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著兒童期初年的這種性活動，個體的遺傳結構也開始它自身的活動。在這裏，素質和經驗是以一種不可分解的病因學統一體而聯結起來的。因為素質對印象起誇張作用，要不然這些印象就會完全是司空見慣的，而且絲毫不起作用，由於這種誇張，這些印象便成為引起刺激和固著的創傷；而經驗則喚醒了素質中的諸因素，要是沒有這些因素，素質就可能會長期潛伏著，或許永遠也不會發展起來。對創傷的病因學這一主題的最後說明，是後來由阿伯拉罕（1907）做出的，當時他指出，兒童所特有的性結構，確實被認為是會引起一種特殊的性的經驗——這就是“創傷”。
開始時，我對幼兒性欲的陳述，幾乎完全是以對追溯到過去的成人的分析發現為基礎的。我沒有直接觀察兒童的機會。因此，幾年以後，當我通過對非常幼小的兒童進行直接觀察和分析，幾乎能夠證實我的全部推論時，這可以說是一次非常大的勝利——當一個人逐漸認識到，這種發現的實質竟然是，他確實應該為他已經做出的這個發現而羞愧時，這個勝利才失去了它的一定量值。一個人越是對兒童進行這些觀察，事實就越會不證自明；但是，對於人們費了這麽大勁竟沒有看出這些事實，人們也會感到愈加驚異。
然而，對於幼兒性欲的存在及其重要性的如此確信，隻能通過分析的方法，通過把神經症患者的症狀和特殊性追溯到它們的最終來源才能獲得，因此，對它們的發現會解釋其中能夠解釋的一切，並且使可以改變的一切都得到改變。我能夠理解，就像榮格最近所做的那樣，如果首先形成關於性本能實質的一個理論概念，然後在此基礎上尋求解釋兒童的生活，那麽，我們就會得出不同的結果。這種概念一定會任意地或者根據一些不相關的考慮而被選擇出來，並且對於人們尋求加以應用的這個領域，會冒著證明它是不恰當的危險。確實，分析的方法也往往會引起關於性欲及其與個體全部生活的關係的某些極端困難和晦澀難解之處。但是，這些問題並不能通過思辨而得到解決；而必須等待通過其他觀察，或者通過在其他領域的觀察來解決。
我需要對夢的解釋做一點說明。釋夢是作為我所采用的技術革新的一些最初成果而出現的。
當時，我追隨著一種模糊的預感，我決心用自由聯想代替催眠術。我對知識的渴望在開始時並沒有指向理解夢。對於把我的興趣吸引過去，或者用任何有幫助作用的期待鼓舞我的任何外界影響，我一無所知。在布洛伊爾和我中斷會麵之前，我剛好有時間告訴他一句話，我現在懂得如何解釋夢了。既然這就是該發現產生的原因，那麽，隨後在夢的語言中的象征主義（symbolism）就幾乎成為我所獲得的最後一項成果，因為夢者的聯想對於理解象征幾乎沒有什麽幫助。在從書中尋找關於這些象征的信息之前，我已經養成了總是研究事物本身的習慣，因此，在我受施爾納（Scherner）關於這個問題的研究影響之前（1861），我已能夠自己確定夢的象征作用。隻是後來，我才開始對夢的這種表現方式大加讚賞。這部分是通過斯泰克爾的著作的影響，他最初做了這樣一些令人讚譽的工作，但以後則完全走向迷途。[208]在精神分析的釋夢和在古代就實踐過和受到過如此高度尊敬的釋夢的藝術之間的密切聯係，到很久以後我才明白。後來，我發現了我的夢理論的主要特征和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種內部衝突，一種內在不真實的夢的歪曲的衍生物——說真的，這是在一個對醫學一無所知，雖然不是對哲學一無所知的作者中發現的，他就是著名的大師波普（J.Popper），他曾以林庫斯的名字發表了《一個實在論者的幻想》（1899）。[209]
在精神分析的那些艱難的最初歲月裏，我必須掌握這種技術，同時注意臨床現象和進行神經症的治療，那時，釋夢便成為我的安慰劑和支柱。在那個時期，我是完全孤立的，而且問題成堆、困難重重，我時常害怕喪失我的耐性和自信。常常有病人，在我的假設被證明是真實的之前，使我把不可勝數的漫長時間消磨在他們身上——我的假設是，神經症一定會通過分析而得到理解；
但是，可以看作與病人的症狀相類似的這些病人的夢，幾乎總是證實這個假設。
這隻是在使我能夠堅持下去這一方麵所獲得的成功。結果是，我形成了通過心理學家對釋夢的態度來測量其理解力的習慣；而且，我滿意地觀察到，精神分析的大多數反對者們都完全回避這個領域，或者，隻要他們試圖處理這類問題，便表現出明顯的笨手笨腳。此外，我很快就發現了進行自我分析的必要性。我借助於我自己的一係列夢做到了這一點，這些夢把我帶回到我的童年的一切事件中；今天，我仍然持這種意見，對每一個好的夢者而又不是太不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分析可能是足夠的。[210]
