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八年前，我最後一次會見我的母校康耐兒大學的史學大師布爾先生（George Lincoln Burr）。我們談到英國史學大師阿克頓（Lord Acton）一生準備要著作一部《自由之史》，沒有寫成他就死了。布爾先生那天談話很多，有一句話我至今沒有忘記。他說，“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tolerance）比自由更重要。”
布爾先生死了十多年了，他這句話我越想越覺得是一句不可磨滅的格言。我自己也有“年紀越大，越覺得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的感想。有時我竟覺得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容忍與自由（一）》[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