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
楊韶剛 譯
高申春 校
楊韶剛 修訂
按語
本文是對精神分析產生、發展和分裂過程的曆史總結。主要包括三部分：（1）闡述了大約1902年前精神分析發展史。包括同布洛伊爾的合作與分離，獨自提出遷移宣泄法，形成壓抑和抵抗理論、幼兒性欲假說，以及作為潛意識來源的夢的解釋和開拓。（2）闡述了大約1910年前精神分析的觀點第一次開始擴展到更廣泛的範圍，包括以維也納與蘇黎世學派聯盟為核心的精神分析學派的形成、主要貢獻，以及精神分析運動在歐洲和美國的興起。（3）闡述了精神分析學派的組織建設、學術活動和分裂，包括地方組織的建立、前四屆國際精神分析協會代表大會的活動、同阿德勒和榮格的根本分歧以及弗洛伊德對他們的嚴厲批評。
英文版編者導言
本譯文是1924年版本的一個修改版。
在1924年之前的德文版本中，本書的末尾出現了“1924年2月”這一日期。事實上這本書似乎是在那一年的1月和2月寫成的。在1924年的版本中做了少量字詞修改，並且在第33～34頁上增加了一個很長的腳注。到目前為止，這還沒有在英文版中出現過。
在厄內斯特·瓊斯編撰的《弗洛伊德傳記》（1955，第142頁以下）第2卷的第五章中，對導致撰寫本著作的情況做了全麵的說明。在這裏我們完全可以非常簡短地總結一下這種情況。阿德勒對弗洛伊德觀點的不讚同在1910年達到了頂峰，而榮格的反對意見則是在大約三年以後。盡管存在著把他們和弗洛伊德分開的一些歧異，但是，他們都堅持把他們的理論描述為“精神分析”。
本書的目的是想清楚地說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假定和設想，指出阿德勒與榮格的理論和它們是完全不相容的，並且想做出推論，如果這些相矛盾的觀點都被賦予同樣的名稱，那麽，這樣做除了造成普遍的混亂之外，將一無所獲。而且，盡管多年來輿論繼續堅持認為有“三個精神分析學派”，但弗洛伊德的論點最終取得了勝利。阿德勒已經為他的理論選擇了“個體心理學”（IndividualPsychology）這個名稱，而此後不久，榮格也為他的理論取名為“分析心理學”（AnalyticalPsychology）。
為了完全清楚地說明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則，弗洛伊德追溯了這些原理從他們目前精神分析開始的發展曆史。在本書第一章所包含的時期中他自己是唯一與此有關的人——就是說，一直到大約1902年。第二章將曆史講述到大約1910年——在這一段時間裏，精神分析的觀點第一次開始擴展到更廣泛的範圍。隻是在第三章中，弗洛伊德才開始討論那些持有異議的觀點，首先是阿德勒的，然後是榮格的觀點，並且指出了他們同精神分析的研究發現相分歧的那些基本方麵。在這最後一章中，以及在一定程度上也在本書的其他章節，我們發現弗洛伊德采納了一種比他的任何其他著作都更好戰的語調。鑒於他在前三四年的個人經曆，這種不同尋常的心境不能被認為是令人驚奇的。
關於阿德勒和榮格觀點的討論將在弗洛伊德另外兩本與本書同時代的著作中找到。在《論自戀》（1914c）一文中，該文和《精神分析運動史》幾乎是在完全相同的時間裏撰寫成的，在第一章末尾（第79頁以下[191]）出現了與榮格發生爭論的一些段落，而在第三章開始則出現了一段與阿德勒爭論的類似的段落。關於“狼人”（1918b）的案例史主要是在1914年底寫成的，盡管隻是在1918年才出版（又增加了兩段），這個案例史的構思主要是對阿德勒和榮格進行實證的駁斥，還包含著許多對他們理論的抨擊。在弗洛伊德的後期著作中，有許多關於這些爭論的散在的參考資料（主要是在說明性的或半自傳式的作品中），但是這些材料總是較枯燥乏味，而且範圍並不太廣泛。但必須提到，在弗洛伊德關於“鞭撻幻覺”（beating-phantasies）《“孩子挨打”：寫給性變態起源的研究》（1919e，標準版，第17卷，第201頁以下）一文的最後一節，對阿德勒關於導致壓抑的動機力量的觀點做了嚴密推理的討論。