我認為，通過這樣展開精神分析的發展史，我已說明了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麽，這比通過係統地描述它更好。最初，我並沒有覺察到我的發現的特殊性質。通過係統地探究我的神經症患者的患病原因中所包含的性因素，我毫不猶豫地犧牲了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日益增長的聲譽，以及向我求診的患者數量的增長；這使我獲得了許多新的事實，這些事實終於使我對性因素的實際重要性堅定了信心。我曾天真地向以克拉夫特－埃賓[211]任主席的維也納精神病學和神經症學協會的會議致詞（參見弗洛伊德，1896c），期望我自願遭受的那些物質損失能通過我的同行們的興趣和承認而有所補償。我把我的發現作為對科學的普遍貢獻來看待，並且希望這些發現會以同樣的精神得到承認。但是，我的交流活動使我遭到的冷遇，我所形成的空虛感，人們傳達給我的提示，都逐漸使我認識到，在神經症病因學上性欲所起作用的主張，不可能指望受到像其他交流活動一樣的待遇。我明白了，從現在起，正如赫伯爾（Hebbel）所說[212]，我是“擾亂了世界的沉睡”的那些人之一，我不能對人們的反對和寬容抱有任何指望。但是，我對自己的觀察和結論的普遍精確性的堅信越加強烈，因為我對自己的判斷的自信和我的道德勇氣確實不小，所以，這種情況的結果是毫無疑問的。我下定決心，堅信發現某些特別重要的事實和聯係是我的運氣，我準備接受有時伴隨這些發現而來的命運。
我對未來做如下描述：——借助於用新方法取得的治療成功，我完全可以成功地保持住自己，但科學卻會在我的有生之年完全置我於不顧；幾十年後，別人也一定會碰到類似的事情——解決這些事情的時間現在還不成熟——也會獲得對這些事情的承認，而且會把我作為一個遭到不可避免的失敗的先驅，而對我表示尊重。同時，像魯賓孫·克魯索（Robinson Crusoe）那樣，我盡可能舒適地在我的荒島上定居下來。當我擺脫了今天的壓力和混亂，回首這些淒涼的歲月時，仿佛這是一個光榮的英雄時代。我的“壯麗的孤立”（splendid isolation）[213]並不是沒有其優越性和魅力。我不必閱讀任何出版物，也不必傾聽任何反對者的壞消息；我並不容易受到任何方麵的影響；什麽也不能把我排擠掉。我學會了限製思辨傾向，並遵循著我那令人難忘的導師沙可的忠告：一遍又一遍地看待那些同樣的事情，直到它們自己開始說話[214]，雖然有麻煩，但還有一席之地的我的出版物，總是遠遠地落後於我的認識，隻要我願意就會被延誤出版，因為無法保證那種不確定的“優先權”。例如《釋夢》是1896年初完成所有主要部分的[215]，但直到1899年夏才寫完。對“杜拉”的分析是1899［1900］年年底寫完的[216]；又過了兩個星期才寫完了案例史，但直到1905年才出版。同時，我的著作也沒有在醫學雜誌上得到評論，或者即使作為一種例外進行了評論，它們也是用表示嘲笑或憐憫的優越性草草了結。偶爾會有一位同行在他的出版物中對提到我作為文獻參考；那也是很簡短的，而且決無奉承之意——倒會使用像“偏執的”“極端的”或“非常特殊的”這樣的詞語。有一次，碰巧在我講授大學課程的維也納診所的一位助理醫師，要求我允許他聽這門課。他很注意地聽著，而且一言不發；在最後一節課結束後，他提出要在外麵和我談談。當我們在外麵走著離開時，他告訴我，他運用其導師的理論寫了一本反對我的觀點的書。然而，他非常後悔沒有先從我的講課中對此有更多的了解，因為那樣，他就會寫出與這本書大不相同的東西。他確實曾在診療所裏問過是否最好先讀一下《釋夢》這本書，但是他被忠告不要這樣做——不值得如此麻煩。因此，他便自己把我的理論結構，根據他現在的理解，和天主教會的理論結構在其內部穩固性方麵做了比較。按照他那拯救靈魂的觀點，我將假設，這種陳述包含了一定的賞識。但是他最後卻說，要改變這本書中的任何東西已經太晚了，因為這本書已經在排印了。我的同事們也認為，以後沒有必要公開聲明他改變了對精神分析問題的觀點；但是，以他作為一個醫學雜誌的正式評論員的能力，他卻願意用輕率無禮的評論來追隨精神分析的發展。[217]
在那些年裏，無論我所具備的對我的利益的個人敏感性有多麽遲鈍，但是，我被一種環境從苦難中拯救出來。這種環境並非總能表現出來，以幫助那些孤立無援的發現者們。一般地說，這樣的人由於需要了解他們為什麽缺乏同情，或者對他們的同時代人的嫌惡而感到苦惱，並且把這種態度作為擔保自己的確信感的一種令人苦惱的矛盾。對我來說沒有必要產生這樣的感覺。因為精神分析理論使我能夠理解我的同時代人的這種態度，並把它看作是基本分析前提的一個必然結果。如果這是真的，即我發現的這些事實會被一種帶有感情的內部抵抗所阻止，而無法了解病人本身，那麽，這些抵抗也一定會在健康人身上出現，隻要某種外部根源使他們麵對著受到壓抑的東西。毫不奇怪，他們應該能夠證明，在理智的基礎上對我的觀點進行這樣的反對是有道理的，雖然最初它實際上是帶有感情色彩的。同樣的事情往往同樣經常地發生在病人身上；他們提出的論據同樣毫不令人讚賞。用福斯塔夫（Falstaff）的話說，理由簡直“俯拾皆是”。[218]唯一的差別就是對病人必須施加壓力，以便誘使他們洞察到自己的抵抗和克服這些抵抗。而在對付外表上健康的人們時，我們就沒有這種便利了。如何強迫這些健康的人以冷靜和科學的客觀精神考察這個問題，則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最好留待時間來解決。在科學史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些在起先除了產生矛盾之外，什麽也沒有實現的命題，在後來卻都得到了承認，盡管並沒有提出支持它的新證據。
