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
本書是弗洛伊德專門論述性問題的代表性著作。由“性變態”、“幼兒性欲”及“青春期的變化”三部分組成。該書不僅進一步堅持性的本能衝動是一切人類行為、成就及神經症產生的根本原因的觀點，而且對性變態的本質、表現、形成原因及人格心理性欲發展的過程和階段等問題均作了重點探討。它對於了解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的一大理論支柱——性學理論具有重要價值。
英文版編者導言
毋庸置疑，除了《釋夢》之外，《性學三論》也同樣是弗洛伊德對人類知識最富創造性和永恒性的貢獻。然而，在它剛出版之時，我們卻很難對它的影響做出準確的評價。這是因為，或許除《釋夢》之外[1]，在20年間出版的各個版本中，弗洛伊德對它做了更為完善的修訂和補充。本版無論與以往的德文版，還是英文版相比，均有重大的差異。雖然它譯自1925年的德文第6版，即弗洛伊德生前的最後一版，但從內容上看，已與第1版大相徑庭。凡在以後版本中丟棄或作重大修訂的部分，作者或以腳注的形式予以說明，或附上原文，這樣可使讀者更清楚地明了原版的基本思想。
不過，令人驚奇的是，關於兒童的性理論及力比多性器欲前期性組織結構（pre-genital organization of the libido）的內容（均在第二篇中），直到初版10年後的1915年才加上。同一年在第三篇中增加了力比多理論，而生物化學的進展又使作者改寫了性的化學基礎部分，似乎是順理成章的。然而，更讓人驚奇的是，原文中的第一節（在此以腳注形式印出）卻表現了弗洛伊德的先見之明，他的觀點幾乎未有任何改變。
不管初版後增加了多少內容，作者的基本思想已在1905年甚至更早的時間就確定了。《弗利斯通信集》的出版（1950a），使我們有幸可以追溯作者思想的淵源，在此僅指出其事略大概。對性因素重要性的臨床觀察，起初在焦慮神經症和神經衰弱中，此後在精神神經症[2]中，率先使弗洛伊德對性問題進行了一般性考察。在19世紀初期，他的觀點基本上是生理學和化學的，例如，在論述焦慮性神經症第一篇論文的第三部分中（1895b），他提出了性興奮及其釋放過程的神經生理學假設；幾乎與此同時，在他寫給弗利斯的信的原件中（G），他用圖對這一假設做了精彩的闡述（一年前弗洛伊德已提出這一想法，見原件D）。弗洛伊德關於性的化學基礎的觀點至少可追溯到這一時間（同樣可參考原件D，時間大約是1894年的春天）。就此而言，弗洛伊德非常感激弗利斯給他的建議，他在多處提到這一點，包括1895年夏天他所做的著名的伊爾瑪（Irma）注射之夢。同樣令弗洛伊德感激的還有弗利斯關於性錯亂的家族問題的論述，他是在1896年12月6日的信中（信52）提到這一點的，後來將該因素視為決定性的。雖然在這一因素的活動方麵，弗洛伊德的最後觀點與弗利斯不同，正是在這同一封信中，我們初次見到了性感帶（erotogenic zones）的提法（童年期對刺激的一種反應傾向，以後被壓製了），以及它與性變態的聯係。從這一年開始（1896年1月1日，原件K），我們可以發現弗洛伊德更側重從心理學角度去進行研究，出現了對壓抑力量的厭惡、羞怯及道德的討論。
到1896年，雖然弗洛伊德性理論的一些觀點已經形成，但其基本原理仍有待發現。從一開始，癔症的致病原因應追溯到童年期就值得懷疑，這可以在1893年布洛伊爾與弗洛伊德《緒言》開篇一節中看到。到了1895年（見《科學心理學設計》第二部分。它以給弗利斯的信的附錄形式印行），弗洛伊德關於癔症的充分解釋便以童年期性**的精神創傷為基礎。但在1897年之前，童年期性活動不過被視為一種主導因素，僅僅在成人的進犯之下才會導致毀壞性結果，明顯的例子可從弗洛伊德關於癔病及強迫神經症病因的比較中找到：前者的病因源於童年期被動（passive）的性經驗，而後者則與主動（active）的性經驗有關。弗洛伊德在其《再論防禦性神經精神病》的文章中對此做了明確區分：對強迫神經症而言，主動性經驗必以被動性經驗為先導，於是童年期性活動的煽起終究還是外部幹擾的結果。直到1897年夏季，弗洛伊德才不得不放棄這種**（seduction）理論，在9月21日寫給弗利斯的信中（信69）[3]，他提到了這一點。與此同時，他通過自我分析發現了俄狄浦斯情結（Oedipus complex）（見10月3日、15日的信70和71），這使他意識到，兒童早期正常的性衝動並不需要任何外部刺激。至此，弗洛伊德的性理論才告形成。
然而，經過許多年之後，弗洛伊德才完全證實了自己的發現。比如，在《性欲在神經症病因中的地位》（1898a）一文中，他就舉棋不定。一方麵，他認為兒童“具有各種心理性功能及許多肉體性功能”，因此，說他們的**開始於青春期顯然是錯誤的。但另一方麵，他又聲稱，“人類的器官組織及其進化會盡力避免童年期明顯的性活動”，因此，人類的性動機能量應貯存起來，直到青春期才予以釋放，這樣才能解釋為何童年的性經驗注定要致病。他進一步認為，由於這期間肉體及心理性器官都獲得了發展，故成熟過程中這種經驗的“後效”（after-effects）是重要的。甚至在《釋夢》（1900a）的第一版中，在第三章的結尾部分也有令人好奇的一段（標準版，第4卷，第130頁），“由於兒童對性欲望依然無知，故我們認為他們是非常幸福的”（在1911年的版本中，為這一段補充了一個更正性腳注）。毫無疑問，在該書的原稿中及其他地方（如第五章中關於俄狄浦斯的討論）仍有這樣的殘跡，即使在正常的兒童中，也清楚明了地存在著性欲望。顯然，到他對“杜拉”（Dora）的病史進行分析之時（1901年初），他關於性理論的主要思路已經確定了。