關於本書的純曆史的和自傳的部分，我們必須說明，弗洛伊德在《自傳研究》（1925d）中所持多少與本書有些相同的立場，但在某些方麵對本書做了補充。當然，關於這個主題的更全麵的探討，讀者必須參考厄內斯特·瓊斯的3卷本的《弗洛伊德傳記》。我們並不想在本譯文的腳注中重述那本著作中已經包含的同樣觀點。
第一章
對於我打算在這裏對精神分析運動史所做的這種闡述的主觀性，誰都無需驚奇，同樣，對於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無需任何人感到驚奇。因為精神分析乃是我的創造；十年來我是唯一關心它的人。我的同時代人對於這種新現象所提出的一切不滿，統統以批評的形式傾注到我的頭上。盡管長期以來我是唯一的精神分析學家，我卻以為即使在今天，還沒有人能比我更清楚地知道精神分析究竟是什麽，它如何不同於研究心靈生活的其他方法，被稱作精神分析的確切含義是什麽，用什麽其他名稱才能更好地描述它。在這樣駁斥了在我看來似乎是一種冷漠無情的侵權行為之後，我打算把引起這本《國際精神分析年鑒》的編輯和版式發生改變的那些事件間接地告訴它的讀者們。[192]
1909年，我有機會第一次在一所美國大學的講壇上公開發表關於精神分析的演講[193]，這對我的研究是一次重要的機會，而且在這種思想的激勵下，我當時宣稱，使精神分析得以存在的人並不是我：這個榮譽還應歸於其他人，應歸於約瑟夫·布洛伊爾。當我還是一個正忙於通過考試的學生時（1880～1882），布洛伊爾就已經進行了許多研究。但是，由於我做了那些演講，一些好心的朋友便向我提出了一個疑問，是否我的感激在那種情況下沒有表示得太過分？在他們看來，我應當像我以前習慣於做的那樣進行下去：即把布洛伊爾的“宣泄法”作為精神分析的一個準備階段，把我放棄催眠術和引進自由聯想（free association）作為精神分析本身的開始。無論精神分析的曆史是否把宣泄法或我對它的變更作為開端，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很重要的；我提到這些毫無趣味的事情，隻是由於精神分析的某些反對者們有一種習慣，他們時常認為，精神分析技術畢竟不是由我，而是由布洛伊爾發明的。當然，如果他們的觀點允許他們發現其中某些值得注意的東西；如果他們沒有對精神分析的否認加以這樣的限製，那麽，毫無疑問，精神分析始終是我獨自的研究。我從未聽說，由於布洛伊爾在精神分析中分擔了大量工作，使他蒙受相當程度的批評和淩辱。正像我長期以來所認識到的，引起矛盾和產生痛苦是精神分析不可避免的命運。
我已經得出結論，我必定是精神分析最具有獨到特點的真正創立者。我很高興能夠補充說，企圖最大限度地貶低我在創立這個備受淩辱的精神分析中所起作用的任何努力，都不是來自布洛伊爾本人，或者都沒能得到他的支持。
布洛伊爾的發現如此經常地得到敘述，以至於我可以無須在此對它們進行詳加討論。這是一些基本的事實，就是說，癔症患者的症狀是建立在他們過去的生活背景上的。過去的生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卻被遺忘了（創傷）；建立在此基礎上的治療，就在於引起對它們的記憶，並在催眠狀態下再現這些體驗（宣泄）；而且理論框架也是由它推演而來的，這就是說，這些症狀代表著對尚未得到安置的大量興奮的一種變態的使用（轉換）。每當布洛伊爾在他對《癔症研究》（1895）的理論貢獻中提到這種轉換過程時，他總是把我的名字放在後麵的括弧內[194]，好像在理論評價上這個第一次嚐試的優先權屬於我。我認為實際上這隻是有關名義的區分，我還認為這個概念是我們同時一起發現的。
