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引言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今年我感覺到很困難，因為當初我接受錢校長與劉院長的電報到台大和師院作學術講演，我想總是在小屋子裏麵，隻有二三十人，頂多一百人，可以有問有答；在小規模的講堂裏麵，還可以有黑板寫寫字，這樣子才可以作一種學術講演。今天來到這麽一個廣場裏麵作學術講演，的確是生平第一次，一定有許多話給先生們聽了覺得太淺，同學們又覺得沒有黑板寫下來，不容易知道。我的南腔北調的官話依然咬不清楚，一定使大家很失望，所以先要道歉！
當時我收到錢校長與劉院長的電報，我想了幾天，我以為他們兩位另外有一封詳細的信告訴我：
是兩個學校分開還是合起來講？是小講堂還是大講堂？當時的確沒有想到在廣場講演。等了兩個星期，他們沒有信來，我自動打電報給他們兩位；我提出兩個題目：在台大講“治學方法”，在師院講“杜威哲學”。
杜威先生是我的老師，活了九十多歲，今年才過世。我們一般學生覺得，在“自由中國”應該有一個機會紀念他，所以杜威哲學這個題目，是當作一個紀念性。
今天講治學的方法，其實也是帶紀念性的。我感覺到台大的故校長——傅斯年先生，他是一個最能幹、最能夠領導一個學校、最能夠辦事的人。他辦過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他也在我之先代理過北大校長一年；不是經過那一年，我簡直沒有辦法。後來做台大校長，替台大定下很好的基礎。他這個人，不但是國家的一個人才，也是世界上很少見的一個多方麵的天才，他的記憶力之強更是少有的。普通記憶力強的人往往不能思想；傅先生記憶力強，而且思考力非常敏銳，這種兼有記憶力與思考力的人，是世界上少見的。同時，能夠做學問的人不見得能夠辦事，像我這樣子，有時候可以在學問上做一點工作，但是碰到辦事就很不行。錢校長說我當北大校長，還可以做研究的工作，不是別的，隻因為我不會辦事。我做校長，完全是無為而治；一切事都請院長、教務長、訓導長去辦，我從來不過問學校的事；自己關起門來做學問。傅先生能夠做學問而又富有偉大的辦事能力；像這種治學方法同辦事能力合在一塊，更是世界上少見的。因為傅先生同我是多年的同事，多年的朋友；同時在做學問這一條路上，我們又是多年的同誌。所以我今天在台大來講治學方法，也可以說是紀念這個偉大而可惜過去得太早的朋友。
我到台大來講治學的方法，的確是很膽怯；因為我在國內教育界服務幾十年，我可以告訴台大的同學們：現在台大文史的部門，就是從前在大陸沒有“淪陷”的時候也沒有看見過有這樣集中的人才；
在曆史、語言、考古方麵，傅先生把曆史語言研究所的人才都帶到這裏來，同台大原有的人才，和這幾年來陸續從大陸來的人才連在一塊，可以說是中國幾十年來辦大學空前的文史學風。我很希望，不但在文學院曆史學係、語言學係、考古學係的同學們要了解台大文史人才的集中是大陸“淪陷”以前從來沒有過的情形，更希望台大各院各係的同學都能夠明了，都能夠寶貴這個機會，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就是學醫、學農、學工、學法律、學社會科學的，都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打聽這許多文史方麵領袖的人才是怎樣講學，怎樣研究，怎樣在學問方麵做工作。我不是借這個機會替台大做義務廣告，我實在覺得這樣的機會是很可寶貴的，所以希望諸位能夠同我一樣了解台大現在在文史方麵的領導地位。
我看到講台前有許多位文史方麵的老朋友們，我真是膽怯，因為我不是講天文學、地質學、物理、化學，是在文史方麵講治學方法。在諸位先生麵前講這個題目真是班門弄斧了。
我預備講三次：第一次講治學方法的引論，第二次講方法的自覺，第三次講方法與材料的關係。
今天我想隨便談談治學的方法。我個人的看法，無論什麽科學——天文、地質、物理、化學等等——分析起來，都隻有一個治學方法，就是做研究的方法。什麽是做研究呢？就是說，凡是要去研究一個問題，都是因為有困難問題發生，要等我們去解決它；所以做研究的時候，不是懸空的研究。