但是，很難期望，在我孤立地代表精神分析的那些歲月裏，我會對世界輿論特別地尊重，或者對理智的滿足產生任何偏見。
第二章
從1902年起，許多年輕醫生聚集在我周圍，明確表示他們打算學習、實施和傳播精神分析的知識。促使他們這樣做的是一位親身體驗過精神分析治療的有益效果的同行。[219]有幾個晚上在我家舉行定期集會，按照某些規則進行討論，參加者們努力要在這個新奇的研究領域內發現他們的位置和使其他人對精神分析發生興趣。一天，一位技術培訓學院畢業的年輕人，拿著一本表現出非凡理解力的手稿做了自我介紹。我們勸他上體育館（中等學校）和上大學，並專心從事非醫學方麵的精神分析。這個小社團得到了他這樣一位熱忱可靠的秘書，我得到了奧托·蘭克這樣一位最忠誠的助手和合作者[220]。
這個小社團迅速擴大，在以後的幾年中它的成員也經常變動。總的說來，我自己認為，在人才的數量和種類方麵精神分析並不比人們所能想到的任何臨床教學的教員們低下。包括從一開始的那些人，他們到後來在精神分析運動史中發揮了如此重要的作用，即使這種作用並非總是受歡迎的。然而當時人們還無法猜測這些運動的發展。我有種種理由對此感到滿意，我認為我盡了一切可能把我的知識和經驗告知其他人。隻有兩次不幸的情況，最後使他們從團體內部離開了我。
我既無法成功地在精神分析的成員中建立友誼關係，這種關係在所有從事同樣困難工作的人中是應該獲得的；也不能阻止關於優先權的爭論，在這些共同工作情況下有如此多的獲得優先權的機會。在傳授精神分析實踐方法上的困難特別大，這些困難對於目前出現的許多爭吵是有責任的，而且這些困難顯然已經存在於這個私立的維也納精神分析學會之中了。我自己絕不敢提出一個尚未完成的技術和正在製訂中的理論，這個理論是和一個能使其他人避免某些錯誤方向和最終災難的權威一起製訂的。知識分子的自恃和他們作為教師的早期獨立性，從心理學觀點來看常常是令人喜悅的；但是如果這些人獲得了某些不同凡響的個人地位，那隻會對科學有益。尤其是對精神分析來說，需要有一個長期、嚴格的紀律和自我約束的訓練。鑒於他們對一個如此聲名狼藉而又前景暗淡的課題的忠心所表現出來的勇氣，使我較傾向於對我否定的話應該表示反對的那些成員持容忍態度。除醫生外，成員中還包括其他人——承認精神分析中某些重要方麵的受過教育的人：
作家、畫家，等等。我的《釋夢》和那本論詼諧的書等，從一開始就說明精神分析理論不僅限於醫學界，而且能應用到其他各種心理科學。
1907年情況突然發生了變化，竟大大出乎意料，好像精神分析客客氣氣地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並且得到了知遇，甚至有些科學工作者也準備承認它。在此之前，布洛伊勒[221]寫了一封信告訴我，我的著作已在伯格爾斯立（Burgh?lzli）得到研究和使用。1907年1月蘇黎世診療所的第一個成員艾丁根（Eitingon）醫生[222]來到維也納。接踵而至的其他訪問導致了生氣勃勃的思想交流。最後由於榮格（當時他還是伯格爾斯立的助理醫生）的邀請，於1908年春在薩爾茨堡召開了第一次會議，這次會議使維也納、蘇黎世和其他地方的精神分析友人們聚集在一起。第一次精神分析大會的成果之一是創辦了一種名為《精神分析和精神病理學研究年鑒》的定期刊物［見原版第46頁］，這個刊物在布洛伊勒和弗洛伊德指導下，並由榮格編輯，於1909年創刊問世。
這個刊物表現了維也納和蘇黎世之間的密切合作。
我已再三感謝過在傳播精神分析中蘇黎世精神病學派，尤其是布洛伊勒和榮格給予的巨大幫助，我毫不猶豫地再次表示感謝，即使在當前大大改變了的情況下也是一樣。確實，並不是蘇黎世學派的支持，才使當時科學界第一次對精神分析表示關注。情況是這樣的，當時精神分析的潛伏期已經完成，精神分析處處都成為人們日益增長的興趣的對象。但在所有其他地方，這種興趣的增加最初導致的不是別的，而是非常強烈的拒絕接受；幾乎是非常憤怒的拒絕接受；相反，在蘇黎世占支配地位的特征是基本路線上的讚同，而在任何其他地方，這樣密切的小團體門徒並不存在，也不可能有任何公共的診療所能為精神分析研究服務，也沒有任何一位臨床教師把精神分析理論作為他的精神病學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因此，蘇黎世這個群體成了為承認精神分析而戰鬥的那些小團體的核心。學習這門新的技術和從事實踐的唯一機會實際上是在那裏奠定基礎的。
