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覺得很抱歉，輔仁大學的許多朋友幾次要我來說幾句話，可是一年以來，在外麵跑了半年，很少時間，直到今天，才得和諸位見麵。今天是應輔仁大學國文係之約來的，想到的《考證學方法之來曆》這個題目，是和國文係有關係的，而與別的同學也有直接的或間接的關係。因為近幾年來，研究考證學方法來曆的漸漸多了，而中國近三百年的學問和思想，很受考證學的影響。
考一物，立一說，究一字，全要有證據。就是考證，也可以說是證據，必須有證據，然後才可以相信。
近三百年始有科學的、精密的、細致的考證，必有所原，許多人以為是十七世紀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帶到中國來的，如梁任公先生就是這樣主張著。
在一六〇〇年左右，利瑪竇來到中國。繼之若幹年，經明至清朝康熙、雍正年間，有許多有名的學者到中國來，他們的人格學問，全是很感動人的；並且介紹了西方的算學、天文學等十六世紀十七世紀的西洋科學。恐怕中國的思想界、學術界都受到他們的影響。
中國考證學家、清代考證學開山祖師顧亭林和閻若璩，全生於利瑪竇來華以後；顧亭林生於一六一三年；閻生於一六三六年。利瑪竇則是一五八一或八二年來華的。顧亭林考證古音，他的方法極其精密。例如“服”字，古音不讀“服”音，而讀“筆”音，他為了考證這一字，立這一說，舉出一百六十二個證據來證實。在他的著作裏，立一說，必要有證據，許多字的考證都是這樣。閻若璩考證古文《尚書》，也是這樣。《尚書》有兩種：西漢時候的《今文尚書》，有二十八篇；到了晉代，又出了一種《古文尚書》，有五十三篇，於前一種的二十八篇之外，又增加了二十五篇，文字好，易了解，談政治、道德，很有點哲學味，內容豐富。因為它是用古文字寫的，所以稱做“《古文尚書》”。當時有人不相信，漸漸的也就相信了。至唐代以後，《古文尚書》成為正統，沒有疑心它是假的了。到了清代，閻若璩著《〈尚書〉古文述證》，把假的那些篇，一篇一句，都考出它的娘家，打倒了《古文尚書》。
清代的學術，是訓詁、考據和音韻。顧亭林考證音韻，研究訓詁；閻若璩考證古書真偽。
他們兩人全是十七世紀的人，在利瑪竇來華以後，這樣看來，豈不是西洋的科學影響了中國的考證學了嗎？
另一個證據，西洋學帶來了算學、天文等，曾轟動一時。那時候，自己知道中國曆法不夠用，常常發生錯誤，推算日蝕和月蝕也不準確。當時的天文學有三派：一派是政府的欽天監；一派是回教的回回曆；一派是中國私人魏氏曆法。西洋於十六世紀後改用新曆，是最新、最高、最進步的了，帶到中國之後，又有了這個第四派。中國政府不能評定哪一種曆法準確，就想了一個法子，每一種都給他一個觀象台，讓他們測算日蝕，從何年何月何日何時開始，至何時退蝕，來考究他們。因為曆法和日常生活很有關係，全中國都注意這一回事。二十年的長時間考證的結果，處處是西洋方法占勝利。並且，因為日蝕推算，如果陰雨，就不能看出來了，所以同時測算四川成都、陝西西安、山東濟南和北京四個地方，清政府派人到四個地方視察報告，當然不會四個地方都遇上陰雨，結果，別幾種都差得很遠，而耶穌會教士的新科學方法占了勝利。明代崇禎末年，政府頒布使用新法，而這一年，明朝就亡了。清代繼續采用新法，直到一九一二年，民國改元之後，用了新曆，而方法還是一樣的。清代的考據家，沒有不曾研究過算學的，如戴東原，就是一位算學家。有清一代的考證學，就是在西洋算學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算學方法，就是要有證據。
我個人是懷疑這種說法的。對於當時的西洋學者的人格、學問，我都很欽佩，他們也留下深刻的影響。前讀中國的徐光啟的三卷信劄，更增加了欽佩之意。中國許多革新人物，全受過他們的影響。
