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長話短說所謂世界的末日無異於放屁！[247]
——歌德在精神分析第一次私立的代表大會兩年之後，1910年3月在紐倫堡召開了第二次會議。在這兩次會議之間，部分地是由於受到在美國時令人高興的接待的影響，受到講德語國家中日益增長的敵意的影響，以及得到蘇黎世方麵意外支持的影響，我構想出一個計劃，在我的朋友費倫茨的幫助下，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付諸實施。我意欲組織好精神分析運動，把運動的中心轉移到蘇黎世，並為它物色一名能領導精神分析未來事業的領袖。當這項計劃遭到精神分析擁護者們的竭力反對時，我將為此詳述我的理由。我希望這些理由將證明我是正確的，雖然結果表明，我這樣做實際上並不很明智。
我斷定這個新運動和維也納的聯係毫無可取之處，相反倒是精神分析運動的障礙。像蘇黎世這樣位於歐洲中心的地方（在這裏一位大學教師曾在他的研究機構中為精神分析打開了大門），對我來說似乎更有希望。我還認為第二個障礙在我自己。關於這個看法已被各個不同方麵的讚同或反對意見搞得一塌糊塗了：人們要麽把我比作哥倫布[248]、達爾文和開普勒，要麽辱罵我是個思想完全癱瘓的病人。因此，我倒希望把我自己和這座使精神分析第一次見到光明的城市退縮到幕後去。況且，我不再是個年輕人了；我發現前麵還有很長的路，我為這種想法而苦惱，作為一個領袖的責任對我的一生來說為時太晚了。[249]但我覺得必須有人做領袖。我非常清楚這種隱藏著的危險，它等待著任何一位從事精神分析的人。我希望，假如推選出一個準備發布命令和進行忠告的權威人士，就會使許多這種危險得以避免。這個地位最初隻有我自己才能擔任，這是因為我有任何人都無法抗衡的15年的經驗這一有利條件。我感到需要把這種權力交給一個年輕人，在我死後他將理所當然地取代我的地位。這個人隻能是榮格，因為就年齡而論，布洛伊勒是我的同齡人；榮格的有利條件是他非凡的才智，他已經為精神分析作出的貢獻，他的獨立地位和他的人格所表現出來的令人放心的能力印象。除此之外，他似乎願意和我建立友好聯係，甚至為了我而放棄了他以前所容許的某些種族偏見。在當時我還根本沒有認識到，除了這些有利條件之外，這個選擇竟是最不幸的選擇。我所選中的這個人竟然不能忍讓另一個人的權威，但他還是一個不會行使權力的人，他把他的能力堅持不懈地致力於研究他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我認為有必要建立一個官方的學會，因為我擔心精神分析一旦流行起來，就會受到人們的濫用。應該有一些指揮機關，它們的任務就是宣稱：“所有這一派胡言都和精神分析無關，這些都不是精神分析。”各地方組織的學會（這些地方組織合在一起將組成國際學會）應該對如何進行精神分析以及如何訓練醫生給予指導，地方組織的活動將因此而受到某種保護。另外，使我感到稱心如意的似乎是，既然官方科學對精神分析宣布了嚴肅的禁令，並宣布對從事精神分析的醫生和公共機構進行聯合抵製，那麽，精神分析的擁護者們就應該聯合起來，進行友好的相互交流和相互支持。
我曾經希望建立“國際精神分析學會”，其所要達到的目的正在於此而別無他圖。所能獲得的東西可能還不止這些。正如我的反對者們所發現的那樣，想要逆這場新運動的潮流而行是辦不到的，因而我曾想發現，精神分析不會沿著我曾希望為它指定的方向前進。費倫茨在紐倫堡提出的建議確實被采納了；榮格當選為主席，黎克林擔任他的秘書；決定出版一種能把中央執委會和各地方組織聯係起來的簡報。學會的目的據稱是“促進和推動弗洛伊德所建立的既是純心理學（purepsychology），又適用於醫學和心理科學的精神分析科學；促進其成員間的相互支持，竭盡全力地獲得和傳播精神分析的知識”。這個方案隻受到維也納小組的強烈反對。阿德勒非常激動地表示了他的擔心，他指的是“對學術自由的檢查和限製”。最後，在得到保證說學會的地址不會是蘇黎世，而是任職主席的居住國時（任職主席每兩年改選一次），維也納小組才讓步了。
在這次大會上成立了三個地方組織：一個在柏林，主席是阿伯拉罕；一個在蘇黎世，該組織的首腦已成為整個學會的主席；一個在維也納，我把指揮權授予阿德勒。後來在布達佩斯又成立了第四個組織。布洛伊勒因病未出席這次大會，他對於加入這個總會猶豫不決；確實，他是在和我做了一次私人談話之後才被說服而加入了這個學會，但不久又由於在蘇黎世一次不同的意見爭論而退出學會。這就割斷了蘇黎世和伯格爾斯立機構之間的聯係。
紐倫堡大會的成果之一是創辦《精神分析中心雜誌》，為了這份刊物阿德勒和斯泰克爾聯合起來了。最初顯然是想代表反對意見的：這就意味著想為維也納爭回由於榮格當選主席而受到威脅的盟主權。但是，當這個刊物的兩位創辦者在難以找到一個出版商的困難情況下，使我確信了他們的和平意圖，並且把允許我行使否決權作為其忠誠的一項保證時，我便接受了對這個刊物的指導工作，並且為這個新的刊物而精力充沛地工作；第一期於1910年9月出版。
現在我將繼續講述精神分析代表大會的曆史，第三次代表大會是1911年9月在魏瑪召開的，在總的氣氛和科學興趣方麵比前兩次大會更加成功。曾出席了這次大會的普特南後來在美國聲稱，這次大會使他非常愉快，他對與會者的“心理態度”（the mental attitude）表示了他的敬意，他還引用了我曾用過的與此有關的一段話：“他們學會了忍受真理。”（普特南，1912）這是事實，凡是參加科學大會的人都會留下對精神分析學會的良好印象。我親自主持了前兩次大會，我允許每一個發言者有充分的時間宣讀他的論文，把討論留到以後在參加大會的成員之間私下進行。作為主席的榮格，接管了在魏瑪大會的指導工作，並重新引入了在每次宣讀論文之後進行正式討論的做法，但是，這在當時還沒有引起任何困難。
