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我們不是從擴大概念的意義上看心理性**，而是僅注意其症狀的等級，那麽，我們就可得出這樣的結論：今日文明的男人的愛情行為，總體上帶有心理性**的烙印，隻有極少數有教養的人，才實現了情感與肉欲趨向的適宜融合。對女人的尊重總是成為男人性行為的障礙，隻有與被貶損的對象在一起時，才使他們的性能力得以充分發展，這部分地是由性目的的倒錯成分造成的，他不敢通過與自己尊重的女人**獲得滿足。隻有當他全身心地尋求滿足時，才能獲得完全的性快感，然而，在他受過良好教育的妻子麵前，豈敢妄為！於是，這便促使他去找被貶損的性對象，這樣的女人往往道德敗壞，與她在一起不必受道德譴責，因為她並不知道他與其他人的社會關係，無法就他的人品做出判別。隻有麵對這樣的女人，他才會縱情享樂，盡管他所有的愛情（affection）都屬於一個更高貴的女人。同樣可能的是，誠如人們經常觀察到的，社會上的上層男人選擇一位下層女子作為永久情婦或娶其為妻，這也是對下等性對象需要的結果，因為從心理上講，這才能獲得徹底的滿足。
我毫不回避，文明社會男人愛情的這種突出、普遍的特征——心理性**，從嚴格的意義上講，同樣與童年期強烈的**固著及青春期在現實中的挫折有關。這不僅易招致相反意見，而且會被稱做有悖常理。然而，可以肯定地講，任何一個在愛情中真正自由和幸福的男人，必然是克服了對女人的尊重及與母親或姐妹的**觀念的。任何一個屈從於嚴肅的自我檢驗的人，必然將性行為視為下流之舉，它敗壞與玷汙的豈止是身體！對於這種卑劣觀點的起源，男人們當然不肯承認，而隻有在青春期中才能找到：肉欲趨向已變得強烈起來，而能夠滿足他的對象，無論是家庭之外的還是**的，都被徹底地抑製了。
在我們文明的世界之中，女人同樣受到了其教養的影響，並因之對男人行為的反應更勝一籌。對男人而言，一旦占有一個女人，對她的低度評價便代替了初識時的高估；而對女人而言，若接觸她的男人不具備充分的性能力，便自然會令人不悅。女人很少流露出貶損性對象的跡象，因為她們從未像男人那樣有對性對象的高估現象。然而，長期的性回避及性沉湎於幻想卻導致了另一嚴重的後果。她們常常割不斷肉欲活動與禁忌的聯係，成為心理上的無能者，即性冷淡，雖然她們被允許從事性活動。這就是為何許多女人甚至對合法的關係也保持秘密，另一些女人則在禁忌的秘密**活動中產生了正常的體驗：對丈夫不忠，卻能對情夫保持第二種忠誠。
我認為，女人性活動的禁忌條件，可與男人貶損性對象的需要相比較。兩者都是由於文明的原因，在教育的要求之下性成熟與性活動長期延緩的結果，兩者均旨在取消由於情感與肉欲不良結合而導致的心理性**。同一原因所導致的性別差異或許還可在其他行為差異上找到。文明的女人在等待期內通常不會跨越性活動的禁忌，因此保持著禁忌與性的密切關係；男人若能與被貶損的對象**獲得滿足就會打破這種禁忌，並將這種情況引入以後的**生活中。
在今天，文明的世界為改革**已付出了極大的努力，提醒一下讀者並非多餘，即精神分析的研究未必比其他研究更遠離偏見。精神分析的目的僅在於根據事物的表現特征推知隱藏在背後的規律，如果改革能利用它所發現的更先進的東西替代對人有害的東西，那當然十分令人滿意。然而，這種改革是否毫無所獲，甚至以更大的犧牲為代價，就難以預測了。
（三）
文明施以愛情的限製導致了貶損性對象的普遍趨勢，這一事實或許應將我們對對象的注意轉向本能自身。性快感早期受挫所造成的損害在婚姻中會表現出來，使本可以自由獲得快感的夫妻得不到充分的滿足。當然，若性自由不加以限製，結果也不會更好。顯而易見，若性滿足變得非常容易，性欲需要的心理價值就會降低，為提高力比多能力，挫折是必要的。在男人中，若對性滿足的自然抵抗做得不夠，他們就會隨時建立習俗的障礙，以便能夠真正地享受愛情，無論對個人或是一個民族都是如此。在毫無困難就可實現性滿足的時間裏，如在古代文明的衰落期，愛情變得一錢不值，生活變得異常空虛，不得不通過建立強烈的反向形成以恢複愛情不可或缺的情感價值。就此而言，基督教的禁欲傾向確實創造了愛情的心理價值，這是古代的異教徒從未想過的。禁欲傾向賦予了苦行僧的生活以最重要價值，因為他們的生活幾乎充滿了與力比多**的鬥爭。