盡管如此，他並沒有急於發表這一結果。在《釋夢》即將問世之際，他於1899年10月11日（見信121），寫信告訴弗利斯，“或許在《釋夢》後不久就會寫關於性理論的書”。3個月之後，即1900年1月26日（信128），他又寫道：“我正為性理論聚集材料，可以說萬事俱備，隻待‘東風’了。”然而“東風”卻姍姍來遲，除了1901年秋季之前發表了一篇《論夢》的短文及《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學》之外，在5年之內他幾乎未發表任何重要的作品。
然而，到了1905年，他忽然出版了三部重要著作：《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性學三論》及關於《對“杜拉”的分析》的病例。顯然，“杜拉”一文的大部分內容在多年前就寫完了，然而，實際出版的順序卻不明了。在“杜拉”一文的一個腳注中，說《性學三論》“出版於這一年”，同樣，在《性學三論》的一個腳注中（第1版），說《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出版於1905年”，而在《詼諧及其與潛意識的關係》第三章第二部分的一個腳注中，卻說《性學三論》“同時出版”。也許可以假定，這三部作品的問世順序以本節開始時所說的為準。
在德文版中，隻在第一論中是有序號的，而且在1924年版本中序號也隻有一半。為方便起見，我們對第二和第三論均加了序號。
第二版序[4]
作者不願自我蒙騙，說這本小書完美無缺，見解明確。將最近5年來的研究成果添入本書固然極富**，但作者不願這樣做，因為這會毀掉它的整體性及文獻特征。因此，再版時僅做了些微的修改，作者以追加了幾個注解為滿足。[5]更重要的是，他很想使該書早日成為古董——讓任何新思想被人們普遍接受，讓其缺陷為更好的東西所替代。
1909年10月於維也納
第三版序
十餘年來我一直關注本書所產生的影響及被認可的程度，趁第3版發行之際，我願作一短序，以防止一些誤解及無法實現的期望的發生。首先要強調的是，本書所闡明的觀點完全建立在日常的醫學觀察之上，其中精神分析的研究結果增強了它的深度和科學性。《性學三論》除了依據精神分析的建構需要，不可能包含其他內容。因此，不可將其擴展為一種無所不包的“性理論”，許多**方麵的重要問題未予處理也便很自然了。但讀者切不要以為作者對此一無所知，或認為它們無關緊要。
事實上，本書不僅在選題上，而且在材料的安排上，均以精神分析的觀察為基礎。由於各種因素的重要性不同，因此，順序的安排也有所區別：較之於素質（disposition）因素，偶發因素較為偏重；較之於種族（phylogenesis）特征，個體特征（ontogenesis）較為看重。在分析中，偶發因素起了最重要作用，分析時幾乎完全受了偶發因素的影響；素質因素則處於次要位置，因為它隻有通過經驗才可顯現，對它的充分考慮遠非精神分析的範圍所及。
種族特征與個體特征的關係亦如此，可將個體特征視為種族特征的再現。然而，種族特征不因近期經驗的影響而改變，可以說在個體發展的背後種族特征起作用。個體特征是人類早期經驗積澱的結果，加上近期的經驗，便構成了偶發因素的總和。
然而，我必須強調的是，本書不僅全然以精神分析的研究為基礎，而且盡量避免受生物學的影響。我十分小心地回避了任何先入之見，不管來自一般的性生物學或對某一物種的專門研究，本研究僅僅通過精神分析的技術探討人類的性功能。的確，我的目的在於發現心理學的研究能在多大程度上豐富關於人類**的生物學知識。對我而言，合乎邏輯的做法是指出我的研究與生物學的接合點（points of contact）與一致處，但是，假如精神分析的研究在許多重要觀點與發現上與生物學的研究差別甚大，那麽就沒有必要偏離我的研究方向。
在第3版中我增加了許多新材料，但與前一版不同的是，我並未將它們特別注明。目前我們學科的科學工作的進展相對緩慢，但要跟上精神分析文獻的發展步伐，在本版中增加一定的新材料是必要的。[6]
1914年10月於維也納
第四版序
目前戰爭之禍水已經平靜，令人感到欣慰的是，戰爭中人們對精神分析研究的興趣總體上未受損害，但理論的不同部分卻出現了不盡相同的發展。精神分析的純心理學主題及發現諸如潛意識、壓抑、作為病因的衝突、病愈後的發展及病症的形成機製等問題，受到了越來越多人的承認，甚至引起了反對我們觀點者的關注。然而，本書所包含的其他理論，即生物學前沿的知識及其功能，麵臨的反對之聲仍未減少。某些曾一度對精神分析極感興趣的人，甚至也摒棄了性因素在正常與病態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看法，轉而尋求新的觀點，以對性因素的作用予以限製。
