了各種反對意見，這些反對意見我們必須給以答複。可能有人會認為，焦慮極有可能是各種高等物種的一種普遍反應，而出生卻隻是哺乳類物種的經驗。如果認為在所有這些哺乳類物種中，出生有創傷意義，那是很可懷疑的。所以完全有可能存在那種不具有出生原型的焦慮。然而，這種反對卻使我們跨越了心理學與生物學之間的界限。也許恰恰因為焦慮有一種不可避免地要完成的生物學功能，以作為對危險狀態的一種反應，所以它對不同有機體具有不同的意義。而且，我們並不知道，和人類相比，在那些遠離人類的物種中，焦慮是否也包含著同樣的感覺和神經興奮。所以，這種反對意見並未能提供充足的論證以反駁我們的觀點：在人類而言，焦慮是以出生過程為模型的。
如果焦慮的結構和起源確如上述，那麽緊接著產生的問題是：焦慮的功能是什麽？它在什麽情況下再現？答案似乎是明顯而令人信服的：焦慮最初是作為對一種危險狀態（a state of danger）的反應而產生的，而後，每當這種狀態重現時，焦慮便得以複生。
然而，這一答案卻引起了若幹進一步的思考。在焦慮的原初狀態中的神經興奮，可能具有某種目的和意義，就像在首次癔症發作中所伴隨的肌肉運動具有某種目的和意義一樣。要理解癔症發作，我們隻需考察這些運動如何構成癔症適當而方便的動作的情境即可。因此很可能，在出生時的神經興奮通過轉向呼吸器官，通過為肺的活動做好準備，並通過提高心率，實際上是在幫助血液免受有毒物質的侵害。自然，當焦慮狀態後來作為一種情感再現時，它將失去這種方便性，正和癔症發作的反複出現一樣。當個體被置於一種新的危險情境時，若他以焦慮狀態（焦慮狀態是對某一早期危險的反應）作為反應，而不是引發出一種適合於新危險的適當反應，那是相當不適當的。然而，如果危險情境在接近的過程中被識別出來，並且因焦慮的發作而作為一種信號表現出來，那麽他的行為反應可能再次成為適當的。在這種情況下，他可以通過求助於更適當的措施而立即擺脫焦慮。因此我們發現，焦慮的呈現可以有兩種方式：即當一個新的危險情境出現時的不適當的方式；或對一個危險情境發出信號並加以防備時的適當的方式。
但“危險”究竟是什麽呢？在出生活動中存在著一個對生命的真實的危險。我們知道這種危險在客觀上意味著什麽，但從心理學意義上講，它什麽也說明不了。出生的危險也沒有任何心理的內容。我們很難假設說胎兒具有什麽知識，能認識到在出生過程中它的生命有被毀滅的可能。它隻能意識到在它的自戀力比多結構中存在著某些廣泛的擾動。在它的自戀力比多結構中聚集著大量的興奮，從而使它產生各種新的不愉快情感，而且有某些器官獲得更強烈的貫注，從而預示了即將發生的對象貫注。那麽在所有這些成分中，有哪些成分將會被用做“危險情境”的信號呢？
遺憾的是，我們對新生嬰兒的心理構成所知甚少，不足以對此做出一個直接的回答。我甚至不敢確保我剛才所做說明的合理性。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得出結論說，在各種使他回憶起出生事件的情境中，嬰兒都會重複他的焦慮情感，關鍵在於知道，究竟是什麽使嬰兒回憶起這個事件，以及他憶起的究竟又是什麽。
對此，我們所能做的隻是觀察，在什麽條件下，處於繈褓之中的或稍大一點的嬰兒能夠自然地表現出焦慮。蘭克（1924）在他那本論出生創傷的著作中，曾試圖努力地在嬰兒最早表現出的恐怖症與出生事件對他所產生的影響這二者之間建立起某種關係，但我不認為他的這一努力是成功的。他的理論尤其在兩個方麵易於遭到反駁。第一，他假定，在出生時，嬰兒已經接受了某些感覺印象，特別是視覺印象，而當這些印象在後來複現時便使嬰兒憶起出生創傷並因而激起焦慮反應。這種假定不僅缺乏根據，而且是極其不可能的。除了與出生過程有關的觸覺和一般感覺外，要說嬰兒在出生時還能獲得其他什麽感覺，那是很難令人信服的。根據蘭克的看法，如果嬰兒在日後因看到小動物進出各種孔洞而恐懼，那麽這種恐懼反應的原因乃在於嬰兒從其中感知到了某種類比關係。