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明確指出，我對威洛尼克的這種敵對或厭惡情緒——有意識地——實際上是一種長期被超越的東西。這幾次，她的外表和態度有了變化，這對她極為有好處，我要去見她，即使我很少有機會真正友好地對待她。通常，我的潛意識會固執地附著於我的最初印象；即‘往事的回憶’和憎恨。”
“皇宮暗示另一個人，一個上了年紀的法國女人，她曾經無數次地‘保護’家庭婦女，人人都尊敬她，無論大人還是小孩——無疑我也怯她三分，有一段時間我是她的élève（學生），主要學習法語對話。這個單詞élève使我回憶起這樣一件事，我去看望在波西米亞的一個表哥，使我感到有趣的是，這裏的人將élève叫做‘L?wen’（獅子），這段有趣的記憶對於從土狼到獅子的替代也發揮了一部分作用。”
11.下麵的例子也表明，在一定時期起決定作用的個人情結，由於微妙的聯係，會導致我們對名字的遺忘。
“兩個男人，一個老人，一個年輕人，6個月前，他們一起到西西裏島做了一次旅遊，現在他們相互交換了在那個愉快和令人留戀的時期收集的東西。‘讓我想一下，’年輕人說，‘在我們去西裏納特旅遊前的那個晚上，我們所在的地方的名字是什麽？是不是卡拉塔弗米（Calatafimi）？’老者否定了：‘不是，肯定不是，但是，我也忘掉了這個名字，盡管我仍清楚地記得我們在那裏停留的所有細節，當我發現其他人忘掉了一個名字，這也會使我將這個名字忘掉。讓我們想一下這個名字，但是，出現的是卡塔尼塔（Caltanisetta），這肯定也不是’。
‘不是，’年輕人說：‘這個名字好像是以一個‘W’開頭的或中間有一個‘W’。”“但是，意大利文中沒有‘W’，老者表示反對，‘實際上可能是一個‘V’。之所以說成‘W’，因為在我自己的語言中，我對這個字母非常熟悉’。老者仍然不同意這是字母‘V’，‘事實上，’他說，‘我相信我將西西裏島上的很多名字都忘了，這或許是一個做實驗的好機會，在古人稱之為埃納（Enna）的地方，那個山上的一個地方叫什麽名字？噢，我知道了——Castogiovanni。’接著這個年輕人回憶起來那個被遺忘的名字，他說：‘是Castelvetrano。’他很高興他們提到了‘V’字母。一時這個老者仍沒有表示認同，但當他接受了這個名字後，他開始解釋他遺忘這個名字的原因。‘很明顯’，他說：‘它的後半部“-vetrano”聽起來很像是“veteran”（老的），我不喜歡想到衰老，而且每當我涉及到這一問題，我便會有很奇怪的反應。’如最近我曾用這種最奇怪的語言攻擊我的一個很親密的朋友，‘你的青春一去不複返了’，因為有一次在奉承我的時候他說過這麽一句話，說我‘不再是一個年輕人了’。表明我抗拒這個名字‘Castelvetrano’第二個部分的另一個信息表現在替代名字‘Caltanisetta’的發音上，‘這個年輕人問：Caltanisetta本身又有什麽意義？’老者承認：‘它很像我的一個年輕女友的愛稱。’”
“過了一會兒，他補充說：‘當然，埃納也是一個替代名字，現在我明白，Castrogiovanni——在理智的幫助下，這個名字被迫出現——聽起來很像‘giovane’（年輕）這個詞，就像遺忘的Castelvetrano聽起來像單詞‘veteran，（老的）一樣。”
“老者認為，用這樣的方式可以解釋他關於名字的遺忘問題，但他們並沒有說明這個年輕人的同一遺忘現象的動機。”
不僅僅是動機，而且控製遺忘產生的機製也引起了我們的興趣。在很多情況下，對名字的遺忘，並非因名字本身喚起了我們的這種動機，往往是因為——由於發音上的相似，或者由於諧音等——它觸及到了另一個名字；而我們的動機又反對這個名字的活動。如果這個決定性的東西通過這個方式得到了一絲放鬆，那麽這個現象的解釋就容易了，如下麵的例子。
12.這個例子由黑奇曼（Eduard Hitschmann）博士報告（1913a）：“N先生企圖說出書商吉福爾（Gihofer）和蘭奇博格（Ranschburg）的公司的名字，但他冥思苦想，想到的隻是蘭奇博格的名字，盡管他非常熟悉這個公司。回到家裏後，他感到有點不太滿意，認為有必要問一下他的哥哥（他已經睡了）該公司名字的前半部分是什麽，他的哥哥毫不猶豫地就將這個公司的名字告訴了他，這樣，通過對‘Gilhofer’的聯想，‘Gallhof’這個單詞馬上闖入了N先生的大腦。Gallhof是一個地方，數月以前，他曾在這裏和一個很漂亮的女士一起散步，作為紀念品，這個女士送給他一個禮物，上麵刻著這樣的字樣，‘紀念在Gallhof度過的快樂時光。’就在這個名字被忘記的前幾天，這份禮物被徹底地打爛了。看來很偶然，在他用力地合上抽屜時，這種不幸的事件發生了。他似乎有了一種內疚感，因為他知道這種表征行為的意義，當時，他對這個女士的感情具有矛盾性，當她提出他們應結婚時，他猶豫了。”
13.漢斯·薩克斯（Hanns Sachs）博士說：“在談論熱那亞及其周圍的環境時，一個年輕人要提出一個叫Pegli的名字，但他做出了很大努力仍無法將它回憶起來。在回家的路上，他想到了導致這個熟悉的名字溜掉的令人不安的動機，這時他想到另一個發音很相似的單詞：Peli。他知道，在南海有一個島就叫這個名字，這裏的居民仍保留著一些非常著名的習俗。最近，他在一本人種學著作中讀到過這方麵的材料，那個時候，他想用這個材料來支持自己的理論假設。接著出現的思想是：Peli是一部小說裏的一個地方，小說的名字是Van Zantens glücklichste Zeit（Van Zanten’s最幸福的時刻），小說的作者是路易斯·布朗（Laurids Bruun），我津津有味地讀過這部小說。那一天，控製我的大腦思想一直圍繞著一封信展開，這封信是同一天早上收到的，是一個他較喜歡的女士寄來的。信裏說明了原因，恐怕他不得不放棄他們事先約定的一次約會。白天，他一直悶悶不樂；晚上，他出去散步，想擺脫這種使人厭煩的思想而去享受擺在自己麵前的社會機遇。事實上，他對自己確定的標準太高，因此他企圖盡可能使自己的情緒平定下來。
很明顯，他的這些想法都是由單詞Pegli引發的，因為在發音上它與Peli是如此的接近。同時，通過自己對人種學的興趣，Peli與自己的個人資料相聯係，包括Van Zanten’s和自己的‘最幸福的時刻’，以及那一整天出現的恐懼和焦慮。當他收到女友的第二封信後，他又變得非常興奮，因為不久他就可以再見到她了，這樣，我們的解釋就很清楚了。”
這個例子使我們想起地理上接近的因素的影響，如那個被遺忘的叫“Nervi”的那個地方的名字（例1）。這樣，我們發現兩個發音相似的名字影響效果和一個名字的兩個含義的影響效果是一樣的。