然而，我並不認為精神分析理論的這一部分較之其他部分更遠離現實，發現真實本為精神分析之己任。我對材料的不斷再檢驗及回憶使我相信，這一理論同樣建立在審慎及公正的觀察之上，並且不難解釋人們對我的觀點何以有的接受有的反對。首先，要證實此處所描述的人類**之始，必須要由足夠耐心和專業技術的調查者對病人童年早期生活進行分析。既然醫療通常要求（至少表麵上）快速見效，故這樣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然而，隻有施行精神分析的醫生，才能接近這種知識所形成的判斷，才不致受自己好惡和偏見的影響，如果人類通過對兒童的直接觀察早能學到這些知識，那麽這三篇文章就不必去寫了。
此外，還須記住的是，本書所包含的部分內容——堅持性活動對人類所有成就的重要性及性概念的擴展——從一開始就構成了反對精神分析的最強烈動機。人們走得如此之遠，以致將精神分析的“泛性論”（pan-sexualism）當做不厭其煩的口頭禪，甚至無端地指責精神分析凡事必說“性”。如果我們完全忘記了情緒因素（emotional factors）令人混淆和善忘，那我們當對此驚詫不已。哲學家叔本華（A.Schopenhauer）早就說明人類的活動決定於性衝動（就該詞的一般意義而言）。毫無疑問，全世界的讀者不可能完全忘記了這一驚世駭俗之作，至於通過對兒童及性變態者的分析而將性概念予以擴展，這對於任何自視清高，蔑視精神分析的人而言，都不應忘記，精神分析擴展了的“性欲”與先哲柏拉圖（Plato）的“愛欲”（eros）是多麽的相近。
1920年5月於維也納
第一篇 性變態[7]
生物學通常用“性本能”（sexual instinct）表達存在於人類及動物身上的性需要（sexual need），並將它比喻為營養需求本能，相當於饑餓感。然而，日常用語中卻找不到在性方麵與“饑餓”相對應的詞，故科學采用“力比多”（1ibido）與此對應。[8]
流行觀點對這種性本能的實質與特征有著極為明確的態度。人們通常認為它並不存在於童年期，而是隨著成熟的過程出現在青春期，它表現在男女兩性間那種不可遏製的吸引中，而其目的是性的結合，或在於導致性結合的所有行為。然而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些觀點極大地歪曲了真實。如果仔細研究的話，我們就會發現它們充滿了錯誤的、粗糙的和草率的結論。
在此我將提出兩個技術性詞匯。讓我們把具有性引力的人稱做“性對象”（sexual object）；而將性本能欲求的行為稱做“性目的”（sexual aim），科學觀察表明，許多變態均與性對象和性目的有關。因此，變態與正常的關係便有待研究才能揭示。
一、關於性對象的變異
關於性本能的流行觀點很像一個美麗的詩歌傳說，講的是原始人被分成了兩部分：男人和女人。他們奮力地通過愛情達到再度的結合[9]，人們無不驚詫於這樣的結果：男人的性對象不是女人而是男人，而女人的性對象不是男人卻是女人。於是這種人便被描述為具有“矛盾性情感”（contrary sexual feelings）的人，或更確切地稱為“性變態者”，這種現象則謂之“性變態”（sexual perversion，亦譯性變態）。雖然難以準確地確定這種人的數量，但肯定不會太少。[10]
（一）性變態
性變態的行為 這類人在以下諸方麵表現出極其不同的行為方式。
1.他們可能是完全（absolute）性變態者[11]，其性對象全然為同性，對異性從來沒有性欲望，而表現出冷漠，甚至產生性厭惡。若是男人，這種性厭惡導致他們無法施行性行為，或無法從中獲得樂趣。
2.他們可能是兩棲（amphigenic）性變態者，即心理性陰陽人。性對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異性，故其特征不甚明確。
3.他們可能是偶然（contingent）性變態者，即在特定的外在條件下，諸如得不到正常的性對象，或者主要是模仿，於是他們便以同性為性對象並在與他們的**中獲得滿足。
同樣，性變態者對性本能的看法也不盡相同。有些人認為這實屬正常，正像正常的人可以接受他的力比多一樣，並堅決要求使性變態合法化；有些人則反對性變態，並視其為一種病態衝動。
其他的不同則與時間有關。性變態的特征在有些人身上可憑記憶所及追溯到極早的時候，而在有些人身上則出現在青春期前後。[12]性變態特征或許可保持終生，或進行暫時的中斷以構成正常發展過程中的一段插曲。有些人在經過了長期正常的**後才出現變態；有些人則在正常與變態的性對象之間做周期性運作；最有趣的是，有些人是在經曆了與正常性對象的痛苦體驗後才將力比多轉向變態的性對象。
這些性變態的不同類型是相互獨立的，可以十分保險地假定，隻有最極端的性變態者起始於童年早期，且這種人並不為自己的特殊感到不適。
許多權威人士不願對以上所述的各種情形做出同一歸類，為保持與自己偏愛的觀點相一致，他們寧肯強調性變態者之間的相異而不是相同之處。然而，盡管性變態者間的不同是毫無疑義的，絕不能忽視在每一種類型中均有眾多的中間型。因此，我們不得不指出，我們是在對相互聯係的係列的類型做出分析。
性變態的實質 關於變態現象，最早將它作為一種先天性神經退化的標誌。這是因為醫生最初是在那些神經症者或欲患神經症者的身上發現這一現象的。這一特征的確涉及兩種假設，必須分別予以考慮：即它是先天的和退化的。