第四次代表大會的情況完全不同了，這是兩年以後（1913年9月）在慕尼黑召開的。所有與會者對此仍然記憶猶新。這次大會是榮格以一種不適當的錯誤方式主持召開的；發言者有時間限製，而且討論以絕對優勢壓倒了論文的宣讀。由於一次預謀的機會，碰巧那個惡魔霍奇（Hoche）[250]進入召開大會的那座大樓。霍奇本來應該毫無困難地承認他是胡說八道，分析學家說他的胡說把精神分析描述為盲目追隨其領袖的一個狂熱的派別。使人疲倦、令人厭惡的議程在重新選舉榮格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主席之後結束了，他接受了這一職務，雖然有五分之二的與會者不願意讓榮格作為他們的支柱。我們四散而去，沒有任何再次相會的願望。
大約在這次代表大會期間，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力量是這樣的：維也納、柏林和蘇黎世的地方組織早在1910年紐倫堡大會時就已成立了。在1911年5月增加了慕尼黑的一個組織，主席是塞福（L.Self）博士。同年第二個美國地方組織在布裏爾的領導下成立，名稱為“紐約精神分析學會”。在魏瑪大會期間批準成立美國的第二個精神分析組織；該組織是第二年成立的，命名為“美國精神分析學會”，包括來自加拿大和全美國的會員；普特南當選為主席，瓊斯為秘書。在1913年慕尼黑大會之前不久，布達佩斯成立了地方組織，主席是費倫茨。此後不久已經回到英國去的瓊斯成立了第一個英國的組織。這些地方組織（現在共有8個）的成員狀況，當然，我們未能提供任何手段來估計未組織起來的精神分析的學生和擁護者的人數。
精神分析雜誌的發展情況也值得簡述一下。其中第一種是一係列專題文章，題目是《應用心理科學論文集》[251]，自1907年以來不定期出版，現已發行15期（出版者最初是維也納的海勒，後來是F.德提克）。這些專題文章包括弗洛伊德的論文（第1和第7期）、黎克林、榮格、阿伯拉罕的論文（第4和第11期）、蘭克的論文（第5和第13期）、薩傑、普費斯特、格拉夫、瓊斯的論文（第10和第14期）、斯托福和凡·哈格海爾繆斯的論文[252]。當《意象》雜誌創辦時（過一會兒將要提到［第47頁］），這種出版形式不再具有同樣的價值。在1908年薩爾茨堡會議之後，創辦了《精神分析學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在榮格的編輯下出版了五年，現在又重新再版，有兩個新的編輯[253]，並且名稱也有少許變動，稱為《精神分析年鑒》。它的意圖不再像近年來那樣，僅僅是一個出版自用著作的倉庫，而是通過編輯們的活動，使《精神分析年鑒》致力於完成在精神分析領域內所做的一切工作和所取得的一切進展這個目的。[254]我已經提到的那個《精神分析中心雜誌》（這是在1910年紐倫堡國際精神分析學會成立之後由阿德勒和斯泰克爾創辦的），在短暫的發行期間經曆了劇烈動**的發展過程。早在第1卷的第10期上（1911年7月），有一條通知出現在頭版上，內容是，由於和刊物指導者學術觀點上的分歧，阿德勒醫生決定自願退出編輯工作。此後斯泰克爾醫生留任為唯一的編輯（從1911年夏天開始）。魏瑪大會（1911年9月）把這份中心雜誌的地位提高為國際學會的官方刊物，並且適用於全體會員，這樣又反過來增加了每年的訂購量。從第2卷[255]的第3期開始（1912年冬，12月），斯泰克爾成為唯一對其內容負責的人。他的行為（要對此發表一篇報導並非易事）迫使我放棄了對該刊物的指導，並且急忙為精神分析創辦了一個新的刊物《國際醫學精神分析雜誌》。經過幾乎所有工作人員和那個新出版商雨果·海勒（Hugo Heller）的齊心協力，第1期在1913年1月出版了；因此這份雜誌就取代了《中心雜誌》而成為國際精神分析學會的官方刊物。
同時，早在1912年，一個完全是為了把精神分析應用於心理科學的新刊物《意象》雜誌（海勒負責出版），由漢斯·薩克斯醫生和奧托·蘭克醫生創辦出版。《意象》雜誌現正發行第3卷；
讀來妙趣橫生，訂戶日益增多，有些訂戶幾乎和醫學分析毫無關係。[256]
除了這四種期刊出版之外（即《應用心理學論文集》《年鑒》《國際醫學精神分析雜誌》和《意象》），德國國內外的其他雜誌也發表了一些可在精神分析文獻中占有一席之地的文章。莫爾頓·普林斯（Morton Prince）指導的《變態心理學雜誌》對精神分析作出了如此卓越的貢獻，因而我們必須把這份雜誌看作是美國精神分析文獻的主要代表。1913年冬，懷特（White）和傑裏佛（Jelliffe）在紐約創辦了一個完全致力於精神分析的新刊物《精神分析文摘》。毫無疑問，應該記住這個事實，就是說，在美國大多數對精神分析感興趣的醫務人員都感到德語是個難關。[257]