毋庸置疑，這裏所表現出的困難代表了我們生物本能的普遍特征，同樣，從一般意義上講，本能的心理價值與其受挫折的程度無疑也是一致的。設想有許多不同的人同樣地進入了饑餓狀態，隨著擇食需要的增強，個體間的差異將趨於消失，所有的人都表現出一種本能的共同特征，當然，同樣真實的是，並非本能的滿足必然帶來其心理價值的迅速跌落，比如，嗜酒者與酒的關係便是如此。酒難道不是總能給嗜酒者以同樣的中毒性滿足嗎？在詩歌中常將這種滿足比擬為性欲滿足，但這種比擬能為科學的觀點所接受嗎？是否有人聽說，嗜酒者因習慣喝一種酒而不得不改變酒的類型呢？恰恰相反，習慣倒是常將嗜酒者與某一品牌的酒緊緊地捆在一起。是否有人聽說過，嗜酒者需要到酒價更昂貴或禁酒的國度裏去，用這樣的障礙強化他想要得到的，但卻退化了的滿足呢？絕對不可能。如果傾聽一下著名嗜酒者的觀點，如柏克林（B?cklin）他們與酒的關係猶如十分美滿和睦的婚姻，為什麽愛者與其**對象的關係卻如此不同呢？
雖然聽起來很奇怪，但我相信，就性本能的實質而言，有些因素可能不利於它的充分實現。如果考慮到本能的漫長與艱難發展史，有兩個因素也許與這種困難有關，首先是對象選擇的雙向結果及反**屏障的介入，性本能的最終對象已不是原始對象，而為其他對象所替代。精神分析已經表明，當由於壓抑而失去了願望衝動的原始對象時，很容易有無休止的替代物取而代之，但沒有一種替代可使人獲得充分滿足。這或許可對成人**的常見特點做出解釋：他們的對象選擇總是搖擺不定，不斷“尋求刺激”[206]。
其次，我們知道，性本能有多個原始組元組成，或者說由這些組元發展而來，但有些組元卻無法變成後來的本能形式，在很早的時候它們就被壓製或移作別用了。最突出的要算嗜糞本能組元（coprophilic instinctual component），恐怕自從人類直立行走，嗅覺器官不再貼近地麵之後，它們就不能容於文明的審美標準了。[207]作為性欲生活組元的施虐驅力（sadistic urges）的大部分也是如此。然而，所有的這些發展過程，僅對情結結構的上層部分產生了作用，促發性興奮的基本過程卻依然故我。排泄物與性有著太密切和難以分離的聯係，**的位置——介於尿和屎之間，是具有決定性和無法改變的因素。人們或許會引用拿破侖（Napoleon）的極其著名的論斷：“解剖學是命中注定的。”在人類身體的發展過程中，**卻並未朝著美好的方向發展，它們仍保留在動物的水平上，因此，**在本質上也與動物無異。要對性本能施以教育是困難的，以往的教育要麽太過分，要麽就微乎其微。文明若不以犧牲可體驗到的快樂為代價，要消除性本能幾乎是不可能的，未派上用場的衝動會在性活動中以未滿足的形式持續下去。
這樣，我們或許不能不向這樣的觀念妥協：要使性本能適於文明的要求幾乎是極不可能的。文明發展的結果，很難使人類避免克製、痛苦與未來的滅絕。誠然，這種沮喪的預測僅建立在單一的推測之上：在文明的壓力之下，性本能的壓製必然導致對文明不滿的特殊後果，當性本能屈從於文明的起碼要求，無法得到充分滿足時，人類便具有了創造最崇高的文明成就的源泉，這是通過本能組元的更廣泛升華實現的。如果通過對性本能的任何分配均能保證充分的快樂滿足，那麽人們為何會將性本能力量移作他用呢？他們絕不會放棄這種快樂，當然他們也就無任何進步而言。因此，兩種本能需要之間無法調和的區別（性本能與自我本能）似乎保證了人類可以取得更高的成就。當然，一種無法避免的危險同樣存在：今日的弱者卻患了神經症。
科學的目的既不在於駭人聽聞，也不在於安撫人心。但我本人隨時承認，我所得出的這一具有深遠意義的結論應建立在廣泛的根基之上，人類在其他方麵的發展或許能夠糾正我在此孤獨沉思的結果。
