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知思想的變遷和所以變遷的原因了，哲學史的責任還沒有完，還須要使學者知道各家學說的價值：這便叫做評判。但是我說的評判，並不是把做哲學史的人自己的眼光。來批評古人的是非得失。那種“主觀的”評判，沒有什麽大用處。如今所說，乃是“客觀的”評判。這種評判法，要把每一家學說所發生的效果表示出來。這些效果的價值，便是那種學說的價值。這些效果大概可分為三種：
（甲）要看一家學說在同時的思想和後來的思想上發生何種影響。
（乙）要看一家學說在風俗政治上發生何種影響。
（丙）要看一家學說的結果可造出什麽樣的人格來。
例如古代的“命定主義”，說得最痛切的，莫如莊子。莊子把天道看作無所不在無所不包，故說：“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因此他有“乘化以待盡”的學說。這種學說，在當時遇著荀子，便發生一種反動力。荀子說“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所以荀子的《天論》極力主張征服天行，以利人事。但是後來莊子這種學說的影響，養成一種樂天安命的思想，牢不可破。在社會上，好的效果，便是一種達觀主義；不好的效果，便是懶惰不肯進取的心理。造成的人才，好的便是陶淵明、蘇東坡；不好的便是劉伶一類達觀的廢物了。
（《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