布洛伊爾第一次發現宣泄法之後，他在若幹年裏一直未使用這種方法，隻是當我從沙可（Charcot）那裏學習歸來時[195]，他才在我的鼓勵下重新使用它，這也是眾所周知的事。沙可在對他具有很高要求的醫學上進行了大量的谘詢實踐；我自己隻是不願從事醫學這個專業，但在那時我卻有一種強烈的動機，要幫助那些在神經過敏情感方麵遭受痛苦的人們，或者至少希望了解他們的狀況中的某些事情。我曾從事過生理治療，並在對我做的埃伯的電療（Erb's Elektrotherapie）（1882）的研究結果失望之後，曾感到絕對束手無策，這項研究竟提出了如此多的提示和建議。如果當時我沒有獨自獲得這個後來由莫比斯（M?bius）得出的結論，即對神經症患者電療的成功全是暗示（suggestion）的作用，那麽，毫無疑問，隻要完全放棄這些有希望獲得的成功，就會受到責難。在深度催眠時用暗示進行治療，這是我從李厄保（A.ALiébeault）和伯恩海姆（Bernheim）的那些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演示[196]中學會的，這樣，對於電療的失敗似乎提供了一種滿意的替代。但是，布洛伊爾使我熟悉的這種研究催眠狀態中的病人的實踐（即把一種自動操作方式和滿足科學好奇心相結合的實踐），確實要比暗示治療中使用的那些單調、強迫性的抑製具有更無可比擬的吸引力，這些抑製阻礙了所有研究。
新近我們接收到一個忠告，它聲稱代表精神分析的最新發展，大意是說，現時衝突和引起疾病的原因應該在分析中處於最顯著的位置。[197]這正是布洛伊爾和我在開始研究宣泄法時所經常做的。我們把病人的注意直接引向產生症狀的創傷情景，我們力圖發現創傷情景下的心理衝突，釋放其中被壓製的情感。在這一過程中，我們發現了這個後來我稱之為“退行”（regression）的心理過程，它具有神經症的特征。病人的聯想從我們試圖闡述的這個情景退回到早期的經曆，並且被迫進行分析，而這種分析是想糾正現狀，並專注於過去。這種退行經常引起進一步退化；
開始時似乎有規則地把我們帶回到青春期；後來，那些仍然躲避解釋的失敗和要點，便把分析的工作更進一步帶回到迄今仍然無法做任何探究的童年期。這種退行的方向成為分析的一個重要特征。看起來，如果精神分析不涉及過去，就無法說明屬於現在的任何東西；確實，任何致病的經曆都包含有先前的經驗，這種經驗盡管不是病因本身，但已賦予後來的經驗以病因的性質。但是，把人的注意力限製到現在已知的那種令人激動的原因的意圖是如此強烈，甚至使我在以後的分析中也要給它讓路。在1899年對那個我稱之為“杜拉”的病人進行的分析中[198]，我已知道引起這種病情爆發的情景。我曾嚐試過無數次，想使這種經驗服從於分析，但是，甚至直接提出這種要求，也總是使她對疾病做出同樣貧乏和不完全的描述。直到經過長期的曲折，回到她最早期的兒童時期，一個夢在分析中使她想起了迄今已被遺忘的這個情景的細節時，才有可能理解和解決當前的這種衝突。
這一實例表明上麵提到的這個忠告是何等的錯誤，表明在此推薦給我們的分析技術中，這種對退行的無視代表了多大程度的科學倒退。
布洛伊爾和我自己之間的第一個差異，表現在關於癔症的更精細的心理機製問題上。正如人們可能會說的那樣，他更喜歡在某種程度上仍然是生理學的理論；他試圖用各種心理狀態（當時我們稱之為“意識狀態”）之間缺乏交流來解釋癔症病人的心理分裂，他因此而建構了“類催眠狀態”（hypnoid states）的理論，據說這個理論的產物會像未同化的異體一樣滲透到覺醒的意識中。我對這件事情的處理更不科學；我似乎是要處處區分和日常生活的那些動機和傾向相類似的動機與傾向。而且，我把精神分裂本身看作是一種抵製過程的作用，當時我稱之為“防禦”（defence），後來叫“壓抑”（repression）。[199]我做了一個短暫的嚐試，允許這兩種機製並列地分別存在，但是，正如觀察向我表明的那樣，它們常常隻不過是一件事，這是在我的“防禦”理論采納與他的類催眠理論相反的立場之前不久。