所有的學問，研究的動機和目標是一樣的。研究的動機，總是因為發生困難，有一個問題，從前沒有看到，現在看到了；從前覺得沒有解決的必要，現在覺得有解決的必要的。凡是做學問，做研究，真正的動機都是求某種問題某種困難的解決；所以動機是困難，而目的是解決困難。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說法，凡是有做學問做研究經驗的人，都承認這個說法。真正說起來，做學問就是研究；研究就是求得問題的解決。所有的學問，做研究的動機是一樣的，目標是一樣的，所以方法也是一樣的。不但是現在如此；我們研究西方的科學思想，科學發展的曆史，再看看中國二千五百年來凡是合於科學方法的種種思想家的曆史，知道古今中外凡是在做學問做研究上有成績的人，他的方法都是一樣的。古今中外治學的方法是一樣的。為什麽是一樣呢？就是因為做學問做研究的動機和目標是一樣的。從一個動機到一個目標，從發現困難到解決困難，當中有一個過程，就是所謂方法。從發現困難那一天起，到解決困難為止，當中這一個過程，可能很長，也可能很短。有的時候要幾十年，幾百年才能夠解決一個問題；有的時候隻要一個鍾頭就可以解決一個問題。這個過程就是方法。
剛才我說方法是一樣的，方法是甚麽呢？我曾經有許多時候，想用文字把方法做成一個公式、一個口號、一個標語，把方法扼要地說出來；但是從來沒有一個滿意的表現方式。現在我想起我二三十年來關於方法的文章裏麵，有兩句話也許可以算是講治學方法的一種很簡單扼要的話。
那兩句話就是：“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要大膽的提出假設，但這種假設還得想法子證明。
所以小心的求證，要想法子證實假設或者否證假設，比大膽的假設還重要。這十個字是我二三十年來見之於文字，常常在嘴裏向青年朋友們說的。有的時候在我自己的班上，我總希望我的學生們能夠了解。今天講治學方法引論，可以說就是要說明什麽叫做假設；什麽叫作大膽的假設；怎麽樣證明或者否證假設。
剛才我說過，治學的辦法，做研究的方法，都是基於一個困難。無論是化學、地質學、生物學、社會科學上的一個問題，都是一個困難。當困難出來的時候，本於個人的知識、學問，就不知不覺的提出假設，假定有某幾種可以解決的方案。比方諸位在台灣這幾年看見雜誌上有討論《紅樓夢》的文章，就是所謂紅學。到底《紅樓夢》有什麽可以研究呢？《紅樓夢》發生了什麽問題呢？普通人看《紅樓夢》裏麵的人物，都是不發生問題的，但是有某些讀者卻感覺到《紅樓夢》發生了問題：《紅樓夢》究竟是什麽意思？當時寫賈寶玉、林黛玉這些人的故事有沒有背景？有沒有“微言大義”。在裏麵？
寫了一部七八十萬字的書來講賈家的故事，講一個紈袴子弟賈寶玉同許多漂亮的丫頭、漂亮的姊妹親戚們的事情，有什麽意義沒有？這是一個問題。怎麽樣解決這個問題呢？當然你有一個假設，他也有一個假設。
在二三十年前，我寫《紅樓夢考證》的時候，有許多關於《紅樓夢》引起的問題的假設的解決方案。有一種是說《紅樓夢》含有種族思想，書中的人物都是影射當時滿州的官員，林黛玉是暗指康熙時候曆史上一個有名的男人；薛寶釵、王鳳姐和那些丫頭們都是暗指曆史上的人物。還有一種假設說賈寶玉是指一個滿洲宰相明珠的兒子叫做納蘭性德——他是一個了不起的天才很高的文學家——那些丫頭、姐妹親戚們都是代表宰相明珠家裏的一班文人清客；把書中漂亮的小姐們如林黛玉、薛寶釵、王鳳姐、史湘雲等人都改裝過來化女為男。我認為這是很不可能，也不需要化妝變性的說法。
後來我也提出一個假設。我的假設是很平常的。《紅樓夢》這本書，從頭一回起，作者就說這是我的自傳，是我親自所看見的事體。我的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作者的自傳，是寫他親自看見的家庭。賈寶玉就是曹雪芹；《紅樓夢》就是寫曹家的曆史。曹雪芹是什麽人呢？他的父親叫曹頫，他的祖父叫做曹寅；一家三代四個人做江寧織造，做了差不多五十年。所謂寧國府、榮國府，不是別的，就是指他們祖父、父親、兩個兒子，三代四個人把持五十多年的江寧織造的故事。書中說到，“皇帝南巡的時候，我們家裏接駕四次。”如果在普通人家，招待皇帝四次是可能傾家**產的；這些事在當時是值得一吹的。所以，曹雪芹雖然將真事隱去，仍然舍不得要吹一吹。曹雪芹後來傾家**產做了乞丐，成了叫花子的時候，還是讀書喝酒，跟書中的賈寶玉一樣。這是一個假設；我舉出來作一個例子。