退化 就此而言，反對使用“退化（degeneracy）”一詞也是順理成章的，因為通常它已被任意使用，似乎將非明顯的創傷性或傳染性症狀當做退化已成了慣例。馬格南（Magnan）關於退化的分類即屬此類，他甚至用退化描述神經係統的高級功能。既然如此，“退化”有何價值或是否增加了新知，就值得懷疑了。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在下列情形下使用退化：（1）發現了偏離正常的幾種嚴重變化；（2）有效工作和生存的能力受到嚴重傷害。[13]
一些事實表明，就退化的這一意義而言，變態不應視為退化：（1）倒錯者並不具有偏離常人的嚴重變化；（2）變態者的能力非但未受損害，而且智力發展及倫理修養成績斐然[14]；（3）如果我們不是從醫療實踐的角度，而是從更廣闊的範圍看待我們的病人，那麽，兩種事實無法使我們將變態視為退化：其一，性變態是一種常見現象，它往往出現在文明發展頂峰期的人群之中，人們或許會說它具有重要的功能。其二，性變態在野蠻人及原始人中極為普遍，而退化概念僅適於高度文明（見布洛赫），即使在文明的歐洲人當中，氣候及種族也對變態的分布及人們對它的態度產生重要影響。[15]
先天特征 也許可以設想，隻有第一類即極端的變態者，才與先天性有關，其證據也來自變態者自身，因為在他們的一生中性衝動從未采取過其他形式。其他兩類，尤其是第三類（偶發的性變態）很難接受倒錯的先天性假設。這可以解釋為為何支持該觀點的人試圖將純粹的倒錯者與其他類型區別開來，並放棄關於變態的普遍性應用的觀點。按照這些權威者的意見，隻有一類變態是先天的，其他的變態自有他因。
與該觀點相反的意見認為，性變態是性本能的習得特征。這種觀點建立於下列理由之上：（1）在許多變態者身上，包括純粹的倒錯者，很早就出現了性印象，這一印象給他們帶來了同性戀的永久效應。（2）在另外的許多變態者身上，強烈的外部影響，不管是有益的或壓抑的，或早或晚引發了變態的固著（fixation）（比如與同性的關係、戰爭中的夥伴、獄中的監禁、與異性**的危險、禁欲及性功能衰弱等等）。（3）催眠暗示可消除倒錯，如果它是先天的，豈不令人驚歎不止。
考慮到這些因素，先天性性變態就值得懷疑了。可以認為（見靄理士，1915），如果對所謂的先天性性變態做更進一步的檢查，不難發現，童年早期的經驗或許對力比多的方向起了決定性作用，這種經驗也許超出了個體的意識性回憶，但在特定的影響下又可召回到記憶中來。按照這些學者的觀點，性變態不過是性本能的常見變異，由個體生活中一係列外部情形所決定。
這一結論看似明確，但不能不受到下列事實的衝擊，即許多受到同樣性影響的人（如發生在童年早期的誘奸或相互**）並未變成變態者或永久地倒錯下去。因此，我們不得不懷疑，“先天”和“後天”的選擇均不是絕對的，它無法囊括所有的性變態問題。
性變態的解釋 性變態的本質，無論先天性還是習得性都無法解釋。關於先天性，我們必須發問，從哪個方麵看是先天的？否則，我們便會接受這種粗劣的解釋：每個人天生將其性本能指向某一性目標。關於習得性，同樣存有疑義，即如果不考慮到個體的因素，各種各樣的偶發影響是否足以解釋變態的習得問題。誠如前言，個體因素是不應忽視的。
雙性（bisexuality）李茲頓（Lydston，1889）、科南（Kiernan，1888）和薛瓦利埃（Chevalier，1893）在解釋性變態方麵提出了有異於常見的觀點。通常認為人非男即女。然而科學表明，有些人的性征是模糊不清的，很難辨別其性別。這一現象首先表現於解剖學領域：這種人的**具有兩性特征（即陰陽人），在極端的情形下，兩種性器官均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真性陰陽人）；但在更多的時候兩種器官均退化了。[16]
這些反常性的重要性無意促進了我們對正常發育的理解，它表明，某種程度的解剖學雙性是正常的。在每一個正常的男人或女人身上，都可找到異性器官的殘跡，它們要麽作為多餘的器官不起任何作用，要麽經過變化移作他用。
這些知之甚久的解剖學事實使我們認識到，人在生理上起初是雙性的，進化使人變為了單性，退化的另一性便隻有少許的蛛絲馬跡了。
似乎可將這一假設擴展到精神領域，將所有的性變態視為心理陰陽人的表現。要確定這一點，所有要做的不過是要證明，性變態總是伴隨著心理的和生理的陰陽人跡象。
然而這種設想卻是令人失望的，因為心理陰陽人和解剖上的陰陽人之間的密切關係不可能被證實。在性變態者身上（見靄理士，1915），常可發現性本能的降低和性器官的退化現象，經常發現並不意味著規律性，甚至總是這樣。真實的情況倒是，性變態與生理陰陽人總體上是相互獨立的。
人們也很注重所謂的第二性征和第三性征，並重視它們經常發生在性變態者身上的這一現象（見藹理士，1915），無疑其大部分是對的。但我們絕不能忘記，通常某一性別的第二和第三性征經常出現在異性身上。它們雖然是陰陽人的標誌，然而，卻不需要像性變態者那樣改變性對象。
如果伴隨性對象的變態，至少主體的心理品質、本能及性格特征也與之相應地變為異性的特征，那麽心理陰陽人才會被證實。但是隻有在女性性變態者身上，性格的變態才具有規律性。而在男性中，最完全的心理性男性也會與變態相連。如果相信心理性陰陽人確實存在，那麽有必要補充一句，即它在各個方麵的表現似乎並不是相互決定的，這同樣適於生理性陰陽人：根據哈班（Halban，1903）的觀點，個體**的缺陷與第二特征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是毫不相幹的。
