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元纂輯《經籍纂詁》，更把一切古訓詁都搜集排列，看作有同等的參考作用。搜集古訓詁來作治古書的根據，這是清儒的一個基本方法。迷信《說文》固是可笑；但輕視古訓詁而空談義理，更是可笑了。方東樹最愛談義理，但他自己實在不曾明白他所謂“義理”是什麽東西。義理應該分兩層說：一是古經的意義，一是後人的見解。清代學者略有點曆史的眼光，故能指出宋儒用主觀見解來說古經的毛病。我們也應該認清楚：治古書是要依據古訓詁的，古訓詁有不完全之處，我們應該用精密的歸納比較，求出古書的意義。我們不可認後人的主觀見解為古書的義理。方東樹的根本毛病即在於誤認宋儒的義理為“直與孔曾思孟無二”。這種完全缺乏曆史眼光的成見是不配批評清儒的方法的。
（《戴東原的哲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