然而，我非常清楚，在我們的觀點之間的這種對立和此後不久隨之發生的我們的關係破裂無關。這裏有更深刻的原因，但是，這種分裂竟是以這樣的方式發生的，以至於剛一開始我還對此不理解；隻是後來，從許多明顯的跡象中我才知道了應如何解釋這件事。應當記住，布洛伊爾在談到他的著名的第一個病人[200]時說，性欲成分在這個病人身上令人吃驚地未發育成熟[201]，而且這對該病例非常豐富的臨床描述毫無幫助。我常常感到驚奇，為什麽批評者往往並不更多地引證布洛伊爾的這種主張，以作為反對我關於神經症中性病因學這個論點的一個證據，而且甚至在今天我也並不知道，我是應當把這種疏漏視為他們機敏的證據，還是視為他們粗心大意的證據。任何一個人，若依照過去二十多年來獲得的知識來閱讀布洛伊爾的病例史，將會立刻覺察到其中的象征作用——蛇、堅硬的、臂膀癱瘓——以及在考慮到那位年輕女士在患病的父親床邊所發生的情境時，將很容易猜測到對她的症狀所做的真正解釋；因此，布洛伊爾關於性欲在她的心理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見，將由此而和她的醫生的意見大相徑庭。在治療她的症狀過程中，布洛伊爾能夠使用跟病人建立良好關係（rapport）的非常強烈的暗示，這種良好關係可以看作是今天我們所謂“移情”（transference）的一個完滿的原型。現在我有強烈的理由懷疑，在她的一切症狀得到解脫之後，布洛伊爾一定從進一步的跡象中發現了這種移情的性動機。但是，他沒有注意到這個出乎意料的現象的普遍性，結果，就好像他遇到了一件“麻煩事”[202]似的，他放棄了所有進一步的研究。他可從未就此事對我說過如此多的話，但在不同的時候他卻充分地告訴過我，對所發生的一切進行這種重建是有道理的。當我後來開始越來越堅決地提出性欲在神經症病因學中的意義時，他卻第一個表現出厭惡和否定的反應，後來我對此已變得非常熟悉了。但在當時，我還沒有學會把這種現象視為我不可避免的命運。[203]
不管是溫情的還是敵意的，在每次神經症的治療中都會以粗略的性的形式出現移情，盡管這既非醫生或病人所渴望的，亦非他們所誘發的，但在我看來，這個事實往往是最不可或缺的證據，即神經症的驅動力量的根源就在於**。這個論點從未受到過任何應有的注意，因為假如它受到了人們注意的話，那麽，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就不會留下任何其他公開的結論。就我而言，這個論點一直是一個決定性的論點，而且是精神分析研究的更具有特殊意義的發現。
對於我關於神經症性病源學的論點，甚至我的較親密的朋友們也不歡迎，這樣一來倒有些安慰作用——因為在我這個人的周圍迅速地形成了一個真空——人們都認為我正在為一個新的和原創的觀點而進行戰鬥。但是，有一天，某些記憶湧上了我的心頭，這些記憶擾亂了這種令人高興的念頭。但是，作為一種交換，這種記憶卻使我真正領悟到人類創造活動的過程和人類知識的本性。過去一直由我來承擔責任的這個觀點絕不是起源於我的。那是由三個人傳授給我的，他們的意見受到我最深切的尊重——他們是布洛伊爾本人、沙可和克羅巴克（Chrobak）。後者是大學的婦科醫學家，也許是我們所有的維也納醫生中最優秀的。[204]這三個人都傳授給我一些知識，嚴格地說，他們自己並不具備這些知識。當我後來向他們提起這個事實時，其中兩人否認這樣做過；而第三位（偉大的沙可），如果我能再見到他的話，或許同樣會予以否認。但是，這三種相同的意見我雖然聽到了，卻沒有弄明白，多年來在我心中一直處於休眠狀態，直到有一天，這三種意見才以一種明顯的原創發現的形式蘇醒過來。
當我還是一名年輕的家庭醫生時，有一天，我和布洛伊爾一起在城鎮裏走著。這時，有一個人突然走上前來，他顯然有急事要和布洛伊爾說話，我落在後麵。那人一離開，布洛伊爾就以他那友好的、講授的方式告訴我，這人是他的一位病人的丈夫，向布洛伊爾提供了關於她的某些消息。布洛伊爾補充說，這位妻子在社會上以這樣一種特殊的方式行動，以致她被送到布洛伊爾這裏作為一種神經症病例來治療。他得出結論認為：“這些事情往往是幽會的秘密（secrets d'alC?ve）！”我驚奇地問他是什麽意思，而他則通過向我解釋幽會場所（alC?ve，即婚床）這個詞作為回答，因為他並沒有認識到，他所陳述的這件事對我來說有多麽不同尋常。