一位男性性變態者用最粗俗的形式表達了雙性理論：“男人身體中的女人腦袋。”然而，我們仍不知女人的腦袋有什麽特征，既無必要，也無理由用解剖學的術語替代心理學問題。盡管埃賓（Krafft-Ebing）的解釋比烏爾裏克（Ulrich）的解釋更為確切，但本質上並無區別。埃賓認為（1895，第5頁），個體的雙性特征既影響到男女兩性的腦中樞，也影響到男女兩性的性器官。這些中樞直到青春期才獲得發展，其大部分受到性腺的影響，性腺起初是獨立存在的。然而，關於男性大腦和女性大腦的說法是否同樣適用於男性“中樞”和女性“中樞”，我們尚無證據表明大腦具有像言語中樞一樣具有性的功能分區。[17]
無論如何，這一討論引出了兩個問題。首先，性變態者具有雙性特征，盡管我們尚不知道在解剖學結構之外這種雙性特征是如何構成的；其次，我們所討論的是性本能在發展過程中的障礙問題。[18]
性變態者的性對象 心理陰陽人的理論認為，性變態者的性對象正好與常人相反。男性性變態者，會像女人一樣臣服於男性的體態與心理魄力：他覺得自己是個女人，正尋求所鍾愛的男人。
然而，盡管這種理論適於許多性變態者，但它並未充分揭示出性變態者的普遍特征。毫無疑問，大部分男性性變態者從心理上保持著男子漢氣質，隻有少許的異性的第二特征，他們所尋求的性對象也是具有女性心理特征的人。如果事情不是這樣，那麽，我們又如何對下列事實做出解釋呢？從古到今，男妓們（male prostitutes）學著女人的樣子，粉黛登場，拜倒在男性性變態者的威嚴之下。這種對女性的模仿無疑與性變態者的理想是大相徑庭的。顯而易見，古希臘時期，最富男性氣質的人多是性變態者，他們所以愛上男孩，不是因為他的男性特征，而是他所具有的女性體態及女性神韻：靦腆、賢淑、求知與渴助。男孩一旦長大，便不再成為男性性變態的**對象，他們自己或許又會去愛別的男孩。這種情形與其他許多情況一樣，**對象不是同性，而是具有雙性特征的人。這實際上是追求男人和追求女人衝動的一種協調，隻不過所追求對象的身體（**）必須是男性的。因此，性對象便成了主體自身雙性本質的一種反映。[19]
女性性變態者的情形比較明確清晰，主動者往往具有男性特征——男性的體魄與心態，不斷追求具有女性風韻的性對象。即使如此，若對事實加以深究，仍會發現許多明顯的差異。
性變態者的性目的 需要記住的事實是，性變態者的性目的並不是單一的。在男性中，肛交（intercourse per anum）並非總相伴於倒錯者，**恐怕是更常見的目的。甚至性目的的限製——即對情緒表現的限製，在同性中比在異**中更為普遍。同樣，在女性中，倒錯者的性目的也紛繁多樣，似乎對口腔黏膜的接觸更為偏愛。
結論根據目前手頭的資料要對性變態的起源問題做出滿意的解釋尚欠火候。然而，我們的研究已提供了一些新知，這相對於問題的解決更為重要。我們已注意到，過去我們一向將性本能與性對象的關係看得比事實上更為密切。有關變態情況的研究表明，性本能與性對象隻是鬆散地結合在一起，我們過去有一種過分看重兩者緊密性的危險，好像性對象是性本能的一部分。現在我們不得不在思想上鬆散兩者之間的關係。性本能似乎起初是獨立於對象的，它的起源也非對象的吸引使然。
（二）以性發育未成熟者和動物為性對象
性變態者在對象的性選擇方麵不正常，而在其他方麵並無異於正常人。但是，以未成熟者（小孩）為性對象的情況則是一種失常變態。誠然僅以孩子為性對象的現象並不多見，這類情況所以發生，乃是因為與小孩**者怯若懦夫，或者將孩子作為性替代，或強烈的本能（無法延遲）因找不到適當的對象而難以駕馭，可見，性本能竟可以有如此花樣繁多的對象，並達到如此低廉的地步。相比之下，饑餓本能由於對其對象更為專注，隻有在極端的情況下，才會有此事。由此我們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性本能的實質。另外人和動物的**亦可對此進行說明。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尤其在農夫中，可見，性吸引似乎超越了物種的界限。
基於美學的考慮，我們或許很樂意將這些及性本能的其他嚴重變態視為精神錯亂者所為，可惜並非如此。經驗表明，精神錯亂者的性本能障礙，並無異於健康人及所屬的種族或職業。教師及保姆之所以常有在性方麵淩辱孩子的現象，乃是因為他們更有機會接近孩子，精神錯亂者隻不過把這類變態行為表現得更為強烈，或具有特殊意義的是，這種變態完全取代了正常的性滿足，變成了獨一無二的方式。
這種性的多樣性及健康人與精神錯亂者之間的顯明關係，為我們的思考提供了足夠的材料。我趨向於認為，可用這樣的事實予以解釋：**的衝動，甚至對於正常人而言，也難以用高級的心理活動加以控製。我的經驗表明，不管從社會的或倫理的角度看，凡心理上不正常的人，其**也必定不正常。然而，許多**不正常的人卻在其他方麵與常人無二，在文明發展的過程中同樣應付自如，隻是性問題成了他們的怪癖。
通過以上的討論，我們似可得出這樣的一般性結論：在許多條件下和在眾多的人當中，性對象的本質及意義已不再重要了。在性本能中，起基本和主要作用的一定是其他一些因素。[20]
二、性目的的變化