三、處女的禁忌（愛情心理學之三）
在原始人的**細節中，很少有像對處女的態度（女人保持從未被人碰過的狀態）那樣令我們感到陌生的。今日女性的追隨者對其貞節的高度重視似乎是根深蒂固的，好像這本該如此，以至於當別人問其理由時我們卻不知所雲了。要求女孩不應把與另一男人性關係的記憶帶入自己的婚姻之中，這不過是男人對女人絕對占有權的邏輯性延續，這便是一夫一妻製的實質，整個曆史都是如此。
從這一點出發分析女人的**，我們不會有任何困難就可證明一些現象看上去是頗有偏差的。在環境和教育的影響之下，隻有經過漫長、艱苦的自我控製，處女才能初嚐禁果的美妙，而一旦與某個男人結合，她便委以終身，再也不能將愛的心扉向其他男人敞開。這一經驗（即與某男人的結合）保證了女人為某一男人占有將永不受到幹擾，使得她能抵住任何外界的新印象、新**。
埃賓（Von Krafft-Ebing，1892）曾用“性臣服”（sexual bondage）來描述下列情形：一旦一個女人與某一男人發展了性關係，她就對他產生了不尋常的高度依賴，失去自我獨立。這種“性臣服”有時會發展到極端狀態，以致於失去所有的獨立意願，並對自我利益做出最大程度的犧牲。埃賓同時認為，“要使這種關係保持一定的時間、一定程度的依賴是絕對必要的。”要維護文明的婚姻，反對威脅這一婚姻的多偶製（polygamous）傾向，一定程度的性奴役絕對不可或缺，我們的社會群體應不時地對這一因素做出估計。
在埃賓看來，“性臣服”形成於這樣的組合：“一個極易產生愛和性格軟弱的人”與一個極度自我中心（egotism）的人產生了結合，然而，精神分析的經驗卻很難使我們滿足於這種簡單的解釋。我們寧肯認為，決定性的因素是需要戰勝的性抗量（amount of sexual resistence），以及這一戰勝過程僅能集中精力一次，隻能發生一次。這種臣服狀態，女人的頻度與強度都勝過男人，盡管在男人中發生的頻度已超過古代。在我們所研究的男人性臣服中，它均源於通過某一女人對心理性**的克服，他與這一女人的關係便固定下來[208]。許多奇異的婚配和悲劇事件（有些事件甚至影響深遠），似乎均可依這一根源予以解釋。
現在讓我們轉向對原始人的態度問題。如果認為他們不看重童貞，並用女孩在婚姻中的性關係之前就已失去了童貞（defloration）的證據予以證明，是不正確的做法。恰恰相反，對女孩子來講，婚前失貞同樣是一種有意義的行為，不過這已變成了一種禁忌（taboo）——一種宗教性的限製。不讓她們將童貞獻給新郎及未來的婚伴，習俗要求他們避開這一行為[209]。
我無意搜集所有的文獻以證明這種習俗性限製的存在，也無意尋求它在地理上的分布及各種各樣的表現形式。我隻想陳述這樣的事實，在今日仍存在的原始部落中，這種在婚前弄破女孩處女膜的行為是相當普遍的。誠如克羅萊所說：“這種由丈夫以外的人穿破女孩處女膜的婚姻儀式，在文明程度較低的階段是很普遍的，尤其在澳大利亞。”
然而，既然失貞不是婚姻中第一次**的結果，那以，它一定發生在婚前——不管方式如何，也不管由誰操作。我將引用克羅萊書中的一些章節，以證明這一點，同時也為一些富有批判性的觀察提供基礎。
在第191頁中，他寫道：“在澳大利亞的笛裏（Dieri）及鄰近部落，在女孩進入青春期時弄破其處女膜是普遍的習俗（《皇家人類學研究所雜誌》，第24卷，第169期），在波特蘭和哥裏尼格部落，通常由一位老婦人為新娘子做，有時則請白種男人讓新娘失貞［見史密斯（B.Smith）1878年的著作，第2卷，第319頁］。”
在第307頁，他寫道：“有時在嬰兒期就弄**女膜，但大多在青春期……在澳大利亞，它常與**儀式合並進行。”
在第348頁（摘自斯賓塞和吉倫［Spencer and Gillen，1899］的通訊。在澳大利亞部落中，異族間的婚姻限製是強製的。）他寫道：“處女膜先人工穿破，然後男人們按順序依次接近這個女孩（看來是儀式性的……）這一行為分為兩部分：穿破與**。”