目前我的大多數追隨者和合作者都是借道蘇黎世才來到我這裏的，甚至那些在地理上到維也納比到瑞士更近的人也是如此。在和西歐的關係中（其中也包括我們文化的偉大中心），維也納的地位處於邊陲；許多年來它的聲譽受那些強烈偏見的影響。一切最重要國家的代表都在瑞士聚集，這裏的學術活動如此活躍，在這裏一個起傳播作用的中心必定會對傳播像弗萊堡的霍奇所稱的這種“精神流行病”（psychical epidemic）有巨大的重要性。[223]
根據一位同事的證據（他曾目睹了在伯格爾斯立的發展情況），好像在那裏精神分析很早就引起了人們的興趣。在1902年榮格發表的論神秘現象的著作中已經提到過我的《釋夢》一書。
從1903或1904年起向我提供消息的人說，人們對精神分析的興趣名列前茅。在維也納和蘇黎世之間建立起個人關係之後，還出現了一個非正式的學會，1907年在伯格爾斯立，人們定期舉行會議討論精神分析的問題。在維也納和蘇黎世學派之間的聯盟中，這些瑞士人絕不僅僅是接受者。
他們已經寫出了非常值得稱讚的科學著作，其成果就是對精神分析的貢獻。由馮特學派開始的聯想實驗（the association experiments），被他們在精神分析的意義上做了解釋，並且證明可以通過許多意想不到的方式加以應用。借助於這種手段，人們已有可能達到對精神分析觀察材料做出迅速的實驗證實，並且能直接向學生們證實一個精神分析學家才能告訴他們的某些聯係。聯結實驗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的第一座橋梁已經建立。
在精神分析治療中，聯想實驗使我們能對病例進行暫時的定性分析，但它們對技術並未作出基本的貢獻，在實施精神分析時可以不用聯想實驗。但是，更為重要的是另一項成就，這是由蘇黎世學派，或者它的領導者布洛伊勒和榮格做出的。布洛伊勒表示，借助於引用那些在夢和神經症（弗洛伊德的機製）中得到的、通過精神分析認識到的同一過程，就可以把許多純粹的精神病弄清楚了；榮格（1907）成功地把精神分析的解釋方法應用於性質最不相同和最含糊不清的早發性癡呆現象（精神分裂症），這樣，這些病例，在病人生活史和興趣中的來源便得到了清楚的了解。此後精神病學家再也不可能輕視精神分析了。布洛伊勒關於精神分裂症的偉大著作（1911）完成了這項成就，在這本著作中他把精神分析的觀點和臨床的係統觀點置於相同的立足點之上了。
我將不會忘記指出，當時在這兩個學派的研究方向上已經引起人們注意的一種分歧。早在1897年[224]，我發表了對一個精神分裂症病例的分析；但這則病症具有偏執狂的特性，因此它的治療方法無法擺脫榮格的分析所造成的印象。但是，對我來說，重要的並不是像解釋這種疾病的神經機製那樣來解釋這些症狀的可能性，而是首先使這種機製和已經發現的癔症的機製一致起來。
那時我們還沒有把這兩種機製之間的差異弄清楚，因為我那時正致力於神經症的力比多理論（libido theory），該理論打算把所有的神經症和精神病現象都解釋為從力比多的失常變化所發生的，也就是，解釋為從力比多的正常使用中發生轉移。這種觀點都被這些瑞士的研究者們所忽視了。就我所知，甚至在今天，布洛伊勒仍然堅持這種觀點，各種形式的早發性癡呆都有器質性的原因；在1908年薩爾茨堡會議上，榮格支持這種疾病的原因是一種毒素理論，而沒有考慮到力比多理論，雖然它確實並沒有把力比多理論排除在外。他曾於1907年發表專論這種疾病的著作。後來（1912），由於使用了他以前曾拒絕使用的過多的素材，因而在同一種觀點上陷入悲境。
瑞士學派做出的第三項貢獻可能完全歸功於榮格，對此我的評價並不像其他那些對這些問題更不關心的人那樣高。我指的是從《診斷的聯想研究》發展起來的“情結”理論。它自身既沒有產生一種心理學理論，也沒能證明可把它輕而易舉地結合到精神分析理論的複雜關係中。另一方麵，“情結”這個詞可以說已經成為精神分析的語言中很自然的東西了；對於描述性地概括某種心理狀態來說，它是一個方便的、往往不可缺少的術語。[225]精神分析為了本身的需要而創造出來的其他術語沒有一個得到這樣廣泛的流行，或者受如此濫用而使較明白的概念結構受到損害。
分析學家開始在他們中間談論一種“情結回歸”（return of a complex），這句話的意思是說“被壓抑的觀念回歸到意識域”（return of the repressed），或者習慣上說：“我有一種反對他的情結。”在這裏唯一正確的表達將是“一種針對他的抵抗”。