要解決“《紅樓夢》有什麽用意”這個問題，當然就有許多假設。提出問題求解決，是很好的事情；但先要看這些假設是否能夠得到證明。凡是解決一個困難的時候，一定要有證明。我們看這些假設，有的說這本書是罵滿洲人的；是滿洲人統治中國的時候，漢人含有民族隱痛，寫出來罵滿洲人的。
有的說是寫一個當時的大戶人家，宰相明珠家中天才兒子納蘭性德的事。有的說是寫康熙一朝的政治人物。而我的假設呢？我認為這部書不是談種族的仇恨，也不是講康熙時候的事。都不是的！從事實上照極平常的做學問的方法，我提出一個很平常的假設，就是《紅樓夢》這本書的作者在開頭時說的，他是在說老實話，把他所看見的可愛的女孩子們描寫出來；所以書中描寫的人物可以把個性充分表現出來。方才所說的“大膽的假設”，就是這種假設。我恐怕我所提出的假設隻夠得上小膽的假設罷了！
凡是做學問，不特是文史方麵的，都應當這樣。譬如在化學實驗室做定性分析，先是給你一盒東西，對於這盒東西你先要做幾個假設，假設某種顏色的東西是什麽，然後再到火上燒燒，看看試驗管發生了什麽變化：這都是問題。這與《紅樓夢》的解釋一樣的有問題；做學問的方法是一樣的。我們的經驗，我們的學問，是給我們一點知識以供我們提出各種假設的。所以“大膽的假設”就是人人可以提出的假設。因為人人的學問，人人的知識不同，我們當然要容許他們提出各種各樣的假設。一切知識，一切學問是幹什麽用的呢？為什麽你們在學校的這幾年中有許多必修與選修的學科？都是給你們用；就是使你在某種問題發生的時候，腦背後就這邊湧上一個假設，那邊湧上一個假設。做學問，上課，一切求知識的事情，一切經驗——從小到現在的經驗，所有學校裏的功課與課外的學問，為的都是供給你種種假設的來源，使你在問題發生時有假設的材料。如果遇上一個問題，手足無措，那就是學問、知識、經驗，不能應用，所以看到一個問題發生，就沒有法子解決。這就是學問知識裏麵不能夠供給你一些活的材料，以為你做解決問題的假設之用。
單是假設是不夠的，因為假設可以有許多。譬如《紅樓夢》這一部小說，就引起了這麽多假設。
所以第二步就是我所謂“小心的求證”。在真正求證之先，假設一定要仔細選擇選擇。這許多假設，就是假定的解決方法，看哪一個假定的解決方法是比較近情理一點，比較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那個開始發生的那個困難問題。譬如《紅樓夢》是講的什麽？有什麽意思沒有？有這麽多的假定的解釋來了，在挑選的時候先要看哪一個假定的解釋比較能幫助你解決問題，然後說：對於這一個問題，我認為我的假設是比較能夠滿意解決的。譬如我的關於《紅樓夢》的假設，曹雪芹寫的是曹家的傳記，是曹雪芹所看見的事實。賈母就是曹母，賈母以下的丫頭們也都是他所看見的真實人物。當然名字是改了，姓也改了。但是我提出這一個假設，就是說《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最要緊的是要求證。我能夠證實它，我的假設才站得住；不能證實，它就站不住。求證就是要看你自己所提出的事實是不是可以幫助你解決那個問題。要知道《紅樓夢》在講什麽，就要做《紅樓夢》的考證。現在我可以跟諸位做一個坦白的自白。我在做《紅樓夢考證》那三十年中，曾經寫了十幾篇關於小說的考證，如《水滸傳》《儒林外史》《三國演義》《西遊記》《老殘遊記》《三俠五義》等書的考證。而我費了最大力量的，是一部講怕老婆的故事的書，叫做《醒世姻緣》，約有一百萬字。我整整花了五年工夫，做了五萬字的考證。也許有人要問，胡適這個人是不是發了瘋呢？天下可做的學問很多，而且是學農的，為什麽不做一點物理、化學有關科學方麵的學問呢？為什麽花多少年的工夫來考證《紅樓夢》、《醒世姻緣》呢？我現在做一個坦白的自白，就是：我想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來提倡一種科學的治學方法。我所有的小說考證，都是用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關漏稅的方法，來講做學問的方法的。譬如講《紅樓夢》，至少我對於研究《紅樓夢》問題，我對它的態度的謹嚴，自己批評的嚴格，方法的自覺，同我考據研究《水經注》是一樣的。我對於小說材料，看做同化學問題的藥品材料一樣，都是材料。我拿《水滸傳》《醒世姻緣》《水經注》等書做學問的材料。拿一種人人都知道的材料用偷關漏稅的方法，要人家不自覺的養成一種“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方法。