但是，要說考證學的方法是由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帶來的，到今日為止，還沒有充分的證據。前麵說過的證明，還不能承認。今天所講的，就是要特別提出個人的見解，以就正大家，請對於我們懷疑的加以懷疑，或者更有新的收獲。
前麵所說的影響，很少可以承認的，顧亭林就不是算學家；閻若璩也是到了晚年算《春秋》《左傳》《漢書》中的紀年和日蝕（因為那與曆法有關係），才開始學算學的，所以不能受它的影響，而且是已經做了考證學家才學算學的。如王念孫也不是算學家，至少，不是受他的影響。我們隻能承認算學影響曆法，影響思想，而和考據學沒有關係。在西洋，天文學、算學、物理學全很早就發達了，而西洋的曆史、文學的考據，到十九世紀才發達，假如天文、算學等能夠影響考據，考據一定會很早就產生了，而西洋竟是很晚的，所以它並不能夠影響人懷疑和找證據。至於宗教家，所提倡的是使人信，不是使人懷疑。
以時代關係來證明，是錯誤的。清代兩位考證學大師，顧亭林有他的來曆與師承，閻若璩亦有他的來曆與師承。
在音韻方麵，顧亭林的方法是：立一說，證一字，必要有證據。證據有兩種，本證和旁證。如同證《詩經》字韻的古音，從《詩經》中找證據，曰本證；從《老子》、《易經》、《淮南子》、《管子》、《楚辭》等書裏的古韻來證《詩經》，曰旁證。這種方法，在顧之前，有福建人陳第，作過一本《〈毛詩〉古音考》，就用了這種方法，是顧亭林的本師。《〈毛詩〉古音考》著於一六〇四年，出版於一六〇六年。利瑪竇雖已來華，而北來第一次是一五九六年，第二次是一六〇二年，短時期受到影響，是不可能的。顧（炎武）得自陳（第），毫無問題。而在陳第之前，還有焦竑，在一五八〇年就考證過《毛詩》古音。再推上去，可到宋代。十二世紀，朱熹就是一位考證家。
再一個證據就是，閻若璩考證《尚書》，他的先師也來曆明白。梅鷟，生死年月不可考了，他是一五一三年的舉人，他作過一部《〈古文尚書〉考義》，用的方法和閻的一樣，一一找出偽造的娘家。
那個時候，還沒有利瑪竇。百年之後，書籍與方法更完備了。在梅鷟之前，可以推上去到元代。吳澄，他死在一三三三年，已經把《尚書》今文和古文分開，述其真假。更上可推至宋代的朱熹、吳棫，他們已經疑惑《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的不同。到了吳澄，就不客氣的一一指出了假造的各篇的來曆，是東抄西借、雜綴而成的。北宋的歐陽修、王安石、蘇東坡，亦曾懷疑而研究之。在唐朝韓愈和柳宗元的文章中，亦提出考證。《論語》一書，經柳宗元的考證，知道是孔子的弟子的弟子所記，那是以常識作證據的。
總之，這種考證方法不用來自西洋，實係地道的國貨。三百年來的考證學，可以追溯到宋，說是西洋天主教耶穌會教士的影響，不能相信。我的說法是：由宋漸漸的演變進步，到了十六七世紀，有了天才出現，學問發達，書籍便利，考證學就特別發達了，它的來曆可以推到十二世紀。
現在時間還有一點，讓我說一點別的。
考證的方法是：立一說，必有證據。為什麽到了宋代朱熹時候才發達呢？這是很值得研究的，這也是一種考據。方才說過，考證學不是來自西洋，是國貨。可是它是怎樣來的呢？
中國曆史經過長的黑暗時期，學問很亂，沒有創造，沒有精密的方法。漢代是做古書的注解，唐代是做注解的注解。文學方麵有天才，學術方麵則沒有。並且，這種方法在古代是不易的，那時候沒有刻版書，須一一抄寫。書籍是一卷一卷的，有的長至四五十尺，讀後忘前，沒有法子校勘。寫本又常各不相同，沒有一定的標準本。唐代有了刻版書，到了宋代才發達，如同《書經》，有國子監的官版本。有了標準本後，才能夠校勘其他的刻本和抄本，這必須書籍方便才可以，毫無問題。