1907年以後，當維也納和蘇黎世學派聯合起來時，精神分析形成了特別洶湧的浪潮，這種勢頭就是在今天也還能感覺到。這可以由精神分析文獻的傳播和那些實踐與研究精神分析的醫生人數的不斷增加，以及在會議上和在學術界對精神分析的頻繁攻擊中表現出來。精神分析已滲透到最遙遠的大陸，不僅處處使精神病學家們感到吃驚，而且還博得其他領域有教養的公眾和科學工作者們的注意。靄理士（Haveloek Ellis）雖然從未自稱精神分析的信徒，但卻一直同情地追隨精神分析的發展，1911年他在為大洋洲醫學會議做的報告中寫道：“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目前不僅在奧地利和瑞士，而且在美國、英國、印度、加拿大，我毫不懷疑還在澳大利亞得到了人們的擁護和實施。”[226]一位智利的醫生（很可能是個德國人）[227]在191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國際會議上發表演講，支持幼兒性欲的存在，並高度稱讚精神分析治療對強迫性症狀的效用。在印度中部（伯克利山）[228]的一位英國神經學家通過一位訪問歐洲的著名同事告訴我，他對穆斯林印度實施的分析表明，他們的神經症病因和我們在歐洲病人中發現的並無二致。
精神分析引入北美，受到非常特殊標記的尊敬。1909年秋，馬薩諸塞州沃西斯特的克拉克大學校長斯坦利·霍爾邀請榮格和我參加慶祝建校20周年紀念日，在大會上我用德語做了多次演講。使我們大為驚奇的是，我們發現，在這所小而精並受人敬重的大學裏，研究教育和哲學的師生們竟然如此毫無偏見，他們對精神分析的所有文獻都很熟悉，並且在他們給學生的講課中也賦予精神分析以一席地位。自由和科學地討論日常生活中每一件可能被認為是令人討厭的事，在一本正經的美國人，至少在學院範圍內是可能的。我在沃西斯特的五次即席演講，用英語在《美國心理學雜誌》（1910a）上發表，以後不久用德文以題為《論精神分析》發表。榮格宣讀了一篇關於診斷學的聯想實驗論文和另一篇論兒童心理衝突的文章。[229]我們得到了法學名譽博士學位的獎勵。在沃西斯特紀念周期間，代表精神分析的五個人中除我和榮格外，還有和我一同旅遊的費倫茨、厄內斯特·瓊斯（當時他在多倫多大學［加拿大］，而現在在倫敦）和已經在紐約實行精神分析的A.A.布裏爾（A.A.Brill）。
從沃西斯特大會建立的最重要的個人關係是和普特南（James J.Putnam）的關係，他是哈佛大學神經病理學教授。幾年前他曾表示了對精神分析不利的意見，而現在他卻很快和精神分析一致起來，並且用一係列形式華美、內容豐富的演講把精神分析介紹給他的同胞和同事。由於他的崇高道德品質和對真理毫不退縮的愛，使他享有全美國的尊敬，這構成了對精神分析的巨大支持，並且保護了精神分析，使之免遭由於各種反對意見而可能導致的滅頂之災。後來，通過提出太多具有普特納姆特點的強烈的道德和哲學傾向，普特納姆提出了一項據我看來似乎不可能的要求——他期望精神分析能服務於一個特殊的關於宇宙的道德哲學概念——但是，他把精神分析運動的主要柱石保留在他的國土上了。[230]
對於這個運動的進一步傳播，布裏爾和瓊斯應該享有最大的榮譽：在他們的著作中，他們孜孜不倦地引導自己的同胞注意那些在日常生活、夢和神經症中容易觀察到的基本事實。布裏爾還通過他的醫學實踐和翻譯我的著作而對傳播精神分析作出了進一步的貢獻。而瓊斯則通過他的授課和在美國的各種會議上辯論的技巧作出了他的貢獻。[231]在美國，由於缺乏任何深厚的科學傳統和官方權威的很不嚴格的規定，這對於斯坦利·霍爾促進精神分析的傳播是個決定性的有利條件。
那個國家的特點是，教授們和精神病醫院的主管們，從一開始就對精神分析表現出像獨立開業的醫生們那麽大的興趣。但正是由於這個原因，這個表現出最大抵抗的古代文化中心才一定是對精神分析進行決定性鬥爭的地方。
在歐洲各國中，法國至今表現出最不歡迎精神分析，盡管蘇黎世的米德（A.Maeder）為精神分析理論的入門在法國做了有益的工作。最初的同情表現在以下幾處：墨裏喬·布尚（MorichauBeauchant）是公開依附精神分析的第一個法國人。裏吉斯（Régis）[232]和海斯納（Hesnad）最近（1914）曾力圖通過竭力展示，來排遣他們的同胞對這些新思想的偏見，但這種展示並非總能得到理解，而且特別反對象征作用。[233]在巴黎城有一種信念似乎仍然占優勢，［讓內（Janet）本人曾在1913年倫敦會議[234]上雄辯地表達了這種堅信］認為在精神分析中一切好的東西都是對讓內的觀點加以細微改變的重複，但精神分析中其他的一切卻是不好的。確實，在這次會議上，讓內一定接受了厄內斯特·瓊斯所做的一些更正，瓊斯能夠向他指出他對這個問題的不充分認識。[235]
但是，即使我們拒絕讓內的若幹主張，我們也不能忘記他的研究對神經症心理學的價值。
在意大利，經過幾次有希望的開端之後，並沒有出現對精神分析真正的興趣。精神分析通過個人的聯係發現了通往荷蘭的早期途徑：凡·艾姆登（Van Emden）、凡·奧佛遜（Van Ophuijsen）、凡·倫特吉姆（Van Renterghem）和兩個斯塔克（Starke）在實踐和理論兩方麵都積極地從事精神分析。[236]英國科學界對精神分析的興趣發展得很慢，但有理由期望，英國對正義的那種實際而又誠摯的熱愛感，將會保證精神分析在英國有一個輝煌的未來。