假設是人人可以提的。譬如有人提出駭人聽聞的假設也無妨。假說是愈大膽愈好。但是提出一個假設，要想法子證實它。因此我們有了大膽假設以後，還不要忘了小心的求證。比如我考證《紅樓夢》的時候，我得到許多朋友的幫助，我找到許多材料。我已經印出的本子，是已經改了多少次的本子。
我先要考出曹雪芹於《紅樓夢》以外有沒有其他著作？他的朋友和同他同時代的人有沒有什麽關於他的著作？他的父親、叔父們有沒有什麽關於他的記載？關於他一家四代五個人，尤其是關於他的祖父曹寅，有多少材料可以知道他那時候的地位？家裏有多少錢，多麽闊？是不是真正能夠招待皇帝到四次？我把這些有關的證據都想法找了來，加以詳密的分析，結果才得到一個比較認為滿意的假設，認定曹雪芹寫《紅樓夢》，並不是什麽微言大義；隻是一部平淡無奇的自傳——曹家的曆史。我得到這一家四代五個人的曆史，就可以幫助說明。當然，我的假設並不是說就完全正確；但至少可以在這裏證明“小心求證”這個功夫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再舉一個例來說明。方才我說的先是發生問題，然後是解決問題。要真正證明一個東西，才做研究。要假設一個比較最能滿意的假設，來解決當初引起的問題。譬如方才說的《紅樓夢》，是比較複雜的。但是我認為經過這一番的研究，經過這一番材料的收集，經過這一番把普通人不知道的材料用有係統的方法來表現出來，敘述出來，我認為我這個假設在許多假設當中，比較最能滿意的解答“《紅樓夢》說的是什麽？有什麽意思？”
方才我提到一部小說，恐怕是諸位沒有看過的，叫做《醒世姻緣》，差不多有一百萬字，比《紅樓夢》還長，可以說是中國舊小說中最長的。這部書講一個怕老婆的故事。他討了一個最可怕的太太。
這位太太用種種方法打丈夫的父母朋友。她對於丈夫，甚至於一看見就生氣；不但是打，有一次用熨鬥裏的紅炭從她丈夫的官服圓領口倒了進去，幾乎把他燒死；有一次用洗衣的棒槌打了他六百下，也幾乎打死他。把這樣一個怕老婆的故事敘述了一百萬字以上，結果還是沒有辦法解脫。為什麽呢？說這是前世的姻緣。書中一小半，差不多有五分之一是寫前世的事。後半部是講第二世的故事。在前世被虐待的人，是這世的虐待者。婚姻問題是前世的姻緣，沒有法子解脫的。想解脫也解脫不了。結果隻能念經做好事。在現代摩登時代的眼光看，這是一個很迷信的故事。但是這部書是了不得的。用一種山東淄川的土話描寫當時的人物是有一種詼諧的風趣的；描寫荒年的情形更是曆曆如繪。這可以說是世界上一部偉大的小說。我就提倡把這部書用新的標點符號標點出來，同書局商量翻印。寫這本書的人是匿名，叫西周生。西周生究竟是什麽人呢？於是我做了一個大膽的假設；這個假設可以說是大膽的。（方才說的，我對於《紅樓夢》的假設，可以說是小膽的假設。）我認為這部書就是《聊齋誌異》的作者蒲鬆齡寫的。我這個假設有什麽證據呢？為什麽引起我作這種假設呢？這個假設從哪裏來的呢？平常的經驗、知識、學問，都是給我們假設用的。我的證據是在《聊齋誌異》上一篇題名《江城》的小說。這個故事的內容結構與《醒世姻緣》一樣。不過《江城》是一個文言的短篇小說；《醒世姻緣》是白話的長篇小說。《醒世姻緣》所描寫的男主角所以怕老婆，是因為他前世曾經殺過一個仙狐，下一世仙狐就轉變為一個女人做他的太太，變得凶狠可怕。《聊齋誌異》裏麵的短篇《江城》所描寫的，也是因為男主角殺過一個長生鼠，長生鼠也就轉世變為女人來做他的太太，以報複前世的冤仇。這兩個故事的結構太一樣了，又同時出在山東淄川，所以我就假設西周生就是蒲鬆齡。我又用語言學的方法，把書裏麵許多方言找出來。運氣很好，正巧那幾年國內發現了蒲鬆齡的幾部白話戲曲，尤其是長篇的戲曲，當中有一篇是將《江城》的故事編寫成為白話戲曲的。我將這部戲曲裏的方言找出來，和《醒世姻緣》裏麵的方言詳細比較，有許多特別的字集成為一個字典，最後就證明《醒世姻緣》和《江城》的白話戲曲的作者是同一個小區域裏的人。再用別的方法來證明那個時代的荒年；後來從曆史的記載裏得到同樣的結論。考證完了以後，就有書店來商量印行，並排好了版。我因為想更確實一點，要書局等一等；一等就等了五年。到了第五年才印出來。當時傅先生很高興——因為他是作者的同鄉，都是山東人。我舉這一個例，就是說明要大膽的假設，而單隻假設還是不夠的。後來我有一個在廣西桂縣的學生來了封信，告訴我說，這個話不但你說，從前已經有人說過了。乾隆時代的鮑廷博，他說留仙（蒲鬆齡）除了《聊齋誌異》以外，還有一部《醒世姻緣》。因鮑廷博是刻書的，曾刻行《聊齋誌異》。他說的話值得注意。我經過幾年的間接證明，現在至少有個直接的方法幫助我證明了。