所謂正常的性目的，通常指性器的結合，它可以消除性緊張，去掉性本能，其滿足類似於對饑餓的滿足，但即使在最正常的性過程中，我們也可發現一些附屬動作，若任其發展便會導致我們稱之為“變態”（perversion）的變化。個體與性對象之間常有一些中間行為，如撫摸、觀看，它們旨在為**鋪路，是性目的的前奏，它們一方麵是令人愉快的，另一方麵又增強了興奮性，直到性目的實現為止。此外接吻，即兩個人口唇的接觸，被許多民族視為具有重要的性價值（包括最高度文明的民族），盡管口腔並不是性器的一部分，而隻是消化道的入口。這些因素構成了變態與正常**的分水嶺，同時也成了分類的基準。所謂變態，其性活動通常是：（1）**使用的器官超越了解剖學確認的**部位範圍；（2）在實現最終性目的之前，延長了與性對象過渡性的肉體接觸。
（一）解剖學的變化
對性對象的高估 作為性本能的目的，對性對象的心理評價幾乎很少僅限於性器官上，而往往擴展至性對象的全身及由此產生的所有感覺。這種高估同樣存在於心理領域：情人眼裏出西施（判斷力減弱），以為性對象心智卓越，完美無缺，對性對象聽之任之。因此，對愛的盲從，即使不是屈從權威的最基本原因，也是權威形成的重要來源。[21]
這種性的高估很難局限於作為性目的的性器的結合，它使得身體其他部位的活動也變成了性目的。[22]
關於性高估因素的重要性，最好通過對男人的研究獲得，因為可對其**進行直接探究。女人就不同了，一方麵，由於文明的壓製，另一方麵，由於隱秘和虛偽，仍然令人難識廬山真麵目。[23]
口腔黏膜的性使用 如果一個人的口腔與另一個人的性器接觸，充當了性器的角色，便被視為變態，而相互接吻便屬正常了，這是正常與變態的分界點。視別人的行為為變態者（毫無疑問，自古以來，這種口腔對性器的現象就很普遍），會有一種厭惡感，無法使自己接受這種性方式。其實，這種厭惡的限度純粹是習俗的，一個男人可以盡情吻一個美女的櫻唇，但要想到用她的牙刷時不免厭惡，這並不意味著他的口腔就比這位美女的幹淨。這樣，我們的注意力便聚集到了厭惡因素上，厭惡可以幹擾力比多對性對象的高估，也可為力比多所戰勝。厭惡感似乎是限製性目的的力量之一，這種力量並非總擴展至性器之上。然而，毫無疑問，異性的性器也能成為令人厭惡的對象，這是所有癔症患者，尤其是女性癔症患者的表現特征之一。性本能的力量樂於戰勝這一厭惡感（詳情見後）。
肛門的性使用 就肛門而言，它顯然是令人厭惡的，因而以肛門作為性目的者，被視為一種變態行為。然而，當我陳述下列觀點時，我不希望被人指責為偏見重重，即厭惡肛門的人僅僅因為它具有排泄功能，並總與排泄物相聯係（這本身就令人作嘔）。其實，這比一個癔症女孩因男性的陰莖有排便功能而厭惡它又高明多少呢？
肛門黏膜的性作用並不僅限於男人的**之中：對它的偏愛並非就是性變態的情感特征。恰恰相反，與男人肛交其實很像與一個女人**。在性變態者之間，**時更多的還是相互**。
身體其他部位的作用 就性興趣擴展至身體的其他部位而言，無論如何變異，都未為我們提供關於性本能的任何新知，充其量不過是說明性本能力圖利用各種方式占有性對象。然而，除了性的高估之外，這種解剖學的擴展向我們展示了不為眾人所知的另一種因素。身體的特定部位，如口腔和肛門黏膜，由於長期用於性功能，似乎已被當做性器官。此後我們會發現，性本能的發展史將證實這一點，並對特定的病理現狀做出症狀學的解釋。
性對象的不適當替代——戀物癖（fetishism）有一些情形很特別，即性對象被其他的東西所替代，雖然它與性對象有關，但全然不適於性目的。從分類的角度上看，我們完全應將性本能的這種有趣變化放入性對象的變異範圍內予以討論。不過，在我們尚不熟悉性的高估之前，最好暫不提它，因為這些現象是在放棄性目的的基礎上建立於性的高估之上的。
性對象的替代物通常為與性目的無關的身體部位（腳或頭發），或與某人有關及某人性之偏愛者（如衣服或內衣）。這些替代品很像原始人的崇拜物，原始人相信神靈就在這些崇拜物之中。
不管性的目的正常還是倒錯，戀物癖對其都將完全放棄。因而在向戀物癖轉化過程中，要使性目的得以實現，性對象必須具有某些戀物的條件。如有特定的頭發顏色，特定樣式的服裝或身體缺陷。就性本能的變異而言，再也沒有這種現象的奇特性更能從病理學上引發我們的興趣了。一定程度的追求正常性目的能力的減弱（性器在行房時變弱）似乎是導致這一情形的必要條件。[24]正常人也會有此情形，即：對性對象心理上的高估，認為與性對象有關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因此在正常的愛戀中，肯定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戀物癖，尤其在正常的性目的似乎還沒實現或其實現受到妨礙時。
給我，她的胸巾，她芳腿上的絲襪！[25]
隻有當對崇拜物的追求超越了對性對象的固著並替代了正常目的，或者崇拜物與某人產生了分離並變成了性對象時，病態現象才會出現。這是性本能的各種變異成為病態現象的一般條件。
比納（Binet，1888）最先指出（已有許多事實證明其正確性），對崇拜物的選擇受製於幼兒期的性印象（這與諺語關於初戀的描述頗為相似：初戀難忘On revient toujours a ses premiers amours）。這種變異尤其在崇拜的條件與性對象無法分離的時候更為明顯。此後我們還會對幼兒期性印象的重要性進行討論。[26]
在其他情形下，崇拜物之替代性對象，是由思想的象征性聯想造成的，所聯想的人往往是意識不到的，要確切地追蹤這一聯想過程的痕跡並非總能成功（比如，腳是一種非常古老的性象征，它甚至出現在神話之中[27]；皮毛之所以被作為崇拜物，恐怕與**的聯想有關）。這些象征本身也不會與童年的性經驗毫無聯係。[28]
