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戴東原曾指出，宋、明理學的影響養成一班愚陋無用的理學先生，高談天理人欲之辨，自以為體認得天理，其實隻是意見；自以為意見不出於自私自利便是天理，其實隻是剛愎自用的我見。理是客觀的事物的條理，須用虛心的態度和精密的方法，方才尋得出。不但科學家如此，偵探訪案，老吏折獄，都是一樣的。古來的“清官”，如包拯之流，所以能永久傳誦人口，並不是因為他們清廉不要錢，乃是因為他們的頭腦子清楚明白，能細心考查事實，能判斷獄訟，替百姓伸冤理枉。如果“清官”隻靠清廉，國家何不塑幾個泥像，雕幾個木偶，豈不更能絕對不要錢嗎？一班迂腐的官吏自信不要錢便可以對上帝、質鬼神了，完全不講求那些搜求證據、研究事實、判斷是非的法子與手段，完全信任他們自己的意見，武斷事情，固執成見，所以“小則殺人，大則誤國”。
（《〈老殘遊記〉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