十一世紀，北宋後期，程頤、程顥提出“格物致知”來。一部一千七百五十字的《大學》，是有很大關係的書，幾百年來，受著它的約束。程氏兄弟發現了一千七百五十字裏有五個字最重要，就是“致知在格物”。《大學》中，每一句話都有說明，惟獨這五個字沒有。什麽是“格物”，沒有人知道。當時有五六十種“格物說”，有解“格”為一個一個的格子的，有解“格”為“格鬥”的。程氏兄弟提出重要的解釋：格是到的意思，格物就是到物，所以說“格物即物，而窮其理”。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事，然後才可以致知。至於物的範圍，由一身之中至天地之高大，萬物之所以然，均在其內。
這是當時的“格物說”。
有了中國的科學理想與目標，而沒有科學方法，無從著手。中國從來的學術是：（一）人事的，沒有物理與自然的解釋；（二）文字上的解釋，而無物據。所以有理想，不能有所發展。如王陽明和一個姓錢的研究格物，錢氏對著一根柱子坐了三天，毫無所獲；王陽明自己對坐了七天，也是一樣，於是很幽默地說，聖賢是做不成了，因為沒有那麽大的氣力來格物了。這個笑話可以證明當時有科學目標與理想，而沒有方法。這完全不同於西洋。從埃及、希臘，就和自然界接觸。亞裏斯多德於研究論理之外，自己采集動植物的標本做解剖實驗；而孔夫子不過是讀《詩》而知鳥名罷了。中國沒有這樣的背景，僅能像王陽明對柱而坐了。
程子、朱子感到這種格物辦不通，就縮小了物的範圍，由無所不包縮小到三件事：（一）讀書窮理；（二）上論古人；（三）對人接物。朱子以後，就丟棄了大規模的格物，而縮小到讀書窮理也僅是讀古經書了，所以士大夫就拿格物方法來研究古書了。
至於程、朱格物的背景，我想，那時候沒有自然科學，大概是由於科學時代，於做文章之外，還須研究“判”。考試的時候，拿幾種案件：甲如何、乙如何、丙又如何，由士子判斷是非，這樣，必須多少有法律的訓練。《程明道行狀》中記載著，他做縣尉的時候，有聽訟的訓練，有今日的法官、律師、偵探的天才，從刑名之學得到找證據的方法。考、據、證、例、比等等，全為法律上的名詞，這方麵的訓練，在朱熹亦是有的。
朱熹亦是一個考據家，他三十歲的時候，校勘了一冊《語錄》，用三種抄本和一種刻本，他發現刻本中多了百餘條，其中五十多條是假的，就刪去了。到他三十八歲的時候，找到了證據，就寫了一篇跋，說明他的刪掉的理由。他的注書也極審慎。他主張研究古書須學法家的深刻，才能窮究得進。
他自己說，他的長處沒有別的，就是肯用功。考證也是用法律方法，研究了一件，再研究一件。不曾精細研究一本書，而牽引了許多別的，是一件錯誤。
他還有許多故事，可以證明他是受了法律的影響。他做福建同安縣主簿，知漳州，處理案件，是和考證一樣的。
簡括起來說，中國古代沒有自然科學的環境，士大夫與外邊無由接近，幸有刑名之學，與法律相近。科舉時考“判”，做官時判案，尤須人證物證。拿這種判案方法應用在判別古書真偽、舊說是非，加以格物致知之哲學影響，而為三百年來考證學之來曆，故純為國貨。考證學不會來自西洋的。將來有研究天主教耶穌會教士東來的曆史專家提出新證據，我當再來輔仁大學取消我今天的話。
天主教研究神學，有一很好的習慣，就是凡立一新說，必推一反對論者與之駁辯，此反對論者稱做“魔鬼的辯護師”。今天，我就做了一次“魔鬼的辯護師”。
【注釋】
[1] 1934年1月11日在北京輔仁大學國文係的講演詞，路絮筆記，初載1934年1月12至13日北平《華北日報》。收入1998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胡適文集》第12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