14.1915年，和意大利的戰爭爆發後，我對自己的觀察發現，很多意大利的地名被忘記了，雖然這些名字在以前記得很好。我有和其他德國人一樣的習慣，部分假期是在意大利度過的，毫無疑問，對這些地名的大範圍的遺忘，表明了我對意大利的敵對態度，這種情緒占去了我以前的記憶內容。除了這種遺忘名字的直接動機外，還應注意到這些間接的動機，它對人們有同樣的影響。我當時還表現出一種遺忘非意大利地名的傾向，對這一現象進行研究時，我發現，這些名字似乎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他們在發音上和敵人軍隊的名字很接近。這樣我折磨自己去回憶在比森茲（Bisenz）的摩拉維亞鎮（Moravian）的某個地方的名字，當我最後想起來的時候，我突然發現，這種遺忘與在歐威特（Orvieto）的比森支大廈有關，比利·阿提（Belle Arti）旅館就位於這個地方，我的所有的歐威特之行都住在這裏，最美好的記憶被我的情緒嚴重地破壞了。
還有一些例子也可以用來說明這種名字遺忘的動機和目的。
15.斯托福（A.J.Storfer）報告說（1914）：“一天早上，一個住在比斯爾（Basle）的女士得到消息，她年輕時的一個柏林朋友在度蜜月時將路過比斯爾，但隻停一天。這個女士徑直來到她的旅館，當她們要分開時，她們約定下午再見一次，直到柏林女士離開為止。”
“到了下午，比斯爾女士卻忘記了這個約會，我不知道是什麽使她忘掉了這個約會。當然，在這個特殊的場合（和自己剛剛結婚的中學朋友的聚會），任何情況都可能發生，這可能是促使她拒絕或忽略再次約會的決定因素。深入的分析後，從這個例子我們會發現一點有趣的東西，這一點表明這個女士有一種潛意識的安全防衛。當她要會見她的柏林朋友時，她還在地處另一個地方的公司裏，當時正在談論一個維也納劇中的婚姻、單身的可茲（Kurz）成為爭論的內容，比斯爾女士流露出對這個婚姻的批評的言詞，但當要提出這個單身者的名字時，她卻陷入了一種難以言表的困境，因為她已經忘掉了她（單身者）的姓（眾所周知，一般情況我們傾向於隻講姓，而且在很多情況下，姓都是單音節的），這種記憶受阻使她感到困惑，因為她經常聽到可茲的歌聲，而且她對她的名和姓都記得很好。在某人提醒她這個名字後，談論的話題卻改變了。”
“同一天的晚上，比斯爾女士和很多人在一起，有不少是下午討論那個話題的人。很偶然，談話的話題又轉到了這個維也納單身的婚姻，這時這個女士很容易地就想起了這個名字‘SelmaKurz’。‘哦，天那！’她驚歎到，‘這真使我吃驚，我完全忘掉了今天下午和我的朋友賽爾曼（Selma）的約會。’她瞟了一下表，這時她的朋友已經離開了。”
我們在此不想對這個恰當的例子評頭品足，下麵我們提供的例子不是對名字的遺忘，而是對一個外語單詞的遺忘，而遺忘的動機產生於當時的情境（我們從此也可以看到，這些過程的機製很相似，同樣的解釋既適合於專有名字的遺忘，也適合於外語單詞或詞組的遺忘）。這個例子是說一個年輕人忘掉了一個英語單詞“黃金”（gold）——這個詞和德語中的詞是一致的——目的是找一個滿足自己欲望的機會。
16.這個例子由漢斯·薩克斯報告：“一個年輕人在一所公寓認識了一個英國女士，他似乎愛上了她。在他們認識的第一個晚上，他用本國語言和這個女士交談，而且他們雙方都感覺良好。但在他們用英語談話的過程中，他要使用英語單詞‘黃金’，任憑他做出多大努力，就是想不起來，而出現在他的大腦的是法語or，拉丁語aurum和希臘語chrysos，這些詞強迫性地作為替代詞出現了，以致他不得不下功夫拋棄這些詞。盡管他明確地知道這些詞和他所要的單詞沒有任何聯係。最後，他發現，唯一使他理解這種遺忘的方式是他撫摸這個女士手上的金項鏈。使他感到不解的是，他發現，遺忘的這個英語單詞和德語的單詞是完全一樣的，都是‘gold’。撫摸的最大價值——由於遺忘創造的機會——並不僅僅在於在女士不拒絕的情況下滿足了自己的本能欲望，因為對戀人而言還有其他的機會。其主要意義可能在於，用這種方式表明他在向她求愛，這個女士的潛意識會從這種遺忘中推斷出他的**目的，而這個目的又被清白的麵具隱藏起來，特別是在她談話時，她的潛意識又引起了他的注意。她對待他撫摸的這種方式，以及她對這個動機的接受，就成為表明她的態度的一種方式——這對雙方都是潛意識的，但卻很重要——通過這種愛的行動，他們達成了諒解。”
17.斯塔克（J.St?rcke，1916）報告了另一個有趣的例子。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將專有名詞忘掉了，但隨後又恢複了記憶，這個例子的典型特點是：這個名字的遺忘與錯誤地引用一首詩的詩句相聯係，與前麵的“科林斯大橋”的例子一樣。
“Z，一個老法學家和哲學家，在一家公司講述他在德國的經曆，他認識一個很愚蠢的學生，有很多軼事都可以說明他的愚蠢。然而，他卻想不起來這個學生的名字，他感覺這個學生名字的開頭一個字母是‘W’，但後來他收回了這個想法。他想起來這個傻學生後來成為一個酒商。接著他講了這個學生的另一個蠢事，然而，使他驚奇的是，他仍不能想起這個名字，‘他是這樣一個愚蠢的家夥。’接著他說，‘我不知道我是如何成功地將這些拉丁語裝入他的腦袋的。’過了一會兒，他想起來這個被他遺忘的名字好像是以‘…man’結尾的，這時我們問他是否想到一些以‘…man’結尾的其他的名字，他說出了埃德曼（Erdmann），（Earthman，地球人）這個名字，我們問：‘他是誰？’他說：‘也是那個時候的一個學生的名字。’他的女兒發現，一個教授的名字也叫埃德曼，通過仔細的詢問我們發現，這個埃德曼教授是一個雜誌的編輯，最近他拒絕了Z先生所建議的一項工作，而Z對此不太滿意，因此他隻好考慮放棄這裏的工作（此外，後來我們發現，幾年以前，Z有很大的可能被接受為埃德曼任教的那個部門的教授，這可能是他產生遺忘的另一個原因，因為這觸及到了他較敏感的地方）。”
“這時這個傻學生的名字突然出現了，他叫‘林德曼’（Lindeman）。自從想到這個名字的結尾是‘…man’，很久沒有回憶起來的是‘Linde’（一種樹，菩提樹）。當我們問他，這個‘Linde’使他聯想到了什麽？他首先說：‘什麽也沒有。’當我們堅持說，你頭腦裏肯定出現了與這個詞有關的東西時，他向上看了一下，並揮動了一下手，說：‘是一個菩提樹——對，菩提樹是一種很漂亮的樹。’此外，他再沒有想到其他什麽。這時沒有人講話，人們繼續看書或做其他的事，過了一段時間後，Z先生夢囈般地引用了這麽一段詩：
Steht er mit festen
Gefügigen Knochen
Auf der Erde，
So reicht er nicht auf
Nur mit der Linde
Oder der Rebe