在第349頁，他又寫道：“在馬薩（Masai，赤道非洲的一個地方），婚前的一個重要階段便是對女孩施行手術（見湯姆森［J.Thomson］，1887，第2卷，第258頁）。在薩克斯（馬來）、貝勒斯（蘇門答臘）及西裏伯斯島的阿福爾斯部落，女孩的處女膜往往由父親在其做新娘前弄破（見普洛斯和巴勒斯［Ploss & Barrels］1891年，第2卷，第490頁）。在菲律賓，假如在童年期沒有老婦人將處女膜弄破，那麽某些職業男人將會去做（見費瑟曼［Featherman］，1885～1891年，第2卷，第474頁）。在一些愛斯基摩人部落，讓女孩失貞通常由巫醫（angekok）或牧師予以操作（見克羅萊，第3卷，第400頁）。”
以上所引的內容有兩點是很關鍵的：第一，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報道未能將“無**而簡單地弄**女膜”與“通過**弄**女膜”區別開來。隻有一處說到將這一過程分為兩部分：弄破（用手或其他工具）及緊接著**。普勞斯及巴勒斯的材料盡管更豐富，但對我們卻無助益，因為他們對“破貞”的描述僅有利於解剖學，而根本不談其心理學意義。第二，若“儀式的”（cerenonial）**（純粹正規的或官方的）與一般的**有何區別能為我們所知，那就令人高興了。在我所援引的作者中，要麽為討論此事感到尷尬，要麽再次低估了這些性細節的心理學意義。我真希望旅行家及傳教士能為我們提供更完整和明確的第一手資料。然而，由於這類材料大部分是國外的，眼下我們還得不到，故我還不能肯定到底有多少適於這一問題。[210]此外，如果我們承認，儀式的**不過是代表了或完全取代了早先本該完成的行為，那麽第二點中的疑問便可攻破。[211]
下麵我將簡單地列舉一些可適於解釋對處女的禁忌的不同因素。處女一旦“破貞”必然會流血，因此，對視血為生命之源的原始氏族而言，這是恐懼的，這可以成為第一種解釋。血禁忌（blood taboo）可在許多與性無關的活動中觀察到，顯然它與禁止謀殺有關，從而形成了反對原始人嗜血和以殺人取樂的防製措施。根據這種觀點，處女的禁忌又與月經的禁忌有關，（月經幾乎隨處可見）。原始人很難將這種每月流血的困惑現象與施虐觀念區別開來。他們把月經，尤其是第一次，解釋為某些鬼怪動物（spirit animal）所咬的結果，或者是與鬼怪**的跡象。偶爾的報道又證明這一鬼怪是一個祖先，其他發現便支持了這一結論。[212]我們認為，所以視經期的女孩為禁忌，因為她身上附有祖先的靈魂。
然而，關於其他問題的思考提醒我們，不要高估懼血（horror of blood）的因素。因為在同一民族中，懼血尚未強烈到壓製下列現象的出現，如割掉男孩的包皮，更有甚者，切除女孩的**和陰唇。這些反而在某種程度上成為習俗，當然他們也不放棄其他涉及流血的儀式。所以，若第一次**時對血的恐懼的克服是為了丈夫，那就沒什麽令人驚奇的了。
第二種解釋也與性無關，隻不過比第一種涉及的範圍更廣。如同精神分析理論所研究的焦慮性神經症一樣，原始人長期受害於潛伏的恐懼。這種恐懼在所有不同尋常的情形下都表現得異常強烈，比如新事物或未料到的事情出現時，遇到不理解或無能為力的事情時。這種恐懼還是各種儀式的根源，後來被宗教所廣泛采用。比如，在新的行業開始之初，在每一新時代的開始，在人和動物初添新子及植物新果來臨之際，都會舉行形式不同的儀式。對焦慮的人而言，對威脅自己的危險的期待遠較實際的危險為甚。同樣他們也隻是通過期待來保護自己。因此，就其重要性而言，婚姻中初次**前的預防措施不可或缺。“懼血”與害怕“第一次”，作為兩種解釋並不矛盾，而且是相互強化的。初次**舉足輕重，若發現流血，豈不懼之更甚了！