我現在必須提及在精神分析的信徒中發生的兩次退出事件；第一次發生在1910年學會的建立和1911年魏瑪大會期間；第二次發生在此後，並且在1913年慕尼黑大會上變得明顯起來。假如我在分析治療中更多地注意病人的這些反應，那麽，他們使我感到的失望就可能會避免。我當然非常清楚地懂得，任何人在初次探討精神分析這個不受歡迎的真理時都會逃跑的；我始終認為，每個人對精神分析的理解是受他自己的壓抑（或者寧可說，受支持這些壓抑的抵抗）製約的，這樣，在他同精神分析的關係中就不能超越某一特定的界限。但是，我卻未曾想到，一個已經在精神分析的理解上達到了一定深度的人竟然置這種理解於不顧，並把它丟棄了。不過，治療病人的日常經驗已經表明，每當在心靈的任何深度產生特別強烈的抵抗時，都會引起病人對分析知識的完全抵抗；一個人在費力地使病人掌握一部分分析知識，並使他像支配自己那樣在支配這些知識方麵，是可以獲得成功的；但是，還可以看到，在他控製了下一步的抵抗之後，就會把他學會的一切都拋棄不顧，而且還進行防禦，就像一個無憂無慮的初學者所做的那樣。這使我不得不認識到，在一個精神分析學家身上所能發生的事和在分析中病人的行為如出一轍。
要寫出這兩次退出事件絕非易事，也不是一件令人羨慕的事情。部分的原因是，我沒有如此強烈的這樣做的個人動機——我既不奢望得到感謝，也不想在任何有效程度上施加報複——另一部分的原因是，我知道，假如這樣做，我將會使自己受到人們的抨擊，說我是一個不太嚴肅認真的對手，而且這樣做會給精神分析的敵人提供這種他們非常渴望看到的情況——“精神分析學家們互相攻擊，四分五裂”。在為了不至於受到精神分析之外的對手們的攻擊而進行了極大的自我克製之後，我現在被迫奮起反擊這些以前的精神分析追隨者們，或者說是這些仍然願意自稱為精神分析追隨者的人們。但是，在這件事情上我別無選擇；隻有懶惰或懦弱才會使一個人保持沉默，而沉默所造成的危害比已經存在的、公開表現出來的危害有過之而無不及。任何一個追隨其他科學運動發展的人都會知道，同樣的動亂和意見分歧也會在這些運動中出現。也可能是這些動亂和意見分歧在什麽地方更小心翼翼地隱蔽著；但是，拒絕接受這麽多傳統理想的精神分析，在這些事情上表現得也更加真實。
另一個非常嚴重的倒退是，我不能完全避免使這兩個反對運動在分析之下原形畢露。但是，把分析用於辯論是不合適的；因為分析往往是以被分析者的讚同和有主有從的情境為先決條件的。
因此，任何一個出於辯論目的而從事分析的人，一定期望那個被分析的人反過來用分析來反對他，這樣，這個討論將會達到一種不可能使任何不偏不倚的第三者確信的狀態。因此，我將最大限度地克製輕率地使用對我的敵人才使用的那種分析的知識和攻擊；我還要指出，我並沒有把任何科學的批評建立在這些基礎之上。我對可能包含在我所反對的這些理論中的真理並不關心，我也不想駁斥這些理論。我想把這項任務留給精神分析領域的其他有資格的工作者去完成，事實上，這項任務已經完成了一部分。我隻想表明，這些理論是反駁精神分析基本原理的（並且說明是在哪些觀點上反駁的），為此這些理論是不應該稱之為精神分析的。因此，我利用分析隻是為了解釋精神分析的這些分歧是怎樣在分析學家中產生的。當我涉及產生分歧的要點時，我將不得不用某些純批判性的言詞來保衛精神分析的正當權益。
精神分析所麵臨的第一個任務是解釋神經症；它把抵抗和移情這兩個事實作為出發點，還探討了第三個事實（遺忘症），用神經症中的壓抑理論、性動機理論和潛意識理論對這些病況進行解釋。精神分析從未要求全麵提供關於人類心理的一般狀況的全部理論，而隻期望它所提供的理論應該用來補充和糾正用其他方法所獲得的那種知識。但是，阿德勒的理論完全超出了這一點；
他的理論尋求一舉解釋人類的行為和特點，以及人類的神經症和精神病。這個理論與其說適合於神經症領域，倒不如說更適合於任何其他領域，雖然有理由說，這個理論和它仍然十分重視的它的理論發展史是有聯係的。多年來我有機會研究阿德勒醫生，也從未拒絕承認他的不同尋常的能力，並且為他做了特別深思熟慮的安排。作為他聲稱受到我的“迫害”一事，我可以指出這個事實，在學會成立之後，我讓他做維也納小組的領導者。直到學會的全體成員提出迫切要求，我才被說服重新主持精神分析的學術大會。當我發現阿德勒恰恰是在判斷潛意識材料上多麽缺乏才能時，我就改變了想法，而期望他能成功地發現精神分析和心理學的聯係以及精神分析和本能過程的生物學基礎的聯係——根據他所做的“器官自卑”（organ-inferiority）[258]。這一有價值的研究來看，這個期望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合理的。他確實在某些事情上做得卓有成效；但他的工作給人一種印象，“好像”——用他自己的“難懂的話”來說[259]——是想證明精神分析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是錯誤的，由於精神分析輕率地聽信了神經症患者的話，而把這麽多重要的東西都歸因於性動機的力量。我甚至可以公開指出他的研究的個人動機，因為他曾當著維也納小組的一小部分人的麵宣布：“你以為使我的一生處在你的保護之下會給我帶來那麽多快樂嗎？”當然，一個年紀輕輕的人自由地承認他的勃勃雄心，我看沒有什麽可指責的。在任何情況下人們都會猜測，他的工作是應該受到鼓勵的。但是，即使一個人受這種動機支配，他也應該知道如何用他的良好的社會機智來避免英語所謂的“不公平”（unfair）——這在德語中隻能用一個更粗魯的詞來表達。阿德勒在這一方麵幾乎沒有獲得成功，這一點可以通過大量出現的有損於他的著作的微小惡意表現出來，並通過他的作品所包含的那種無法控製的渴望獲得優先權的跡象表現出來。在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中，我們確實曾經聽到他要求獲得提出“神經症統一”（unity of the neuroses）和神經症的“動力觀”（dynamic view）概念的優先權。這使我大吃一驚，因為我始終認為這兩個原則是我在認識阿德勒之前提出來的。
不過，和阿德勒進行的這場爭權奪利的鬥爭，已經產生了一種必定會有益於精神分析的好處。