Sich zu vergleichen.[26]”
“我好像獲得了勝利似的叫了起來，‘這裏有我們的埃德曼（地球人）。’我說：‘那個站在地上的人，這就是說地球人或埃德曼，並不能忍受與菩提樹（Lindeman）和葡萄樹（酒商）媲美。換句話來說，我們的林德曼，這個愚蠢的學生——後來成為一個酒商，仍然是一個愚蠢的家夥，但是我們的埃德曼要偉大得多，就是這個林德曼也是無法比擬的。’這種表現在潛意識中的譏諷和攻擊性的語言非常普遍，這樣我好像發現了這種情況下名字遺忘的原因。”
“我這時又問，這段詩是從那裏引用的，Z說是歌德的詩，他認為這首詩的開頭是這樣的：
Edel sei der MenschHilfreich und gut！[27]
後麵還包括這樣的句子：
Und hebt er sich aufwf?rts
So spielen mit ihm die Winde.[28]”
“第二天我查閱了歌德的這首詩，結果這個故事表現得比原先更加動人（盡管比較複雜）。
（1）這首詩的前幾行是這樣的：
Stehn er mit festen
Markigen Knochen…[29]
‘Gefügige Knochen’（柔枝彎曲）是一個很特殊的組合，對此我不準備細說。
（2）接下來的詩句是：
Auf der wohlgegründeten
Dauernder Erde，
Reicht er nicht auf，
Nur mit der Eiche
Oder der Rebe
Sich zu vergleichen”[30]
在整個詩裏，根本沒有提到菩提樹，而他卻將“橡樹”換成了“菩提樹”（在潛意識中），目的是做這樣一種文字遊戲：“地球——菩提樹——葡萄樹。”
（3）“這首詩的題目是：‘Grenzen der Menschheit（人類的局限）’，將上帝的全能和人的渺小進行比較，但詩的開頭卻是：
Edel sei der Mensch，
Hilfreich und gut！”
“這是另一首詩，全詩有幾頁長，詩的題目是‘Das G?ttliche’（神奇的自然），也包括了神和人的思想。隨著對此的深入探討，我發現這似乎觸及到了生和死的思想，觸及到暫時的和永恒的東西。人們脆弱的生命以及將來的死亡在這個例子中發生了較大的作用。”
在我們列舉的很多例子中，為了解釋人們對名字的遺忘，我們幾乎使用了精神分析技術中所有的精髓。如果你想對此有更多的了解的話，建議你看一下倫敦的瓊斯（Ernest Jones，1911a）的文章，這篇文章已被譯成德文。
18.費倫茨的觀察表明，對名字的遺忘有時可能是一種癔病症狀的表現，在此情況下，其機製可能與其他表現遺忘的機製很不相同。下麵的描述可能會看出這種區別：
“當時我正在接待一個患者，一個老處女，她經常記不起來一些很熟悉的名字，盡管她的記憶力表現很好。在我們分析的過程中，我們發現，這種遺忘是存心的，以此來表明她的忽視，而這又是表現她反對其父親的方式，因為她的父親不讓她接受好的教育。她所以痛苦地清除一些內容（‘家庭婦女’的緊張）也是基於這一原因引起的，通過這種方式她表達的思想是，是你把我變成了家庭婦女。”
如果我想在第一階段證明所有這些觀點的話——我們以後將對這些觀點進行討論——我會列舉更多的例子來對名字的遺忘現象做深入全麵的探討，但是請允許我用幾句話將我們分析過的例子做一下總結：
名字遺忘的機製（更確切地說是名字溜出人們的記憶的機製，或暫時遺忘的機製）是人們存心幹擾這個名字的出現，在人們的潛意識中存在一係列的反對它出現的思想。被阻止的名字和這種幹擾情結（interfering complex）之間從一開始就存在著聯係，或這種聯係是通過人為的、外在聯想的方式表現出來的。
在這些幹擾情結中，個人情結（如，個人的、家庭的、職業的情結等）發揮的作用最大。
一個名字有多重含義，這樣它就分屬不同的思想（情結）係統之中，當它與另外一個更強烈的情結聯係時，它的出現就會受阻。
對這些幹擾動機而言，避免喚起痛苦的情緒是最明顯的動機之一。
總之，名字的遺忘可以分為兩類：一種情況是，名字本身觸及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東西；
另一種情況是，它與另一個發生作用的名字相聯係，這樣出於自己的考慮，名字的再現被阻止了，或由於他們引起的密切的聯係，產生了遺忘。
對這些現象的分析，我們可以明確為什麽在幾乎所有的失誤行為中，我們都可以看出名字的暫時遺忘現象。
19.然而，我們遠沒有列舉這一現象的所有特點，這裏我想說明另一點，名字的遺忘具有很強的感染性。在兩個人談話時這一現象經常發生，如他們中間的一個人突然忘記了某個名字，結果往往是這樣的，這個名字也會從另一個人的大腦裏溜出去，在很多情況下，這種遺忘都是被引導出來的，然後被遺忘的名字又會很快地出現。這種“集體遺忘”（collective forgetting），嚴格地說是一種群體心理現象，並沒有成為精神分析的主題，我們僅舉一例（一個很精妙的例子）對此加以說明。賴克（Reik，1920）曾對這一有趣的現象做過分析。
“在大學裏的一次小型聚會上，有兩個哲學係的女大學生，大家正在討論有關宗教領域的問題和從基督開始的文明曆史問題，其中一個年輕的女士加入了討論，她說在她最近讀到的英國小說中發現了一幅帶有很多宗教色彩的有趣的畫。這裏的年齡好像被打亂了，她補充說，小說描繪了基督的一生，從出生到死亡；但是她怎麽也想不起來作者的名字（她關於這本書的封麵以及標題的每一個字母的視覺記憶都是十分清晰的），其中的三個參加討論的男大學生也說知道這本書，但奇怪的是他們也無法回憶起作者的名字。”
這個年輕的女士迫使自己對這一現象進行了分析，並企圖發現這個名字被遺忘的原因。書的題目是《我是一個妓女》（Ben Hur），作者是路易斯·威拉斯（Lewis Wallace），她發現另外一個思想替代性地出現在她的大腦：“Ecce homo”—“Homo sum”—“Quo vadis”？這個女孩自己認識到，之所以將這個名字遺忘掉，是因為這是一種自我表現——和其他女孩一樣，不小心使用的方式——尤其是在這麽多年輕的男同學中間。在這種有趣的分析的基礎上，可以產生較深刻的解釋，如上所述，“homo”（男人）的替代，其意義似乎也不太體麵。瑞克的結論是這樣的：“這個年輕的女性對待這個單詞的方式是這樣的，她首先在這些男性麵前提出一個疑問，表明她已經認識到這種欲望，而她本人對這個欲望是排斥和拒絕的，或這個欲望會引起她的不滿。簡單地說：說出這個詞‘Ben Hur’，潛意識中等同於她要有性方麵的提供，而她由此產生的遺忘，說明她拒絕了這種潛意識的欲望。同理，我們可以推斷，這些年輕的男大學生的遺忘也是由同樣的機製所決定，他們的潛意識已經理解了這個女士產生遺忘的真正含義，他們的遺忘表明了對這個女士禮貌行為的尊重……好像這個女士在和他們對話，通過這種記憶的丟失表達出一種明確的信息，同時，男士們的潛意識也對此有了足夠的理解。”