我所以舉這些例，把這些小說當成待解決的問題看，目的不過是要拿這些人人都知道的材料，來灌輸介紹一種做學問的方法。這個方法的要點，就是方才我說的兩句話：“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
如果一個有知識、有學問、有經驗的人遇到一個問題，當然要提出假設，假定的解決方法。最要緊的是還要經過一番小心的證實，或者否證它。如果你認為證據不充分，就寧肯懸而不決，不去下判斷，再去找材料。所以小心的求證很重要。
時間很短促，最後我要引用台大故校長傅先生的一句口號，來結束這次講演。他這句口號是在民國十七年開辦曆史語言研究所時的兩句名言，就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兩句話前一句是白居易《長恨歌》中的一句，後一句是傅先生加上的。今天傅校長已經去世，可是今天在座的教授李濟之先生卻還大為宣傳這個口號，可見這的確是我們治學的人應該注意的。假設人人能提，最要緊的是能小心的求證；為了要小心的求證，就必須：“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今天講的很淺近，尤其是在座有許多位文史係平常我最佩服的教授，還請他們多多指教。
（1952年12月1日）
第二講 方法的自覺
錢校長、各位先生、各位同學：
上次我在台大講治學方法的引論，意思說我們須把科學的方法——尤其是科學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文史和社會科學方麵。治學沒有什麽秘訣，有的話，就是：“思想和研究都得要注重證據。”
所以我上次提出“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兩句話作為治學的方法。後來錢校長對我說：學理、工、農、醫的人應該注重在上一句話“大膽的假設”，因為他們都已比較的養成了一種小心求證的態度和習慣了；至於學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人，應該特別注重下一句話“小心的求證”，因為他們沒有養成求證的習慣。錢校長以為這兩句話應該有一種輕重的區別：這個意思，我大體讚成。
今天我講治學方法第二講：方法的自覺。單說方法是不夠的；文史科學和社會科學的錯誤，往往由於方法的不自覺。方法的自覺，就是方法的批評；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發現自己的錯誤，糾正自己的錯誤。做科學實驗室工作的人，比較沒有危險，因為他隨時隨地都有實驗的結果可以糾正自己的錯誤。他假設在某種條件之下應該產生某種結果；如果某種條件具備而不產生某種結果，就是假設的錯誤。他便毫不猶豫的檢討錯誤在什麽地方，重新修正。所以他可以隨時隨地的檢討自己、批評自己、修正自己，這就是自覺。
但我對錢校長說的話也有一點修正。做自然科學的人，做應用科學的人，學理、工、農、醫的人，雖然養成了科學實驗室的態度，但是他們也還是人，並不完全是超人，所以也不免有人類通有的錯誤。
他們穿上了實驗室的衣服，拿上了試驗管、天平、顯微鏡，做科學實驗的時候，的確是很嚴格的。但是出了實驗室，他們穿上禮拜堂的衣服，就完全換了一個態度；這個時候，他們就不一定能夠保持實驗室的“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的態度。一個科學家穿上禮拜堂的衣服，方法放假了，思想也放假了；這是很平常的事。我們以科學史上很有名的英國物理學家洛奇先生（Sri Oliver Lodge）為例。
他在物理學上占很多的地位；當他討論到宗教信仰問題的時候，就完全把科學的一套丟了。大家都知道他很相信鬼。他談到鬼的時候，就把科學實驗室的態度和方法完全擱開。他要同鬼說話、同鬼見麵。