（二）性目的的預固著
新目的的出現 阻礙或延遲正常性目的達成的任何內在或外在因素，都會增強對預備活動的滯留，並將它們變成新的性目的，以替代正常的性目的。細致的觀察總是表明，即使最怪異的新的性目的也早已隱藏於正常的性過程之中了。
撫摸與觀看 在達到正常的性目的之前，一定程度地撫摸是不可或缺的（在人類的所有觸摸之中）。眾所周知，撫摸性對象的皮膚是快樂之源，可以使人產生極度的興奮之感。因此，隻要性行為可繼續下去，撫摸時間的延遲並不能算做變態。
觀看也是如此。它是衍生自撫摸的一種行為，視覺印象是挑惹力比多興奮的最常見方式。的確，如果接受目的論的觀點的話，[29]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必然接受這種方式：性對象越美越好。文明漸漸使軀體被遮掩起來，然而性的好奇卻從未停歇，這種好奇隻有通過窺到性對象的隱蔽部分才能滿足。當然，如果這種好奇能從性器轉向身體全部，那就會變成藝術的（升華為藝術的）。[30]對於大部分正常人而言，多少都會滯留於這種居間的性目的——觀看之上。的確，它可以使部分力比多指向更高的藝術目的；另一方麵，觀看的快樂［窺視癖（scopophilia）］亦可能變成變態的：（1）隻觀看性器；（2）完全戰勝了厭惡感（如喜歡看別人大小便的人）；（3）不僅不為正常的性目的做準備，反而將它排除。後一種是最典型的**癖，根據對一些例子的分析表明[31]，**自己的性器的目的在於能夠看到別人的性器。[32]
在這種想看別人和被別人看的變態之中，我們遇到了極其明顯的特征，下麵我們將把它放在變異之中予以更深刻的討論：這種變態的性目的表現為兩種形態：主動型和被動型。
阻止窺視癖並將它戰勝的力量是羞恥心（如同前麵探討的厭惡感一樣）。
施虐狂和受虐狂 埃賓將性變態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兩種命名為“施虐狂”（sadism）和“受虐狂”（masochism）——使性對象遭受痛苦或使自己遭受痛苦，前者是主動的，後者是被動的。其他的學者（如Schrenck-Notzing，1899）則偏愛更狹義的術語“虐**”（algolagnia），它更強調痛苦（殘酷）中的快樂，而埃賓的術語包容了任何羞辱與臣服形式的快樂。
主動性虐**，亦即施虐狂，其根基很容易在正常人身上發現。大部分男人的性活動中包含攻擊性（aggresiveness）——征服欲，其生物學意義似乎在於，在向女人求愛時，這是戰勝性對象抵抗的需要。因此，可以說，施虐狂是性本能中被獨立和強化了的攻擊成分，經過移置作用（displacement），而變成了主導性的。[33]
在日常用語中，施虐狂的含義變化不定，既可以指對性對象的主動或進犯態度，又可以指使性對象蒙受羞辱和虐待的滿足。嚴格說來隻有後一種，極端情況才可歸為性變態。
同樣，受虐狂包括對**和性對象的任何被動態度，極端的情形則表現為，通過性對象使自己遭受到身體或心理的痛苦而獲得滿足。相對於施虐狂，受虐狂是更遠離正常性目的的變態形式，究竟它一開始就有，還是經由施虐狂轉變而來，是頗值得懷疑的。[34]經常發現的事實是，受虐狂不過是施虐狂對自我的轉向，用自我替代了性對象。對極端的受虐狂的臨床分析表明，有許多因素（如閹割情結及罪惡感）相互作用才使原始的被動性態度得以強化和固著。
這裏所要戰勝的痛苦，如同厭惡感和羞恥感一樣，都是反抗和阻止力比多的力量。[35]
施虐狂與受虐狂在性變態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為主動性與被動性是**的普遍特征。
人類文明史毋庸置疑地揭示，殘酷與性本能之間關係甚密。然而，除了對力比多的進攻成了強調之外，幾乎沒有對這種關係做出任何解釋。根據一些權威的意見，性本能中的攻擊成分，實際上是同類相食欲望（cannibalistic）[36]的殘跡。也就是說，源於征服能力的這種欲望，既涉及到別人的滿足問題，也有利於更原始的本能需要的個體發展[37]；還有人認為，每一種痛苦本身都包含著快感體驗。所需強調的是，尚沒有一種關於性變態的解釋令人滿意，似乎有許多的心理衝動相互作用構成了這種單一的力量（resultant）。[38]
不過，這種性變態最突出的特征是，主動性與被動性竟常常出現在同一個人身上。在性關係中令對方痛苦而取樂者，同樣也會在遭受到的痛苦之中享受快樂；施虐狂往往也同時是受虐狂，隻不過主動的一麵或被動的一麵得到了更好的發展，並成為他主導的性活動。[39]
因此，我們發現，在性變態者的衝動中，對立的雙方常同時出現，結合此後將要探討的問題，這具有很重要的理論意義。[40]此外，一個引起聯想的事實是，施虐狂與受虐狂的並行存在不能僅僅歸結為進攻因素，我們寧肯將這種並行現象看做兩性人（bisexuality）中的男性特征與女性特征的對立，精神分析常用主動性與被動性替代這種對立。[41]
三、性變態的共同特征