在瑞典，成功地進行了海水浴治療實踐的皮埃爾（P.Bjerre），為了支持分析治療而放棄了催眠暗示，至少在當時是放棄了。沃特（R.Vogt，基督教徒）在1907年出版的《基礎精神病學》中表示欣賞精神分析；這樣，提到精神分析的第一本精神病學教科書就是用挪威語寫的。在俄國，精神分析已家喻戶曉，並得到了廣泛的傳播，幾乎我的所有著作和精神分析的其他擁護者的著作都譯成了俄文。但在俄國真正透徹地理解精神分析的理論還不明顯；所以俄國醫生的貢獻在目前還不太值得注意。在那裏唯一受過訓練的分析學家是在敖得薩開業的沃爾夫（M.Wulff）。主要是由於傑克爾（L.Jekels）才把精神分析介紹到波蘭的科學和文化界的。在地理上如此接近奧地利，但在科學上卻相距甚遠的匈牙利，隻出現了一位合作者費倫茨，但他確實是一個足以勝過一個完整的團體的合作者。[237]
關於精神分析在德國的地位，隻能說精神分析形成了科學討論的焦點，並且在醫生和外行人中都引起了最強烈的爭執。這些爭執不僅還沒有終止，反而經常爆發爭吵，有時還很激烈。直到現在，官方的教育團體還沒有一個承認精神分析的。應用精神分析而獲得成功的執業醫生是少數；
隻有少數機構，像在克魯斯靈根（在瑞士國土上）的賓斯萬格（Binswanger）和在霍爾斯坦的馬西諾夫斯基（Marcinowski）都為精神分析打開了大門。精神分析最傑出的代表之一，一度曾是布洛伊爾助手的卡爾·阿伯拉罕一直堅持在柏林的那種批評氣氛中。我們可能驚奇，這種情況竟連續幾年不變，假如一個人並不知道我的說明隻是代表外部現象，那麽，這種情況就應該連續幾年保持不變。不應認為官方科學的代表、某些機構的領袖以及依賴於他們的那些追隨者們的拒絕對此有多麽重大的影響。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大聲地表達了他們的觀點，而它那些受到威脅的擁護者們則保持沉默，這是很自然的。最初對精神分析作出貢獻而引起人們滿意期待的幾位擁護者，後來卻在這些環境的強迫下從這項運動中撤退下來。這項運動本身的進步雖然是靜悄悄的，但又是肯定的；它經常在精神病學家和外行者中找到新的擁護者，它為精神分析文獻帶來了日益增多的新的讀者，也正是這個原因促使它的反對者們竟做出更凶猛的防衛。近幾年來，我曾多次在某些會議和科學團體做的報告中或在某些出版物的評論中讀到：精神分析現在已經死了，被徹底打敗了。對這種說法的最好回答是馬克·吐溫對誤發他的死訊的報紙拍去的電文：“對我死亡的報導大大地誇大了。”在每次發出這些訃告之後，精神分析會按期得到新的擁護者和合作者，或者開拓新的宣傳途徑。因此，宣告死亡和被靜悄悄地埋葬相比畢竟是一個進步。
在精神分析向空間擴展的同時發生了內容上的擴展；從神經症和精神病學領域擴展到其他知識領域。我不想詳細討論我們這種學科在這方麵的發展情況，因為蘭克和薩克斯（Sachs，1913）已經在洛溫費爾德的《界限研究》這本書中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這本書詳盡論述的恰恰就是精神分析研究的這一方麵。另外，這種發展還處在它的幼兒期；它才剛剛獲得一點成功，大部分是嚐試性的開端，而部分地則隻是一些計劃而已。隻要是一個有理性的人都不會在這裏找到任何責罵的根據。少數的研究者麵對著大量的工作，其中大多數人都有自己主要的職業，隻能以業餘的資格來研究這些不熟悉的科學領域的技術問題。這些從精神分析中派生出來的研究者們不會對他們的業餘性保密。他們的目的隻是為專家們充當路標和臨時替補，等到該輪到他們從事這項工作時，他們就爭分奪秒地隨意使用分析的技術和原理。然而所取得的結果卻不小，其原因部分地歸功於分析方法的豐富，部分地則歸功於這種環境，即有少數研究者，他們雖然不是醫生，卻已經把精神分析應用到心理科學中去，作為他們的終生職業。
對精神分析的這些應用，大多數當然都能追溯到我最早期有關分析的著作中的某種暗示。對神經症患者和正常人的神經症症狀的分析考察，使關於心理狀況的這個假設成為必要，我們不可能把這些狀況限製在它們被得到發現的那個領域內。分析由此不僅向我們提供了對病理現象的說明，而且揭示了它和正常心理生活的聯係，揭示了在精神病學和探討心理活動的大多數其他各種科學之間不容置疑的聯係。例如有些類型的夢能夠解釋某些神話和童話。黎克林（Riklin，1908）和阿伯拉罕（1909）就遵照這種暗示，開始對那些已有定論的神話進行研究，在蘭克關於神話學的著作中甚至同意用專家標準進行研究（例如，1909，1911b）。進一步研究夢的象征作用則導致神話學、民間傳說問題（瓊斯［例如，1910和1912］和斯托弗［1914］）和宗教的抽象觀念。在一次精神分析會議上，當榮格的一個追隨者證實了早發性癡呆症幻想和原始時代與原始種族的宇宙創始論之間相符合時，給所有與會者留下了深刻印象。[238]神話學材料後來在榮格試圖使神經症和宗教與神話幻想發生相互聯係的著作中得到了更詳細的闡述（盡管公開地受到了批評，但仍然非常有趣）。