第三種解釋（即克羅萊所偏愛的）強調，對處女的禁忌是整個**禁忌的一部分。不僅女人的初次**受到禁忌，而且幾乎所有的**都受禁忌，我們或許可以說，女人整個都受禁忌。女人不單單在一些特殊條件下，諸如經期、孕期、生孩子及坐月子時，其**被限製，而且每次**都受到嚴格的、多重的限製，因此，我們有足夠的理由懷疑野蠻人性自由的說法。的確，在一些特殊條件下，原始人的性活動不受限製，然而，在大多數情形下，他們受到了比文明程度更高的人的更嚴格限製。當男人需要做一些特殊事情時，像出遠門、狩獵或出征，他必須遠離妻子，尤其不能與其**。否則，她就會麻痹他的精力並給他帶來厄運。在日常生活中，也有遠離異性的趨勢。女人與女人住在一起，男人與男人住在一起。許多原始部落根本不存在今天意義上的家庭。這種分離有時發展到如此嚴重的程度，以至於連呼喊異性的名字都不允許，於是，女人便發展了自己的特殊詞匯，當然性的需要會不時地衝破這種分離之障。既然如此，在一些部落中，甚至丈夫與妻子的相會也要在室外秘密地進行。
原始人的每一種禁忌都代表著一種恐懼。毫無疑問，在所有的回避規則中，都存在著對女人的概括化了的恐懼，這種恐懼也許建立在這樣的事實之上，即女人與男人不同，她們總是不可思議、神秘兮兮、奇異怪誕的，因此，也必然是充滿敵意的。男人害怕因女人之故而軟弱，因染上女人的特征而變得無能。**釋放了男人的緊張，使他變得軟弱乏力，這可能是男人恐懼女人的原始心態。女人常通過**獲得力量，對男人施加影響，這種意識更加劇了恐懼。所有這一切並非已絕跡，而是仍活在我們當中。
許多人在對現存原始民族的觀察後指出，他們的愛情衝動比較微弱，從未達到文明人的強烈程度。當然，另外的觀察者會有反詞。無論如何，我們所描述的每一種禁忌都證明，確實存在著反對愛的一種力量，那就是因為女人奇怪而有敵意。
克羅萊用幾乎與精神分析的當代術語相差甚微的語言表述道，個體間的分離源於“個人隔離禁忌”（taboo of personal isolation）。更確切地講，本該相同但卻存在著細微差別的人們，會體驗到對方的奇怪與敵視。
由此很容易溯源至“細微差別的自戀”[213]，人際間的敵視成功地戰勝了同伴之情（fellowship）及人人互愛的訓誡。精神分析學相信，它已發現了潛伏於男人自戀式的反對女人的許多背後原因，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及其影響下的對女人的看法，共同左右著對女人的鄙視程度。
然而，第三種解釋已遠離了我們的主題。對於女人的一般禁忌，並不能使我們明白它與處女的初次**有何關係。就此而言，我們還是沒有離開前兩種解釋，即懼血及害怕第一次**。即使如此，也還未觸及到對處女禁忌的核心。顯而易見，隱藏在這一禁忌背後的意圖是，對與未來丈夫第一次**有關的事情予以拒絕或解除，盡管根據我們所介紹的觀察，正是這種關係使得女人與某一男人緊緊地聯係在一起。
我們現在無須對禁忌禮儀的起源及終極意義進行討論，在《圖騰與禁忌》（1912～1913）中，我已討論了原始人的矛盾心理在禁忌形成中所起的決定作用；同時，從導致人類家庭的史前事件中追溯了禁忌的起源問題。從現存的原始部落中，這種禁忌的原始意義已無法辨認。我們很容易忘記，要在這些原始人身上找到這類事情是多麽不易，因為這些原始人畢竟生活在一種遠離古代的文化之中，雖然與我們可能有差別，但我們的祖先怎能與其後代完全相同呢？
今天我們已發現，原始人的禁忌已發展成了一種複雜係統，如同今天的神經症者在其恐怖症中所表現的那樣；同時，我們也發現，原動機已為新動機所替代（保持和諧的動機）。撇開這些起源性問題不論，我們將轉向原問題，即原始人害怕什麽就建立什麽禁忌，概而言之，這種危險都是心理性的，因為原始人不像我們這樣對此必然做出區分，即物質的危險與心理性危險、真實的危險與想象的危險。在萬物有靈論（animistic）觀點支配之下，他們認為，任何危險都是像他們一樣的有靈者的惡意使然，將來自自身的危險等同於來自他人或動物的危險；但另一方麵，他們又習慣於將內在的敵視衝動投射於外部世界，也就是說，指向自認為不合意的或僅僅是陌生的對象。這樣，女人便被視做這樣的危險之源，於是，與女人的第一次**便成了具有特殊強度的危險。