在不可調和的學術上的意見分歧公開化之後，當我被迫讓阿德勒辭去《中心雜誌》的編輯職務時，他同時也脫離了維也納學會，並創建了一個新的組織，最初采用了一個雅致的名稱“自由精神分析學會”。但是，和精神分析毫無聯係的局外人，在識別這兩種精神分析觀點之間的差異方麵的不熟練，就像我們歐洲人在發現兩個中國人的臉之間的那些差異一樣。“自由”精神分析是受“官方的”“正統的”精神分析保護的，並且隻作為後者的一個附屬組織來對待的。然後，阿德勒采取了一個使我們非常感激的措施；他斷絕了同精神分析的一切聯係，把他的理論命名為“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 Psychology）。在上帝創造的這個地球上有足夠的空間，任何人都完全有權在地球上毫無阻攔地到處閑逛；但是，要使已經不再相互理解並且互不相容的人住在同一個家庭裏，卻不是一件稱心如意的事。阿德勒的“個體心理學”現在是許多和精神分析相對立的心理學派別之一，它的進一步發展與我們的精神分析無關。
阿德勒的理論從一開始就是一個“體係”——這曾經是精神分析小心翼翼地想要避免的。他的理論也是“潤飾作用”（secondary revision）的一個極好的實例。例如，就像在夢的材料接受清醒的思維活動支配的那個過程中所發生的情況一樣。就阿德勒的情況而言，夢的材料的地位被通過精神分析研究所獲得的新材料所取代；其後，這些材料又純粹是從自我的立場來看待的，被縮減到自我所熟悉的範圍裏而發生變化並被歪曲了——正如在夢的形成中所發生的那樣——被誤解了。[260]另外，阿德勒的理論與其說具有它所主張的那種特點，倒不如說更具有它所否認的那種特點，這樣，他的理論就是由三種完全不同價值的成分組成的：（1）對自我心理學有用的貢獻；（2）雖然毫無必要但還可以接受的那種把分析事實轉變成新的“難懂的話”；（3）當這些事實不符合自我的要求時，就歪曲和篡改這些事實。
精神分析從來沒有忽視第一種成分，雖然這些成分不值得受到特別注意；精神分析更關心的是想表明，每一種自我傾向都包含著力比多成分。而阿德勒的理論所強調的卻與此相反，是在力比多的本能衝動中自我的組成成分。如果阿德勒不是為了支持其自我中心的本能成分而否認力比多衝動，從而在每一種情況下都使用這種觀察的話，那麽，這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收獲。他的理論所做的就是每一個病人所做的，也是我們的意識思維大體上所做的——就是說，正如瓊斯（1908）所稱的那樣，為了隱藏潛意識動機而利用了一種“文飾作用”（rationalization）。阿德勒如此始終如一地堅持這個觀點，他自信地認為，在性活動中最強烈的動機力量是，男人想表明自己對女人的控製——男人是“高高在上的”。我不知道他是否在他的論著中表述了這些荒謬的觀點。
精神分析早就認識到，神經症的每一個症狀都產生於可能存在的某種妥協。因此，每一種症狀一定以某種方式遵循著進行壓抑的自我的要求；它一定會提供某種好處，它一定承認具有某種用途，或者說，它一定會遭到像原始的本能衝動自身所已經避開的那種同樣的命運。“從疾病中獲益”這個術語已經考慮到這個問題，如果症狀想要繼續存在，那麽，人們把自我的“原發性獲益”（這一定是在產生症狀時獲得的）和“繼發性獲益”（這是在依戀於自我的其他目的時意外發生的）區分開來，也是有道理的。[261]我們也早就知道，把這種獲益從疾病中撤離出來，或者由於真實的外界環境所發生的某種變化使這種獲益消失，實為治療這種症狀的機製之一。在阿德勒的學說中，主要強調的是那些容易證實的和明白易懂的方麵，而完全置如下事實於不顧，即在無數情況下，自我由於其用途而在屈從於強加給它的非常討厭的症狀時（例如，把焦慮作為一種安全的手段），隻是把非做不可的事裝成出於好心才做的。自我在這裏扮演的是馬戲團裏的小醜那個滑稽可笑的角色，這個醜角試圖用他的手勢使觀眾信服，在馬戲團表演中的每一種變化都是在他的命令下進行的。但是，隻有最年幼無知的觀眾才會受他的欺騙。
精神分析不得不對阿德勒理論的第二個構成成分加以支持，正如這個理論將會給它自己的某些東西提供支持那樣。事實上，這個理論不過是精神分析的知識而已，這是那位作者在十年的共同研究期間從眾所周知的根源中推斷出來的，現在，他隻是改換了一個術語就稱之為他自己的了。
例如，我自己認為“防衛”（safeguarding）是一個比“保護措施”（protective measure）更好的術語，這是我使用的一個術語；但是，我絕沒有發現這兩個術語在意義上有何差別。再者，當一個人用早期“幻想出來的”和“幻想”這樣的術語來代替“虛構出來的”“存在於想象中的”和“虛構”（fiction）時，在阿德勒的命題中又會發現許多熟悉的特征。精神分析是堅決主張這些術語的同一性的，即使這些術語的作者多年未參加我們的共同研究工作。