幾年之後，在沙可舉行的一次晚會上，我碰巧在這位偉大的老師身邊站了一會兒，當時他好像正向布羅阿代爾[205]講述一件非常有趣的、在他白天工作時發生的事。我沒有聽到故事的開始，但是我的注意力逐漸被他所談的吸引住了：一對來自東方遠土的年輕夫婦——女的患有嚴重的疾病，而男人則在性方麵要麽無能，要麽極端笨拙。我聽到沙可反複地說：“繼續努力，我相信你，你會成功的。”說話聲音較低的布羅阿代爾一定是表示了他的驚異，像這位妻子這樣的症狀居然可能是由這樣的情境引起的。因為沙可突然很激動地喊叫起來：“但是，在這種病例中往往總是**的問題——總是，總是，總是。”當時他兩臂交叉在胸前，用他自己特有的生動方式，踮起腳尖上下跳躍了好幾次。我感到在那片刻我被驚異得幾乎麻痹了，我自言自語地說：“噢，但是如果他知道了這種事，他為什麽從未這樣說過呢？”不過這種印象不久便被遺忘了；對癔症癱瘓的腦解剖和實驗歸納吸引了我的全部興趣。
一年以後，我作為神經性疾病的講師在維也納大學開始了我的醫學生涯，並且在所有和神經症的病因學有關的事情上，我仍然像人們所預料的一個受過大學訓練的有前途的大學生那樣無知無識和天真無邪。一天，我從克羅巴克那裏獲得一條友好的消息，要我為他接待一位女病人，因為他新任一所大學的教師，不能抽出足夠的時間。我在他之前到達病人家中，發現她遭受著無可名狀的焦慮困擾，隻有當她每日每時最精確地得知她的醫生的消息時，才能使她減輕痛苦。當克羅巴克到達後，他把我拉到一邊說，這位病人的焦慮是由於這個事實，雖然她已結婚18年了，她卻仍舊是個完全的處女（virgo intacta），丈夫是絕對的性無能。他說，在這類病例中，醫生是無能為力的，除非用他自己的聲譽保護住這個家庭的災難，並且忍耐下去，如果人們聳聳肩對他說：“要是這麽多年後他仍然治不好她，那是他的不中用。”他補充說，對於這樣的疾病的唯一處方我們都很熟悉，但卻無法開出來。上麵寫著：
R Penis normalis（使陰莖障礙恢複正常）
dosim（的藥劑）
repetatur！（反複練習）
我從未聽到過這樣的處方，而且總想對我這位善良的朋友的譏誚而搖頭。
當然，我沒有泄露這種可恥的觀念來自名門顯貴以使其他人為此負責。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僅用匆匆一瞥就表達出一種觀念是一回事，而認真看待它則完全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說，從字麵上看待它，在麵臨每一矛盾的細節時探究這種觀念，並且使它在被人們接受的真理之中占有一席之地，則完全是另一回事。這就是偶然調戲和負有其全部責任和困難的合法婚姻之間的不同之處。“和一個觀念結婚”（Epouser les idéoes de），不管怎麽說，在法語中都是並非不同尋常的修辭手法。
在由於我的研究而添加到宣泄法當中去，並且把它遷移到精神分析中去的其他新因素中，我可以特別提到壓抑和抵抗（resistance）的理論，對幼兒期性欲的承認以及作為潛意識知識的一個來源的夢的解釋和開拓。
壓抑理論當然是我不依賴於任何其他來源而得出的。我並不知道任何可能會向我提到這個理論的外部印象，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這一理論完全是首創性的，直到奧托·蘭克（1911a）給我們看了在叔本華（Schopenhauer）的《作為意誌和表象的世界》中的一段話，在這本書中，這位哲學家尋求對精神錯亂做出解釋。他在書中所說的關於反對接受一種痛苦現實所做的鬥爭，竟然和我的壓抑概念如此完全一致，以至於我把這次做出發現的機會歸於我的知識不淵博。但是，其他人讀過了這篇文章就過去了，並沒有做出這種發現，要是我在年輕時更喜歡閱讀哲學著作的話，或許同樣的事情也會發生在我身上。在以後的幾年裏，我便放棄了閱讀尼采著作的嗜好，存心想在精神分析中獲得的印象方麵不受任何預期觀念的妨礙。因此，我曾做好準備——並且對這樣做感到很高興——要放棄在許多情況下對一切優先權的要求，在這些情況下，艱苦的精神分析研究隻能確證這位哲學家通過直覺所認識到的那些真理。[206]