然而，這種類比關係是嬰兒所不能意識到的。第二，蘭克在思考這些日後的焦慮情境時，他總是一會兒強調嬰兒對其幸福的宮內存在（intrauterine existence）的回憶，一會兒又強調嬰兒對那個終止這種宮內存在的創傷性幹擾事件的回憶，這就為解釋的任意性留有廣闊的餘地。不僅如此，而且還有某些兒童期焦慮（childhood anxiety）的實例直接反對他的理論。例如，當一個嬰兒單獨被留在黑暗中時，依蘭克的觀點，我們應該可以預想，他應該樂於宮內生活情境的這種重構（reestablishment）；然而，恰恰是在這種條件下，嬰兒會做出焦慮反應。如果對此解釋說，這種條件使嬰兒想起了出生事件對其幸福的宮內生活的中斷，那麽，對這種解釋的牽強附會的性質，我們再也不能視而不見了。[310]
我由此得出如下結論，即嬰兒最早表現出的恐怖症不可能直接追溯到出生活動的印象，相反，到目前為止，這些恐怖症還沒有得到解釋。對處於繈褓之中的嬰兒來說，無疑具有某種焦慮的準備性（preparedness for anxiety）。但這種焦慮準備性並不是在剛出生時立即處於最大值而後逐步減弱；相反，它是隨著心理發展的進程在後來方呈現出來的，而且在嬰兒期持續相當長的一個階段。如果這些早期恐怖症持續的時間超過了這一階段，則人們傾向於懷疑其出現了神經症障礙，雖然完全不清楚這些恐怖症與童年後期階段出現的肯定無疑的神經症之間的關係是什麽。
在兒童焦慮中，隻有很少一些表現是我們所能理解的，我們也隻能將注意力集中於這些少數的表現，如當一個嬰兒獨處、或處於黑暗中[311]、或和一個陌生人而不是他所熟悉的人如母親在一起時所具有的焦慮表現。這三種情況可以還原為一個條件，即與某個被愛或被想念的人的別離。但是我想，在這裏我們擁有一把理解焦慮並澄清有關焦慮的各種矛盾的鑰匙。
為兒童所想念的人的記憶意象無疑被強烈地貫注了，起初可能是以幻覺的方式被貫注。但這並不產生什麽影響；似乎想念轉化成了焦慮。從其全部表現特征來看，這種焦慮就是嬰兒智窮計盡的表現，好像對於尚未充分發展的嬰兒來說，他還不知道是否還有更好的策略來應對他的想念貫注（cathexis of longing）。這裏，焦慮表現為對感受到失去對象（felt loss of the object）的一種反應，這同時又使我們想起一個事實，即閹割焦慮也是一種對於與某一極有價值的對象相分離的恐懼，而且，在所有焦慮中最早的一種焦慮——即原發性出生焦慮——是在與母親的分離時產生的。
但是，短暫的反思就使我們超越對象失卻這一問題。處於繈褓之中的嬰兒之所以想知覺到母親的存在，原因就在於他已經由經驗知道，母親總是及時滿足他的所有需求。因此，嬰兒視之為“危險”並想尋求保護的情境，就是那種非滿足（non-satisfaction）情境，是那種因需求而不斷緊張的情境。對於這種情境，嬰兒是完全無助的。我想，如果我們接受這一觀點，那麽所有的事實都能得到解釋。在非滿足情境中，興奮總量逐步增加到不快樂的程度，使它們無法在精神上加以控製或釋放。對嬰兒來說，這種情境必然與被生出的經驗相類似——它必然是對出生的危險情境的一種重複。這兩種情境的共同特征是由需要加以釋放的結構刺激總量的累積而引起的結構的紊亂（economic disturbance）。所以，正是這個因素方構成“危險”的真實本質，在這兩種情況下都會引起焦慮反應。（對於幼小的嬰兒來說，這種反應依然是一種適當的措施，因為它的釋放指向呼吸器官和發音器官，能夠將母親呼叫起來，正如它激活新生嬰兒的肺的活動以擺脫內部刺激一樣。）我們沒有必要假定，從其降生時起，除了這種標誌危險的存在的方式以外，嬰兒還擁有其他什麽。