阿德勒理論的第三部分，對不合意的分析事實進行曲解和篡改，實際上就是把“個體心理學”，正如他現在所稱的那樣，和精神分析明確區分開來的東西。正如我們所知，阿德勒體係的原則是，個體的自我主張（self-assertion）的目標，或他的“權力意誌”，是以“男性抗議”（masculineprotest）[262]的形式，在生命活動中，在性格形成和在神經症中起主要作用的東西。但是，這個“男性抗議”，即阿德勒的動機力量，不是別的，而是從他的心理學機製中分離出來的壓抑，除此之外，它還是性欲化的——這和他自誇的把性欲從心理生活中排除出去完全不一致。[263]“男性抗議”無疑是存在的，但是，如果把它作為心理生活的（唯一的）動機力量，那麽，被觀察到的事實就會作為一個用來起跳之後而留下來的跳板。讓我們考慮一個基本的情境，在這種情境中感受到一種嬰幼兒時期的願望，即兒童觀察成人之間性活動的願望。分析表明，在醫生後來將要對其生活史予以關注的那些人的病例中，未成年觀察者在這時有兩種衝動，在男孩中一個衝動是使自己處在主動的男人地位，而另一個衝動則與此相反，是想使自己和被動的女人一致的衝動。[264]這兩種衝動往往會在其中耗盡可能發生的快樂情境。第一個衝動可以在“男性抗議”的標題下出現，如果這個概念想完全保持任何意義的話。但是，第二種阿德勒所不予重視的和他一無所知的那個進一步的過程，卻是在以後的神經症中變得更加重要的一個過程。阿德勒竟然陷入到自我那個妒忌的狹窄氣量中，以至於他隻考慮那些適合於自我，並受到自我鼓勵的本能衝動；在神經症的情況下，衝動是和自我相反的，這正是超出他的見識的那種情境。
精神分析已使一項努力成為必要，即將其理論的基本原則與兒童的心理生活相聯係。就此而言，阿德勒卻表現出，他最嚴重地脫離了實際的觀察，顯示出他在概念上最基本的混亂。在這裏他把“男性的”和“女性的”的生物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的意義毫無希望地混雜起來。[265]讓一個兒童（不論是男性還是女性）一出生就在蔑視女性的基礎上製定他的生活計劃，並把希望做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作為他的“指導路線”（guiding line）[266]，這是不可能的，也為觀察證明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兒童沒有區分性別意義的觀念；相反，他們最初是這樣假設的，認為兩性都有同樣的**（指男性**）；他們並不是以區分性別這個問題開始其探索的[267]，社會對女人的輕蔑對兒童來說是完全陌生的。對某些女人而言，在她們的神經症中，想成為一個男人的願望並不起作用。無論在男性抗議中可能表明存在著什麽東西，都很容易追溯到由於害怕閹割或與性活動發生最早期衝突而產生的最初自戀的障礙。關於神經症的心理發生學（psychogenesis）的一切爭論，最終必須在兒童神經症領域確定下來。對一個早期兒童神經症的認真分析，將會結束對神經症病因學（aetiology）的一切誤解，結束關於對性本能在神經症中所起作用的一切疑問。[268]這就是為什麽在對榮格的論文《兒童，心靈中的衝突》（1910c）進行批評時，阿德勒（1911a）被迫轉嫁罪責，認為該病例的這些事實無疑是（這個兒童的）父親片麵安排的。
我將不再詳述阿德勒理論的生物學方麵，也不再討論究竟是實際的“器官自卑”［第51頁注a］，還是對它的主觀感受——人們並不知道是哪一個——真能作為阿德勒體係的基礎。我隻是附帶地說明一下，假如真是這樣的話，那麽，神經症似乎就是一切身體衰老的副產品，而觀察卻表明，大多數使人印象深刻的、醜陋的、畸形的、殘暴的和可憐的人並不能用神經症來影響他們的缺陷。我將不再討論這個有趣的主張，根據這個主張，自卑感可以追溯到作為一個兒童的情感。
這表明在“個體心理學”中又出現了這種偽裝，精神分析如此堅決強調的那種幼稚病（infantilism）的因素就是以此做偽裝的。另一方麵，我必須指出，精神分析所獲得的一切心理學知識是如何被阿德勒拋到九霄雲外的。但是，在他的《神經症的構成》（1912）一書中，潛意識仍然被作為一種與他的體係毫無關係的心理學所特有的東西提出來。後來他一直堅持聲稱，一個觀念究竟是意識的還是潛意識的，這對他來說是無所謂的。阿德勒從一開始就表現出他並沒有理解壓抑。他在維也納學會（1911年2月）宣讀的一篇論文摘要中寫著，必須指出，在一個特殊的病例中有證據表明，這個病人從未壓抑過他的力比多，而且一直在不斷地保護自己免受壓抑。[269]此後不久，在維也納學會的一次討論中他說道：“如果你想問壓抑來自何處，那麽回答就是‘來自文明’；
但是，如果你繼續詢問文明來自何處，則回答就是‘來自壓抑’。所以請看，這完全是在玩弄文字遊戲。”阿德勒據以揭露“神經症特點”的防禦機製的那一點點敏銳和機智，將足以指明他的這種詭計多端的論點的出路。他的意思無非是說，文明是建立在前幾代人產生的壓抑基礎上的，而要求每一代新人通過產生同樣的壓抑來保持這種文明。我曾經聽說過這樣的事兒，一個小孩認為人們在嘲笑他而哭起來，因為當他問雞蛋來自何處時，人們告訴他“來自母雞”，而當他繼續問母雞來自何處的時候，人們則告訴他“來自雞蛋”。但是，人們並不是在玩弄文字遊戲；相反，人們是在向他講述真理。
阿德勒不得不說的關於夢（這是精神分析的術語）的一切都同樣是空洞的和毫無意義的。起初，他把夢看作是女子氣轉向男子氣的一個轉折點——無非是把夢的願望滿足理論轉變成“男性抗議”的語言。後來他發現，夢的實質在於使人潛意識地完成他們有意識否認的東西。阿德勒（1911b，第215頁注）在把夢和潛伏的夢念（dream-thoughts）混為一談方麵，也一定具有優先權的——這是一種建立在發現他的“預期傾向”（prospective tendency）基礎上的混淆。
