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調查這起案子，我特意瀏覽了十五年前的那起案子。

犯罪人叫高曉東，靠收廢品維持生計，從小無父無母。當我看到他多年以前的相片時，或多或少是有一些震驚的。是一個很帥氣的男人，身高一米八多，放到現在不說迷倒一片也差不多。所以才會讓人感到意外，這樣的一個相貌堂堂的男人為什麽會成為強奸犯？

我突然想起孫曉萱這個名字，於是特別注意了一下受害者的照片，可以說震驚到無法用言語來表達。若不是名字不同，你很難分辨照片裏到底是孫曉萱還是她的母親，那感覺就像是穿越時空的同一個人。

當年強奸孫曉萱母親的男人就是高曉東，出獄不到一個月就繼續作案也是夠瘋狂，但這種瘋狂的背後卻有些不同尋常，或者我是想說有些奇怪。

不過從案情案理來分析，高曉東的嫌疑非常的大。正如段局說的那樣，時間吻合，殺人手法也有異曲同工之妙。但話還是要往回說，之前陰晴和李依依的案子讓我明白，往往越是看似有嫌疑的越有疑點。

從凶手的角度說，他絕沒有理由把後背暴露給你看；從行者的角度說，沒有一條線索會是輕而易舉的。

陰晴的案子裏出現了一個瘋狂作案的凶手，可實際上真正意義上的“罪人”是那些被殺害的死者。流浪漢阿木也是同樣，我想表達的是，表麵上的嫌疑人隻是一種表麵。調查案件應該擴展思路，打開思路，從相反方向去看待整個案子。

當然這樣的話隻是我主觀意識上的一個闡述，並不能作為客觀上的輔助分析。

我隻是覺得，不能憑借這一點點的線索信息就妄下結論。

亦或者是，總結過之前兩起案子的經驗，所以我看待案子的眼光也有所改變。

這天。

我去了市看守所，了解了一下高曉東這個人。

看守所的領導接見了我，親自和我口頭描述了高曉東服刑期間的表現。對於這個人他讚歎不絕，樂於助人，熱心腸，很友善，所以他經常問高曉東，看他的樣子不像是一個壞人，為什麽會成為一個強奸犯？

我問看守所的領導，“高曉東是怎麽回答您的？”

他歎了口氣，“犯罪都是一時衝動產下的惡果，誰都會後悔，所以誰都不願去談這些。”

“就是什麽都沒提過。”

“我覺得高曉東不可能再犯，十五年的教育工作可不是白做的。再說現在什麽年代了，電子科技這麽發達，好玩的東西那麽多，他被關了十五年你能想象到嗎，終於等到出獄怎麽可能還想到再進來。”

“您的話對我們的判斷是很有幫助的，不過犯人無法適應社會再次作案的例子應該也不少吧。”

“你這麽說我不否認，但那是以前不能和現在比，再說我這在監獄幹了二十年了，不是吹，哪個犯人想著重新做人，那個犯人想著繼續作案，我一眼就能看出來。當然我現在說再多也沒有用，最後還得你們公安機關說的算。”

和看守所方麵聊完我的思路也變得寬廣了，他說的對，高曉東在監獄裏待了十五年，這十五年城市建設、科技發展的速度不是他們那個年代的人可以很快就接受的，就算是真想過要再次作案你首先要適應“新社會”的節奏。

說句最簡單的，打獵你還要熟悉山頭，才知道那片林子獵物多。凶手作案自然也要熟悉一下周圍環境，這不是一天兩天或者是幾個星期就可以做到的。剛到局裏的時候我還適應了幾個月，何況是一個脫離社會十五年的罪犯。

回到局裏。

我直接被叫進了會議室，研判組、刑警大隊、治安巡邏大隊以及巡警等多個部門所有的人擠在一個會議室裏。因為這起案件的性質比較惡劣，對社會危害性極大，在群眾中也有著極其惡劣的影響，這對我們公安機關的形象也是一個極大的挑戰。

進入會議室，坐下，就感受到了這種嚴肅的氛圍。

“段局我不知道開會，我剛才去了看守所。”

“你不用解釋，緊急會議沒那麽多規矩，我知道你去看守所了，有沒有什麽發現？”

我搖頭，“暫時沒有。”

廖大國接著之前的話題繼續說，“我覺得我們得拿出足夠的證據，不然你怎麽證明高曉東就有嫌疑，我跟你說句實在的，我不認為高曉東和這起案子有關。”

他的這一句話引起我的注意，第一次我們的想法不謀而合。

“沈毅，你怎麽看？”

“雖然我們沒有無法證明高曉東和這起案子有關，但也米有客觀證據證明與此無關，但是就現實問題可能性真的不大，所以我同意廖隊的觀點。”說完我看了一眼廖大國，廖大國表現出來的是極大的意外。

收回目光，廖大國拿起屍檢報告，言之鑿鑿地說，“沈毅的報告我看過，上麵有提到死者是先遭人虐待後被殺害並完成拋屍，這更像是一個係統的殺人手法，很顯然是經過深思熟路的犯罪行為，間接表明死者是在一個固定的地點被謀害的，有預謀、有計劃，這就是最大的不可能，試問一個剛剛刑滿釋放還沒有融入社會的人怎麽可能做得到？”