他的方法不嚴格了，思想也放假了。
真正能夠在實驗室裏注重小心求證的方法，而出了實驗室還能夠把實驗室的態度應用到社會問題、人生問題、道德問題、宗教問題的——這種人很少。今天我特別要引一個人的話作我講演的材料：這人便是赫胥黎（T.H.Huxley）。他和達爾文二人，常常能夠保持實驗室的態度，嚴格的把這個方法與態度應用到人生問題和思想信仰上去。一八六〇年，赫胥黎最愛的一個兒子死了。他有一個朋友，是英國社會上很有地位的文學家、社會研究家和宗教家，名叫金司萊（Charles KinSley）。他寫了一封信安慰赫胥黎，趁這個機會說：“你在最悲痛的時候，應該想想人生的歸宿問題吧！應該想想人死了還有靈魂，靈魂是不朽的吧！你總希望你的兒子，不是這麽死了就了了。你在最哀痛的時候，應該考慮考慮靈魂不朽的問題嗬！”因為金司萊的地位很高，人格是很可敬的，所以赫胥黎也很誠懇的寫了一封長信答複他。這信裏麵有幾句話，值得我引來作講方法自覺的材料。他說：“靈魂不朽這個說法，我並不否認，也不承認，因為我找不出充分的證據來接受它。我平常在科學室裏的時候，我要相信別的學說，總得要有證據。假使你金司萊先生能夠給我充分的證據，同樣力量的證據，那麽，我也可以相信靈魂不朽這個說法。但是，我的年紀越大，越感到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就是口裏說出和心裏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我認為說這一句話是人生最神聖的一件舉動，人生最大的報酬和最大的懲罰都跟著這個神聖的舉動而來的。”赫胥黎是解剖學大家。他又說：“假如我在實驗室做解剖、做生理學試驗的時候，遇到一個小小的困難，我必須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我的工作才可以成功。我對於解剖學或者生理學上小小的困難尚且如此，那麽，我對人生的歸宿問題，靈魂不朽問題，難道可以放棄我平常的立場和方法嗎？”我在好幾篇文章裏麵常常引到這句話。今天摘出來作為說方法自覺的材料。赫胥黎把嘴裏說出，心裏覺得“我相信某件事物是真的”這件事，看作人生最神聖的一種舉動。無論是在科學上的小困難，或者是人生上的大問題，都得要嚴格的不信任一切沒有充分證據的東西：這就是科學的態度，也就是做學問的基本態度。
在文史方麵和社會科學方麵的研究，還沒有能夠做到這樣嚴格。我們以美國今年的大選同四年前的大選來做說明。一九四八年美國大選有許多民意測驗研究所，單是波士頓一個地方就有七個民意測驗研究所。他們用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科學的方法來測驗民意。他們說：杜魯門一定失敗，杜威一定成功。到了選舉的時候，杜魯門拿到總投票百分之五十點四，獲得了勝利。被社會科學家認為最科學、最精密的測驗方法，竟告不靈；弄得民意測驗研究所的人，大家麵紅耳赤，簡直不敢見人，幾乎把方法的基礎都毀掉了。許多研究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統計學的朋友說，不要因為失敗，就否認方法；
這並不是方法錯了，是用方法人不小心，缺乏自覺的批評和自覺的檢討。今天美國大選，所有民意測驗機構都不敢預言誰能得勝了；除了我們平時不掛“民意測驗”“科學方法”的招牌的人隨便談的時候還敢說“我相信艾森豪（艾森豪威爾）會得勝”外，連報紙專欄作家和社論專家都不敢預言，都說今年大選很不容易推測。結果，艾森豪（艾森豪威爾）獲得了百分之五十五的空前多數。為什麽他們的測驗含有這樣的錯誤呢？他們是向每一個區域，每一類投票權的人征詢意見，把所得到的結果發表出來。比方今年，有百分之四十九的人讚成共和黨艾森豪（艾森豪威爾），百分之四十七讚成民主黨史蒂文生，還有百分之四沒有意見。一九四八年的選舉，百分之五十點四便可以勝利——其實百分之五十點一就夠了，百分之五十點零零一也可以勝利。所以這百分之四沒有表示意見的人，關係很大的。