我相信，如果我們對今日文明階段上的女人行為做更縝密的檢查的話，那麽，我們多少會清楚這種強烈的危險是什麽，以及它何以威脅到未來的丈夫的。作為這一檢查的結果，我預先聲明，這種危險的確存在，因此，對處女的禁忌乃是原始人對真正感覺到的（雖然是心理的）危險的防禦。
我們認為，女人在達到性**後擁抱丈夫，將其重重地壓在自己身上，是一種正常的反應，將此視為女人感激與永遠服從男人的一種表示。然而，我們也知道，初次**卻未必都有這種行為，經常出現的反而是女人的失望，她們保持著一種冷淡與不滿之態，一般在經過了很長時間和多次性行為後，女人才會從**中獲得滿足。就女人而言，情形也未必相同，有的性冷淡僅是暫時的，很快就會消失；有的卻是永久和頑固的，無論丈夫如何溫柔都無濟於事。我相信，對女人的這種性冷淡仍缺乏足夠的認識，如果這種性冷淡不是由於丈夫的性能不足造成的，那就需要綜合性的研究予以闡釋了。
在此我並不想對女人逃避第一次**的現象做出分析（雖然經常這樣做了）。因為這可有多種解釋，最主要的（雖然不是全部）觀點認為，這是一般的女性防禦傾向表現。與此相反，我相信有關病理學的研究確實為解開女人的性冷淡之謎起了撥霧作用。有些女人，在第一次**後，甚或每次**後，都毫無掩飾地表達出對丈夫的敵意：辱罵他、舉手打他或強攻他。有一個典型例子我曾做過全麵分析。雖然這位女子極愛其夫，常主動求歡並能獲得充分滿足，但事後的敵意依然存在。我認為，這種奇怪的、矛盾的反應，是同一衝動的結果，隻不過它通常表現為性冷淡。這種衝動使溫情反應受到抑製而無法有效地表達出來。在這種病理條件下，正像我們早已在強迫性神經症中所發現的“雙相症狀”（diphasic symtoms）一樣，這種情感分成了兩部分，而在經常出現的性冷淡當中，兩者聯合起來產生了抑製效果。女人失貞所導致的危險便是使她對某人產生敵意的原因，而丈夫當然有足夠的理由避免這種敵意。
分析已使我們毫無困難地認為，這種矛盾性行為是由女人的衝動造成的，我想用此解釋性冷淡問題，第一次**使得許多衝動超出了女性的態度範圍，其中有些衝動便不會在以後的**中出現了。我們認為，女人所遭受的“破貞”痛苦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沒有必要再找其他因素了。但我們沒有必要誇大這一痛苦的重要性，“自戀性創傷”（narcissistic injury）倒是重要的，它由器官的破壞生成，並以合理化的形式表征——失貞使性價值降低。然而，原始人的婚俗卻反對對失貞的誇大。我們知道，在有些時候，這一儀式分為兩階段：弄**女膜（用手或其他工具）和**或與丈夫的代理者“假交”（mock-intercourse）。這表明，這種禁忌規定的目的僅僅通過解剖學的“破貞”是實現不了的，還需要女人對這種痛苦傷害的反應及丈夫對其他事情的寬恕。
至少對文明的女人而言，初次**的失望原因還有它與女人期望的不一致。在此之前，**總是受到嚴厲的限製，而合法允許的**則不然。這種限製常以喜劇的形式表現出來，許多欲結婚的女孩努力將自己的愛情關係對外保密，甚至不讓自己的父母知道。這實在無必要，當然也沒有什麽反對意見可言。女孩們常說，若別人知道了她的愛情，其價值就喪失了。有些時候，這種情感會變成主導的，並徹底阻礙婚姻中愛的能力的發展。這種女人的溫情體驗隻有在秘密進行的非法關係中才能恢複，僅僅在這種關係中她才可確切地知道：她的意願是不受影響的。
