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方法論，最重要的是“致知在格物”五個字。程子、朱子一派的解說是：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子補大學》第五章）
這一種“格物”說便是程、朱一派的方法論。這裏麵有幾點很可注意。（1）他們把“格”字作“至”字解，朱子用的“即”字，也是“到”的意思。“即物而窮其理”，是自己去到事物上尋出物的道理來。這便是歸納的精神。（2）“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是很偉大的希望。科學的目的，也不過如此。小程子也說：“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倘宋代的學者真能抱著這個目的做去，也許做出一些科學的成績。
但是這種方法何以沒有科學的成績呢？這也有種種原因。（1）科學的工具器械不夠用。（2）沒有科學應用的需要。科學雖不專為實用，但實用是科學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小程子臨死時說，“道著用，便不是”，這種絕對非功用說，如何能使科學有發達的動機？（3）他們既不講實用，又不能有純粹的愛真理的態度。他們口說“致知”，但他們所希望的，並不是這個物的理和那個物的理，乃是一種最後的絕對真理。小程子說：“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又說：“自一身之中，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自然豁然有覺悟處。”朱子上文說的“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這都可證宋儒雖然說“今日格一事，明日格一事”，但他們的目的並不在今日明日格的這一事。他們所希望的是那“一旦豁然貫通”的絕對的智慧。這是科學的反麵。科學所求的知識正是這物那物的道理，並不妄想那最後的無上智慧。丟了具體的物理，去求那“一旦豁然貫通”的大徹大悟，決沒有科學。
再論這方法本身也有一個大缺點。科學方法的兩個重要部分，一是假設，一是實驗。沒有假設，便用不著實驗。宋儒講格物全不注重假設。如小程子說：“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動。”天下那有“不役其知”的格物？這是受了《樂記》和《淮南子》所說“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那種知識論的毒。“不役其知”的格物，是完全被動的觀察，沒有假設的解釋，也不用實驗的證明。這種格物如何能有科學的發明？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