米德（1912）後來在這方麵效法了他[270]。這裏很容易忽略一個事實，即對在表現形式上不可理解的每一種夢的解釋，都是以這種夢的解析的根本方法為基礎的，這種方法的前提和結論尚在爭論之中。關於抵抗，阿德勒告訴我們，抵抗服務於把病人對醫生的反抗付諸實施這個目的。這當然是真的；簡直就等於說，抵抗服務於抵抗的目的。但是，關於抵抗來自何處，或者受病人支配的抵抗現象是怎樣發生的，就不再深究了，因為這對自我是毫無助益的。關於疾病的這些症狀和表現的詳細機製，對那些各種各樣疾病及其表現形式的解釋也都完全不予理睬；因為一切類似的東西都被迫服務於這種“男性抗議”、自我主張和人格擴張。這個體係是完整的；要重新解釋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勞動，雖然這個體係並沒有提供任何新的觀察。我認為我已經清楚地表明了這個體係是和精神分析無關的。
在阿德勒的體係中所反映出來的人生觀，是完全建立在攻擊本能基礎上的；這個體係中並沒有愛的立足之地。我們可能會感到奇怪，這樣一種慘淡的世界觀（Weltanschauung）竟會受到人們極大的注意；但是，我們一定不要忘記，人類由於受到性需要這個重擔的壓力，因此，隻要把“克服性欲”作為一個誘餌提供給人類，人類就樂於接受一切。
阿德勒的退出發生在1911年魏瑪大會之前；此後那些瑞士人也開始退出。非常可笑的是，這種退出的最初的標誌是黎克林在瑞士的一些出版物上發表的一些流行的文章中的幾句話，因而普通大眾反而比最密切關注這個問題的人知道得還早。他們認為，精神分析已經克服了一些早先使它丟人現眼、令人遺憾的錯誤。1912年，榮格在一封來自美國的信中誇口說，他對精神分析的改革已經克服了許多人的抵抗，這些人曾經拒絕承認和精神分析有任何聯係。我回信說，這沒有什麽可誇耀的，他對辛辛苦苦獲得的精神分析的真理犧牲得越多，就會越多地發現抵抗消失。那些瑞士人如此自豪地加以介紹的這種改變不是別的，也無非是使精神分析理論中的性因素不再具有重要地位而已。我承認，從一開始我就把這種“進步”看作是對現實要求的一次過於深遠的調整。
這兩種和精神分析倒行逆施的運動（我現在必須對它們進行相互比較）表現出另一個共同點；
因為它們都通過提出一些玄虛的觀念而企求獲得某種讚同的意見。可以說，這些玄虛的觀念把一切事物都看作是旁門左道。在阿德勒看來，一切知識的相對性和根據個人的興趣愛好對知識資料進行人為建構的人格權力就起這個作用；在榮格看來，這是向年輕人呼籲擺脫桎梏的曆史權力，在這種桎梏下暴政時代曾用它們墨守成規的觀點尋求把它結合起來。因此我們必須說幾句話來揭露這些觀點的謬誤。
我們知識的相對性是出於這種考慮，它的提出就像人們用以反對精神分析那樣，可用來反對每一種其他科學。它是從當前對科學充滿敵意的那些我們所熟悉的反動潮流中派生出來的，並要求得到一種誰也沒有資格獲得的優越感。我們誰也無法猜測，人類對我們的理論努力將會做出什麽樣的終極判斷。在有些例子中，被前三代人所反對的東西卻被下一代人加以改正並重新得到認識。在一個人仔細聽取了對他本身的批評意見，並且稍微注意他的對手們的意見之後，他除了全力維護他自己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信念之外，他不可能有其他作為。一個人應該為誠實地從事他的事業感到滿足，而不應該奢望法官的判決，這是留待遙遠的將來的事。在科學問題上強調武斷的個人觀點是不好的；這顯然是企圖剝奪精神分析要求作為一門科學來得到評價的權力——順便提一句，這是在這種評價已經被前麵所提到的東西（一切知識的相對性）貶低之後。任何一位對科學思想評價很高的人，都會盡一切可能在這門科學能起很大作用的地方，尋求每一種可能的手段和方法，來約束怪誕的個人愛好這個因素。此外，正好可以說明，在保護自己時的任何熱情都是不合適的。阿德勒的這些辯解在本意上並不是嚴肅的——這些辯解隻是用來反對他的對手的，而不涉及他自己的理論。這些辯解也沒能阻止他的追隨者把他擁立為救世主，因為許多前驅者已經為他的出現做好了預期的人性方麵的準備。救世主當然不是相對的現象。
榮格的論點“為了獲得良好意誌這個目的”，是建立在一個過於樂觀的假說基礎上的，即人類及其文明和知識的進步總是沿著一條連續的路線發展；就好像沒有衰敗的時期，在每一次革命之後都沒有反動和複辟，每一代人都沒有後退和放棄他們前輩所獲得的東西。榮格對群眾觀點的探討，他對證明為不受歡迎的那種改革的放棄，都已先驗地表明上述觀點是不可能的。換句話說，榮格對精神分析的修正不可以公正地稱為一次朝氣蓬勃的解放行動。對此起決定作用的，畢竟不是行動者的年齡，而是其行動的特點。
在我們正討論的這兩種運動中，阿德勒的理論無疑更為重要；雖然犯有激進的錯誤，卻具有一致性和連貫性。此外，姑且不論其他的一切，他的理論是建立在一種本能理論上的。另一方麵，榮格對精神分析的革新卻鬆弛了這種現象和本能生活的聯係。而且，正如該理論的批評者（如阿伯拉罕、費倫茨和瓊斯）所指出的那樣，這個理論太晦澀難懂，致使人們難以采納它的任何觀點。
不論在什麽地方，隻要一個人掌握了榮格理論的一點東西，他就必須做好準備，聽到別人說他誤解了榮格的理論，從而使人看不出怎樣才能正確地理解它。這個理論是以一種特別躊躇不決的方式提出來的，一會兒作為“一種相當輕微的偏差，這種偏差並不能證明對該理論提出的強烈反對是正確的”（榮格）；一會兒又作為將要為精神分析開辟一個新時代的靈魂救助的新預言，而且確實，這對每個人來說都是一種新的世界觀。
