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三百年的古學的研究，在今日估計起來，實在還有許多缺點。三百年的第一流學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這一方麵，而究竟還隻有這一點點結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缺點的緣故。那些缺點，分開來說，也有三層：
（一）研究的範圍太狹窄了。這三百年的古學，雖然也有整治史書的，雖然也有研究子書的，但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隻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古韻的研究，古詞典的研究，古書舊注的研究，子書的研究，都不是為這些材料的本身價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學都隻是經學的丫頭！內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韻學之自成一種專門學問，如子書的研究之漸漸脫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但學者的聰明才力被幾部經書籠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諱的事實。
況且在這個狹小的範圍裏，還有許多更狹小的門戶界限。有漢學和宋學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於治一部《詩經》還要舍棄東漢的鄭箋而專取西漢的毛傳。專攻本是學術進步的一個條件；但清儒狹小研究的範圍，卻不是沒有成見的分工。他們脫不了“儒書一尊”的成見，故用全力治經學，而隻用餘力去治他書。他們又脫不了“漢儒去古未遠”的成見，故迷信漢人，而排除晚代的學者。他們不知道材料固是越古越可信，而見解則後人往往勝過前人；所以他們力排鄭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鄭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獨立的見解了；但他們打倒了東漢，隻落得回到西漢的圈子裏去。
研究的範圍的狹小是清代學術所以不能大發展的一個絕大原因。三五部古書，無論怎樣絞來擠去，隻有那點精華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過了魏晉人的“道家易”，卻回到兩漢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詩》《書》《春秋》《三禮》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終不曾跳出這個狹小的圈子外去！
（二）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學問的進步有兩個重要方麵：一是材料的積聚與剖解；一是材料的組織與貫通。前者須靠精勤的功力，後者全靠綜合的理解。清儒有鑒於宋明學者專靠理解的危險，所以努力做樸實的功力而力避主觀的見解。這三百年之中幾乎隻有經師，而無思想家；隻有校史者，而無史家；隻有校注，而無著作。這三句話雖然很重，但我們試除去戴震、章學誠、崔述幾個人，就不能不承認這三句話的真實了。
古人說：“鴛鴦繡取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單把繡成的鴛鴦給人看，而不肯把金針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學繡鴛鴦的；多數人隻愛看鴛鴦，而不想自己動手去學繡。清朝的學者隻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始終不肯繡鴛鴦。所以他們盡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乎全不發生影響。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宋學，然而全國的學校裏讀的書仍舊是朱熹的《四書集注》《詩集傳》《易本義》等書。他們自以為打倒了偽《古文尚書》，然而全國村學堂裏的學究仍舊繼續用蔡沈的《書集傳》。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經解》，仍舊不能替換朱熹一個人的幾部啟蒙的小書，這也可見單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敗了。
（三）缺乏參考比較的材料。我們試問，這三百年的學者何以這樣缺乏理解呢？我們推求這種現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層缺點——研究的範圍的過於狹小。宋明的理學家所以富於理解，全因為六朝唐以後佛家與道士的學說彌漫空氣中，宋明的理學家全都受了他們的影響，用他們的學說作一種參考比較的資料。宋明的理學家，有了這種比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個近視眼的人戴了近視眼鏡一樣：從前看不見的，現在都看見了；從前不明白的，現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學》，漢魏的人不很注意它，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它，把它從《禮記》裏抬出來，尊為四書之一，推為“初學入德之門”。《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書的眼鏡，望著《大學》《中庸》，便覺得“明明德”“誠”“正心誠意”“率性之謂道”等等話頭都有哲學的意義了。清朝的學者深知戴眼鏡的流弊，決意不配眼鏡；卻不知道近視者不戴眼鏡，同瞎子相差有限。說《詩》的回到《詩序》，說《易》的回到“方士《易》”，說《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謂“陋”之至了；然而我們試想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這步田地，可不是因為他們沒有高明的參考資料嗎？他們排斥“異端”；他們得著一部《一切經音義》，隻認得他有保存古韻書古詞典的用處；他們拿著一部子書，也隻認得他有旁證經文古義的功用。他們隻向那幾部儒書裏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隻有旁搜博采，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
以上指出的這三百年的古學研究的缺點，不過是隨便挑出了幾樁重要的。我們的意思並不要菲薄這三百年的成績；我們隻想指出他們的成績所以不過如此的原因。前人上了當，後人應該學點乖。我們借鑒於前輩學者的成功與失敗，然後可以決定我們現在和將來研究國學的方針。
（《國學季刊》發刊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