由夢的研究導致的另一條道路是對想象作品的分析，並最終導致對其創作者——作家和藝術家——本身的分析。在早期階段我們發現，作家們創造出來的夢常常會像真正的夢那樣以同樣的方法進行分析（參見“Gradiva”［1907a］）。潛意識心理活動的概念能夠形成一種想象的創造性作品的預兆性思想；在對神經症和對本能衝動所起作用的研究中獲得的認識，使我們能夠感受到藝術作品的來源，也使我們麵臨著兩個問題：藝術家怎樣對這種衝動做出反應，以及他用什麽手段來偽裝他的反應行為。[239]具有廣泛興趣的大多數分析家曾對這些問題的解決作出了一定的貢獻，這些貢獻在精神分析的應用中是最迷人的。當然，在那些對精神分析一無所知的人裏麵也不是沒有反對意見的，反對的形式和在精神分析研究的最初領域中采用的形式是同樣的——同樣的誤解和激烈的否認。從一開始我們就隻好期望，無論精神分析可能滲透到的同樣的什麽樣的領域，它將不可避免地體驗到和已經占有該領域的那些人進行鬥爭。但這些入侵的企圖還沒有引起在未來等待這些入侵的某些方麵的注意。在精神分析對文獻的嚴格的科學應用中，蘭克關於**問題的詳盡研究（1912）堪稱首屈一指。這個主題必定會極不受歡迎。直到現在，在語言學和曆史科學中以精神分析為基礎的研究幾乎沒有。我自己冒險用在宗教儀式和神經症儀式之間劃一道平行線的方法第一次研究了宗教心理學問題（1907b）[240]。蘇黎世的牧師普費斯特（Pfister）醫生在他關於孔德·馮·齊岑多夫（Count von Zinzendorf［1910］）的書和其他作品中，曾把宗教狂熱的起源追溯到性欲變態。但是，在蘇黎世學派最近的著作中，我們發現了充滿宗教觀念的分析，而不是已經發現的那些相反的結果。
在書名為《圖騰與禁忌》（1912～1913）的四篇短文中，我曾嚐試根據分析來探討社會人類學問題；這條研究路線直接導向我們的文明、國家結構、道德和宗教以及禁止**和良心等最重要風俗的起源問題。毫無疑問，確定如此達到的這些結論能夠經得住批評的程度還為時尚早。
思維的分析模式應用到美學問題的第一個事例包含在我的論詼諧的書中［1905c］。除此之外的一切仍有待於其他研究者開發，他們可望在這個領域獲得特別的豐收。在所有這些分支知識領域中，我們完全沒有專家的合作。為了吸引專家，1912年漢斯·薩克斯創辦了定期刊物《意象》，由他和蘭克任編輯。黑奇曼和馮·溫特斯坦（von Winterstein）已開始闡明哲學體係和人格的精神分析觀點，在這個領域中非常需要進行廣度和深度上的研究。
精神分析關於兒童心理生活的革命性發現——即性衝動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和在生殖機能中已成為無益的那些性成分的命運——一定在很早就把注意力指向了教育，並試圖把分析的觀點引入到這個研究領域的突出地位中。這種認識應歸功於普費斯特醫生，他滿腔熱情地開始把精神分析應用到這個領域，並且使精神分析受到宗教牧師們和那些關心教育的人們的注意（參見《精神分析方法》，1913）[241]，他在這方麵成功地得到許多瑞士教師的同情和參與。他的其他同行據說和他持同樣的觀點，但卻寧願小心翼翼地待在幕後。當他們從精神分析中退卻時，一部分維也納的分析家似乎已經把醫學和教育結合起來了。[242]
我已經嚐試用這種不完全的概述提出了某些有無數聯係的觀念，這些聯係已在醫學精神分析和其他科學領域顯露出來。在這裏有一些可供一代研究者進行研究的材料，而且我並不懷疑，隻要對精神分析的抵抗在它的起源地得到克服，這項研究仍將得以進行下去。[243]
我認為要在現時寫下這些抵抗過程的曆史是無益的，也是不合時宜的。這段曆史對於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家來說是不值得稱譽的。但我必須立刻補充一句，對我而言，絕不會僅僅因為他們是精神分析的反對者而輕視他們——除了少數不值得注意的個別人，和在論戰時雙方都會發現的那些冒險家和暴發戶之外。我很熟悉如何說明這些反對者的行為，而且我也知道精神分析給這些人留下了最壞的印象。但我決心對我的對手們不予回答，隻要我的影響還存在，我就不限製其他人成為我的論戰者。在對精神分析進行論戰的這些特殊情況下，我很懷疑，是否公開論戰或書麵論戰會有什麽益處；當然，在各種大小會議上大多數人要走哪條路是顯而易見的，而且，我對那些反對我的先生們的理由和良好行為也不是在任何時候都很信任的。經驗表明，隻有極少數人才能在一場科學論戰中保持文雅而不表示任何反對意見，但學術上的爭吵給我留下的印象總是討厭的。或許我的這種態度被誤解了；或許人們認為我的脾氣這麽好，這麽容易受恫嚇，因此無須對我多加注意。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也能像別人一樣會罵人，會發怒；隻是我沒有那種使我能在大庭廣眾之下表達這種潛在情緒的藝術，因而我寧願完全閉口不言。