當一個人在思索榮格這場運動所做的各種公開和私人說明中表現出來的那些不一致時，就一定會自問，這個運動有多少應歸咎於缺乏清晰感，有多少應歸咎於缺乏誠意。但是，必須承認，這個新理論的闡述者們發現自己處在一種困難的境地。他們現在所反對的東西正是他們以前所讚成的東西，另外，他們這樣做並不是以能教他們更多東西的新觀察為基礎的，而是由於這些新的解釋使他們發現的那些東西，現在看上去和他們以前所看到的不同了。正因為如此，他們不願意放棄和精神分析的聯係，他們作為精神分析的代表已為世人所知，因而寧願這樣說，精神分析發生了變化。在慕尼黑大會上，我發現有必要澄清這種混亂。我是這樣做的，我宣布不承認那個瑞士人的革新是由我發起的精神分析的合法繼續和進一步發展。外界的批評家（像富特繆勒）已經發現究竟是怎麽回事了，阿伯拉罕正確地指出，榮格已經完全放棄了精神分析。我當然完全願意讓每一個人都有權利隨心所欲地去思考和寫作；但他沒有權利把完全不符合實際的東西提出來。
正如阿德勒的研究給精神分析帶來了一些新的東西——對自我心理學的貢獻——並因而希望我們為這份禮物付出太高的代價，即放棄精神分析的一切基本理論；與此相似，榮格及其追隨者也以同樣的方式，通過給精神分析提供一個新的東西，從而為他們反對精神分析的鬥爭鋪平了道路。他們詳細追溯了（就像普費斯特以前所做的那樣）屬於家庭情節和**的對象選擇的性觀念材料，如何被用來代表人類的最高道德和宗教利益的方式——就是說，他們闡明了升華作用的一個重要實例。這種升華作用是指愛欲的力量及其轉變為不再被稱為愛欲的傾向。這和精神分析的一切期望完全一致，並且也和如下觀點相吻合，即在夢和神經症中這種升華作用的退行分裂，就像所有其他分裂一樣，變得清晰可見了。但是，全世界則會憤起抗議，道德和宗教被性欲化了。
現在，我忍不住不止一次地從目的論上設想，並得出結論認為，這些創新者會敵不住這場憤怒的風暴。或許憤怒是從他們自己的心裏發出的。這麽多瑞士人的神話論的史前期並不能說明他們對精神分析的態度，正如阿德勒的社會主義史前期不能說明他的心理學的發展一樣。這使人想起馬克·吐溫關於他的手表及其結論的著名故事：“而他常常感到奇怪，不知道所有那些不成功的補鍋匠、槍炮修理工、鞋匠和鐵匠們怎麽樣了；但卻沒有人告訴他。”
假設——讓我們做一個明喻——在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中有一個暴發戶（parvenu），他誇口說他是住在另一個地方的貴族家庭的後裔。但是，有人向他指出，他的父母就住在鄰近的某個地方，是很微賤的人。對他來說隻有一種擺脫窘境的方法，他會利用這種方法的。他可能不再否認他的父母，而是聲稱他們自己具有貴族血統，隻是敗落了而已；他從好心的官方那裏得到了他的家譜。在我看來這些瑞士人似乎是被迫以非常相同的方式做事情的。假如道德和宗教不容許被性欲化，而必須從一開始就是某種“更高級”的東西，假如其中包含的觀念雖然不可否認地來自俄狄浦斯情結和家庭情結，但卻隻能有一條出路：最初這些情結本身一定不會有它們似乎正在表達的那種意思，而是具有更高級的“神秘的”意義（就像西爾伯勒所稱的那樣），這就使他們能夠把這種意義用在一係列抽象的道德和宗教神秘主義的思想之中。
我完全準備再次聽到，我誤解了這個新蘇黎世理論的實質和目的；但我必須預先聲明，我不服任何對我的觀點的反駁，我可以提出我對這個理論的看法，但不能由該學派的出版物說三道四然後強加於我。我找不到任何別的方式來使我對榮格所改革的全部內容明白易懂，並掌握其全部含義。榮格對精神分析提出的一切改革都出於以下意圖，即消除在家庭情結中應該反對的東西，以便使之不在宗教和道德中重新出現。一個抽象的概念已經提出，用來代替性欲力比多。關於它，人們這樣說準沒錯，它的神秘和晦澀對於智者和蠢人來說都是一樣的。俄狄浦斯情結隻有一種“象征的（symbolic）”意義：母親在這種意義上就意味著難以達到，這一點是為了文明的利益而必須反對的；在俄狄浦斯神話中被殺害了的父親是“內部的”父親，一個人為了使自己獨立就必須擺脫父親的限製。關於性觀念材料的其他部分無疑將會隨著時間的流逝而得到同樣的重新解釋。
在自我毀滅的性傾向和自我保存的性傾向之間發生衝突的地方，出現了“生活任務”（life-task）和“心理惰性”（psychical inertia）［第272頁］之間的衝突；神經症患者的罪疚感是和他的自我譴責一致的，這種自我譴責說他沒有恰當地完成他的“生活任務”。以這種方式創造出一種新的宗教－道德體係，就像阿德勒的體係那樣，這個新體係一定會重新解釋、歪曲和拋棄那些事實上是精神分析所發現的東西。而真實的情況是，這些人從生活的諧音中挑選出幾個文化的陪音，而且仍然沒能聽到本能的強大而原始的樂曲。
為了維持這個體係的原樣，我們有必要完全不用觀察、不用精神分析的技術。有時候對這個問題的熱情甚至會使人不顧科學的邏輯——正如當榮格發現，俄狄浦斯情結對神經症的病因學來說還不夠獨特，並且開始把這種獨特性歸因於惰性時那樣，這種惰性是一切有生命和無生命物質的最普遍特性。順便說一句，人們還要注意到，俄狄浦斯情結隻代表個體的心理力量所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而它本身並不是像“心理惰性”那樣的一種力量。對個別人的研究已經表明（並將永遠表明），性欲情結就其原始意義來說在這些人身上是很活躍的。因此對個體的研究（在這些新理論中）就被推到了後麵，並且被從人類學研究中獲得的證據基礎上的結論所取代。冒著最大的危險起而反對這些得到重新解釋的情結的原始而又不摻假的意義，是在每一個體的童年早期發現的；因此在治療中提出的禁令是，應該盡可能少地細述這一過去的曆史，並把強調的重點回複到當前的衝突上來。另外，在這個衝突中基本的問題絕不是偶然的和個人的，而是帶有普遍性的問題——事實上，是沒有完成生活任務。但是，如我們所知，隻有當我們把一個神經症患者當前的衝突追溯到他的個案史，隻有當一個人沿著他的力比多在生病時所走過的道路返回時，才能理解這個神經症患者當前的衝突並使之得到解決。
