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白副總司令、各位同誌：
我很抱歉，因為昨天在梧州一連說了兩次話，喉嚨有些啞，今天覺得更啞，恐怕在這麽大的集會，不容易說得好。剛才聽見主席說，我這次是受了李總司令的勸駕才來的，其實我早就有到貴省觀光的意思，事前並已先拍電通知廣西的友人，告訴他不久將來桂一遊。所以，這次可以說是專程而來的。
記得這次在粵謁見李總司令的時候，李總司令對本人再三叮囑，希望本人不但要到西大看看，而且要到南寧以及其他各處去看看。今天能夠到這裏和諸位見麵，心裏實在感到非常的快慰！但是，本人來到這裏，要講什麽題目才好呢？剛才賓南先生已經說過，諸位都是青年，所以在擬定的許多題目中，賓南先生特擇“治學的方法”這一題要我來講。
本來做學問，如果得到好的方法，自然容易與學問接近，所得的成績也會比較的多。因此，我時常接得青年朋友的信，殷殷以治學的方法相詢。說胡先生何以不告訴我們做學問的方法，以指導我們如何去做才會更有條理，更有成績，讓我們也好得到做學問的捷徑。對於這問題，我有的或在書信上答複，有的或在學校講演，計前後已講十七年了。去年三月初八到天津去，也是講這個題目，當時，因為早到了半天，就在旅館中重溫舊稿，看有什麽地方可以增改，但是愈看心裏愈懷疑，到最後才恍然大覺大悟，深覺十七年來所講這無數次的治學的方法，都是錯誤的，於是就把舊稿都撕掉了。
三月初八那日所得的新覺悟，使我明白，治學有無成績，有無結果，不是單靠方法就可以做得到的。在方法之前還須有更重要的先決條件，那些先決條件不具備，即有方法也是沒有用的。《西遊記》的孫大聖，因為上西天取經去，怕路上要遇到許多艱難，所以就求觀世音給他三根救命毫毛，放在身邊，以便解決一切的危急。假如做學問也和唐僧求經一樣要經過九九八十一劫，那麽，難關還有一定的數目，然而做學問這一條路的曆程，卻是無窮盡的，其難關也不止九九八十一。如果我可以借給你們三根毫毛，或者一把百寶寶鑰，以便諸君都能夠深達學問的堂奧，豈不甚妙？無如我去年三月以來的新覺悟，使我知道做學問是無捷徑的，也無小路可走，更無三根毫毛般的百寶寶鑰可求。我們應當在方法之外，先解決做學問的基本條件，依據這種基本條件以建立學問的基礎，以後，治學的方法，自然而然的也就有了。現在我把去年在天津旅館裏所覺悟到的兩個基本條件貢獻給諸位，這或許比三根毫毛還有用呢！
我以為在做學問之前，應先有下列兩個條件：第一是有博大的準備，第二是養成良好的習慣。茲請依序說明之。
一、準備做學問的準備工作，就是先要打個底子，先要積知識經驗，把基礎打好。基礎打好了，學問的初步也就有相當的成功了。做學問的第一步功夫，先在日日探求知識，搜集材料，不要即談方法，更不要急求成績，知識日深，材料日多，自然有方法，有成績了。即古人所謂“開卷有益”之意也。所以現在做學問不但要開卷，而且什麽東西都要用，以作做學問的基礎。諸位知道，在科學史上有一段佳話，說牛頓看見蘋果自樹上墜下，後來就依之發現地心吸力的定律。這種希世的發明，不獨當時和現在的學術界受了絕大的影響，即將來影響於學術界亦必無窮盡。但是蘋果的墜地，可以說是我們天天所看得見的，但是為什麽不知道去發明，倒讓牛頓發明了去呢？原來我們所以不及牛頓的地方，就是因為沒有牛頓的博學的基礎。我們都以為蘋果的墜下是當然的，用不著再加懷疑，但是牛頓對蘋果的墜下卻發生了懷疑，他想：蘋果為什麽不向空中飛去呢？他的成功是因為牛頓有了精博的學問，對於當時十六、十七世紀的新科學有了深切的研究。因此做學問必要先有豐富的知識來做基礎，這是不待言的。所以我們現在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做學問的先決條件，不是重在先得方法，而是在先求知識，抱定開卷有益的態度，先造成廣博精深的基礎，然後才來做學問。宋朝的王安石，其道德、學問、功業，都可以說是中國曆史上的第一等人。他有幾句很警惕的話，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的朋友曾子固因為看他做學問方法太雜，就寫信勉戒他。王安石先生因此就作書答他說：
……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自百家諸子之書，至《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為能知其體而無疑。蓋後世之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
