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線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如王充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有了很有力的無鬼之論；而一千八百年來，信有鬼論者何其多也！如荀卿已說“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而西漢的儒家大師斤斤爭說災異，舉世風靡，不以為妄。又如《詩經》的小序，經宋儒的攻擊，久已失其信用；而幾百年後的清朝經學大師又都信奉毛傳及序，不複懷疑。這種史事，以思想線索來看，豈不都是奇事？說的更大一點，中國古代的先秦思想已達到很開明的境界，而西漢一代忽然又陷入幼稚迷信的狀態；希臘的思想已達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中古的歐洲忽然又長期陷入黑暗的狀態；印度佛教也達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大乘的末流居然淪入很黑暗的迷霧裏。我們不可以用後來的幼稚來懷疑古代的高明，也不可以用古代的高明來懷疑後世的墮落。
（《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46]）
同一個時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謹與豪放的不同，還有地方環境（如方言
之類）的不同，決不能由我們單憑個人所見材料，懸想某一個時代的文體是應該怎樣的。同時記蘇格拉底的死，而柏拉圖記的何等生動細致，齊諾芬（Xenophon）記的何等樸素簡拙！我們不能拿柏拉圖來疑齊諾芬，也不能拿齊諾芬來疑柏拉圖。
（《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
懷疑的態度是值得提倡的。但在證據不充分時肯展緩判斷（Suspension of judgement）的氣度是更值得提倡的。
（《評論近人考據〈老子〉年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