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蠡隱退成巨富

古代先王的製度,從卿、大夫、士直、天子、公、侯到門丁、更夫、馬夫,他們在服飾、棺槨、祭祀、養生、爵位、俸祿、供養、居住、車馬送死的製度等,都各有不同的等級規定,下級不能僭越上級,卑賤者不能超過高貴者。惟有這樣,才能上下有序而民心安定。

生產要按照一定的時令,消費也要有所節製。在草木的葉子沒有凋落時,不能進入山林砍伐;在農曆七月前,不能到小路邊上捕射飛鳥;在農曆九月前,不能到山野捕獸;在農曆正月前,不能到江湖打魚。除了要順應時令生產外,還在湖邊割嫩草,不能在山裏砍小樹,不能采集鳥蛋,不能捕捉幼小的蟲、魚、獸。這是為了順應時令氣候,使各種生物得以繁殖興旺。這樣做就可以充分發揮自然的功效,使各種財物貯備富足。

士農工商各自依據所在地區的自然條件,充分發揮他們的體力和智力,早起晚睡,治理自己的產業,相互交換工作成果,滿足了各自的需要。這樣,並沒有對於民間人力和物力的額外征發,而遠近地區財物都很充足。

人們各安於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樂於從事自己的職業,雖然見到華麗和奇異的物品,因為不合於他們的習俗,也不會接受,這就好像西北地區戎族、狄族和東南吳越地區在風俗習慣上不能融合一樣。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欲望少而事情簡單,財物充足而沒有爭奪。於是統治者再用道德來引導他們,用禮製來統一他們,所以庶民就有廉恥而且講禮貌,重視仁義而輕視財利。這就是夏、商、周三代之所以能沿著正確的道路發展,不需采用嚴酷的政治而能治理國家的概要。

到周王室衰落時,禮法毀壞。魯莊公違反周禮在其父桓公廟的椽子上雕刻,把柱子染紅。魯國大夫臧文仲違反周禮,把柱頂方木刻上山形,把梁上短柱畫上水藻。魯國的世卿季氏竟在家廟用八佾奏樂舞蹈,魯國的叔孫、季孫、孟孫三家,在祭祀祖先時竟唱著《雍》這首詩來撤除祭品,這種風氣流傳到一般的士人和平民當中,大家無不背離聖王的製度,放棄本業,務農的民眾減少,經商的百姓增多,糧食不足而奢侈品有餘。

這種衰落的趨勢發展到齊桓公、晉文公之後,禮義大為破壞,上下互相冒犯,各國的政治差別很大,大夫們的風氣各不相同,追逐欲利的活動不能遏製,破壞等級製度的行為沒有止境。於是,商人販賣奇珍異貨,工匠生產沒有實用價值的器具,士人進行歪門邪道的活動,以追逐時俗之所好而取得財貨。詭詐的人違背事實詐騙取名,奸邪之民犯法害人求利,謀殺君主篡奪國家大權的人成為王公,搶奪大夫封地的人成了雄傑。禮義不能夠約束君子,刑罰殺戮不能使小民畏懼。富人用絲綢來裝飾牆壁、房屋,食肉、犬馬吃糧還有剩餘,而窮人連粗衣都穿不上,經常吃豆子喝生水。他們都是編戶平民,但因財力不同而地位有別,有人即便成為奴仆,仍然沒有怨憤。所以,玩弄權術而為非作歹的人,可以一輩子富足;遵循義理、固守正道的人卻不能免受饑寒的威脅。這種風氣是從社會上層興起的,來源於法令製度的破壞。所以,列舉這些事情,記載人世間的變化。

從前越王勾踐被吳兵圍困在會稽山上時,才任用範蠡、計然佐理國政。

計然說:“知道要打仗,就會整頓防務;知道何時使用何物,就真正懂得了東西的價值。把時間變化與貨物供求的關係搞清楚,那麽,對於各種貨物的行情就可以弄明白了。所以,天旱時就預買船隻以備澇,水災時就預辦車輛以備旱,這樣做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

越國奉行計然的政策,國家十分富裕,治理國家十年,用重金獎賞戰士,終於向吳國報了仇,洗刷了會稽被圍的恥辱。

範蠡感歎說:“計然的計策有十條,越王隻用了五條就實現了自己的誌願。既然能用來富國,我也想用來富家。”

於是,他乘著一葉扁舟,漂泊江湖,改名換姓,到齊國叫鴟夷子皮,到陶邑叫朱公。

範蠡認為陶邑處在天下的中心,與諸侯各國四通八達,交易貨物非常便利。於是治理產業,囤積居奇,隨機應變,叫人還債,運用智巧取利,債務不須追討即可收回。所以善於生財致富的人,一要能夠擇人,二要善於把握時機。