有時，我們會連續遺忘一類名字，這一係列的名字從我們的記憶中逃了出去，如果要恢複這個遺忘的名字，必須首先尋找與此相聯係的其他很多名字，通常發生的現象是這樣的，這些新的名字——作為另一個名字產生的基礎——也以同樣的方式消失了，遺忘從一個名字轉移到另一個名字，好像證明，這個障礙不是輕易就可以清除的。
第四章 童年記憶和掩蔽性記憶
在《精神病學與神經病學月刊》雜誌上發表的第二篇文章中（1899a），我對記憶活動本質做了不同尋常的解釋。我從一個很明顯的事實開始討論，這個事實便是：人們童年早期保留下來的記憶似乎都是一些無足輕重的和不重要的東西。另一方麵（通常如此，盡管不敢肯定都是如此），成年的記憶印象中沒有任何線索能夠說明這些早期的記憶哪些是重要的及對我們的影響比較大的。或許從此可以做出這樣的假設——因為眾所周知，記憶對提供給它的印象具有選擇性——童年時期的這種選擇性的規則與智力成熟時期的選擇性的規則是完全不同的。對此的仔細研究表明，這種假設是沒有必要的，這些瑣碎的記憶似乎存在一個移置（displacement）過程：這些內容是對另一些重要的記憶內容的替代，或是這些內容的再現。這些重要的記憶印象可以通過精神分析的方式來發現；但是有一種阻抗的存在促使它們不能直接地表現出來，這些不重要的記憶不僅對它保留的印象負責，而且還要對其內容和聯想到的另一些被壓抑起來的重要的東西的聯係負責，因此我們將這種記憶稱之為掩蔽性記憶（screen memory）。
在我提到的這篇文章中，我僅僅點到這種掩蔽性記憶，但對它和其內容之間的關係未做深入的探討，文中我曾舉一例對此予以較詳細的說明，我特別強調了掩蔽性記憶和它掩蔽的內容在時間順序上的特殊性。在那個例子中，掩蔽性記憶的內容是童年最早期的記憶，那些心理經驗卻被這種記憶內容所取代了；但它被保留在潛意識之中，然後又在人們後來的生活中表現出來，我將這種替代稱之為倒攝性（retro-active）或退行性（retro-gressive）移置。另一種移置與此相反，其表現更為常見：現在形成的不重要的記憶印象是掩蔽性記憶，這種記憶與被壓抑的不能直接表現出來的早期的經驗相聯係。這種掩蔽記憶叫前推性（pushedahead）或前行性移置（displaced forward），這裏的關鍵是，被掩蔽的內容在時間上是靠前的。最後，還有第三種可能性，這種掩蔽記憶不僅通過其內容來掩蔽，而且也通過時間的持續性來掩蔽，這種掩蔽記憶叫同時性掩蔽記憶（contemporary screen memory）或接近性掩蔽記憶（contiguous screen memory）。
在我們的記憶中，這種掩蔽記憶到底占多大比例，它在我們的神經——思維過程起什麽樣的作用等等，諸如此類的重要問題，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並沒有予以討論，在此也不想涉及。
我關心的隻是專有名詞的遺忘和掩蔽性記憶的構成之間的共同之處。
初看起來，這兩種現象更多地表現出差異性而不是共同性，前者與專有名字相聯係；後者與整個記憶印象相聯係，與早期的現實經曆和思想經曆相聯係。前者表現出明顯的記憶功能的失敗；
後者的這種記憶雖然看來陌生，但對我們卻發生著影響。前者表現出暫時的混亂——這個在以前可以成千上萬次地再現出來的名字被遺忘掉了，但第二天有可能又出現了；後者則是一種永恒的、固定的記憶，因為這種似乎微不足道的童年記憶有巨大的力量與我們伴隨相當長的時間。因此這兩種情況下問題的焦點很不相同，就前者而言，是一種遺忘，後者則是應喚起我們的科學好奇心的保持。仔細的研究表明，盡管在這些心理材料以及保持的時間上，兩種情況存在很多差異，但我們討論的遠非如此。兩種情況都與記憶的失誤有關：記憶再現的東西並非是它應該正確再現的東西，相反出現了替代這一內容的東西。在名字遺忘的情況下，盡管出現了替代的形式，但是記憶確實在活動。另一方麵在掩蔽記憶形成的過程，也存在著重要的記憶內容的遺忘現象。
在兩種情況下都涉及幹擾因素，理智、情感提供給我們這種幹擾的信息，但是它在兩種情況下采取的形式是截然不同的。對名字的遺忘而言，我們知道這個替代名字是錯誤的；但對於掩蔽性記憶而言，當我們擁有所有的材料後，我們又會感到非常吃驚。如果精神分析能夠發現這兩種替代過程的方式是一樣的，即通過表麵的聯想的移置來實現，但它們在材料及持久性和焦點上存在差異，這又使我們期望從中發現更重要的東西及一般的確定性，發現具有一般價值的東西。我們認為這種一般性的規律是：當再現的機能失敗，或誤入歧途時，通過有目的性的因素——其目的是認同一種記憶而對抗另一種記憶——這種幹擾便出現了，而且這種幹擾往往是我們難以預料的。
對我而言，關於童年的記憶這一問題非常重要，也很感興趣，我期望超脫我以前的觀點對此進行一些觀察研究。
我們的記憶可以擴展到童年的什麽時期？對此問題的研究材料我還略知一二，如亨瑞·C和亨瑞·V（1897）的研究以及帕特溫（1901）的研究等。他們的研究表明，在這一問題上人與人之間的差異相當大：有的童年記憶可以擴展到6個月時的生活經曆，有的人關於6歲甚至8歲以前的記憶均是一片空白，那麽這種童年記憶的差異與什麽因素有關？其重要影響因素是什麽？顯然，通過問卷的方式來收集這方麵的材料是不夠的；除此之外，我們應對這一過程進行仔細的研究，這時必須有本人參加並向我們提供希望得到的信息。
就我來說，我將嬰兒時期的遺忘這一事實——即關於早期生活經曆的記憶缺失——簡單化了，因此我並沒有發現這是一個奇怪的謎。我忘記了一個4歲的孩子具有的智力成就是多麽的高，具有的情緒衝動是多麽的複雜。我們應該感到驚訝的是，在後來的生活中，我們保留的這種童年的心理過程是如此的少，特別是在我們有很多理由認為這種童年遺忘的東西不會消失，而且會給我們的發展帶來明顯的影響時更應如此，甚至我們已經證明這些東西會影響我們的一生。盡管，他們忘記了這種獨特的影響效果，這也暗示出：對特殊類型的材料的記憶（在意識狀態下的再現）是有條件的，現在我們有待於認識這些條件。根據我們最近的發現，童年時期的遺忘可能是我們理解這些遺忘症的關鍵，而遺忘症又是構成所有神經症症狀的基礎。
對我們獲得的那些童年記憶而言，有一些是我們可以理解的，而另一些則是奇怪和非理智的；