然而，這種動機卻不會發展得很深，此外，它僅發生在文明社會，無法對原始人的情形做出滿意的解釋。因此，最重要的因素還是建立在力比多的發展之上。精神分析的研究已表明，力比多是多麽的普遍，其早期分配又是何等的強烈。嬰兒的性願望（女子將力比多固著於父親或接替父親的哥哥、弟弟）常與這樣的願望相連：指向他物而非**，或僅把**作為一個模糊知覺到的目標。丈夫總是一位替代者，而不是正宗人選，正是父親，才是女人第一個**對象，丈夫充其量隻是第二人選。當然，這一現象取決於固著的強度及替代者是否因不滿意而遭拒絕。因此，性冷淡便成了神經症的病源因素。女人**中的心理因素越強烈，力比多對第一次性行為的抵抗力就越強大，丈夫對其身體的占有就越無法忍受。性冷淡甚至會變為一種固定了的神經性抑製，為其他神經症的形成提供了基礎，而男人輕度的性能力下降又會大大加劇性冷淡過程。
原始人的習俗似乎考慮到了這種早期性願望動機，於是讓老人、巫士或賢人作為父親的替代行使“破貞”之命。在我看來，中世紀極為煩人的領主“**權”（jus primae noctis）似乎直接由此沿襲而來。斯托福（A.J.Storfer，1911）有過類似的見解，而榮格（Jung，1909）在他之前就對作為主教（patriarch）之特權的廣泛流行的“多比亞司之夜”傳統做過解釋（指結婚前三天必須節製的習俗）。如同我們所期望的一樣，隻要父親的替代者帶有“神祗”的意象（images of gods），就可委以“破貞”之重任。在印度的一些地區，女人的處女膜被迫獻給木製的男性**像（lingam）。據奧古斯丁（sAugustine）所言，這一習俗也有在於羅馬的婚禮之中（是否指在他那個時代），隻不過做了些改變，新娘隻需在石製的普裏阿普斯[214]的巨大**上坐一下就行了。
從更深層的意義上講，還有其他的動機影響著女人對男人的這種矛盾反應，並對女人的性冷淡產生影響（我是這樣認為）。這便是，初次**激起了女人的其他衝動（以上描述的及長期存在的），這些衝動與女人的角色與功能是完全相悖的。
通過對許多女性神經症患者的分析，我們發現，在早期她們曾嫉妒其兄弟的男性**，並因自己不具有它而感到自卑與羞辱（實際上是因為它太小）。我們將這種“陰莖嫉羨”[215]視為“閹割情結”的一部分。如果我們所理解的“男性特征”（masculine）包含著想成為男人之意，那麽，這種行為就可稱為“男性抗議”（masculine protest）了，這一說法由阿德勒（1910）[216]首創，並認為它可以解釋所有神經症的起因。在這一時期，小女孩經常公開表露自己的這種嫉妒，並對所喜歡的兄弟表示敵意。她們甚至學著兄弟的樣子站著小便，以證明自己與他們相同。在前述的例子中，即女人在**後總是表現出對丈夫無法控製的攻擊性，而丈夫又是她所愛的。在我看來，這一時期存在於對象選擇之前，隻是再往後，小女孩的力比多才直接指向父親，此後，她不再想有陰莖，而隻想有個孩子。
如果在其他情形中，這些衝動以相反的順序出現，閹割情結的這一部分隻是到了對象選擇完成之後才起作用，那我並不感到驚奇。然而，女孩嫉妒男孩陰莖的這一男性時期總是先發展的，與原始自戀的關係更近。
不久前，我有機會對一位新婚婦女的夢進行了分析，這個夢是對其貞操喪失的反應。它同時暴露了自己的願望：閹割年輕的丈夫，並把他的陰莖安在自己身上。當然，將其解釋為原先行為的延續和重複並無不可，然而，夢的一些細節卻不符合這一意義，這位婦女的此後行為與性格表明它有更嚴肅的意義。在陰莖嫉羨的背後，肯定存在著她對男人的敵意。這一敵意從未在兩性關係中消失，這可以在女人的奮鬥及表現“解放了”的女人的作品中明顯看出來。費倫茨從古生物學的角度追溯了女人這一敵意的起源（我並不知道他是否是這樣做的第一人），它產生於性別分化期。在他看來，**先是產生在兩個相似的個體之間，以後，一方變得強盛起來並迫使弱者臣服於這種兩性關係。這種臣服的痛苦體驗依然存在於今日女性的天性之中。我認為，若我們不是太看重它的價值，這樣的假設也無什麽害處。