我們現在離王安石先生的年代，雖已有八百餘年之久，但一讀他前麵的一段文章，再把“致其知而後讀”的意思仔細體味起來，深覺其言，實大有至理。所以做學問應該以廣博精深的學問來做基礎，不論它是牛溲馬渤，竹頭木屑，都要兼收並蓄，使對於各種知識，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然後做學問才能有成績；否則，即有孫大聖的三根救命毫毛，亦無補於事。不過，或許有人對於“致其知而後讀”的意義還有懷疑，現在請再舉例以明之。
我現在要舉例是《墨子》。《墨子》這部書，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的一部奇書。墨子大家都知道他是講兼愛的，反對儒家和楊朱一派的思想的。因為曆來儒家的思想占了優勝，所以《墨子》這部書，就久被人所擯棄了。二千年來去注意它的人很少，所以其中遂致有許多殘缺訛誤之處。全書最值得注意的，是《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大取》《小取》等六篇，這六篇記載著當時墨子學派的各種科學理論，一向因為沒有人看得懂，注意的人就更少了。到了乾隆時代，才有人稍為看得懂，也才知道其中有須橫看的。及至清末中西文化溝通後，中國人從西方學得了幾何學、光學、力學之學，後來又有人懂得了論理學、知識論等，到了這個時候，把《墨子》的書打開來看，才駭然驚喜，原來在《墨子》裏有許多地方是可以用這些新知識來解釋的。不過，在這裏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為什麽以前的人對於《墨子》一書能夠了解的是這麽少，到了後來能了解的人反而這麽增多呢？我們的知識越多，我們了解《墨子》也越多。這就是“致其知而後讀”的道理。所以從以上的論據看來，可以使我們明白，凡是知道的事物越多，知識就越廣，知識越廣，就越容易做學問。
說到這裏，讓我再引個例證，來說明準備工作對於做學問的重要。大家知道達爾文是一個生物學大家，他一生為了研究生物演進的狀態，費了二十多年的光陰，並且曾經親自乘船遊曆全世界，采集各種動植物的標本和研究其分布的狀況，積了許多材料，但是總想不出一個原則來統括他的學說。有一天偶然讀起馬爾薩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的《人口論》，說糧食的增加是照數學級數，即是依一、二、三以上升。人口的增加卻是照幾何級數，即是依二、四、八以上升，所以人口的增加快於糧食。達爾文看到這裏，豁然開朗地覺悟起來了，因此確定了“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原理。我們知道達爾文二三十年所研究的是生物學的學問，但是還要依賴經濟學來補助，才能替他的整個學問找到一個基本的原則，可見學問要廣博，知識要豐富，不應隻是注重於方法的問題，還須擴大學問的角度和台基，以為做學問的基礎，然後學問才有成就的希望。
二、養成良好的習慣。上麵我已經詳述做學問的工夫，須要有廣博的知識來做基礎，但是單持有廣博的知識，還是不足用，此外，還要養成二三種良好的習慣才成。通常所謂論理學或方法論，想諸位也知道其中有演繹歸納等的方法。如果以為論理學或方法論可以完全解決做學問的問題，諸位早就可以在教科書裏求得了。正因為做學問的功夫，並不單應在方法上考究，所以每一個人在學問上造就的深淺，都是有賴於良好習慣的養成。試看古今中外的大學問家如王念孫、戴東原、顧亭林、牛頓、達爾文等，那一個不是從良好的習慣中淘練出淵博偉大的學問來？所以在做學問之前，應有的第二條件，就是養成好的習慣。
良好習慣的養成約有三種：
1、勤（要勤快，不要懶，不怕苦。）
2、慎（不苟且，不潦草，不隨便，要負責任。）
3、虛（不要有成見，要虛心。）
現在先從“勤”字講起：
中國今日的新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大家都知道他的《古史辨》是對於中國史學上貢獻很大的。他平生治學的功夫，有許多是可以取法的，他的好處就在一個“勤”字。試舉一件事做個例。以前顧先生還在做學生的時候，有人知道他的經濟上很困難，就拿一本《古今偽書考》囑他用標點符號標點出來，以便送到書店賣一筆錢。可是書交他之後，等了一月、兩月、半年、一年，還沒有見到他交還。
一天我到他房裏去看他，問起這件事，他就拿出了一大堆的稿子來，已經整理成為一大堆有係統的史料了。我問他：怎麽倒弄成了考據呢？他說：這有什麽辦法，書中不是殘缺不全，就是訛誤百出，怎能不細心來替它整理整理呢？這種不肯偷懶的精神，就是他在學術上成功的秘訣。