對這兩種情況而言，我們糾正其中的某些錯誤並不困難。如果這種童年的記憶是通過分析發現的，那麽其準確性就無法驗證了。有些記憶形象顯然是錯誤的、不完整的，或在時間和地點上都是不一致的。如果通過對其的研究發現，一個人聲稱其第一次回憶起來的材料可以追溯到兩歲，這一點也是很難令人相信的。而且，我們不久就會發現這種歪曲的、替代的記憶經驗的動機所在，這種錯誤的記憶或回憶也並非由可訓練的記憶所引起。後期生活中一種強有力的力量在活動著，它控製著童年時期的記憶——或許也是同一種力量使我們對童年早期的記憶難以理解。
眾所周知，成人的記憶需要利用很多心理材料。有的人以視覺材料為主進行記憶，他們的記憶具有視覺性的特點，而另一些人在他們的記憶中則很少有視覺的形象，據沙可（Charcot）的假設，這樣的人是聽覺性的，以區別於視覺性的人。但在夢中，這種區別是不存在的；我們夢中的材料絕大多數是視覺性的。但這種差異的形成則與童年記憶的情況不同甚至相反；童年的記憶是有形的視覺性記憶，即使那些後來失去視覺性記憶功能的人也是如此。視覺記憶是嬰兒記憶所保留的類型，就我的情形而言，我最早的童年記憶內容是視覺性的；他們是固定的情景中的有形的東西，就像出現於舞台上的一幕幕場景。在這些童年情景中，無論被證明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這裏包括的永遠是作為孩子的自己，是孩子的形體，穿孩子的衣服。這種情況一定會使我們驚異；
後來成人收集的這些視覺性記憶材料中，很難看到自己本人，這與孩子的情況正好相反，即在孩子的經驗中，孩子的注意指向的是自己本身，而非外界的形象。基於上述的種種認識，我們不得不承認；在所謂的童年早期記憶中，我們擁有的並非是真正的記憶印象，而是後來對它的翻版，這種翻版或改裝是由後來生活中的心理力量所決定的。這樣，個體的這種童年記憶便是掩蔽記憶，這些童年記憶很類似於一個民族保留於傳說和神話中的記憶。[31]
任何用精神分析的方式對人做過研究的人，在他們工作過程中，都會收集很多各種類型的掩蔽記憶；然而，正如我們上麵討論的，由於童年記憶和後來生活的這種聯係的特點，對這些例子的報告是很困難的。為了說明童年記憶就是我們所謂的掩蔽記憶，有必要對一個人全部的個人曆史進行考察；但我們也很少能夠將這種單一的掩蔽記憶從整個背景中分割出來，以便供我們討論，如下麵的例子。
一個24歲的男人保留著5歲時的一個情景記憶：他正坐在花園的亭子下麵的一個小椅子上，旁邊是她的姑姑，她正在教他認識字母。他很難區分字母m和n，因此問她如何將這兩個字母區分開，她的姑姑對他說，m比n整體上多了一筆——第三筆。對這種童年記憶的真實性沒有必要去懷疑，它本身肯定已經具有了後天生活的意義，這也表明一個男孩的好奇心。當時他要了解m和n的區別，後來他便急於知道男孩和女孩的區別，而且想讓他的姑姑告訴他這些區別。他也會發現男孩在整體上比女孩多了那一部分，當他懂得了這樣的知識後，他便喚起了這段與童年的好奇相應的經曆。
這裏還有一例。從童年後期起，一個男人便強烈地抑製了他的**。現在，他已40多歲，在9個孩子中，他是老大。在他最小的弟弟和妹妹出生時，他15歲。他有這樣的一個肯定而固執的印象：他從來沒有注意到他母親懷孕時的情景。當我對此表示懷疑時，他產生了這樣的回憶：在他11歲或12歲的時候，有一次他看到媽媽在鏡子的前麵很快地解下了裙子的帶子，現在他好像感覺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媽媽剛剛從街上回來，好像做過很痛苦的體力活動。解下裙子是對分娩的掩蔽記憶，我們應該將這種“言語橋”（verbal bridge）用於同類例子的分析。
我再舉一例，在此例中，這種童年的經驗似乎沒有什麽意義，但是通過分析我們便可以發現其意義之所在。在我43歲時，我開始將自己的興趣指向我的童年記憶中所保留的東西，有一個記憶情景已經保留很長時間了（對我來說好像是久遠的過去），經常出現於我的意識；對這種記憶，我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是我3歲後期的記憶。我看到自己站在一個衣櫥前麵大叫著要找什麽東西，大我20歲的異母哥哥把這個門打開了，突然我的母親——看起來很漂亮、很苗條——走進了房間，好像她是從街上回來的。我對這種有形的畫麵的文字描述就是這樣的，但我不知道從中能得到些什麽。無論我的哥哥是打開還是要關閉這個衣櫥——我第一次對此進行解釋的時候，我將它稱之為雙門衣櫥——一為什麽我要哭叫，母親的到來與此有什麽關係——我對這些一概不知。我給自己的解釋是這樣的：要討論的問題是被我的哥哥取笑的記憶和媽媽將這個情景結束的記憶。我們對這種保留下來的童年記憶的誤解並不少見：回憶出一種情景，但是很不清楚其中心何在，人們也不知道這個心理落腳點的成分是什麽。經過努力的分析，我對此畫麵產生了一個全新的觀點：我失去了母親，因此認為她被關在衣櫥裏，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我要求我的哥哥打開這個衣櫥；當他按我的要求做的時候，我發現我的母親沒有在裏麵，因此我便開始哭，這時的記憶場景過得很快，接下來便是我媽媽的出現，這緩和了我的焦慮。但是，為什麽這個孩子要在衣櫥裏尋找不在麵前的媽媽？在我對此進行分析的時候，我做了一些夢，夢中模糊地涉及到一個保姆，我對這個保姆也存在一些記憶，如她經常讓我將別人作為禮物送給我的硬幣交給她，這個細節或許有一種對後來經曆的掩蔽記憶的價值。這一次我終於解決了這個問題，為了能夠較容易地對此做出解釋，我便去向我的母親請教這個保姆的一些事情，當時她年事已高。從她那裏我得到很多細節，這個精明但不忠實的人在母親分娩期間經常偷我們的東西，為此我的異母哥哥將她送上了法庭，這個信息對我解釋自己童年的記憶帶來新的希望，使我能夠較好地予以解釋。這個保姆的突然消失對我並不重要，為什麽我將注意轉到了我的哥哥，並問他母親在哪兒，原因可能是我注意到，母親的消失部分與他有關，他的回避、俏皮的方式——這是他的特點——告訴我，她被關了起來。那個時間，我以孩子的方式理解了這種回答；但是我不再問其他什麽問題，因為我知道也不會得到什麽。當我的母親離開我不久，我就會認為我的這個可惡的哥哥用對待保姆的方式在對待我的母親，因此我逼迫他將衣櫥給我打開。現在理解了為什麽在我的記憶情景中，我特別強調母親的苗條：給我很深的印象是，她好像剛剛恢複，我的一個妹妹是在那時出生的，我比她大兩歲半，當我3歲的時候，我和我的異母哥哥就不在一個地方生活了。[32]
第五章 口 誤
我們使用本土語言講話時不太容易出現遺忘現象，但卻很容易出現另一種混亂，即眾所周知的“口誤”（slip of the tongue）。我們的觀察發現，出現於正常人的口誤似乎是病理狀態下“語言錯亂或失語症”（paraphasias）的初期表現。
