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出版的《自由中國》創刊十周年紀念的特刊中，毛子水先生寫了一篇《〈自由中國〉十周年感言》。他在那篇文章中又提到一部世界上最有名的書，就是出版了一百年的穆勒的《自由論》（On Liberty）；從前嚴又陵先生翻譯為《群己權界論》。毛先生說：這本書，到現在還沒有一本白話文的中譯本。嚴又陵先生翻譯的《群已權界論》，到現在已有五六十年；可惜當時國人很少喜歡“真學問”的，所以並沒有什麽大影響。毛先生認為主持政治的人和主持言論的人，都不可以不讀這部書。穆勒在該書中指出，言論自由為一切自由的根本。同時穆勒又以為，我們大家都得承認我們認為“真理”的，我們認為“是”的，我們認為“最好”的，不一定就是那樣的。這是穆勒在那本書的第二章中最精采的意思。凡宗教所提倡的教條，社會上所崇尚的道德，政府所謂對的東西，可能是錯的，是沒有價值的。你要去壓迫和毀滅的東西，可能是真理。假如是真理，你把它毀滅掉，不許它發表，不許它出現，豈不可惜！萬一你要打倒的東西，不是真理，而是錯誤：但在錯誤當中，也許有百分之幾的真理，你把它完全毀滅掉，不許它發表，那幾分真理也一同被毀滅掉了。這不也是可惜的嗎？再有一點：主持政府的人，主持宗教的人總以為他們的信仰，他們的主張完全是對的；批評他們或反對他們的人
是錯的。盡管他們所想的是對的，他們也不應該不允許人家自由發表言論。為什麽呢？因為如果教會或政府所相信的是真理，但不讓人家來討論或批評它，結果這個真理就變成了一種成見，一種教條。久而久之，因為大家都不知道當初立法或倡教的精神和用意所在，這種教條，這種成見，便慢慢趨於腐爛。總而言之，言論所以必須有自由，最基本的理由是：可能我們自己的信仰是錯誤的；我們所認為真理的，可能不完全是真理，可能是錯的。這就是剛才我說的，在七八百年以前，我們的一位大學者呂伯恭先生所提出來的觀念；就是“理未易明”。“理”不是這樣容易弄得明白的！毛子水先生說，這是胡適之所講“容忍”的哲學背景。現在我公開的說，毛先生的解釋是很對的。同時我受到穆勒大著《自由論》的影響很大。我頗希望在座有研究有興趣的朋友，把這部大書譯成白話的、加注解的中文本，以饗我們主持政治和主持言論的人士。
在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容忍與自由》一文所寫的一篇《讀後》裏，他也讚成我的意見。他說如果沒有“容忍”，如果說我的主張都是對的，不會錯的，結果就不會允許別人有言論自由。我曾在《容忍與自由》一文中舉一個例子；殷先生也舉了一個例子。我的例子，講到歐洲的宗教革命。歐洲的宗教革命完全是為了爭取宗教信仰自由。但我在那篇文章中指出，等到主持宗教革命的那些誌士獲得勝利以後，他們就慢慢的走到不容忍的路上去。從前他們爭取自由；現在他們自由爭取到了，就不允許別人爭取自由。我舉例說，當時領導宗教革命的約翰高爾文（John Calvin）掌握了宗教大權，就壓迫新的批評宗教的言論。後來甚至於把一個提倡新的宗教思想的學者塞維圖斯（Servetus）用鐵鏈鎖在木樁上，堆起柴來慢慢燒死。這是一個很慘的故事。因為約翰高爾文他相信自己思想不會錯，他的思想是代表上帝；他把反對他的人拿來活活的燒死是替天行道。殷海光先生所舉的例也很慘。在法國革命之初，大家都主張自由；凡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宗教自由，言論出版自由，都明定在人權宣言中。但革命還沒有完全成功，那時就起來了一位羅伯斯比爾（Robespierre）。他在爭到政權以後，就完全用不容忍的態度對付反對他的人，尤其是對許多舊日的皇族。他把他們送到斷頭台上處死。僅巴黎一地，上斷頭台的即有二千五百人之多，形成法國大革命期間的恐怖統治。這一班當年主張自由的人，一朝當權，就反過來摧殘自由，把主張自由的人燒死了，殺死了。推究其根源，還是因為沒有“容忍”。他認為我不會錯；你的主張和我的不一樣，當然是你錯了。我才是代表真理的。你反對我，便是反對真理：當然該死。這就是不容忍。
（《容忍與自由（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