現在再讓我介紹顧亭林先生的治學方法。大家知道顧亭林先生平生治學是非常勤謹的，他為了要證明“服”字古音讀做“逼”音，就不憚煩勞，把所有的古書檢出一百六十二條的證據。可見古人做學問所以有成績的緣故，不論在何種條件之下，都少不了一個“勤”字。
其次說到“慎”字。
我們做學問，不論中國字的一點一滴、一筆一畫，外國字小小的一個字母，或是研究自然科學或數學上的一小圈，亦不可輕易把它放過。我看見現在有一班做學問的青年，其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太不慎，換言之，就是太苟且，太拆爛汙了。譬如近人翻譯外國文學書，竟將Oats譯做橡樹，即是將Oats誤當作Oaks；雖隻是一小字母的差別，但卻將小麥譯作大橡樹，這不是謬以毫厘，差以千裏嗎？
又以前曾看到一篇翻譯的小說，描寫一個女人生肺炎病，她的女友就拿豬肉給她吃，看到這裏，心裏很納罕，即以普通常識來想，也知道生了肺炎病的人，無論怎樣都不應該給她吃豬肉，後來一查原文，才知道是把Port誤譯作Pork.這不過隨便略舉一二而已，也就可見一班做學問的人太不小心了。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錯誤太小，就輕輕把它放過。治學的態度，要像做法官做偵探一樣，絲毫不苟且，雖是極細微的地方，也要一樣的注意。在這裏我願意再舉出幾個例來：
中國的文字中的“於”字和“於”字，以及“維”字，“言”字，都有其獨特用法的，一向大都不十分去注意它。例如“於”字和“於”字的用法，普通以為沒什麽分別。可是有一位瑞典人高本漢（Karlgren）研究《左傳》便發現了“於”和“於”兩字的用法是各有不同的，這是我們所未嚐注意到的。他還把它做出一個詳細的表來。依他就用字法的研究的結果，到現在我們才知道所謂的《左傳》的作者魯君子左丘明的真假實在發生問題，而據高本漢所證明的，此書的作者是山西人而不是山東人。
又我的學生某君，一次曾以“弗”和“不”兩字有什麽不同相問，並舉出不少的例子以相示，我就囑他繼續去研究。後來，研究的結果，才知道“弗”字具有“不之”兩字合起來的意思，就是“半夜鄰有求，無弗給”，等於“半夜鄰有求無不之給”。由此可見做學問是要格外慎重的，研究自然科學的固然尤應該格外小心，即其他事業，如法官偵探亦何嚐不應如此。
最末了說到“虛”字。
“虛”字就是“虛心”的意思。做學問貴能虛心，事先不為成見所入，一如法官的審案，雖搜集各種證據，都可加人罪名，但於證據中，還須再三慎重的考慮，避絕一切憎愛的成見，然後才不致於枉法。譬如蘋果為什麽會墜地、“弗”與“不”為什麽不同……凡此種種都得虛心去考慮。
綜上所述，我們知道，凡做學問所以能有成績的，不在方法而在勤、慎、虛。換言之，就是要笨幹。所謂科學方法者，亦離不了上述這三種要件。假使具備了這三種要件，科學方法就隨之而來了。
如王念孫、顧亭林、戴東原等，他們的學問何嚐不是笨幹出來的？我在西大講演，說到“維”字，它的意義很多，如“維是文王”，“維是熙熙”，祭文上的“維中華民國某年某月某日”，涵義各有不同。究竟“維”字在經文裏怎樣解說呢？《詩經》裏就有三百幾十個的“維”字。在我們都有些洋脾氣的人，在這裏自應先認為不懂，再去翻古書，把找得到的“維”字，都抄出來，一一拿來比較，然後就容易明白了，這樣終於確定“維”字是一個感歎詞。老子說：“維之於嗬，相去幾何”，也可以證明原來“維”就是“嗬”的意思。
最後我有幾句話要忠告諸位，就是做學問並無捷徑小路可走。更沒有一定的方法可受用無窮，如果真有這方法，我為何不樂意奉送給諸位？記得以前有個龜兔賽跑的故事，是希臘最有名的寓言，可以拿出來供諸位做學問的教訓。我覺得世界上有兩派人：一派是烏龜派；一派是兔子派。凡是在學問上有大成就像達爾文、牛頓這一班人，都是既有兔子的天才，又有烏龜的功力，所以能夠成為世界上最堪景仰的人。不過兔子的聰明，不是人人都有的，但烏龜的功力，則人人可學。在這裏我希望諸位在做學問方麵努力去學做烏龜，中國就不怕不產生無數像達爾文、牛頓、瓦特這一類的大學問家了。
一月十三日（1935年）
【注釋】
[1] 1935年1月13日在廣西南寧講。陳翔冰、鄭泗水記錄。收入1994年黃山書社《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第12冊。原題《治學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