在投票之前，他們不表示意見，當投票的時候，就得表示意見了。到了這個時候，不說百分之一，就是千分之一也可以影響全局。沒有計算到這裏麵的變化，就容易錯誤了。以社會科學最精密的統計方法，尚且有漏洞，那麽，在文史的科學上麵，除了考古學用實物做證據以及很嚴格的曆史研究之外，普通沒有受過科學洗禮的人，沒有嚴格的自己批評自己的人，便往往把方法看得太不嚴格，用得太鬆懈了。
有一個我平常最不喜歡舉的例子，今天我要舉出來簡單的說一說。社會上常常笑我，報紙上常常挖苦我的題目，就是《水經注》的案子。為什麽我發了瘋，花了五年多的工夫去研究《水經注》這個問題呢？我得聲明，我不是研究《水經注》本身。我是重審一百多年的《水經注》的案子。我花五年的工夫來審這件案子，因為一百多年來，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如山西的張穆、湖南的魏源、湖北的楊守敬和作了許多地理學說為現代學者所最佩服的浙江王國維以及江蘇的孟森，他們都說我所最佩服的十八世紀享有盛名的考古學者、我的老鄉戴先生是個賊，都說他的《水經注》的工作是偷了寧波全祖望、杭州趙一清兩個人的《水經注》的工作的。說人家作賊，是一件大事，是很嚴重的一件刑事控訴。
假如我的老鄉還活著的話，他一定要提出反駁，替自己辯白。但是他是一七七七年死的，到現在已經死了一百七十五年，骨頭都爛掉了，沒有法子再跑回來替自己辯護。而這一班大學者，用大學者的威權，你提出一些證據，他提出一些證據，一百多年來不斷的提出證據——其實都不是靠得住的證據——後來積非成是，就把我這位老鄉壓倒了，還加上很大的罪名，說他做賊，說他偷人家的書來作自己的書。一般讀書的人，都被他們的大名嚇倒了，都相信他們的“考據”，也就認為戴震偷人的書，已成定論，無可疑了。我在九年前，偶然有一點閑工夫，想到這一位老鄉是我平常所最佩服的，難道他是賊嗎？我就花了六個月的時間，把他們幾個人提出的一大堆證據拿來審查，提出了初步的報告。
後來覺得這個案子很複雜，材料太多，應該再審查。一審就審了五年多，才把這案子弄明白；才知道這一百多年的許多有名的學者，原來都是糊塗的考證學者。他們太懶，不肯多花時間，隻是關起大門考證；隨便找幾條不是證據的證據，判決一個死人作賊；因此構成了一百多年來一個大大的冤獄！
我寫了一篇關於這個案子的文章，登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刊物上。英美法係的證據法，凡是原告或檢察官提出來的證據，經過律師的辯論，法官的審判，證據不能成立的時候，就可以宣告被告無罪。
照這個標準，我隻要把原告提出來的證據駁倒，我的老鄉戴震先生就可以宣告無罪了，但是當我拿起筆來要寫中文的判決書，就感覺困難。我還得提出證據來證明戴震先生的確沒有偷人家的書，沒有做賊。到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英美法係的證據法的標準，同我們東方國家的標準不同。於是我不但要作考據，還得研究證據法。我請教了好幾位法官：中國證據法的原則是什麽？他們告訴我：中國證據法的原則隻有四個字，就是“自由心證”。這樣一來，我證明原告的證據不能成立還不夠，還得要做偵探，到處搜集證據；搜了五年，才證明我的老鄉的確沒有看見全祖望、趙一清的《水經注》。沒有機會看見這些書，當然不會偷了這些書，也就沒有做賊了。
我花了五年的工夫得著這個結論；我對於這個案件的判決書就寫出來了。這雖然不能當作專門學問看，至少也可以作為文史考證的方法。我所以要做這個工作，並不是專替老鄉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師、做偵探。我上次說過，我借著小說的考證，來解說治學的方法。同樣的，我也是借《水經注》一百多年的糊塗官司，指出考證的方法。如果沒有自覺的批評、檢討、修正，那就很危險。根據五年研究《水經注》這件案子的經驗，我認為作文史考據的人，不但要時時刻刻批評人家的方法，還要批評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調查人家的證據，還得要調查自己的證據。五年的審判經驗，給了我一個教訓。