變異與疾病 在特殊情形下，研究了極端性變態的醫生，很自然地趨於像對待同性戀（inversion）[42]那樣，將他們視為功能下降或疾病。然而，這種觀點甚至比對同性戀的看法更難立足。日常經驗表明，大部分變異，無論輕重如何，總是出現在健康人的**中，並被認為無異於其他的親密動作。若條件允許，正常人亦可長時間地用這種變態替代正常的性目的，或使兩者並駕齊驅。沒有一個健康人會在正常的性目的之外，不存在可稱之為變態的附屬目的。這一發現的普遍性足以表明，使用令人指責的“變態”一詞是多麽的不恰當。在**領域，要對變異做出生理和病理的明確劃分是極為困難的。
不過，對有些性變態而言，其性目的的新異性確實需做出特殊研究。有些內容偏離正常如此之遠，我們不能不稱之為“病態”（pathological）。這種情況尤其在性本能戰勝了羞怯、厭惡、恐懼或痛苦的抵抗之後更為昭然（如舔大便或奸汙屍體）。但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也未必稱這種人為精神錯亂或變態。同樣不可忽視的事實是，許多其他行為均正常的人，由於本能的**不羈占了優勢，其**卻是病態的；此外，生活的其他方麵不正常的人肯定也有不正常的性行為。
在大多數情況下，性變態的病理特征並不是表現在新的性目的方麵，而在它與正常性目的的關係。若一個變態者的性目的不是附著於正常的性目的和性對象，條件僅有利於變態性目的而不利於正常性目的，即完全替代了正常性目的，具有了排他性（exclusiveness）和固著性（fixation），那麽，我們才可將這種變態視為病理症狀。
性變態的心理因素 或許在最可憎的性變態之中，心理因素對性本能的轉移起了最大的作用，不能否認性變態的表現是一種心理活動過程，盡管結果令人驚詫，但這種心理活動卻可媲美於本能的理想化。或許再沒有什麽能比這種變異更能證明愛的全能性。就性活動而言，最高的最低的總是關係縝密：“穿過人間，從天堂到地獄。”[43]
兩個結論 通過對性變態的研究，我們發現，性本能必須與作為抵抗的某些心理力量做鬥爭，其中最主要的抵抗是羞怯和厭惡。可以設想，這些力量本來是限製本能的，使其不能正常發展，如果在性本能達到最強烈之前它們就獲得了發展，那麽，它們肯定會決定性的發展的。[44]
另一方麵，通過研究，我們還發現，隻有把他們視做多種動機相互結合的產物才是明智的。若對他們進行分析，即解析他們，那他們一定具有複合的性質。這提示我們，或許性本能本身就不是單一的，而是多種因素相互有機組合的，性變態者則是這些因素相互分離的結果。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對這些變態的臨床觀察會使我們注意到，變態原是正常人的和諧行為喪失了其融合性的結果。[45]
四、神經症者的性本能
精神分析 要認識與正常人不同的一些人的性本能，隻有一個重要來源，並隻有通過一個特殊渠道方可達成。也就是說要做到對精神神經症者［癔症、強迫症，命名不當的神經衰弱及早發性癡呆（dementia praecox）和偏執狂］的性活動準確認識，隻有一個渠道，即由布洛伊爾和我於1893年提出的精神分析研究，當時被稱為“精神宣泄法”，並被用於臨床治療中。
首先我必須說明（正像我曾經在其他作品中所做的一樣），我的所有經驗表明，這些精神神經症均源於性本能力量。我這樣講並不意味著性本能力量構成了病理特征（症狀），而是想說明，性本能力量是神經症的最重要的唯一持續性的能源，於是這些人的**（無論全然，主要的或部分的）便在症狀中表現出來。正如我在別處所言（1905e，手稿），這些症狀便是病人的性活動。在過去的25年中[46]，精神分析關於癔症及其他神經症的不斷增多的研究便證明了這一設想，其中部分詳情已經發表（並將繼續發表）。[47]
精神分析要消除癔症患者的症狀，必須以下列假設為基礎，即這些症狀是替代物（如同文章的副本），與一係列心理過程、期望、欲望保持著情緒性聯係，由於特殊心理過程的介入（壓抑），它們無法在意識的水平上予以心理上的宣泄。於是，這些心理過程便在潛意識狀態中依據其情緒的重要性尋求表達——宣泄。在癔症中便以身體症狀予以表達（通過轉換），形成癔症症狀。若將這些症狀係統地變成情緒性觀念（借助特殊技巧），即意識性觀念，那麽，就可準確無誤地認識原先潛意識心理結構的本質與根源。
精神分析的發現 由此可知，癔症症狀是源於性本能力量的衝動的替代。我們對患病前這些人本質的了解（可將他們視為典型的精神神經症）及患病時機的把握，都完全符合這種觀點。癔症患者的性格表現出了超乎尋常的性壓抑，強烈地抵抗性本能（這種情況已在羞怯、厭惡及道德中表現過），本能地反抗對性問題的理智思考。其結果是，在一些極端的病人之中，直到性成熟時還對性問題一無所知。[48]
乍看起來，這一特征雖為癔症的明顯特征，但卻常為它的另一結構特征所掩蓋，那就是性本能的過分發展。然而，精神分析通過將兩者的對立揭示出來——被誇大的性渴求和對性欲的過分逃避，並以此澄清令人費解的二者之間的矛盾。
對於注定要患癔症的人而言，完全可預測到其患病時機：要麽是在漸趨成熟的過程中，要麽在外在因素的影響下，不得不麵對真正的性情景。在本能的壓力及反抗性的矛盾之中，疾病成了逃脫之徑。其實，衝突並未解決，隻不過通過將力比多衝動轉為症狀而逃離衝突[49]，例外的情況極少出現；比如一個男人，由於瑣屑的情緒問題而患了癔症，這種衝突並非圍繞著性興趣。在這種情況下，精神分析總能顯示疾病正是由衝突的性因素造成，它使得心理過程偏離了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