當嬰兒通過經驗發現某一外部的可知覺到的對象能夠終止危險情境（它易使人回想起出生）時，他所恐懼的危險在內容上就由結構情境移置到決定這種情境的條件之上，即對象的失卻。現在，構成危險的是母親在跟前，而且，一旦這一危險產生，在令人恐懼的結構情境確立之前，嬰兒就會給出焦慮的信號。這一變化構成了嬰兒自己產生的自我保護措施的第一個重大步驟，同時也代表了這樣一個轉變，即由焦慮最初的自動而不隨意的表現向焦慮作為一種危險信號的有目的再現的過渡。
就作為自動現象和作為求援信號這兩個方麵來說，焦慮被看成是嬰兒心理無助（mental helplessness）的產物，心理無助乃是其生理無助（biological helplessness）的一個自然的對應物。新生嬰兒的焦慮和幼兒的焦慮都是因與母親的分離而條件化地形成的。這一令人吃驚的巧合不需要做出心理學的解釋，而可以做出生物學的簡單解釋。因為，正如母親用她自己的身體結構滿足胎兒的各種需要一樣，當胎兒降生以後，她也滿足著新生兒的各種需要，雖然部分地通過其他途徑。在宮內生活和早期嬰兒階段之間具有的連續性，比我們想象的要大得多，其間所發生的，隻是胎兒的生理條件被代之以針對母親的心理的對象關係（psychical object-relation）。但我們切不可忘記，在宮內生活階段，母親並不構成胎兒的對象，而且在這一階段，根本不存在任何對象。顯然，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創傷無法得到宣泄。除了作為回避危險情境的信號以外，我們發現不了焦慮還有其他什麽功能。
對象失卻作為焦慮的決定因素之一，其意義遠不限於此。焦慮的下一步轉換，即屬於性器期的閹割焦慮，也是對分離的恐懼，因而也從屬於同樣的決定因素。這種情況下的危險就是與自己**的分離。我認為，在這種恐懼與早期危險情境所包含的恐懼之間，費倫茨（1925）曾相當準確地理清了一條脈絡。陰莖所擁有的高度的自戀價值可以用下列事實加以解釋，即這種器官是保證它的擁有者再度與母親相結合的條件——也就是說，與母親的替代者發生**。陰莖被剝奪也就是又一次與母親的分離，而這反過來又意味著無助地暴露於因本能需要而產生的不愉快的緊張（tension）之中，恰與出生時的情況相同。但現在，由這種需要的增強所引起的恐懼，是一種屬於生殖力比多（genital libido）的特殊恐懼，而不再像嬰兒期那樣是模糊不明的恐懼。我們或許還可以補充說，對一個性無能的男人（即他因害怕閹割而遭受抑製）來說，作為**之替代的，是幻想回歸母親的子宮內。依費倫茨的思路，我們可以說，這種人過去曾試圖用自己的**代表自己而回歸母親的子宮，現在卻［在這種幻想中］退行地以自己整個一個人來代替他的**。[312]
兒童在其發展過程中所取得的進步——如不斷增加的獨立性、他的心理功能明確分化成幾個機構、新需要的產生等——不可能不對危險情境的內容產生影響。關於危險情境的內容，我們已經考察了由作為對象的母親的失去到閹割的變化過程。下一個變化過程是由超我的力量引起的。隨著父母動因（parental agency）的非人格化（depersonalization），危險就變得不那麽清晰可辨了。隨後，閹割焦慮發展為道德焦慮——亦即社會焦慮——而且，現在很難知道焦慮的究竟是什麽。“從部落中分離和驅逐”這句話隻適用於超我中後來以社會原型（social prototypes）為基礎而形成的部分，而不適用於超我的核心部分，它與心力內投的父母動因相對應。更一般化地說，凡超我對之憤怒、懲罰或不再愛之的事物，自我便視之為危險，並以某一焦慮信號做出反應。
在我看來，對超我的恐懼所經曆的最後一種變換形態，是死亡恐懼（fear of death）（或者說是因生命而產生的恐懼），它實質上是對投射到命運力量（powers of destiny）中去的超我部分的恐懼。[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