如果我縱容自己以及我周圍那些人的**，也許在某些方麵情況會好一些。我們都曾聽說過這個有趣的意圖，有人企圖把精神分析解釋為一種維也納社會環境的產物。就在最近的1913年，讓內曾不知羞恥地利用了這種論點，盡管他本人無疑會對作為一個巴黎人而自豪，但巴黎幾乎不能稱為比維也納有更嚴格道德規範的城市。[244]意思是說，精神分析，尤其是它關於神經症可以追溯到**失調的主張，隻能起源於像維也納這樣的城市——在不同於其他城市的荒**和不道德的環境下——可以說這隻不過是對維也納的這些特殊狀況的一種反思，是一種理論推測。
現在，我當然不是一個狹隘的愛國者；但關於精神分析的這種理論對我來說總是顯得特別沒有意義——事實上竟使我有時這樣設想，對於一個維也納市民的譴責，隻不過是誰也不願公開提出的另一種譴責的委婉的替代說法。[245]假如這個論點所依賴的前提就是其反麵，那麽，就值得讓它做個申訴。如果有個城市，它的居民對自己性欲滿足嚴加限製，而且，如果他們同時又表現出一種嚴重神經症紊亂的明顯傾向，那麽，這個城市當然會使一個觀察者的心中產生一種想法，即這兩種情況有相互聯係，而且會認為，一種情況要視另一種情況而定。但這兩種假設都不符合維也納的情況。維也納人比起任何其他首都的居民來，既不禁欲，也沒有更多的神經症患者。在兩性關係方麵他們比為其貞操而自豪的西部和北部的城市更隨便更不拘謹。維也納的這些別具一格的特點與其說使觀察者對神經症的原因有所啟示，倒不如說是誤導觀察者。
但是，維也納竭盡全力地否認它與精神分析的起源有關。對分析家而言，在其他任何城市，其居民中的有學問和受過教育的人對精神分析的敵意性冷漠，都不會像維也納這麽顯而易見。
可能我的避免過於公開論戰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應該為此負責。如果我鼓勵或允許維也納醫學學會和精神分析進行激烈的爭論，這些爭論會把一切憤怒都發泄出來，把它的對手們嘴上說的和心裏想的所有譴責和謾罵都公開出來——那麽，到現在或許就會消除對精神分析的禁令，而精神分析也不再是其本土上的一位陌生人了。其實有位詩人在他的一首詩中寫的詩句倒可能是對的：
但維也納人所不能饒恕我的是我欺騙他們莫要吵鬧。[246]
我所不能勝任的這項任務——向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態度溫柔地論證他們的不公正和專橫——卻由布洛伊勒在1910年寫的論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一種防衛和幾點批評意見》中最完滿地完成了。我竟如此自然地讚譽這篇論文（它在兩個方麵都提出了批評），致使我要趕快談到其中我所表示反對的東西。在我看來，它仍然表現出了偏心，對精神分析的反對者們的錯誤太寬容，而對精神分析的信徒們的缺點則太嚴厲。這篇論文的這個特點可以說明，為什麽一位如此深孚眾望、有著如此不容置疑的能力和獨立的精神病醫生，其意見卻不能承擔他的同事們更多的重任。假如一本著作的影響不是由它的論證力量，而是由它的情調決定的話，那麽《感情論》（1906）的作者就不會感到驚異了。這篇論著影響的另一方麵——它對精神分析追隨者們的影響——後來則被布洛伊勒自己破壞了。1913年他在《對弗洛伊德理論的批評》一文中表明了他對精神分析的相反態度。在該論文中，他對精神分析理論的結構竟然如此斷章取義，致使我們的反對者們將非常高興地得到精神分析的這位鬥士所給予的幫助。但是，布洛伊勒的這些相反的判斷不是以新的論點或者更好的觀察為基礎的。這些判斷隻依賴於他自己的知識狀況，也就是他自己不再容許的那種不適當性，就像他在其早期著作中所做的那樣。由此看來，一個幾乎無法彌補的損失曾在這裏威脅精神分析。但是，在他最後的一本書《對我的論早發性癡呆的批評》（1914）中，布洛伊勒集中全力對付向他發起的攻擊，這些攻擊說他把精神分析引進他的論早發性癡呆的書中，他還提出了他自己所謂的一種“放肆的主張”。“但是現在我將提出一個放肆的主張：我認為直到現在，心理學的各個學派對於解釋心因性症狀和疾病的性質幾乎毫無貢獻，但深蘊心理學卻有助於這樣一種心理學的創立，醫生需要這種心理學以理解並合理地治療他們的患者；我甚至相信，在我的《論早發性癡呆》一書中，我隻是向著那種理解邁出了一小步。前兩種說法當然是正確的；
最後那種說法則可能是錯誤的。”既然他指的所謂“深蘊心理學”不是別的，而正是精神分析，我們現在就可以對這種認識表示滿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