這個課題使我對前人的研究價值有了特殊的認識。1895年梅林格爾（Meringer）和邁耶爾（Mayer）發表了一項關於《講話和閱讀過程的失誤》的研究報告，其思想觀點和我的大不相同，其中一個作者——文章的代言人——實際上是一位哲學家，是他對語言學方麵的興趣引導他企圖發現控製這些失誤的一般的規則，他希望能從這些規則中得出這樣的結論：這裏存在“一種固定的心理機製，通過這種機製，單詞的發音，句子的發音以及整個單詞都以很特殊的方式聯係起來”。
他們將自己收集起來的有關口誤的例子，以純描述性的方式分成一定的類別，這些類別有：換位（transposition）（如用維納斯的米羅［the Milo of Venus］代表米羅的維納斯［the Venus of Milo］）；前移（anticipation）（如es war mir auf der Schwestauf der Brust so schwer[33]；後移（perseverations）（如ich fordere Sie auf，auf das Wohl unseres Chefs aufzustossen替換anzustossen[34]）；混合（contamination）（如 er setzt sich auf den Hinterkopf，將er setzt sich einen Kopfauf和er stellt sich auf die Hinterbeine[35]混合）；替代（substitution）（如ich gebe die Pr?parate in den Briefkasten替代Brütkasten[36]）。除了這些主要的類別外，還有其他一些無關緊要的類別（或我們看來不太重要）。根據上述的分類，並沒有找到什麽很有差異性的東西，也未能說明這些換位、前移、後移、混合等與單詞的發音、音節、組成句子的所有的單詞有什麽聯係。
為了解釋他觀察到的多種類型的口誤，梅林格爾提出這樣的假設：不同的語音有不同的心理價值。當我們要說出一個單詞的第一個音節，或一個句子的第一個單詞時，這個興奮過程已經擴展到這個單詞後麵的音節或這個句子中其他的單詞，這種神經活動是同時進行的，而且相互發生著影響。語音的激活——從心理的角度而言，其活動的強度較大——也就預示著後麵的部分相應地也將被激活，這樣就幹擾了一些不太重要的神經過程，這裏需要澄清的問題是：單詞的什麽發音有最大的價值。梅林格爾的觀點是這樣的：“如果我們要知道單詞的什麽發音強度最大，我們就必須在這樣的情況下對自己做仔細的觀察一當我們尋找一個遺忘的單詞如一個名字時。在想起這個單詞之前，首先進入我們意識的東西（語音）就是強度最大的語音。”“這個具有很大強度的語音是這個基本音節的第一音，是這個單詞的第一音，是重讀元音。”
這裏，我不得不對此予以反駁，名字的第一音是否是最有價值的因素呢？這種說法是不對的。
在遺忘的單詞中，最先進入我們的意識的是第一音，但是這一規則沒有普遍實用性。在尋找一個遺忘的名字的時候，我們對自己進行觀察，我們被迫經常表達出這樣一種信念：它是以一個特殊的字母開頭的，說我們有這種信念，這是沒有證據的。我認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我們發出的第一音往往是錯誤的，在我們列舉的例子“Signorelli”中，事實上，替代名字並沒有被遺忘的名字的第一音和基本的音節，相反，一個不太重要的音節——elli——在替代名字Botticelli中首先出現了。
在分析替代名字時，遺忘的名字的第一音根本沒有引起我們的注意，如下麵的例子：
一天，我發現怎麽都想不起來一個小國的名字，雖然我知道其首都是蒙特卡洛（Monte Carlo），但出現於大腦的是這些替代名字：Piedmont，Albania，Montevideo，Colico，不久Albania被另一個詞Montenegro取代了。後來我發現，除了最後一個詞之外，所有的替代詞都有一個“Mont”音節（發音為Mon）。這樣，從艾伯特王子（Prince Albert）入手，比較容易地想出了這個國家的名字，摩納哥（Monaco）。Colico好像很好地模仿了這個遺忘的名字的音節和發音。
如果讓我們做出這樣的假設：表現在名字遺忘的機製，同樣也在我們的口誤現象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那麽，這會引導我們對這些情況做出更深刻的解釋。表現在口誤上的言語障礙可能首先是由這些因素引起的；另一個相同的語言成分的影響，前移語音的影響，包括在句子中的意義組成的影響，或自己要表達的語意環境的影響。這些也即梅林格爾和邁耶爾涉及的產生口誤的原因；
但是，這種言語障礙還有第二類原因，類似於在Signorelli這個例子中出現的機製，即口誤也可能是由於存在於這個單詞、這個句子、這個語意環境之外的東西引起的，是因為存在一些人們不願表達這些內容的動機，這些動機幹擾這些部分的興奮。上述的產生口誤的這兩種方式既有共同之點，也有差別之處，其共同之點是，口誤和這種幹擾過程是同時產生的，差別是關於幹擾的來源，即源於這些詞、句子、語意的內部還是外部。初看起來，這些差異並不像從口誤表現出的症狀推斷出的那麽明顯，但很顯然，隻有第一種情況，通過對口誤現象的分析能夠說明單詞、發音之間的相互聯係和影響的機製，但這是一個哲學家在研究口誤時想要得出的結論。但是當這種幹擾或影響來源於這些單詞、句子等之外時——正如我們前麵談到的很多例子——主要的問題就應該是了解這些幹擾因素到底是什麽，之後，我們便可以揭示這些言語組成的規律。
我們也不能說梅林格爾和邁耶爾忽略這種機製：言語的幹擾是由於產生於這些單詞、句子或語序之外的因素表現出的“複雜的心理作用”的結果，他們通過觀察發現的理論——語音有不同的心理價值——嚴格來講隻能用來解釋語音障礙（Sound disturbance）（如單詞的替代和混合等），他們並非不想在言語本身之外尋找口誤產生的原因——他們也通過很多很好的例子來說明這一過程，下麵我將摘錄幾段：
“魯（Ru）談到這種情況，他要發單詞‘Schweinereien’（令人作嘔的）的音，他企圖謹慎地將這個意思表達出來；但是這句話卻是這樣的：‘But then facts came to Vorschwein’。[37]