女人對破貞矛盾反應的動機，在性冷淡中總會留下痕跡。經過以上的仔細分析，我們可總結為：這是女人“不成熟的性心理”（immature sexuality）對與其發生第一次性關係的男人的釋放。既然如此，那麽對處女的禁忌也就有足夠的理由；同時我們也可理解，這個禁律注定了要使與她共同生活的男人避免這些危險。在文明的較高階段上，由於女人對男人的屈從及其他動機與引誘的原因，這種危險的重要性已有所降低，於是，貞操隻能為丈夫占有而不能棄之。然而，關於問題婚姻的研究告訴我們，促使女人對破貞的報複動機，即使在文明婦女的心理生活中也未完全消失。我想下列情形不能不令觀察者感到驚奇：許多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有性冷感，且不幸福，然而，在離異後即變得溫情脈脈，極會使第二個丈夫幸福。因此可以說，女人的原始心理反應在第一個丈夫那裏已消耗殆盡。
不過，撇開這一點不論，對處女的禁忌在文明社會也未徹底消亡。大家都知道這一點，作家不時地以此為素材進行創作。安澤魯波（Anzengruber）[217]曾寫過一部喜劇，敘說一個單純的農村青年，因擔心自己的生命將被吞噬掉而不與所愛的人結婚，倒是同意她嫁給別人，隻有到她成為寡婦，不再有危險時，才娶她。這部劇的名字為《處女之毒》，這使我們想起了馴蛇的習慣，為避免危險先讓毒蛇咬一塊布[218]。
在赫貝爾的悲劇《朱迪思和霍洛芬斯》中，對處女的禁忌及其動機做了最有說服力的描述。朱迪思是一位受到禁忌保護的處女，其丈夫在新婚之夜由於神秘的焦慮而麻痹，從此再也不敢碰她。“我的美，有如顛茄”[219]。她說道：“誰碰它，必瘋必死。”當亞述的（Assyrian）將軍帶兵占領了朱迪思之城時，她便設想以其美色誘其上鉤，並將其毀滅，於是用愛國動機掩飾了她的性動機。當這位以勇猛、魯莽著稱的將軍強暴了她之後，她便憤怒地砍掉了他的頭，成了人民的救星。我們都知道，砍頭是閹割替代的象征。朱迪思（Judith）是閹割了使她失貞的男人，這如同我在前麵提到的新婚婦女的夢。顯然，赫貝爾[220]有意賦予《偽聖經》[221]的愛國式故事以性的色彩，因為據說朱迪思回去後仍誇口自己清白如初，整個《聖經》對她神秘的新婚之夜也隻字未提。然而，赫貝爾以詩人的敏感，嗅到了古人的動機（這在《偽聖經》的敘述中已經絕跡），並在這一素材中複原了原始內容。
薩德格（Sadger，1912）對赫貝爾做過深入的分析，認為他所以選擇這一素材，乃是戀親情結所致，而且他在兩性的不斷鬥爭中站到女人一邊，用自己的方式體驗女人心理的隱蔽衝動。薩德格還引用了詩人自述的動機，說明為何對這一故事做了改編。他發現，這些動機是人為的，不過是在表層對外展示一下作者的潛意識，深層上卻是將其掩蔽的。照《聖經》的說法，朱迪思是個寡婦，而赫貝爾何以使她成了保持童貞的寡婦？薩德格做了解釋，對此我不想爭辯。他認為，這是由於在童年的幻想中，孩子會否定父母間的**，因而將母親變成了保持童貞的處女。不過我要補充的是，詩人既然為其女主角建立了童貞，那麽，他敏感的想象便對破貞後的敵意反應大做文章了。
因此，我們或許做出這樣的結論，作為文明的結果，女人的破貞不僅意味著永久地屈從於一個男人，而且還產生了對男人的原始敵視反應。這種敵視反應可轉為一種病態形式，使得婚姻的**受到抑製。這就是為何第二次婚姻遠比第一次美好的原因，使我們感到奇怪的對處女的禁忌，即原始人的恐懼，使丈夫避免破貞的行為，完全可用這種敵視反應予以解釋。
有趣的是，精神分析者竟遇到了這樣的女人，在她們當中存在著屈從與敵視兩種相反的反應，且能保持兩者間的密切關係。這樣的女人，一方麵似乎很愛丈夫，另一方麵又想努力擺脫丈夫。當她們試圖去愛別的男人時，第一個丈夫的意象（雖然該女人已不再愛他）卻常常幹擾和抑製了她。精神分析告訴我們，這樣的女人事實上仍屈從於第一個丈夫，隻不過已不是情感之愛。她們之所以離之不去，隻是尚未徹底報複，但即使在極端的例子中，這種報複衝動也未被自己意識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