為什麽這些有名的考證學者會有這麽大的錯誤呢？為什麽他們會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學者呢？我的答案就是：這些做文史考據的人，沒有自覺的方法。剛才說過，自覺就是自己批評自己，自己檢討自己，自己修正自己。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在文史科學、社會科學方麵，我們不但要小心的求證，還得要批評證據。自然科學家就不會有這種毛病；因為他們在實驗室的方法就是一種自覺的方法。所謂實驗，就是用人工造出證據來證明一個學說、理論、思想、假設。比方天然界的水，不能自然的分成氫氣和氧氣。化學家在做實驗的時候，可以用人工把水分成氫氣和氧氣各為若幹成分。天然界不存在的東西，看不見的現狀，科學家在實驗室裏麵用人工使他們產生出來，以證明某種假設，這就是所謂實驗。文史科學、社會科學沒有法子創造證據。我們的證據全靠前人留下來的；留在什麽地方，我們就到什麽地方去找，不能說找不到便由自己創造一個證據出來。如果那樣，就是偽證，是不合法的。
我們既然不能像自然科學家一樣，用實驗的方法來創造證據，那麽，怎麽辦呢？除了考古學家還可以從地下發掘證據以外，一般文史考證，隻好在這本書裏頭去發現一條，在那本書裏麵去發現一條，來作為考證的證據。但是自己發現的證據，往往缺乏自己檢討自己的方法。怎麽樣才可以養成方法的自覺呢？今天我要提出一個答案；這個答案是我多年以來常常同朋友們談過，有時候也見諸文字的。
中國的考證學，所謂文史方麵的考證，是怎麽來的呢？我們的文史考證同西方不一樣。西方是先有了自然科學，自然科學的方法已經應用了很久，並且已經演進到很嚴格的地步了，然後才把它應用到人文科學方麵；所以他們所用的方法比較好些。我們的考證學已經發達了一千年，至少也有九百年，或者七百年的曆史了。從宋朝朱子（歿於西曆1200年）以來，我們就已經有了所謂窮理、格物、致知的學問，卻沒有自然科學的方法。人家西方是從自然科學開始；我們是從人文科學開始。我們從朱子考證《尚書》、《詩經》等以來，就已經開了考證學的風氣；但是他們怎麽樣得到考據的方法昵？他們所用的考證、考據這些名詞，都是法律上的名詞。中國的考據學的方法，都是過去讀書人做了小官，在判決官司的時候得來的。在唐宋時代，一個中了進士的人，必須先放出去做縣尉等小官。他們的任務就是幫助知縣審判案子，以訓練判案的能力。於是，一般聰明的人，在做了親民的小官之後。就隨時誠誠懇懇地去審判人民的訴訟案件；久而久之，就從判案當中獲得了一種考證、考據的經驗。考證學就是這樣出來的。我們講到考證學，講到方法的自覺，我提議我們應參考現代國家法庭的證據法（Law of Evidence）。在西方證據法發達的國家，尤其是英美，他們的法庭中，都采用陪審製度，審案的時候，由十二個老百姓組成陪審團，聽取兩造律師的辯論。在陪審製度下，兩造律師都要提出證人證物；彼此有權駁斥對方的證人證物。駁來駁去，許多證人證物都因此不能成立，或得減少了作證的力量。同時因為要顧到駁斥的關係，許多假的，不正確的和不相幹的證據，都不能提出來了。陪審員聽取兩造的辯駁之後，開會判斷誰有罪，誰無罪。然後法官根據陪審員的判斷來定罪。譬如你說某人偷了你的表，你一定要拿出證據來。假如你說因為昨天晚上某人打了他的老婆，所以證明他偷了你的表；這個證明就不能成立。因為打老婆與偷表並沒有關係。你要把這個證據提出來打官司，法官就不會讓你提出來。就是提出來也沒有力量。就算你修辭很好，講得天花亂墜，也是沒有用的。因為不相幹的證據不算是證據。陪審製度容許兩造律師各駁斥對方的證據，所以才有今天這樣發達的證據法。
我們的考據學，原來是那些早年做小官的人，從審判訴訟案件的經驗中學來的一種證據法。我今天的提議，就是我們作文史考據的人，用考據學的方法，以證據來考訂過去的曆史的事實，以證據來批判一件事實的有無、是非、真假。我們考證的責任，應該同陪審員或者法官判決一個罪人一樣，有同等的嚴肅性。我們要使得方法自覺，就應該運用證據法上允許兩造駁斥對方所提證據的方法，來作為我們養成方法自覺的一種訓練。如果我們關起門來做考據，判決這個人做賊，那個人是漢奸，是貪官汙吏，完全用自己的判斷來決定天下古今的是非、真偽、有無；在我們的對麵又沒有律師來駁斥我們：這樣子是不行的。我們要假定有一個律師在那裏，他隨時要駁斥我們的證據，批評我們的證據是否可靠。要是沒有一個律師在我們的麵前，我們的方法就不容易自覺，態度也往往不夠謹慎，所得的結論也就不夠正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