邁耶爾和我出現後，他仍堅持說自己在思考‘Schweinereien’，想用這個詞；這個詞通過另外一個詞‘Vorschwein’無意地表現了出來，它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這兩個單詞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正如在混合以及替代——表現更為明顯——情況下一樣，“浮動”（floating）或“搖擺”（wandering）的言語表象起著重要的作用，即使它們存在於通往意思的入口之後，但它們仍然在發揮著作用，它們會很容易地被與這個情結相似的東西激活，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一係列的用詞失誤，或出現阻斷現象。“浮動”或“搖擺”的言語表象通常在言語過程開始之後蔓延開來。
“當另外一個熟悉的單詞半隱於意識之後，同時也沒有做出決定是否將它講出來，這樣與情結相似的東西或副本就會引起言語的失誤或異常，如替代往往是由此原因引起的。我希望我的規則經得起任何檢驗，為此，這樣做是很有必要的（如果講話者是其他什麽人），即我們應該獲得存在於講話者思想中的所有明確的觀點。下麵的例子很有意義，李是一個中學校長，他在我們的麵前說：‘Die Frau Würde mir Furcht einlagen。’[38]我吃了一驚。因為我很難理解這個L的出現，我故意讓他注意到他的這個失誤，說應該是‘einjagen’，而不是‘einlagen’；但他馬上回答：‘是的，原因是這樣的，我想我不應該in der Lage（在一個層次或位置上）。”
“再舉一例。我問斯奇德（Schid），他的那匹病馬現在怎樣，他回答說：‘Ja，das draut…
dauert vielleicht noch einen Monat’[39]我不理解這個詞‘draut’，因為裏麵有一個r，在‘dauert’裏的r沒有這樣的效果，這樣我將他的注意力轉移到這個地方，然而他解釋道，他是這樣想的：‘das ist eine traurige Geschichte’（一個傷感的故事），在他的頭腦中有兩個答案，而他將這兩個答案混合在一起了。”
很明顯，對“搖擺”的言語表象——存在意識之外，無法被講出來——的認識，對講話者頭腦中所有的信息的獲得，是對這一現象進行仔細分析的主要方法或程序。我們同時也在尋找這些無意識的材料，沿著這個途徑不停地尋找。此外，為了揭示隱藏於這些幹擾因素之後的意念，我們不得不走這條漫長之路——通過一係列複雜的自由聯想去尋找。
我還想對另一個有趣的過程做一下說明，梅林格爾的例子也證明了這一點。作者他自己堅持：
要講出的單詞和不想講出的單詞存在相似之處，這時，後者會通過轉換、混合以及拚寫錯誤等設法使人的意識感覺到：
jagen，dauert，Vorschein
lagen，traurig，schwein
我在《釋夢》一書中已經指出這一方麵的重要性，即在內隱的夢的基礎上組合外顯的夢時，有一個凝縮（condensation）工作，當任何兩個潛意識材料——兩種東西或兩種言語表達——相似的時候，它便會創造第三個東西——將兩個材料混合起來的東西——來取代這兩個材料。
在夢的內容裏，第三個因素或成分是這兩個部分的代表，由於這個原因，夢經常會表現出矛盾的特點。在口誤中表現出的替代和混合等也是這種凝縮工作的開始，與夢的組成極為相似。
在一篇通俗文章中，梅林格爾（1900）指出，這種情況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個單詞被另一個單詞所取代，或一個單詞被另一個意思相反的單詞所替代。“你可能還記得，”作者寫道，“在開幕前幾分鍾，澳洲眾議院主席所說的一句話，他說：‘先生們，應出席的人都到了，因此我宣布會議閉幕，’大家的笑聲使他注意到了自己的失誤，並立即做了糾正。我們對這個特殊的情形的解釋是這樣的：這個主席很希望自己處於會議閉幕的狀態，或希望這個會議閉幕，因為這次會議對他不利。正如平時所見到的，這個伴隨的思想闖了進來，至少闖入了一部分，結果是‘閉幕’替代了‘開幕’——與自己很想表達的意思相反的詞。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意思相反的詞經常發生相互替換的現象，它們已經在我們的言語意識中形成了聯係，相互之間非常接近，這樣就促使了這種失誤的產生。”
我們也不能說，在所有的情況下，這種替代都是反義詞的替代，如上述例子所示，主席表現出的這種口誤是由於他頭腦中產生的反對這個詞出現的思想誘發的。我們在分析“aliquis”［第8頁］的例子時，也發現了同樣的機製；但是這種內在的矛盾表現在單詞的遺忘上，而不是由一個反義詞去替代它。但為了緩和這種差異，我們應注意到，“aliquis”不可能有一個像“開幕”、“閉幕”這樣的反義詞，而且“開幕”這個詞不會被忘掉，因為人們對這個單詞是非常的熟悉。
如果這些由梅林格爾和邁耶爾列舉的例子表明：言語障礙一方麵是由於前移語音以及同一個句子中我們要說出的其他單詞的影響，另一方麵是由於在這個要表達的句子之外的其他單詞的影響——而這一點卻不太容易揭示。我們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這兩類口誤是否可以很嚴格地區分開來，如何將與此有關的例子也區分開呢？在討論這一問題時，我們應記住馮特（Wundt）的觀點，他在討論言語的形成和發展時對口誤現象的發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馮特看來，所有的心理現象中都表現出的一個基本的特質是特定的心理影響力。“首先，這種影響力作為積極的因素決定著‘聲音聯想’（sound-association）和‘單詞聯想’（word-association）的形成——這種聯想由講話的聲音喚起，自由地流動。而且也作為消極的因素放鬆目前意誌的控製，放鬆其注意力——形成注意是意誌的功能。因此，這種聯想不論以什麽樣的形式表現出來：語音前移，語音重複，或一個語音插入其他的語音中間，或說出一個由這個音聯想到另一個完全不同的詞——所有這些都是表現在聯想的方向和聯想的範圍方麵的差異，但在本質上他們沒有什麽差別。在有的情況下，人們似乎不知道將某種言語障礙歸於哪一類，或人們不清楚按照導致這些症狀的原因的規則去追蹤這些動機是否合理。”（馮特，1900，第380～381頁）我認為馮特的看法是很正確的，而且很有啟發性。或許應比馮特更強調這一點：對於口誤的形成而言，積極的因素（促使聯想流［stream of associations］的產生）和消極的因素（放鬆這種注意力或抑製力）共同發生作用，或者說這兩種因素成為同一過程的不同的表現方式。隨著這種注意力或抑製力的放鬆，更明確地說，由於這種放鬆的作用，這種自由的聯想之流便付諸行動。
