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一日，我在北平廣播一次，題目是“眼前世界文化的趨向”。我說：幾百年來世界交通便利的結果，文化漸漸趨向混同一致。在那個自然趨勢裏，我們可以看出三個共同的大目標：第一是用科學的成果來增進人生的幸福，第二是用社會化的經濟製度來提高人類的生活程度，第三是用民主自由的政治製度來造成自由獨立的人格。
這本是很平常的看法，可是也引起了一些批評與抗議。多數的抗議都是對於我說的第三點。我在廣播裏曾說：
“我是學曆史的人，從曆史上來看世界文化的趨向，那民主自由的趨向是三四百年來的一個最大的目標，一個最明白的方向。最近三十年來反自由，反民主集體專製的潮流，在我個人看來，不過是一個小小波折，一個小小的逆流。我們可以不必因為中間起了這一個三十年的逆流，就懷疑或抹煞那三四百年的民主自由的大潮流，大方向。”
這幾句話引起了幾位聽者的抗議。有一位聽者來信說：
“曆史的潮流並不是固定在走的那個方向，若說曆史隻有一個潮流，而且這個潮流一定獲勝，那就未免太過於簡單，過於樂觀了。”
又有人說：
“世界分成兩個壁壘，倒未嚐不是可以樂觀的。假如世界成了清一色的文化，無論怎麽說也是不好的。若說這一個是大潮流，那一個小波折，那是看得過於單純，也有點偏袒了。”
我很歡喜這些批評，因為他們給我一個解釋說明的機會。我並不否認我“偏袒”那個自由民主的潮流，這是我的基本立場，我從來不諱飾，更不否認，這個基本立場，也許值得申說一遍。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