壓抑理論是奠定精神分析整個結構的基石，它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一部分；不過，壓抑理論不是別的，而是對一種現象的理論闡述，如果我們沒有訴諸催眠就對一個神經症患者進行分析，那麽，我們就可以隨心所欲地經常觀察到這種現象。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會發現對分析工作的一種抵抗，並且為了阻撓分析工作而求助於一種記憶的喪失。若使用催眠就一定會把這種抵抗隱藏起來；
因此，精神分析本身的曆史隻是從不使用催眠這項新技術才開始的。這種抵抗與某種健忘症相一致，對於這個事實進行理論上的考慮，不可避免地要導致我們得出潛意識心理活動的觀點，這是精神分析所特有的，也使它和關於潛意識的哲學思辨十分明顯地區別開來。因此可以認為，精神分析的理論是試圖說明兩個驚人而又出人意料的觀察事實，隻要試圖把一個神經症患者的症狀追溯到他的過去生活中的起源，那麽，兩個事實就會出現：這就是移情和抵抗這兩個事實。承認這兩個事實和把它們當作研究的出發點的任何研究路線都有權自稱是精神分析，即使它所得到的結果和我自己的並不一樣。但是，任何一個人如果堅持自稱是精神分析學家，卻對這個問題采納其他觀點，而躲開這兩種假設，那麽，他也難以逃避通過嚐試性的表現而濫用所有權的譴責。如果任何人想把壓抑和抵抗理論放在這些前提中，而不是放在精神分析的發現中，那麽，我就會最強烈地反對他。這樣一些具有心理學和生物學普遍性質的前提確實存在，而且在某個其他場合考慮到這些前提將會是有用的；但是，壓抑理論卻是精神分析研究的產物，是從無數的觀察中合理地抽象出來的理論推斷。
這種理論的另一產物是關於幼兒性欲的假說。然而，這是較晚時期才提出來的。精神分析在嚐試性研究的早期並沒有考慮到這樣的事情。最初觀察到的僅僅是，當前經驗的作用必須追溯到過去的某件事。但研究者們往往發現一些他們所預料不到的東西。人們愈來愈被拖回到過去；最終人們希望能在青春期停止，人們通常認為性衝動在這個時期才會喚醒。然而，這全都是徒勞；
這些痕跡一直追溯到童年，乃至它的更早期。在這條道路上必須克服對這門年輕的科學來說可能是致命的一種錯誤思想。由於受沙可關於癔症的創傷起源觀點的影響，我們很容易傾向於把病人的陳述作為真實的和在病因學上有意義的來接受。在病人的陳述中，他們把症狀歸之於童年的最初幾年中那些消極的性經驗——直截了當地說，歸之於“誘奸”（seduction）。當這種病因學在確實可以肯定的情況中受其自身的不可能性和矛盾性之壓而破滅時，最初的結果便是無能為力的迷惑不解。精神分析通過正確的通路追溯到這些幼兒的性創傷，但這些創傷卻是不真實的。現實的堅實基礎已經消逝了。到那時我會樂於放棄全部的研究。正像我所尊敬的前輩布洛伊爾，在做出他那個不受歡迎的發現時已經做過的那樣。或許我之所以堅持，隻是因為我不再有任何選擇，因此也不能重新開始任何其他事情。最後得出的想法是，一個人畢竟沒有權利絕望，因為他已經在自己的期待中受過騙；他必須修正那些期待。如果癔症患者把他們的症狀追溯到虛構的創傷，那麽，出現的這個新的事實簡直可以說，他們是在幻想（phantasy）中創造出這些情景的，而且這種心理現實需要連同實際現實一起加以考慮。在這種想法產生之後不久我們便發現，這些幻想打算隱匿兒童期頭幾年的自體性欲活動（autoerotic activity），對這種活動加以修飾並把它提到一種較高的水平。現在，兒童的全部**[207]才開始從這些幻想的背後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