朱公在十九年裏,三次賺來千金,兩次分給了那些窮朋友和遠房兄弟。後來年老體衰,聽憑子孫們做主,子孫們都能繼承家業並有所發展,終致家財萬貫。

後世人們談論富翁時,沒有不稱譽陶朱公的。

寡婦清守業有道

巴郡的寡婦名字叫清,她的祖先發現一座丹砂礦,幾輩人一直獨享開礦的收益,家財多得不計其數。

清是個寡婦,她能守住先人家業,用金錢保護自己不受侵犯。秦始皇認為她是一位貞婦,待之以賓客之禮,特地為她建了一座女懷清台。

按照秦漢時期的製度,列侯、封君衣食租稅,每年每戶一律收稅二百錢。幹戶封君每年的收入就是二十萬錢,去見皇上、訪問諸侯和祭祀、饋贈等費用都靠這二十萬錢開支。百姓中的農夫、工匠、商賈等人,家有一萬錢,每年可得利息二千,百萬錢財的人家每年就有二十萬錢的收入,更徭、租賦都從這裏麵開支。這樣的人家,一般的衣食欲望都能得到盡可能好的滿足了。所以說,陸地養牛一百六十七頭,養羊二百五十隻,養馬五十匹,沼澤養豬二百一十口,陂塘養魚千石,山中種植成材大樹幹棵。

安邑地區家有幹棵棗樹;魯、齊國有麻桑;漢國、江陵、蜀國有千株橘樹;淮北、滎水之南,黃河、濟水之間有千棵蔌樹;燕、秦有幹株栗樹;陳、夏有幾畝漆樹;渭川有數千畝竹園;以及在郡國萬戶名城近郊有畝產一鍾的數千畝良田,或千畝茜草、梔予,或者千畦韭菜、生薑。凡是這樣的人家,都和千戶侯同樣富有。

諺語說:“窮人要想發財致富,種田不如做工,做工不如經商,繡花不如當街做買賣。”這就是說,經商是窮人發財致富的可靠途徑。

經紀人調節物價貴賤。貪心的商人,厚利滯銷,獲利十分之三;心平的商人,薄利多銷,獲利十分之五,他們的收入也可以和千戶侯相比。

任氏慧眼發橫財任氏慧眼發橫財

宣曲縣任氏的祖先,做過督道地方的倉庫管理員。

秦朝敗亡時,地方豪傑都爭著奪取金銀玉器,惟有任氏窖藏倉庫的糧食。楚漢相爭於滎陽時,農民無法耕種,糧價漲到每石一萬錢,結果豪傑的金玉全都到了任氏手中。任氏因此發財致富。

富人竟相奢侈,而任氏卻不擺有錢人的架子儉樸度日,大力經營農田畜牧。人們爭購便宜貨,任氏卻偏愛買價貴質高的東西。他家富有延續了好幾代。因此,任家成為鄉裏的表率,所以他富有並得到皇上的尊重。

國家開拓邊塞地區時,隻有橋桃得以達到有牛兩千頭,羊萬隻,馬幹匹,粟以萬鍾計算。

吳楚七國叛亂時,長安城中的列侯封君要跟隨大軍出關作戰,向放債人家借高利貸錢以供旅途使用。高利貸者認為他們的食邑封國都在關東地區,關東的戰事勝負未定,都不肯借。惟有無鹽氏拿出千金貸給他們,收取十倍的利息。

過了三個月,吳楚七國叛亂被平息。一年之中,無鹽氏就獲得了十倍的利息,因此而成為關中的富豪。

關中地區的富豪大賈,大都是姓田的豪族,以田蘭、田嗇最為富有。韋家栗氏和安陵杜氏也是家財萬貫。

前麵這些富有者衰落以後,從成帝、元帝到王莽時期,京師長安的豪富人家有杜陵縣的樊嘉、茂陵縣的摯綱、平陵縣的苴氏、長安、如氏縣賣丹的王君房,賣豆豉的樊少翁、王孫大卿,都是天下富有資財的人家。樊嘉有錢五千萬,其他人的財產都上億萬。王孫卿拿錢財供養士人,與雄才俊傑交往,王莽任命他為京司市師,就是西漢的東市令。

上述這些人都是非常著名而特別突出的富翁。至於其他郡國的富人兼業專利,並通過賄賂而顯赫於鄉裏的,多得不可勝數。因此,秦楊因為有大片田地而富甲一州;質氏靠磨刀發家,列鼎而食;濁氏靠賣肉幹起家,侍從的車騎前呼後擁;翁伯以販賣動物油而成為縣邑的首戶;張裏憑借醫馬致富,擊鍾而食;張氏靠賣醬發財,生活奢侈,超過製度的規定;他們的生活都超越了等級製度的規定,但他們通常還都是固守自己的事業,一點點地積累盈利,逐漸發家致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