在這些影響之下，這個新蘇黎世派的治療所采取的形式，可以用一個親自體驗到這種治療的病人的話來表示：“這一次絲毫也沒有注意過去或者注意移情。凡是我認為我已經認識到後者的地方都被宣布是一種純力比多符號。這種道德教育是相當不錯的，我切實遵從過這種教育，但我卻沒有向前邁進一步。使我感到的煩惱比使他感到的煩惱更甚，但是我怎麽辦呢？……不是通過分析來解脫我，而是每天向我提出大量的新要求，要治好神經症就必須滿足這些要求——例如，借助於內傾的內向反省、宗教沉思、和我的妻子重新開始愛情生活等。這幾乎是一個人力所不能及的；其目的在於使一個人全部的內在性質發生根本的轉變。我覺得這種分析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悔悟情感和最好的解決方法，但同時又是最令人沮喪的可憐的罪人。任何一位牧師都會提出他的忠告，但是，我上哪兒去找這種力量呢？”這位病人確實報告說他已經聽說過，必須先對他進行過去的和移情的分析；但是他卻被告知這種分析已經足夠了。既然這第一種分析對他沒有更大的幫助，那麽，對病人的這種分析就是不夠的，這個結論在我看來似乎是有道理的。當然，再也無權稱為精神分析的隨後進行的治療並未使問題得到改善。顯而易見，蘇黎世學派的成員為了在附近的伯爾尼城振奮起來（杜博瓦[271]就在這個城市裏用一種考慮更周全的方式通過道德鼓勵來治療神經症），就必須取道維也納做一次長途旅行。[272]
當然，與精神分析完全不一致的這個新運動，也表現在榮格對壓抑的態度（現在在他的論著中很少提到）上，表現在他對夢的誤解（這一點和阿德勒一樣［參見第57頁］）上，表現在他完全無視夢的心理學，把夢和潛隱的夢念混為一談，表現在他完全喪失了對潛意識的理解——簡言之，表現在我認為是精神分析實質的一切方麵。當榮格告訴我們，**情結隻是“象征性的”，並非“真的”存在，一個野人畢竟不會對一個老醜婆產生欲望，而會對一位年輕漂亮的女人產生欲望的時候，我們很想下個結論，“象征性的”和“並非真的存在”隻不過表示這樣的意思，即由於它的表現形式和致病的作用，而被精神分析描述為“潛意識存在的”——這是對解決這種明顯矛盾的一種描述。
假如一個人牢牢記住，夢和它們所加工的潛隱夢念是不同的，那麽，對病人夢到的事情就沒有什麽大驚小怪的了。在治療期間，病人的心靈中一直充滿了這些事情，不論這是“生活任務”還是“高高在上”，抑或“地位卑下”。被分析者的夢無疑可以得到指導，就像為實驗目的而施加的刺激所支配的方式一樣。人們能夠確定在夢中出現的一部分材料；這些材料並沒有改變夢的實質和機製中的任何東西。我也不相信他們所謂“傳記的”夢會出現在分析之外。[273]另一方麵，如果人們對治療之前出現的夢進行分析，或者，如果人們考慮一下做夢者自己添加上的東西，這是做夢者添加到在治療期間向他提示的東西上去的；或者，如果人們避免向病人布置任何這種任務，那麽，人們就會探究夢究竟離它試圖完成生活任務的目的有多遠。夢隻是一種思維形式；人們絕不可能通過提到這些思想內容就能達到對這種形式的理解；隻有通過對夢的工作的評估才將導致這種理解。[274]
人們不難發現對榮格誤解和偏離精神分析所進行的實際反駁。每一種以適當形式進行的分析，特別是對兒童的每一次分析，都會加強精神分析據以建立的這些信念，都會駁斥榮格和阿德勒體係所做的重新解釋。在榮格大徹大悟（啟蒙）之前的那些日子裏，他親自進行（1910b［前麵第31頁］）並且發表了他對一個兒童的這種分析；至於他是否將借助於一種不同的“對事實的片麵安排”（這是阿德勒在這方麵所用的表達方式［前麵第56頁］）而對其結果做新的解釋，人們正拭目以待。
關於“高級的”思想在夢和神經症中的性表達不是別的，而是一種古代的表達方式，這個觀點當然和下述事實不相容。即在神經症中，這些性欲情結證明是從運用於現實生活中撤離出來的大量力比多的承擔者。假如這隻是一個關於性的“行活（jargon）”問題，那麽，力比多的結構就不可能以任何方式被它所改變了。榮格本人在他的《精神分析理論的闡述》（1913）一書中承認這一點，並且把治療的任務詳細闡述為把力比多貫注從這些情結中分離開來。但是，通過把病人從精力貫注中引開並促使他升華，是絕不可能達到這一點的，而隻有通過對這些貫注的詳盡考察並使之完全成為意識的，才有可能達到。病人必須解決的第一個現實問題是他的疾病。病人為完成這項任務所花費的努力表明，醫生在幫助病人克服抵抗方麵，沒能提供多少幫助，或者表明醫生害怕這項工作的後果。
最後，或許可以說，榮格通過對精神分析的“革新”，給了我們一個著名的黎克頓堡刀（Lichtenberg knife）[275]複製品。他把刀把換了，安上一個新刀片；但是由於刀上刻著同樣的名字，他就希望我們把這把刀當作原來的那把。
我認為我已經說清楚了，相反，這個旨在取代精神分析的新學說意味著對精神分析的放棄和脫離。有些人可能擔心，由於精神分析是那些在這個運動中起了如此巨大作用的人和對精神分析做了這麽多工作的人們發動的，因此，這種脫離對精神分析的影響一定會比放棄更重大，但是，我並不這樣認為。
隻要人們代表一種強大的思想，他們就是強大的；當人們反對這種思想時，他們就會變得軟弱無力。精神分析將經受住這種損失，並將獲得新的追隨者以取而代之。最後的結論是，我隻能表示一種願望，願運氣允許所有那些發現讓他們待在精神分析的地獄中太不合口味的人們做一次愉快的向上旅行。我希望讓我們剩下的人能夠暢行無阻地把我們在深淵中的勞動進行到底。
1914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