在我自己收集的口誤例子中，我幾乎找不到一個例子能將言語障礙單純地歸於馮特所謂的“聲音的聯係”（contac offect of sounds），我幾乎毫無例外地發現，言語障礙的原因還在於那些存在於要表達的東西之外的某些東西，幹擾的因素或者是存在於潛意識的一個單一的思想——這種思想通過口誤的形式表現出來，而且這種思想隻有通過追尋分析的方式才能夠進入意識；或者這個幹擾因素是反對這種表達的一種一般的心理動機。
1.當她啃了一口蘋果時，我的女兒對我做了一個鬼臉，這時我想引一首詩給她：
Der Affe gar possierlich ist，Zumal wenn er vom Apfel frisst.[40]
但是我在詩的開頭卻用了“Der Apfe……”（一個並不存在的詞）這個詞，這好像將“Affe”（猴子）和“Apfel”（蘋果）兩個詞混合起來了（一種妥協構成），或者可以說是已經準備好的單詞“Apfel”的前移。然而，實際情況是這樣的：在此之前，我已經將這首詩讀了一遍；但並沒有出現口誤；而我第二次讀它時卻出現了口誤。我之所以要重複，是因為聽我講話的另一個人使她轉移了注意，她並沒有聽清我在說什麽。我想，對詩的重複以及對要說出的句子缺乏耐心是出現這個口誤的原因，這種口誤以凝縮的方式表現出來。
2.我的女兒說：“我在給Frau Schresinger……寫信”，這個女士的名字叫“Schlesinger”，之所以出現這種口誤，可能是因為，這樣發音更容易些，在L後麵再有一個r時，L的音很難發。
然而，我要補充一點，我女兒的口誤出現於我的“Apfel-Affe”口誤的幾分鍾之後，像名字的遺忘一樣，口誤也有相當程度的感染性——在後麵的例子中，梅林格爾和梅爾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對這種心理感染性，我暫不做解釋。
3.當治療一開始，一個女性患者就對我說：“我像一把小刀一樣合上了（I shut up like a Tassenmeseher），我是說一把小刀（Taschenmesser）”，這裏也存在發音上的困難，這可能是這種發音替換的原因；但當我讓她注意到這個失誤時，她馬上回答說：“是的，這是因為今天你說了‘Ernscht’這個詞”，我接待她時確實說過這樣的話：“今天，我們應該坦誠相見”（Today we shall really be in earnest‘Ernst’）（因為這是假日前的最後一次治療），將“Ernst”擴展到“Ernscht[41]）。在治療過程中，她不斷地出現口誤，我最後發現，她不僅僅是在模仿我的失誤，而且還有一個特殊的原因，在她的潛意識中，她很留戀作為名詞的單詞“Ernst”[42]。
4.還有一次，同一個患者對我說：“我感冒得很厲害，我不能durch die Ase natmen，我是說Nase atmen”[43]，她馬上明白自己為什麽會出現這樣的失誤。“每天我都要在海森爾大街乘電車，今天早上，在我等某人通過的時候，一件事使我吃驚，如果我是個法國人，我應該說‘Asenauer’，因為，如果一個單詞以h開頭的話，這個h音是不發的。”接著她談了很多她熟悉的法國人的往事，用這種婉轉的方式觸及到了這種記憶。在她還是一個14歲的小姑娘時，她在法國文學家皮卡爾（Picarde）戲劇中在其中擔任一個角色的戲，戲的名字是Kurm?rker und Picarde（《庫爾馬可與皮卡德》），她扮演的皮卡德在舞台上說出了斷續的德語。在她的法國客人的公寓裏，這種記憶被喚起了，這種語音的替換是由於潛意識中對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內容的思考造成的。
5.在另外一個女性患者身上，口誤表現出了同樣的機製。這個患者無法回憶起來很多童年的記憶內容，她的記憶不能告訴她，自己身體的哪一部分被一個色狼的手抓住了。之後她突然回憶起來她的一個朋友，她們一起討論過夏天的住所問題，當她問起M的小屋在哪裏時，她回答：“在Berglende（山腰）”，而不是Berglehne（山側）。
6.在治療就要結束時，我問我的一個女患者她叔叔怎麽樣了，她回答道：“我不知道，這些天我僅僅在flagranti（現場）見到他。”第二天見到我時她說：“給了你這樣一個愚蠢的答案，我感到很窘迫，你一定認為我是一個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人，經常在話裏夾雜一些外語單詞，我的意思是說en passant（順道）。我仍然不知道她錯誤地使用這個外語單詞的原因，在同一個治療過程，我們又繼續了前一天的話題，她回憶起來一些材料，這些材料在這種失誤（in flagrenti）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前一天的口誤是她的這種記憶的前移，而當時她並沒有意識到這種記憶內容。
7.就某一個問題，我對一個女性患者進行了分析。我告訴她說，在我們涉及到你的家庭時，我猜想你對你的家庭感到羞愧，好像涉及到你父親的有關內容我們還尚不清楚。她什麽也想不起來，而且堅持說，這是不可能的。然後，我們的談話又繼續了，這時她談到了她的家庭，“這樣說他們是不過分的；他們都擁有Geiz（貪婪）——我是說‘Geist’（聰明才智）”，這可能是她的記憶實際要表達的，這樣的情況經常發生，當一個觀念要壓製另一個觀念的出現時，這個觀念便被迫以口誤的形式表現出來。我們可以和梅林格爾的“zum Vorschwein gekommen”例子做一下比較，唯一的區別是，在梅林格爾的例子中，講話者要壓製存在於意識中的某些東西。
相反，我們的患者並不知道自己要壓製的內容是什麽。換言之，她不知道自己想壓製什麽東西，也不清楚這些東西是什麽。
8.下麵的口誤例子也與人們存心的壓製有關。有一次，我在達拉米茲遇到兩個女士，她們都穿著旅行服，我陪她們走了一段路，我們討論的是用這種方式度假的苦和樂。一個女士說，像這樣過一天太痛苦了，“如果一個人天天在太陽底下走來走去，汗水濕透了內衣和外衣，這一點也不愉快，”她說。在這個句子中，她不得不克服一個在某處的小小的停頓，然後接著說：“但是，如果能夠得到‘nach Hose’，情況就不同了……”，我想，已沒有必要詢問發生口誤的原因了，這個女士的意念已經轉向了去展示她的服裝：外衣，內衣，Hose（**）；她的思想阻止她提到第三種衣服（**），但是在下麵的句子裏，這個單詞卻以另外一種方式表現出來，因為這個被抑製的單詞的出現不符合她的意誌，這樣它便通過對另一個相似的單詞“nach Hause”（房子）的扭曲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